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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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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转贴 2006-06-18 10:21:55 ] 发表者: wdsong 作者：郑恩波 郑秋蕾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楼上的，看清楚了，是南北朝时期，还要是外国所做的研究，你搞那么多关于诗歌的又不是海外的有什么用啊？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可以促进当时人们的想象力，还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可以为诗歌的发展奠定基础，为诗歌方面的发展贡献了成就和地位。
汉代的乐府民歌起到了诗歌的奠基作用，也是诗歌的开端，占据了很高的位置。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也给诗歌带来了他们的贡献，奠定了诗歌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诗歌，创造出了诗歌。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乐府散论 作者:王汝弼著价格:1.05发行地:西安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1984页数:205页书名:乐府文学史作者:罗根泽著价格:出版地:北平出版社:文化学社出版时间:1931页数:290页书名:乐府诗述论 图书编号:2345119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定价:45.0 ISBN:753254353 作者:王运熙 出版日期:2006-07-01 开本:16开 书名: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者: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价格:CNY0.90发行地:北京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间:1957页数:252页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他担任乐府学、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主编，而且还是很多研究会的会长，也是国家级的人才人选。
吴相洲教授，男，汉族，1962年生于辽宁锦州。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他还是乐府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并担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他还担任《乐府学》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吴相洲教授长于唐代文学和乐府学研究，出版《乐府学概论》等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成就卓著，享誉学林，是当代乐府学的奠基者和重要推动者。
曹操诗歌今存二十余首，皆为乐府。曹操不只是一介文士，更是一位胸怀大志、手握重权的霸主，因而他的诗歌大气磅礴，颇有帝王之风，作品风格十分鲜明。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一心想安邦治国，希望把汉末风雨飘摇的社会状况改变成为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可是汉末军阀间的混战使得黎民百姓身陷苦难，这种种悲惨社会状况被曹操看写入诗中。他在一些作品中对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袁绍兵燹有很真实的描绘。《蒿里行》中的诗句突出地描写出了当时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诗句至今读来也使人震撼不已。后来，曹操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手握强兵，权重天下。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写下了一些表现自己政治主张的诗。在《对酒》中他这样写道：“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在他的另一首诗《度关山》中他说人君应该勤苦节俭，省刑薄赋。这些诗感情真挚,气魄雄浑,颇有帝王之风,极显高人一等之气概.曹操为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举兵南下东吴，西进巴蜀，北伐乌桓。在与四面豪强的争斗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人才对于建造一个成功霸业的重要性，因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的心情。从《短歌行》这首宴飨宾友的乐府诗中读者皆可体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写如《秋胡行》中如是写道：“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当时的他多么希望得到更多的贤才帮助啊！当我们读看《短歌行》时，你会发现诗的前八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体现的是一种悲凉的情调。这是因为当时正值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之生命往往朝不保夕，社会中流行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①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思想。曹操生活在那样时代，自然也难免发出“人生几何”的感叹。但从整诗看来，他并没有陷入低沉的哀叹这中，而其诗的整体格调是几经反复，最后达到奋发激昂的。这便是曹操的风格，一种凉但沉雄浑厚的风格。从实质上讲，这正是反映了整个建安时代精神的“建安风骨”。曹诗中也有描景咏物之作。《步出夏门行》两章《观沧海》和《龟虽寿》就是这样的作品。前者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林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笔下的大海让你所见非海之一处，而让你似乎看到了整个海的全景。他从大处着墨，极力渲染出大海的苍茫浑然的气势。再加上诗人雄奇丰富的想象，人们不知不觉间被带入了一个宏伟神秘的境界。曹操把太阳、月亮、群星、河汉这样的自然界中的辉煌伟大形象，全部拿来突出比现大海怀抱之宽广。如此胸襟试问古人之中又见几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笔墨中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大海形象也就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化身。曹操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了自己昂扬奋发的精神，同时也使他雄深苍劲的风格再次显露了出来。《龟虽寿》的开头四句“神龟中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初读之下，又似感时伤怀。然而后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突然之间。抑郁之风尽失，表现出的是一代伟人雄放豪迈、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这样的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才是曹操真正想抒发的，这才是真正的建安风骨。曹操学习汉乐府，而又做到了有自己的风格。他用旧题乐府写时事，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诗被魏收称为“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②他不但五言乐府写得好，就连典雅板滞的四言也运用自如。王国维认为诗词“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③后人对曹诗评价极高。钟嵘曰：“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④敖陶孙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⑤建安时期，五言诗大量出现，这是文人学习乐府的重要结果，而这种风气实际开山之人就是曹操。曹操以他高居人上的重要影响和诗歌本身包含的浑厚底蕴启发了当时文人。同时这种影响随着人们对他诗歌的研读日深更显广远。当此种高昂进取的文学风格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并建安时代的业已觉醒的文人们所继承之后，中国的文化史上从此有了光辉四耀的建安风骨。
曹操是当之无愧的诗坛领袖。一、他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如《薤露行》、《蒿里行》是用旧题填新意，反映新时代气息。《蒿里行》一诗更是被明末钟惺誉为“诗史”（《古诗归》卷七）：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诗用乐府旧题“叙汉末时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叙写了汉末兴讨董卓的关东义师的聚散过程与原因，联军将帅各有野心，人人都想称王称霸，连军阀兄弟之间也居心叵测，其弟在南边称帝，其兄在北方“刻玺”，致使国家战祸连年，更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诗人以凝炼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诗情沉郁，诗境阔大。二、曹操的诗歌格调慷慨悲凉，气魄雄强，不愧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作。所谓“风骨”，是以刚健、质朴的语言来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具有宏伟的气势，雄强的力量。就审美范畴说，它属于一种刚性的悲壮美。我们看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人生几何”的生命焦虑与统一天下的壮志雄心交织于诗中，正因为意识到人生苦短，才有“早建王业”的急迫（张玉糓《古诗赏析》卷八），以让个人的生命在伟大的事业中成就其壮丽，让有限的人生在宏伟的功业中获得永恒。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低沉发端，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高亢结尾，诗人从忧己“年往”过渡到“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流年易逝的生命恐惧激起了他重整乾坤的英雄主义豪情。诗人以刚健有力的语言，跌宕起伏的章法，抒写自己悲壮的情怀，展露自己雄强的气魄，沈德潜评此诗“沉雄峻爽，时露霸气”（《古诗源》卷五）。又如《步出夏门行�6�1观沧海》也是一首借景抒情的绝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已入秋天仍然“百草丰茂”，“秋风萧瑟”中洪波涌起，吐纳日月，包容星汉，诗人笔下的大海既生意盎然又雄浑博大，联想到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再看看他那“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谁都会明白生机勃勃而又汪洋浩瀚的大海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自己不像大海一样有“吞吐宇宙气象”吗（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综观曹操的全部诗作，虽不能称为“无篇不奇”，但就“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两点而言，确实不愧为“建安风骨”之冠，连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略逊一筹，七子之徒更是望尘莫及了。三、曹操诗歌的语言质朴雄直，善用比兴。他继承《诗经》四言古诗的传统，但又有所创新。他以大气弥满的笔力使逐渐僵化的四言古诗重现生机，清人吴乔对此曾有公允的评论：“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不受束者，惟曹孟德”（《围炉诗话》卷二）。汉代诗人模仿《诗经》的四言诗，大多数是毫无生命力的赝品，只有“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他的诗语言质朴简洁，遒劲有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薤露行》说：“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评《蒿里行》说：“真朴、雄阔、远大。”如《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是一幅多么真实质朴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再从画面中引出必要的慨叹。写此诗，诗人已毋需另费笔墨，而渴望祖国安定统一的心愿就昭然若现了。这是何等质朴，古直，又可等生动，真实！有些诗句，善用比兴，形象鲜明。如《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出人生有限而壮志无穷的辨证思想。全诗直抒肺腑，不加雕饰。它用质朴的语言，组成“气韵沉雄”的诗句。综上所述，曹操诗歌宏伟的气魄，强劲的力度，阔大的境界，在建安诗坛上无与其匹。他不仅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而且以他大气弥满的笔力使逐渐僵化的四言古诗重现生机，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曹操诗词与其人的关联： 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另一方面也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⒈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有部分文章存世。 ⒉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一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1 曹操是一位善待百姓的人（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 汉末大乱时期，曹操南征北讨，他身为封建政治集团的统治者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亲历了时代的战乱，感受了征战之苦，目赌了战争所造成的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这种感情在他的诗中亦有反映，像《苦寒行》、《嵩里行》都描写了征战之苦。如《蒿里行》中描写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诗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实描写了义军由聚到散的情形，对袁绍等人各怀私心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并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 “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甘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地反映了战乱所造成的苦难，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卷七）。另外，“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也表现了他对百姓的爱护，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实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连年的战乱，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给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民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同时也使一些无牛和田地的农民生计得到解决。屯田的租税直接交官，也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不会都是农民负担。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是有利于作战，也减少了军队随意掠夺百性，无论怎么说都是对百姓有益的。同时，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打败袁绍后他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因战乱免去了百姓一年的租税，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对于战争中的阵亡官兵家属没有基业无法生存的，官府供给他们粮食，长吏要经常去看望他们。而对待百姓，曹操也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曹操的这些关于发展生产，照顾人民生活疾苦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是十分开明和进步的，也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的。 2曹操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 《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词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实为壮观。日月星辰皆揽入诗人怀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和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暮年开阔的胸襟，可说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 3 曹操是一个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的人（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抒发政治抱负的诗占了曹操诗歌的较大比例。 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六首》 此诗突出表现了曹操对于国家有着远大的包袱与理想。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又如《度关山》、《对酒》，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中《度关山》表现了他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崇尚节俭。 《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也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即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其进取之心尤为突出，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据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言。 《短歌行》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全篇以比兴手法，反覆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4 曹操是一个爱才若渴的人 《短歌行》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才若渴的心情。末尾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招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令人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成句，声音铿锵，换韵自由，却并不易令人发觉，也是它艺术上的特点。《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慨，以其笔调低回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 实例：建安十五年春（赤壁大败后），曹操下《求贤令》，其内容有：“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体现出了他收揽人才的迫切愿望。 5曹操是一个不甘心壮志未酬的人（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做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注：曹操的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 二曹操的文章虽不及诗之名气大，但亦有华章。 特点： 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汉代散文多受辞赋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题材的文章也多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曹操的文章不落俗套，不受束搏，只重视表现自己的思想，语言简洁朴素，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像《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太尉桥玄文》等都是用简朴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无做作雕饰之辞，其有政治家的雄伟气势和斗争锋芒。 其中《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实非他人所敢言。 2、风格清峻、通脱。 三后世名人对曹操的评论：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一、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二、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三、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四、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五、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 ），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摘 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女性实际上处于历史的盲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要求独立存在，争取独立人格。从五四开始，就有大量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社会的局限，这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有的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有的也没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作品中独立女性行象趋于完善。但到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失，而文学作品中独立精神可以启发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 。【关键词】女性地位；文学作品； 独立在《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五四之前，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她们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绑着，又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戒律禁锢着思想，成为封建宗法制的一种没有人格的机器。她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这是历史悠久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社会造成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不断涌入，妇女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高峰。这时期的女性思想，不仅传承了近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对其社会、家庭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初步唤醒了处于封建父权压迫下的中国妇女寻求独立人格的意识，而且直接培养了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女性解放的同谋者和女性作家写作的滥觞。五四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受新思想的影响，不断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有着先进女性观点的鲁迅，对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着长期、深入地思考，对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给予充分的揭示其中，受到良好教育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子君便是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子君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有着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由于这种先进思想的驱动，使她能够很容易接受涓生与她交谈的事物“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正是这些新思想、新偶像促使子君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独立，离开束缚她的封建家庭，成为一个摔门而走的娜拉。 鲁迅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强调的不是参政权、教育权而是经济权。在娜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鲁迅就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来说明：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 经济独立是女子寻求自由获得人格独立的首要因素。从子君结局也可以看出鲁迅意识中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说：“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有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 而女作家在反映女性生存与独立时，大多则以精神层面讲述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执着于女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的独立。丁玲笔下的沙菲就是个性独立与精神追求的代表。沙菲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保住了女性的尊严。她追求在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价值，充分理解人，特别是对劣势女人的理解和尊重。沙菲喊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将女性思想追求呈现出来，大胆的反叛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的抹杀和忽视。沙菲的选择就是丁玲最终对女性的自我理解。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笔，书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愤懑与反抗。” 丁玲及其笔下的沙菲都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想使女性真正被尊重，实现人格独立。但在当时社会，最终仍然是陷入了“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处境。无论鲁迅笔下的子君，因经济不独立而被迫走回封建家庭，还是丁玲笔下有着较高精神追求却找不到出路的沙菲，她们都未真正获得人格独立。伴随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索，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此时，在继承五四思想的基础上，女性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执着于真正独立的探索。杨沫的《青春之歌》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她在经历了和子君、沙菲一样的苦闷后，最终找寻到自己的事业——走向革命，真正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林道静意识到不能向子君一样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故而不断追求经济独立；也不能向沙菲一样将精神追求只停留在空想上，继而通过行动找寻到自己理想的出路，林道静最终真正冲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以女性意识为主题，坚守着不断探索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的信念，成为女性追求的典范。 综上所述，三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道路启示着现代女性：要独立自强，就要养成独立的性格，并具备谋生的能力，在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按照自己的精神追求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而达到经济独立。将男性视为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依附对象，由经济上的独立走向社会角色的独立，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更是在现在社会中，“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人格独立的问题上有些迷失。一些女性在心理上对男性依附和对社会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市场竞争中，她们比男性往往更缺乏适应能力和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和冲突，不是寻找自救而是寻找依赖的对象。总之，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不断追寻中确立，发展到现代社会却有部分迷失，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这种精神不会因一个时代而结束，是要靠女性不断探索更新。重读经典，从子君，沙菲，林道静身上体味这种女性独立人格是必要的。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参考文献 [1]徐敏.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常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一是身体写作;二是对女性主体性历史的虚构;三是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四是对姐妹情谊的建构。对这些主题进行辨析,发现误区,阐明意义,有利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更长久的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不断出现了“缺憾”、“误区”、“危机”、“困境”等字眼,当然用这些字眼很难有效地界定九十年代依然繁茂的女性文学创作,但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评论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提出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一是因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