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网络的研究
第一节 社会网络的概念
社会网络的研究一般被认为产生于英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了“社会网”概念（肖鸿，1999） 。20世纪60年代，Mitchell（1969）从社会关系角度将社会网络界定为某一群体中特定的个人间的一组独特关系。随着社会网络相关理论的深入和发展，社会网络的概念也不断丰富起来，国外和国内的学者对其都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Aldric & Zimmer(1986)提出了社会网络是由提供诸如信息等各种资源的联系所组成的，是主体获取资源、社会支持以便识别与利用机会的机会结构。Well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包括个人、组织等)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而Cole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Foss(1990)的观点是社会网络指特定个人之间比较持久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Adler & Kwon(2002)则认为社会网络可指因各类型的“关系”而形成的网络联系，包括血缘及姻缘的亲属关系、市场上的买卖交易关系、层级组织下的正式职权及角色关系、非正式友谊、伙伴的社会关系以及其它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的集合，形成了社会结构，也就是一种社会网络。
黄海云，陈莉平(2005)社会网络是处于一个共同体内的参与者(包括个人、组织)在分享和交换各种资源及信息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它不仅是一种关系网络，而且还是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 。彭澎(2007)社会网络是由作为网络行为者的社会实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是一种能够提供资源的“资源” 。
而本文所研究的社会网络是类似于某些文献中提出的企业网络、产业网络和产业区生态网络有交叉的地方，但也有所不同，它是指在产业集群中从事市场活动(如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的大量企业以及不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如政府、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所组成的关系网络。网络是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在交换资源、传递资源活动过程中发生联系时而建立的各种关系总和 。在分析视野中，网络被抽象为节点以及边的集合。社会网络分析中所说的“节点”指的是各个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边”是行动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社会网络不仅包括其组成成分的“主体”，更包括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
根据社会网络不同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的角度包含了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的“弱联系理论”，布迪厄（Bourdieu，1985）和科尔曼（Coleman，1988）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和博特（Burt，1992）为代表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和边燕杰（1997）的“强关系理论”。
格兰诺维特（1973）在其发表的著名论文，《弱联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接触所形成的纽带联系在强度上是有差别的，他将联系分成强联系和弱联系两类，并用相互接触的频数进行定义，认为强联系每周接触至少两次以上，弱联系每周接触少于两次但每年不少于一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名的“弱联系的力量”假说，认为在传递资源过程中的作用上弱联系更具力量，因为强联系的主体之间彼此很了解，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很相似，无法带来新的资源与信息，频繁互动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是冗余的，而弱联系的主体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可以相互传递增加新价值的资源 。
边燕杰（1997）认为，强关系可以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力量，例如，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下，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为求职者即使获得了信息，但没有关系强的决策人施加影响，也有可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在工作分配的关键环节，人情关系的强弱差异十分明显。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和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直接的强关系，必须通过中间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然都是强关系。反之，如果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弱，中间人和最终帮助者未必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因此，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充当着互不熟识的人们之间的网络桥梁。
布迪厄(1986)认为，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群体成员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参与能够被用来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社会地位。科尔曼继承和发展了社会资本的定义，1988年，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后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作了比较系统地论述，从三个角度作了定义：社会团体即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网络摄取即社会资本。按照科尔曼的“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是指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组织所建立的长期关系，如社会单位之间的政治、经济、管理以及文化、传统和人与人之间多种关系结合而形成的网络关系，它不同于依靠市场建立的传统交易关系，也有别于同一组织中的层次关系。
1992年，博特（Burt）出版了《结构洞》一书，该书以格兰诺维特的强联系和弱联系的假设为理论渊源。所谓结构洞,即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 disconnection)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这种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为结构洞,填补结构洞的行为称为搭桥。结构洞只能是针对第三者的,这样才能产生“传递性”。博特认为，在结构洞中，将两个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因此，组织和组织中的个人都要争取占据结构洞中的第三者位置，并且为保持结构洞存在自身的优势而不能让另外
两者轻易地联系起来。例如，对于三个行动者A、B、C来说，如果A和B有联系，A与C有联系，但是B和C之间不存在联系的话，那么B和C之间就相当于存在一个洞。A、B、C之间关系的这种结构就是一个结构洞。A是结构洞的中间人，就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第三章 社会网络在我国产业集群演进中的作用
第一节 社会网络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产业集群是指在空间上邻近的相互独立且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围绕产业价值增值链所形成的垂直分工、水平竞争、弹性专精的网络。上世纪80年代，浙江、广东、北京出现了产业集群现象，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产业集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目前，全国多个省份都有产业集群，但主要集中于广东和浙江两省，尤其，浙江省的集群遍布全省，而广东省的产业集群则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由非公有制企业组成，且以中小企业为主。我国的产业集群大体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类是市场创造模式的产业集群，也称作原发型集群；二类是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模式的产业集群，也称资本迁移模式或外资嵌入型产业集群；三类是以大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中心形成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在各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地缘、亲缘和血缘等社会关系加速了原发型集群的形成，以温州产业集群为例。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缺少资源，交通又不便利，老百姓手中资金不足，但是有大批的农村富裕人员，于是就涌现了大量的家庭作坊。另外，由于“温州人精神”（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于是在温州出现了将市场需求的产品按工序进行分工组织生产的情形。很快就在此形成了全国驰名的十大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使得产品的加工和生产形成了地域上的集中，呈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企业集群初始方式。九十年代初，温州掀起了投资热潮。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并形成低压电器、服装、皮革、眼镜和打火机五大支柱产业的企业集群。
对嵌入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园地，政府给予的许多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了宽松的条件。此时正是国际资本流动频繁之际，世界IT制造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美、日转向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由于当地制造成本的上升，在1990年又逐渐转向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而中国大陆的巨大市场容量及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逐渐成熟，对外资将制造环节迁至大陆产生了更强大的吸引力。台资企业是促成“飞地”集群的主力。目前，在东莞的近1800家电脑资讯企业中，有497家台资企业，占27.9%；东莞石龙、石碣、清溪等几个镇的IT硬件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IT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莞是世界第三电脑生产基地（台湾）在大陆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之一，其生产的一些主要零部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占有率，如软驱的市场占有率达30%，扫描仪和微型马达20%，键盘16%，主板15%。 这种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在外来资本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力量下，发展速度极其惊人。此外，国内IT市场的成长也促进了IT制造业集群的持续发展。许多国内重要的PC生产企业纷纷来此兴建工厂，因此，深圳—东莞—惠州一带成为国内外生产者高度密集、物质信息交流频繁的一个重要界面。
社会网络中大学、科研机构等单位促进了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如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关村是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聚集着清华、北大等73所高等院校，拥有以中科院所属的研究所等232家各级科研机构，另有280多个博士点，700多个硕士点，6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这种周边地区高校林立，科研院所聚集，人才济济的特殊的智力资源吸引了相关产业在空间集聚。因而，一批科技人员放弃原有稳定工作，创办技工贸紧密结合的民营企业。另外，一些海归，以其敏锐的眼光盯紧了中关村的资源优势，毅然放弃海外的高新工作，回国到中关村创业。
因此，社会网络中不同个体和组织单位基于信任和合作机制的强联系，利于信息的流动。因为强联系反映的是强烈的、充满感情的和长期的、累积性的相互联系，而这促进了行动者之间信息的传播，更易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二节 社会网络在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一、 社会网络加速了产业集聚的速度
一方面，在其他外部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络的节点越多，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产业集群的发展越迅速。丰富的社会资本意味着集群内高度的信任、发达的社会网络和有利的社会规范，这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些频繁的交流、密切的联系必然成为吸引新的产业加入这个集群环境中的亮点，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入驻企业意识到在这个集群内可以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高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存量为产业集群内部各个组织树立了好的声誉，这种声誉也会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张而向外传递，最终使该产业集群的整体实力剧增。
二、 社会网络降低了集群内企业及相关机构间的交易成本
社会资本体现在社会网络中，因此，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味着弱联系网络的发达，而弱联系是传递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主要途径。弱联系由于减少了冗余的连接关系，企业可以知道其他参与者不知道的一些信息，也就能获取更新的、更多样化的信息。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依靠朋友和家族关系，依靠亲缘、血缘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网络密度高，这就有利于敏感信息和隐含知识的传播以及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另一方面集群内的各个组织之间由于在长期频繁交往中形成的信任，使他们更倾向于向自己的供应商或者自己的客户提供相关的知识，提高信息共享的能力，减少了可靠信息的流失，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
在社会资本存量高的产业集群内，各个组织机构有着充分的相互了解与联系，这就提高了组织与上下游经销商、供应商或者中介组织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减少了组织为进行谈判所需要准备的成本。因为在谈判或者交易过程中，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组
织的交易效率。如果社会资本缺乏，谈判或者交易双方就存在着不信任，最终可能无法签订合同。此外，社会资本也能减少监督的费用。由于产业集群内各个组织在信息对称程度上有着区别，个别组织可能会为了一己之利而背叛承诺者或默认的约定及行规，可能会冒险、背信、采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陷入一场囚徒困境博弈。但是产业集群内任何一个理性的企业，在经济交易与合作中其做出的选择是采取信任。因为集群内个体以及群体之间会进行长时间无限重复的博弈，他们意识到背叛者在以后的博弈中会受到惩罚，而且相互信任一旦被破坏，企业集群内所有企业主发生连锁的戒备心理，所以产业集群内的各个组织在交易或者合作时更容易选择保持诚信的相互信任。这大大降低了合约的执行和监督成本，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和竞争力。再如当企业与大学或科研机构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时,可以减少企业获取人力资源和创新技术的交易成本，当企业与供应商实行按月结算或按季结算时，企业可减少由于缺少短期流动资金所带来的融资的交易成本，当企业有良好的信誉，与金融机构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时，企业的融资会变得相对轻松，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也可减少。因此，社会网络降低了产业集群的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持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潮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降低企业的各种风险也是企业要面对的问题。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任何一家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上资金短缺，从而将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边缘。如果集群内的企业与银行、供货商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较好的关系，银行允许企业延期支付债务、供货商也同意企业推迟支付货款，企业就有可能在非常时期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避免由此引发的经营风险，因此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产业集群内部各组织的融资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对外在环境因素的足够信息，会引发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是通过与供应商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及时获得原材料供需、价格情况，供应商技术研究发展情况；通过与用户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及时了解到用户对新产品的评价、要求和意见；通过与政府、金融机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良好关系，企业可以及时了解到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行业相关政策、行业发展状况。
第三节 社会网络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中的作用
正如一个产品，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其必须经历起步、探索、发展、成熟阶段一样，一个集群也会经历这几个阶段，所以，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就是升级的结果，而创新是集群升级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有利于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创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为地理接近性和产业相关性，通过“基于信任的社会联系、基于契约的市场联系和基于联盟的交易联系”，建立起了连通度很高的企业网络，这种动态、开放、复杂的企业网络成为集群成员间沟通、交流的渠道和平台。
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提出:强连带多的人往往会陷入到同一个信息圈中，圈中的信息同质性强，重复性大。而弱联系则会画出一张大网，将不同的人网罗到网络中来，从而能够得到范围广泛的信息，同时，信息的传递也将会更远。
一、高度连通的网络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在产业集群内，由于大量的异质节点，如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集聚，因此，在集群网络中无论是知识的丰富程度还是密集程度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是一般企业创新平台难以实现的。纵向上，集群成员通过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相互联结；横向上，集群成员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互补、投入使用相似的专业、技术等实现了联结。另外，成员间的联系也不是单一的，往往存在着多重联系，因此，集群内部形成了纵横编织的高密度网络。这种高度连通的网络结构大大缩短了成员间交流、沟通的距离，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改进了企业挖掘创新信息的效率，推动了组织间学习的有效开展，有助于企业的创新。
二、频繁交互的强联系有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
成功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受到面对面联系和人际交互的影响，这是一个受限于距离的过程。创新主体从外部获取知识和信息需要花费搜索成本，还要面对许多认知障碍，而这些成本和障碍经常与距离成正比，或者至少是与距离存在正相关关系的。集群和创新之间的联系与社会交互环境中的隐性知识（技能，经验，洞察力、直觉、感悟、价值观，文化等）有关，由于隐性知识具有粘性、很难复制等特点，所以在传播和扩散上非常困难。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本地化的企业网络，集群内的企业交流频繁，合作持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因此信任基础比较牢固。而这种信任的建立为隐性知识的有效传播提供了一条通道。集群成员的面对面紧密交流或者“干中学”就实现了隐性知识的传播。特定的企业在长期交互中产生了共同语言，建立起了牢固的强联系，这都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在帮助网络成员解释外部机会和威胁时，强联系较弱联系有效。企业间关系专有资产会提高企业对网络中其他企业相关领域隐性知识和技术诀窍的吸收能力，有利于企业发现对网络中现有机会和能力应用的新方法，从而促进创新。
三、 弱联系成为新颖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集群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强联系，可能会存在冗余连接的情况，而内部成员与外部节点的联系则存在着大量的弱联系，这些非冗余的弱联系在传递新颖信息方面非常有效。如果把集群内部网络看作一个封闭的整体，那么网络与外部节点之间的弱联系就像为集群创新打开的一扇扇窗户一样。通过这些弱联系，集群外部的新颖信息能更容易地向网络内部渗入，也保证了企业能够及时吸收技术路径变化的新颖信息，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而博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一个人如果处于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它拥有的资源也多。博特认为一个网络中最有可能给参与者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处于交换信息的关键位置，如在图1中，节点A分别与节点B、C、D在联系，但B、C、D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它们之间如果要
进行信息交换就必须通过A。在这种情况下，节点A就处于交换信息的关键位置，它所能得到的信息不仅量大，而且多样化。
而且结构洞中的A就有可能将三个关系密集地带联结起来,从而为这些联结起来的参与者带来新的信息,并使资源通过这种新联结来流动。而在该“搭桥”行为中，作为桥的主体就非常重要,A能中介三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一旦桥断裂,整个网络将被拆散。由“搭桥”所带来的这种新关系与新联结的生成,意味着网络结构发生更有利于信息和资源流动的变化和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于企业来说,与外界联系越多,就获得越多相互认可的关系,当前或将来能获取资源的渠道越丰富,社会资本也就越多,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重要。于是A就可以利用处于结构洞的优势，获取差异化的信息进行创新，取得先行优势或主导地位，同时也给B、C、D带来新的信息，使这些参与者对所获取的信息过滤、吸收，从而做出利于自己的行为，优化整个产业的机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提升整个集群的竞争力。
图3-3.1 拥有结构洞的网络结构
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社会网络中的各行为者就应各司其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所需的要素不仅来自于内部，同时也来自于组织。政府积极引导企业的自主创新，中介服务机构要促进企业的创新，学术科研机构在企业创新中发挥源头作用，上下游企业要带动企业的创新以及同行在创新中相互借鉴。通过加强集群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就为创新要素在集群空间上的流动提供了通道，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要素。集群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包括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互动、企业与同行合作者和竞争者的关系互动、企业与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的关系互动。此外，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各类创新联合体，引进重大科技成果并实施产业化；要转变政府在创新中的职能，建立良性的政企互动关系，加大政府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采购力度；要鼓励企业之间的互信合作、有序竞争，提高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力，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第四章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案例分析
第一节 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概况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位于东南沿海之滨，交通便利，气候宜人，距温州机场35公里。全镇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万亩，常住人口10万，外来人口4万。柳市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迅猛，该镇以专业生产和销售低压电器而闻名全国，被誉为“低压电器之都”。
目前，柳市镇共有生产低压电器企业近1000多家，其中大型企业5家，中型企业40余家，其他的为小型企业，此外还有少量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这些企业大致地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正泰”、“德立西”等大型企业集团为代表，一般创业早、规模大、产品种类多、一体化程度高(参与多个生产单元)、技术能力相对雄厚。例如，有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正泰”集团，在国内外拥有6大专业公司、50余家持股企业 800多家专业协作厂，总资产达42亿元，已经形成了高低压电器、输变电设备、仪器仪表、建筑电器、汽车电器等100多个系列、5000多个品种、20000多种规格的产品，2004年销售收入119亿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名列前茅。第二梯队以“常安”、“华荣”等中型企业为代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范围，但不及前者有实力，技术能力相对薄弱。例如，“常安”集团生产经营高低压电器、仪器仪表、电源设备、成套设备、建筑电器等，公司现有员工3000余人，厂区占地面积310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注册资金1.05亿元，在全国各地设有300余家销售分公司。第三梯队主要是一些小型低压电器组装企业和专业零配件生产商，有些甚至是家庭作坊，它们一般规模小、范围窄、技术能力较为缺乏，对前两个梯队的依赖性较大。这些企业专业从事低压电器及其配件的制造和销售，产品涉及200个大类，上千型号共上万种规格，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低压电器产品。这些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彼此形成了较强的分工协作关系，在配件生产企业、成品装配企业和销售公司之间构筑了一条比较鲜明的产业链，并且围绕该产业链出现了一些服务性机构（如金融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等）和集群代理机构（如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等）。
第二节 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形成
温州有很强的族群网络——以血缘为核心，并扩展到亲缘、地缘的，伦理本位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网络（费孝通，1986）。这种独特的族群网络，作为一个“稠密网络”，其提供了双方之间交易的信任机制和“优粒度信息传递”，消除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当时的温州，一个个体在创办企业的时候，由于制度的限制和市场的供应能力不足，只能从亲戚、朋友那儿得到资金、技术、工人等资源。这也决定了所创办企业的“家族私有制”性质，而这一企业性质，使得企业与族群的成员——家庭几乎完全重合。这种重合使得家族企业间的关系就像是族群内家族间新生成的一种关系，企业完全嵌入到族群这一社会网络之中。在族群这一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家族制企业”以“一户带动一村，一村带动一乡”的模式快速的在本区域复制、扩散，形成集群的雏形。在我国农村，村和乡往往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地，体现血缘、亲缘关系。不同的乡、村形成不同的产品加工区，显然是由族群（使某一产品加工业得以复制，形成规模）以及族群的差序格局特征（企业的复制、扩散受族群关系的强弱限制而形成不同的产品选择）所致。
从族群的网络特征来看，其节点的相对中心度平均、结构自治程度小、结构对等程度高，同时网络密度较大。具有这种结构特征的社会网络，使得同质的企业（指产业选择相同，甚至所生产的产品都如出一辙的企业）得以沿着族群这一社会网络大量诞生，与此同时，又能通过基于族群所形成的独特的信任机制抑制同质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同质集群得以成形。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柳市人从国企低价收购报废但仍具有使用价值的低压电器，经过简单的修复，再高价倒卖给别的国有企业，在利润的刺激下，在明星创业者的示范和传帮带下，形成了电器货郎的队伍。到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升级到“前店后坊”模式，在面临产能不足时，其选择往往不是去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满足不了的订单交给与自己有密切族群关系的厂去完成。在同质集群阶段，企业规模相似，产品差异化程度小，企业市场地位无明显差别，企业间无分工，集群的边界受族群边界的限制，一般规模较小，且有很强的封闭性。
第三节 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发展
随着企业的成长，其规模不断扩大，依靠族群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已渐不可行，企业逐步突破族群的限制，在族群外寻找发展所需资源以及合作的机会。地理位置邻近的地区往往具有相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从而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而人们之间的交往会建立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位置的邻近又使得人们维持这种社会关系的成本较低，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在温州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合作方或交易方是否是温州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或合作是否成功。因此，族群中的企业往往选择与自己地理位置邻近的企业作为优先的合作或交易对象。企业之间的频繁交易在交易双方间形成了嵌入性关系，而嵌入性关系的存在使企业家之间的社会网络得以形成。
企业家社会网络带来企业成长、集群扩张的同时，也使得基于族群的、以伦理为归宿的信任机制向以利益为中心的信任机制过渡。这种信任机制的转变使得声誉机制得以建立。在同质集群阶段，家族企业间并无所谓的声誉机制，因为企业间强烈的伦理认同使他们之间很容易的展开合作，但在企业家社会网络内，信任机制已转向以经济利益为归宿。因此，在交易中建立良好的声誉更易于获得交易方的信任，而信任的达成，使得交易者之间可以低成本的、高效的交换那些对其利益至关重要，但又无法通过市场中的价格体系进行定价的资源和信息，从而增加交易者获取某些关键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使其在面对市场变化时拥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信任机制在利益角度下就是交易双方间的互惠机制，这种互惠机制的存在使得交易中投机的可能性降低。因为，在交易双方建立嵌入性关系的情况下，投机行为很容易被另一方所察觉，从而失去对方的信任，导致丧失获利机会。上述的信任、声誉以及互惠机制在巩固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同时，又通过企业家社会网络巩固了自身。
企业家社会网络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着同质集群的发展，并推动其逐步向分工集群转变：1、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存在使得集群内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交流非常广泛和充分，从而使得某些潜在的产业机会被发现，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存在以及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又使得创立企业相对容易。因此，发现机会的概率大大增加以及创建企业捕捉机会的低成本使得大批新的企业出现，这些新创立的企业往往成为原来同质集群中企业间的产业“关系桥”，使得集群内企业间逐步建立有序的产业链。2、Granovetter（1973）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相异质的人群，而这些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很不充分，弱关系由于充当了沟通不同群体的“关系桥”，故此能够传递对于行动者来说新鲜的、因而也有价值的信息。而Burt（1992）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在网络中居于“结构洞”位置时，就初步具备了控制网络中某些信息与资源的能力。上述两个研究表明，一个企业拥有什么样的关系、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哪个位置对其获得对其他企业的支配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处于网络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凭借其对资源和信息的控制能力，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产业链位置。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改变产品线，调整规模以及管理制度，将某些业务在所处的网络中分包等战略，在集群内形成有利于自身的产业链有序结构。
20世纪80年代，温州柳市镇100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都生产成品，由于同质化严重，90年代早期部分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主动为骨干企业作配套，1998年爆发低压电器价格大战，正泰、德力西等少数骨干企业乘机对一些素质较好的企业进行产业整合，从而形成了以正泰、德力西等46个企业集团为龙头、1400多家中小企业做配套的协作生产体系。随着族群中企业向外寻求交易与合作机会，同质集群的规模逐步扩大，其社会网络逐步脱嵌于族群关系，形成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形成又促使同质集群向基于有序产业链的分工集群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族群通过将族群意识内生于企业家意识之中仍然对集群产生影响，从而使得集群呈现出在族群内同质企业聚集、在族群间形成有序分工的这样一种基于产业块链的分工集群特征。此时的分工集群具有两个网络，一个是企业家社会网络；另一个是以高地位序阶企业为核心的有序产业链网络。这两个网络的相互促进使整个集群的分工越来越细，集群结构越来越规整、整体的制造成本越来越低，集群的生产效率与产能规模越来越大。这两个网络之间的互动通过细化分工，促进各个分工环节的技术创新，企业能力异质化。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集群内部产业链的完备，整个集群的弹性专精的柔性生产体系开始成形，上述优势为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升级
温州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在本地企业驱动下自主完成的，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温州人经济”。这表明虽然温州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由族群这一“稠密网络”演变为具有“结构洞”特征的企业家社会网络，但网络中的关系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仍然是一种强关系，这种网络特征为集群发展带来两个致命影响：⑴当集群按照此网络结构扩展时，路径依赖现象愈发明显；⑵单一强关系的存在，集群内企业出现了认知趋同现象，各个企业对信息的判断和筛选趋向一致。
在路径依赖、认知趋同以及人格化社会网络的作用下，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产业链位置锁定”问题。要解决“产业链位置锁定”问题，使集群中的企业沿着产业链上行，以分享整个产业链上更多的利益，必须推动人格化的社会网络向非人格化的社会网络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社会网络由封闭走向开放，从而使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企业进行频繁的资源与信息交换。这种频繁的信息交换，不仅重塑集群内的企业，使其能力发生质变，而且会重构集群的社会网络，促使集群
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使分工集群过渡到创新集群。下面对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升级中的创新进行分析。
一、 企业网络
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是以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常安集团、华荣集团等规模较大的成品企业为核心，大量中小企业为其配套的，如同中心——卫星关系的产业集群。这些企业表现为如正泰集团这些生产低压电器成品的企业与其他配件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这些配件企业生产的低压电器金属部件、合金材料、注塑部件、模具加工等有几十万种，其中有70％在柳市销售，而有些只能向外部采购的物资(如钢材等)，其供应商也因集群的吸引力而在当地设立销售分支机构。这种产业链的本地化，不仅降低了柳市企业的采购成本和供应成本，更重要的是大大便利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互动，使成品企业和它的配套企业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协调纽带，从而为双方在技术创新中的协作创造了条件。
由于频繁接触，配套企业可以很快地根据成品企业的要求为其生产出创新产品所需的部件，这使得后者的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密切的关系下，配套企业也往往提供免费试制服务，条件是得到订单，而这并不需要合同的约束，显然这是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的；成品企业和配件企业也共同开发某一部件的新工艺，一起研制新材质，彼此得到双赢，如正泰集团的博士后流动站经常与其配件供应企业共同研制新产品及其部件而共同获益。而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成品企业通过对外的兼并重组以及在域外建立分支机构，搞集团化发展，把生产、销售和服务的触角伸到集群外的广大区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以便了解外部市场，吸收外部技术、人力等资源，从而使得集群整体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如正泰、德力西集团从2000年迄今仅在京津沪杭等地就引进了700多名技术人才，比与集群外100多个大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建立了协作关系，提升了自身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在成品企业之间、配件企业之间由于产出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出现了非交易的关系。配套企业之间通过专业分工向成品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零部件、互补配件等，构成了水平的互补关系。成品企业之间通过对低压电器设备的生产，力争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基于产品差异化的竞争，而产品的差异化是基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于是各企业都很重视技术创新，这无疑提高了整个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核心网络企业，通过它们之间的互动合作与竞争关系构成了有生机的创新系统，提升了创新能力。
二、 支持网络
在柳市这个小镇，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它们处于集群之中。由地域临近所产生的信息优势使他们对贷款对象的选择较为高效，那些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产品质量上档次的高成长企业是它们的首选。它们积极为其进行融资，这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家族资本之外的融资渠道，供给了资金资源并提供了金融服务。同时，那些劣势企业要么努力改善自己的技术状况以获得金融支持，要么因资金枯竭在竞争中淘汰。金融机构利用自己特有的资金杠杆完成了集群内部的优胜劣汰，从而带动集群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
在柳市附近有二十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温州工商管理硕士研修班等，它们主要发挥着为集群企业培养、培训、输送电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能。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机构平均每年为柳市培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近千人。
另外，在柳市还有为数不少的咨询机构，它们为当地企业提供市场开发、技术开发的信息，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而且在柳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华荣集团等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还存在着技术开发机构，正泰、德力西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这些技术开发机构不仅为企业自身提供技术开发服务，并把创新触角伸向集群内的其他企业，为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服务。
此外，柳市的集群代理机构主要包括一些行业组织，例如柳市企业家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它们主要使企业间沟通学习和共享行业信息。同时，在与集群外部的企业、科研单位和行业协会的信息和技术合作，在交易活动的组织、在行业规范的制定与产业协调等方面发挥作用。如柳市的专业技术行业协会几乎每年都要承办交易会，曾在一年内组织交易会十余次；柳市的企业家协会制定联合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的行规。这些为柳市低压电器集群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柳市地方政府在支持网络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地政府对中央政策的解释和操作上具有弹性，宏观环境较为宽松，行政干预很少。柳市集群产业链的形成以及创新系统形成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完成的，因此有较好的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柳市政府在政策法规上坚决对不正当经济行为予以打击，对合法经营和产品质量上档次的企业予以支持。如在2000年的集中打假行动中，当地政府本着“打击、堵截、疏导、扶持”方针，严厉打击查处伪劣产品，29家元证企业被注销，49家自动歇业，965个门市部被清理，225个家庭作坊被取缔；同时支持技术能力较高、产品能力较好的企业，如正泰、华荣等，为28家电器生产厂家申领生产许可证。这种生产许可证制度有效规范了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内部的竞争，确立了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地位，使集群企业认识到技术的核心作用，从而吹响了当地大搞技术创新的号角。同时柳市镇政府还牵头与外地科研单位合作，引进人才。
通过上述分析，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在企业网络和支持网络的共同作用下由分工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变。在当今世界，柳市集群中“正泰”“德力西”等主导企业应精化自己的核心业务，把非核心业务交给其他配套企业以深化产业链。同时，应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及销售网络的拓展，逐步使集群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演进，逐步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逐步沿微笑曲线上行，在高端市场中加强竞争力。
第五章 结论
所谓“产业集群”是在某一区域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它相关机构聚集组成的有机整体。而我国的产业集群在形成、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基于文化因素的地域局限性，普遍重视集群环境建设,却不了解集群环境的特征，忽视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政府的行为误区，盲目模仿而
不自主创新导致产业衰退等等。本文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追溯了西方社会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阐述了社会网络理论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和升级中发挥的作用，其不仅能节省谈判、交易和管理费用，也能降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成本，还能增进群内企业的竞争和合作，减少了“搭便车”、“柠檬市场”等不良现象，促进了集群企业的创新，提升了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集群很容易受全球经济和国外企业的影响，因此，集群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进行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而自主创新的模式有多种多样，而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模式，因此，在选择时要注意几点：1.要有明显的行业差异；2.要有全球价值链视角；3.要坚持开放和合作；4.要强调学习能力；5.要重视战略联盟，尤其是技术联盟，包括共建研发组织和分工实施研发项目以及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持许可价格等。总之，社会网络是一个整体，在集群中的作用离不开各组成部分。因此，各节点（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培训机构、协会、商会、信贷机构等）要保持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以发挥1+1>2的作用。同时，应增加新节点，拓展更广的网络，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降低成本。最后，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太理论化了，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和矛.《基于嵌入理论的中国东西部创业影响因素比较研究》[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04
[2] 黄海云，陈莉平.嵌入社会网络的企业集群结构及其优势[J].现代管理科学，2005(5):70—71
[3] 彭澎.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式成长机制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4] 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
[5] 宋德玲. 我国产业集群形成的历史诱因与机理分析[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6，(01)
[6] 张方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7] 王平•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组织隐性知识共享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 2006(2):102-107
[8] 蔡铂，聂鸣.社会网络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7）:57-60.
[9] 冯宝轩.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及其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管理学院.2008
[10] 吴丰.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的角色.[J]四川省情.2006,(01)
[11] 章建新. 基于社会网络的产业集群创新效应研究[J]. 企业活力–管理理论.
2006，（10）：76-77
[12] 张杰，刘东.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基于组织分工架构的一个初步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6,(05)
[13]姚芳.论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创新[J].企业改革与发展理论月刊.2006(10)
[14]赵俊.社会网络对产业集成的影响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8
[15]陈婷婷. 结构洞:关系的制胜点[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6)
[16]盛世豪.企业集群的社会网络分析.世纪中国 2002,10.25
[17]刘梅升. 社会网络理论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01)
[18]王建，刘冰，陶海青.产业集群中企业家社会网络演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04)
[19]陈柳钦.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9)
[20]蓝庆新. 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动态创新能力研究[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95-98
[21]Burt, Ronald.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2] Granvovetter，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
[23] Yanjie Bian,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97(a),(Jun.) ,Vol.62,No.3:366—385
.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