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汉朝文化的影响研究论文

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汉代旷世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汉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这段历史被记录于《董仲舒传》中，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推崇儒家治国之道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之后儒家思想才与皇权统治彻底分割。

这种儒家思想和学说之所以能够被汉武帝采纳，除了与统治阶层的想法不谋而合之外，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加强了封建统治王朝中央集权制。这与汉武帝的治国思想和个人性格都有非常大的关联，同时也非常符合汉武帝时期的统治特点。

实际上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础，又开拓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等做法。

简单说就是除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之外，还兼容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这种做法让以儒学为中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立体化和更具实用性。无论任何学说或者思想能够被统治者所采纳，其实在具有本身特色的前提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统治者的治国思路相契合。否则无论再好的思想或者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也不可能被采纳或推行。

一、儒家思想对汉朝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说，但此时的儒家学说或者思想，已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差异。因为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披上了王朝统治的外衣，所以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思想那么简单了。

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开始，一直到“文景之治”时期其实所采用的治国思想，其实主要以“黄老学说”所倡导的“无为而治”为主。这种治国思想非常符合汉朝初年的统治和发展，因为汉朝初年大汉王朝刚从战乱中夺取江山不久，在这个阶段通过“无为而治”，不仅可以与民休养生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政权，并且促进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发展。

但是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有所提升，并且汉朝在国际社会上的威望也不断升高。再加上汉武帝本人有“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所以从汉初开始实行的“黄老”学说，不仅无法满足当时的国家发展和政治统治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汉武帝的个人性格出现了冲突。

在这种前提之下董仲舒根据多方考虑，并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建议，与汉武帝当时的治国理念一拍即合，从此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治国思想被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源其实就是“尊孔敬儒”，因为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智、信”，以及儒学创始人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治国政策，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以及加强中央集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西汉的时候儒家思想，才会在“百家争艳”的时代脱颖而出。

二、儒术对汉朝治国理念的影响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元元年辛丑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贤明仁君，招四方贤士，征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儒学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这次君臣问策其实已经开始初步奠定了汉朝“独尊儒术”的基础。至于“罢黜百家”其实是董仲舒为官之后，在与汉武帝频繁接触并不断灌输儒家思想之后的产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所涉猎的内容其实非常广泛。但归纳起来其实主要就是个人修养与治国理念两个大方向。公元前西汉武帝开始全面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

以儒家两大圣人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正式确立为汉朝的正统思想。汉武帝运用儒家思想统治汉朝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国之强大，不仅对两汉时期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思想，也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论语》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儒家思想中的“仁”，其实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仁政基础，而仁政的基础是“民本思想”。这非常符合汉武帝治国理念，同时这种以“仁”治国的理念，其实也与西汉初年与民休养生息有很大关系。

行仁政可以立国本，反之则可覆国，这种思想和理念其实正击中了汉武帝内心的痛点。他需要通过一种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来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发展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汉朝与匈奴之间，彻底改变“我弱敌强”的不利局面。

三、儒术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因为这种思想不解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同时我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大一统思想”。

当时的汉武帝由于想要和匈奴开展交流，所以需要这种思想做舆论宣传。同时在专制制度之下“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不仅对汉朝有所影响，其实对汉朝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有一定影响。这对西汉时期的王朝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也成为了中国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之一。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不仅适合当时的统治需要，同时对于国家稳定以及对于统一思想和舆论，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而且至此之后儒术成为了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统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看历史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辩证法，也就是说儒术或者儒家思想非常有利于统治国家和人民的思想，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更新速度更慢，也很容易出现一些弊端或错误。比如，儒家思想对统一思想非常有作用，但是在统一思想之后又很容易禁锢大家的想法。但无论怎么说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独尊儒术”确实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决定了此后中国千年的文化基础，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只能算是主流思想中的一种。大家还能包容其他的礼法，但汉武帝继位后，决定推行独尊儒术，这让儒家成了唯一的礼法文化。那儒家到底对西汉，或者说对汉武帝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竟然能让汉武帝如此崇拜儒家。实际上带来的改变大概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这次就为大家做个总结，感兴趣的朋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礼仪之邦”享誉于世，正所谓“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代的“焚书坑儒”，再到汉初“无为而治”，封建统治者们一直在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封建统治的礼法文化。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此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汉武帝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官方思想，而孔子也被尊称为“至圣先师”，而被后世所景仰。 礼、法融合是中国传统统治思想的重要特征，而西汉时期作为中国儒家礼法融合文化的初始阶段，又有在哪些方面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礼法融合，法律制度的变更 秦朝统一天下后，受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以法家理论治理天下，尚刑重法，使得“礼”的概念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变更中被忽略，打破了周礼主张的礼法并存的思想。而汉初的统治者们，看到秦二世而亡的例子，在推行法律的过程中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单纯依靠“法”的制约是否能够上达天子，下及草民，维护其统治地位，显然不能的。是以，汉律上承以前各代立法之精华，下开儒家礼法融合之先河，“以礼行法”，减少法律推行的阻力;“以发明礼”，增强道德的制约力。礼法融合实质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融合，“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而入刑，相为表里也。” 当儒家礼法融入法律之后，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也带有儒家的礼法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这一原则是根据儒家的“孝”和“仁”的思想，在法律面前可以近亲是可以互相隐瞒罪的，是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这一思想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深刻体现出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特征。其二便是贵族特权——“上请”制度，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公侯及其子嗣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有“上请”的特权，一般来说，凡经上请，经皇帝认证，一般都可减免获免刑。 此一点就是调强调儒家宗法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其三在诉讼审判制度上，西汉依照“引经决狱”，“春秋决狱”，仅凭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非法律条文来断案，成为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过分强调“缘心定罪”，这种审判方法的变化，注重于人的责任，使得礼治的伦理原则得以法律的强制力加以推行，同时还加强了对礼治原则的宣传和弘扬，为儒家思想影响封建法律乃至最终实现礼法融合找到了一条捷径。 二、礼法融合，社会风气的改变 汉代以前，民间的信仰比较开化，有对于自然的崇拜，对于古代神话人物的崇拜，还有对于先秦时期有功于社稷的古贤圣人的崇拜。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皆不是代表儒家正统思想的事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节”、“义”推崇至极。 受西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举孝廉”的影响，一些以孝廉之德的儒者成为人们传颂的对象。统治者以仁孝治天下。由此在社会形成一种“忠孝”观念的风气，忠可以体现为对朝廷的中心，也可以体现为对于家庭的衷心，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便是儒家礼法要求的代表。 西汉中期开始，汉武帝一反秦制，废除了议论战国百家言论的博士，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古代史实，以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为教材。而且，至此以后，儒家经典不仅在官学上占统治地位，民间教授的私学也很兴盛。 选官制度、教育制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使得儒家礼法在民间信仰方面，独占优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士大夫阶层，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将儒家思想作为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要求自己，整体社会观念在儒家礼法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礼法融合，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 在家庭伦理关系上，儒家一直主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在西汉以前，受先秦遗风影响，妇女相对比较自由，为了加强丈夫在家庭的统治地位，礼法首先确立了夫妻关系见不对等，随着父权的上升，妇女的地位不断下降。 就家庭地位而言，妻子要无原则服从丈夫，正所谓“妇，服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妻子死了，丈夫可以再娶。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可以丈夫可以大量蓄妾，而妻子只能安分守己。此外，“七弃“之条还规定了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妻的权利。但一般情况，妻子不能主动离开丈夫。“夫有恶行，妻不得去。” 就社会地位而言，妻子的人格荣辱与丈夫紧密相连，她可以享受丈夫或儿子为她带来的爵位，“女子比夫爵”，如果丈夫犯罪，自然要株连到妻子，“罪人完城旦春，鬼薪以上，.......皆收其妻、子、财、田宅。”汉武帝之后，通过推行儒家家庭伦理关系，使得“男尊女卑“的概念深入人心，加之西汉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对于”贞妇“、”顺女“的表彰与优待政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妇女道德典范，并对后世中国妇女地位产生深切的影响。 儒家礼法文化对西汉社会产生的巨大了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朝廷立法，社会观念，甚至到家庭关系。至此，儒家礼法文化开启了2000多年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使命，汉代对对于礼法的融合，使得儒家礼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石，贯穿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