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