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产业集群 社会网络 中心度 中心势
一、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
“社会网络”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社会网络中研究的关系涉及到个人之间的评价关系、物质资本的传递、非物质资源的转换关系（包括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信息的交换等）、协会或者隶属关系、行为的互动关系、控件关联等。社会网络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放弃了传统的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思路，关注于个体间的关系，从群体的视角分析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位置来解释个体行为。
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建立在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型问题》一文，标志着学界正式开始了以社会学视角对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从分析框架上来看，本文涉及的社会网络概念主要集中在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上。网络结构包括对中心度、中心势等指标的测度；网络关系以对关系强度和结构洞的研究为主（见图1）。
中心度和中心势主要用来刻画单个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核心程度。如果某点具有最高的中心势，则称该点居于此社会网络的中心。在与他人“关系紧密”的意义上来讲，该点所对应的行动者是中心行动者，拥有最大的权力。网络关系强度指交往紧密性（频度和持续时间）、关系亲密程度、信任和互惠承诺。如果行动者在关系上花的时间越多、情感越紧密，相互间的信任和承诺越多，则关系越强（称之为强关系），反之越弱。格兰诺维特认为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并不是强关系越多越好。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弱联系节点，有利于网络保持和外界的沟通以及更新对环境的认知。结构洞是由伯特提出来的，表示一个社会网络中非冗余的联系。一个社会网络存在结构洞，就说明某些行动者之间没有联系，如果想建立连接的话，只能通过其他行动者的帮助。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形成了社会资本，其关键在于中间人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了关系。结构洞在以信息换取资本的同时，有可能造成网络效率的降低。
二、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特性
（一）产业集群存在的合理性
产业集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可以创造出比单独存在时更多的收益。产业集群是一种企业边界模糊的组织方式。集群内的企业既各自为政，又通过上下游等合作竞争关系相连。企业并没有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扩大企业边界对上下游企业进行吞并，而是彼此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在这种长期的生产组织形式下，企业通过节约成本和提高收入来创造大于单独存在时的收益。
（二）产业集群存在的基础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维系集群存在，并且创造出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关键所在。
关于产业集群如何节约成本和提高收入的文献非常丰富。韦伯的要素禀赋理论中阐述了运费在工业集聚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总结了集群存在的四个重要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素和需求。马歇尔和克鲁格曼都认为外部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威廉姆森认为市场形态从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到自由的市场的分层并不是简单割裂开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企业和市场这两种状态之间还存在很多既非市场，也非企业的中间形式。并把这些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形式称为网络组织。这是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的起源。格兰诺维特提出的根植性理论是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研究视角的基础，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有内嵌于当地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之中，才能保持长期的效率。
本文以威廉姆森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视角为基础，认为前述总结的要素、需求、外部性等产业集群赖以存在的重要因素都是基于社会网络而产生和发展的。要素的流动、需求的传递和外部性的表达都要以企业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为依托。
由于集群内存在多种密切和频繁的关系，例如交换关系、亲属关系、情感关系和权利关系等，才使得产业集群这种组织生产方式和企业单独存在形成了差别，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同于相同数量的企业独立存在的形式。各种关系的集合是产业集群具有的重要特征，也是集群的高效率和高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三）产业集群的特性
产业集群中的关系呈现网络性和根植性的特征。网络性主要指产业集群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多维的、交错的，以多种内容和形式存在的。根植性是指这种关系的存在是以社会背景为依托的，不是简单的在任何空间都可以达成的地理集聚，而是具有地方属性的，是根植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之中的，显现出亲缘地缘的地理特征；同时，根植性也表现在产业集群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的引导和制约，体现着政府的执政意愿。
三、我国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性因素导致我国产业集群缺乏网络稳定性
承接全球性产业转移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契机，以此为历史背景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多为出口依赖型。一方面以低端生产为主，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主要依托国外市场，抵抗国际经济环境风险的能力差。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的产业集群在与国外市场建立关系的时候，连接稳定性较差。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出现了问题，例如：随着我国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其他一些国家的生产要素更具有价格优势，可替代的生产方式导致外资快速转移，使得我国在生产和产品市场迅速失去国际竞争力；或者，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萎缩，悲观的市场预期迫使市场减少生产和消费，对出口市场的单一依赖使产业集群成为国际风险的直接受害者；或者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迅速的影响我国产业集群的稳定性（见图2）。
1、难以抵御国际竞争
我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主要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的“三来一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的主要特点是研发核心技术和市场营销在国外，简单的重复性生产在国内。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以此发展起来的产业很难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和核心技术的开发权，也很难突破低端价值链的瓶颈。而这种瓶颈又被劳动力价格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锁定，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我国产业集群可替代
[1] [2] [3] 下一页
性强，难以抵御国际竞争。如果一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或者更优惠的政策条件，那么国际资本就会带着他们可简单复制的生产方式转移。
2、难以抵御国际风险
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靠外资起步，产品市场也多数集中在国外。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额15812亿美元，货物出口总量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从货物出口额占全球的比例也能看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货物出口量占全球的份额一直显著增加，到2011年已经达到10.57%的比例。我国的出口市场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旦全球经济出现动荡，导致世界产品市场的需求萎缩，这种影响将很容易通过我国产业集群的对外单一网络链接传导，影响产业集群的稳定性。产业集群的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国外，也就是说通过单一的关系和国外市场建立连接，这种网络结构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与此同时，由于历史性因素导致了我国产业集群难以抵御国际竞争和国际风险，进一步印证了这种不稳定性导致系统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很大。
（二）制度性因素导致我国产业集群主体行为和关系混乱
从产业集群行为主体的构成和关系来看，主体应包括生产商企业、生产者服务商企业、促进行为主体合作的行业协会、提供知识和技术的科研机构和提供政策引导、制度保障的政府等，他们之间应形成良性的、稳定的互动以此促成集群的融合和发展。
1、政府错位
从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来看，政府和产业集群的几乎所有企业都因为各种联系形成连接。如果集群是自发形成的，政府在前期和集群内企业的连接较为松散。但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在地方经济总量中占有足够的比重，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显著作用的时候，政府必然更加关注产业集群的发展，随之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就会逐步增强。如果是政府引导形成的产业集群，那么这种连接会从集群形成开始时就非常密切。因此，政府节点在产业集群的网络中的中心度较高，构成了关键节点。政府的行为最为直接的影响网络的功能和效率。
由于我国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以GDP为主，造成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不计成本的谋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打造产业集群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也成了他们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在缺乏对产业集群内涵的认识的情况下，抛开地区的比较优势，盲目的求新求大，引入不符合竞争优势和缺乏市场承载力的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企业集聚。最终导致产业集群完全成为了依靠政府扶持的、缺乏自生能力的摆设。关键节点本身就对集群的功能和效率产生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但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关键节点，不但没有执行正确的功能，反而由于错误的行为放大了对产业集群的过多干预造成了不良影响，降低了集群的功能和效率。
同时，政府由于体制性因素拥有较大的权利，并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担负着为网络中其他节点提供土地、资本等稀缺要素的任务。一方面，集群中的企业在争取土地、税收等要素的时候，政府具有单方面决定结果的权利，使网络中各节点的关系不再平等。另一方面，集群中的企业之间需要互相联系建立连接时，很有可能需要政府的协调。因此，政府作为资源的拥有者在扮演第三方中介人的角色时，使网络形成了结构洞，存在腐败的可能性。由此带来了集群的福利损失，降低了集群的效率。
2、企业缺位
政府盲目和功利的执行了错误的网络功能，导致一群不相干的企业通过优惠政策硬性引导成地理集聚，企业之间很少形成上下游的网络互通关系。因此，政府的行为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产业集群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紧密，甚至造成很多产业集群的主体结构缺失。
政府对外部企业的引入缺乏明确的考核和监管机制，使一些看中了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的外来企业得到可乘之机，想基于此谋求暴利之后就一走了之，从未想过给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资本从四面八方涌入的背后并不是有序良性的地理集聚和网络连接。
综合来看，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来自于网络与外部连接的单一性和网络自身主体之间的关系混乱。单一的依赖方式使集群的不稳定增加。同时，这种产品输出的方式本身已经存在了诸如国际竞争和国际风险的安全隐患，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政府的拔苗助长使产业集群内部本来应该平等自发建立起来的联系具有了外生的属性，产业集群也成为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流于表面的一种所谓的高级生产方式。政府作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反而以更大的破坏力阻碍了集群的发展。
四、促进产业集群稳步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产业集群的活性
一是加强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产业集群的活性和集群内的企业数量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而是取决于企业之间关系集聚的程度。要抓住产业内在的发展规律，明确产业的上下游生产关系，多样化产业集群的企业属性，使集群内的各节点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良性需求关系，最终形成具有活性的网络体系。
二是适当引入外部企业。为产业集群引入符合集群生产和销售属性的不同成长背景的企业，有利于产业集群的稳定成长。对外部企业引入的评判标准，不应拘泥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上市与否等条件，而要全面考虑该企业涉及的行业是否符合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和属性，是否能够融入产业网络之中，提高产业集群的密集性和效率。具体而言，一方面的考量标准是外来的企业能否增加产业集群的节点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简单的指企业、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等企业性质的多样性，而倾向于节点背景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考量外来的企业是否能够减少产业集群的网络闭合性。区域集聚的集群在相互信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产生排他性，阻碍网络的对外适应性和成长。新进入的节点如果存在一定数量的外部连接，将对保持网络的开放性起到一定作用。
（二）增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
产业集群的内部各节点在相互沟通信息流的同时，这个系统也一定内嵌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增加集群与整个社会网络的交流方式，有利于提高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应着力增加集群企业员工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交流机会，包括组织培训、参观学习等。在频繁的接触中，这些员工会逐步建立起更多的联系，形成更多信息流动的渠道。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活，产生归属感，并逐步融入到社会网络中。
（三）提高产业集群的稳定性
产业集群与外部的连接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将使得网络不再依靠一条单一的路径与外部发生连接，避免由单一连接带来的风险造成网络的不稳定，提高集群的自生能力。要拓宽产业集群产品的国内市场，逐步减少低端产品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同时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网络与国外市场连接的稳定程度，促进产业集群稳定健康发展。
（四）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保障机制
一是明确宏观产业集群发展指导方向。中央政府应充分利用宏观的有效信息，制定全国的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和指向性的政策，指导和协助地方政府选择符合国家规划和适宜当地发展的产业来培育产业集群。避免跟风上大项目、上新项目，避免形成远远超出市场承载力的生产规模。对管辖已经形成规模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产业集群的地方政府进行监管，防止因盲目的追求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不当行为干扰了集群的自身发展，破坏了市场的调节功能。
二是明确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定位。首先必须肯定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没有政府参与的产业集群才是高效健康的。但是政府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能不作为，也不能越位和非理性地作为。地方政府在形成初始决策时，要根据宏观规划和区域自身的比较优势理性客观的培育适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同时应创造集群内部和区域内外的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形成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信息流通渠道。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政策给予倾斜。但不能越俎代庖地参与企业的决策，干扰其做出理性的市场预期和判断。
参考文献：
①曹宏铎.基于复杂网络演化模型的集群网络演化研究.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报告（2008—2009）——社会网络与产业复杂网络[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②Orjan S，Goran L， Christian K.2003.The Cluster Initiative Greenbook. The 6th Global TCI conference.
③托马斯·安德松，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延斯·索维克，艾米丽·怀斯·汉森.集群政策白皮书[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④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⑤王缉慈.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⑥张晓波，阮建青.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⑦董湧.基于复杂性的产业集群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08
⑧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⑨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⑩邓肯·J·瓦茨.一个相互连接的时代的科学——六度分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单丹丹，1983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理论、产业政策）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