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值中国向近代化转向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启蒙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问题，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1]，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下，正值倡导素质教育时期，探讨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的教育学意涵，无疑意义非凡。
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
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思想澎湃，形成了国民性改造思潮，解决当时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梁启超提出系统、全面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奴化，养成了国民性格中的很多缺陷，应当改造国民性，即提高国民的素质，造就新国民。基于新民之义，他在分析和反思以往知识分子改造中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新民方案。尽管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格弱点的分析不尽准确，但他毕竟深刻揭示了深藏在民族文化心理和品格中的某些惰性因素，找到了国民性改造的重点所在。而且他思想中含有的西方文化元素给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民以启蒙，“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2]。
二、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内容丰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培养“新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的品性。所谓“新民”，就是引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新铸造中国国民性。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182。要培养新民，首先要继承我国国民优良的传统品性，在此基础上完善更新;其次要学习和吸收外国国民的优秀性格来补充、完善我国国民性格不具有的特点，二者缺一不可。他还指出新民并不是要抛弃我国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增添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权利思想以及竞争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等，使我国民具有自由独立、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精神;当然也不能是抱残守缺，因为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就不能自立于各国之间。
总的来说，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到20世纪初年的培养“新民”，说明他对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培养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变为更广泛、更普通的国民。
(二)重视培养公德
近代梁启超研究中，梁启超道德思想研究相对被忽视，而且研究者“比较忽视梁启超在现代中国早期对道德重建的思考”[4]。晚清以后，中国陷入空前的道德危机，梁启超不忘如何重建中国的道德传统，考虑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时如何进行道德重建，他对公德和私德的论述即是一例。何谓公德，何谓私德，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身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俱也。”[3]190他认为私德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来德育的中心点，造成中国人私德发达而公德萎缩，公德是我国国民最缺乏的国民性之一，应当培养中国人的公德心。中国传统伦理注重处理个人与个人关系的私德，而忽视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公德。因此树立国民的公德意识成为培养“新民”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提倡的“公德至上”思想是合乎时代需要的。他看到传统中国注重私德和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腐败堕落”、文明程度的低下，强调培养国民公德无疑是切中时弊的。
(三)论尚武
梁启超认为国民柔弱不武的风气必须予以扭转，缺乏尚武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大耻辱。他提出尚武既要讲究尚武形式，更要讲究尚武精神。要养成尚武精神，就必须具备“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心力”是在特殊条件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身体强力。“胆力”是无所畏惧的行为力量。“胆力”由自信力所产生，大凡人间的一切境界，没有不是人心自造的，“自古英雄豪杰，立不世之功、成建国之伟业”，没有一个不是凭“胆力”冒大险、克服艰难而得来的。“体力”是指健康的体魄。体魄与人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为有健康体魄，国人要“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3]268。为此，国人应当“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主”[3]268。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民族不武”的原因，呼吁抛弃传统观念和习俗，以强力抗外侮;他号召“同胞奋其雄心，鼓其勇气”，“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
梁启超的“这些观念，显然是在中国被帝国主义群雄眈视、随时可能亡国的现实中产生的，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体现在对救亡图存的实效上，而五四以后，梁启超在文化观念上则有由实用向学理回归的倾向。”[5]
三、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启示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丰富、深刻，具有良好的教育学意涵，下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在教育目的方面，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提出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的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提他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今天许多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所谓的“精英人才”。“如果我们把教育成功的标准定得很高，我们所谈论的对象仅仅是具有最高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那么建立一种让大家心安理得地预测大多数人都不能达到目的的筛选体质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6]。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放在提高所有学生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给“偏才”、“怪才”以发展其“特殊才能”的机会。 其次，在德育方面，应当坚持公德优先，兼具私德。当代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需要公德教育，梁启超关于道德的论述对当今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当今国人道德中仍然存在他论述的私德发达、公德欠缺的问题，“道德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引导人走上‘成人之道’”[7]，当今道德教育需要注重公德的培养、兼具养成良好的私德，以引导学生走上“成人之道”。在进行公德教育时应当坚持消解传统儒家“爱有差等”的观念，不以主体情感好恶，不以其与主体关系亲疏而差别对待。公德教育的无私消解了人己之隔，私德教育也应当把“自我圈”扩展到极大，使内与外之隔、公私之别消解，促进私德与公德走向真正的融合统一。
再次，在体育方面，应当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百年前梁启超对国民缺乏尚武精神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国人充满警示。身体素质可分为个体身体素质和全体国民身体素质。身体素质是国民从事一切活动之本、发展之基。身体健康与身体素质是内在统一的，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身体健康是身体素质的基础，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然而现在我国各地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和落实并不均衡，甚至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很多地方，体育锻炼仅仅停留在应付检查上，流于形式，很多中小学老师仍在挤占挪用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从1985年到2005年，几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都显示，我国的大学生身体素质在下降，本次调查再次告诉我们，在校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缓慢下降。”[8]国民素质固然包括知识习得、道德修养、思想，也包括身体健康，作为教育重要内容的体育应当担当起培养人的身体素质的重任，促进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总之，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丰富而且深刻，“他的人才救国论及一系列教育价值观仍然是教育界的明珠，特别是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格的一系列论述，永远是指导中国教育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