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扇研究论文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论文篇二 《请让乡土文化回归乡村教育》 摘要：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 关键词：乡村教育;教育改革;乡土文化 我们所处的并不是最完美的时代，但确是自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代。 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教育一次又一次被投入熔炉重铸。在“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号召下，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便拉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中小学的“撤点并校”运动。然而，撤并教育规模的同时伴随的也有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改革。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本文透过对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来窥探乡村教育的悲喜忧愁、乡村学生的无奈与无助、乡村文化传承的衰落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来自于乡村，然而当返乡的那一刻却找不到了心心念念的乡土风貌。我国当下正追求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但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乡村可以越来越现代化，却不会在我国社会中消失。但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的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当不能融入城市的乡村孩子再次回到自以为很熟悉的乡村时，便会面临着身份归位的难题、心灵寄托不存的危机。 二、研究成果综述 乡村教育改革利弊共存，毁誉参半。对其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整理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对乡村教育改革成果的肯定。乡村教育改革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降低生均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益[1]。集中优势力量办学校，可以使一些地区农村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有所改善，有利于学校稳定、吸引高质量生源，也有利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教育和教师合作，遏制高质量教师和生源外流。与此同时增强了农村文化气息和文明程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两免一补政策的扶持下，远距离乡村孩子可以在校免费住宿，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2]乡村教育内容的更改和教学形式的现代化，使乡村 儿童 的视野有所开阔，使其对现代化的发展了有了更加深入的切实体会。 第二，对乡村教育改革弊端剖析。农村教育改革所预期的美好效果并没有完全如预期所至。大规模的改革后，乡村学生普遍面临着上学远、上学难、亲情割裂、乡土认同迷茫、辍学率反弹导致文盲现象的反弹、家庭负担加重使“教育脱贫”走向了“教育返贫”、乡村魅力缺失等问题。在解决上学远与难问题，不少地区都有了校车和校舍，进而产生了校车事故、学生营养不良、学生心理问题增多[3]等“次生灾害”。孩子的离开又使乡村缺少了文化气息和童真青春的朝气，被撤掉学校的农村失去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致使优秀乡村文化的断裂、乡土风情难觅、乡村文明的失落，使原本经济比较衰落的乡村文化更加贫瘠。改革后的现代学校更像一间间工厂，成为现代化大生产的有声音、带表情、兼互动的摹本。 三、立足于乡村教育本身应有的特点来谈乡村教育 二律背反应用于教育便会产生这样的结论：教育差异往往都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当我们界定事物的时候，这界定本身就是在造就着一种范围，而范围之内与范围之外之间便着实构成了一种差异。当我们提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时，该提出本身就已经指出了二者必然是有差异的。然而我们却一直在追求着“城乡教育一致性”，企图使二者同质化，该变身实现的手段便是使城市教育向乡村扩张。乡村学校与乡村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磨合，终于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走向了统一化、现代化。这种不是靠自然成熟而一步步走到秋收的“乡村学校”果实，其多少也会带有先天不足的弱项。乡村与城市不仅有着地域概念和商业活动上的差别，更有着生活方式、生存理念、社会习俗、经验积累等各方面的不同。在众多不同存在的前提下，我们的城乡教育却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就必然会导致乡村教育主体的弱化。 四、乡村教育改革对乡土文化的破坏 1.乡土文化在教育中缺位。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靠近城市，乡村丢失的是学校，国家丢失的是乡村和乡土文化。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载体，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4]，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课程设置同质化，使乡村文化成为教育中的“下脚料”。学校是乡村的文化核心，改革后的学校，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其教育内容都是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国家意志”在乡村中的渗入。它传授着城市化的知识，讲解着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贯穿着高端科技工作者及伟人的光荣 事迹 ，与乡土气息浓厚、勤恳务实的土地文化有着刻意的背离。正如张济洲先生所说，“乡土知识是由‘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创造和传承的‘土里土气’的知识，它虽不去阐释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必然具有全球、世界的意义，但却维系和延续着乡土社会。”[5]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乡村教育的两种模式：移植模式与催生模式。我们乡村的孩子当然也是需要普适性的教育内容的，乡村同样需要现代化，更需要现代化知识与人才，但乡村教育在移植城市教育时需要有个约束，在直接过继他人已经成年的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自己也需要生个孩子来好好培养呢?完全彻底的催生乡村教育模式是不切实际的，矫枉过正在任何一次改革中都是常见的现象，乡村教育改革亦是如此。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这种：新的乡村教育在农村一定人口中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的同时，却以超地方社区的文化性格，将乡土知识排斥在课程体系设置之外，乡村教育国家化，地方性知识资源传承和维系在国家教育框架下失去了合法性空间，被迫退居为私领域之内的乡村教育模式。[6] 2.乡土文化在乡村流失。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乡村教育改革必须尊重“乡村本色”。乡村离不开教育，乡村教育离不开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中国当下的教育整体是被政治、经济边缘化的了[7]，乡村课程亦不可脱离这个藩篱。乡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看齐，其课程内容城市化倾向严重，乡村文化鲜有出现，根据不同乡村的特色渗透的文化内容更是难以寻觅。正如石中英所说：“地方性知识必须在地方人民的文化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将其与它的文化背景相分离就忽视它在社区生存和团结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地方性知识不能通过将其包括在图书馆或记录在纸上或以电子产品的形式而得到充分的保存。就像保存生活的多样性一样，地方性知识只有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才能得到保存，充满生气”[8]。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其最初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世方式、情感表达、人生理想、精神根基、审美趣味都是孕育于乡村土壤之中、扎根于乡村文化之中。现代文化的强势“嵌入”，使得乡土文化成为福柯所说的“受压迫”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性知识被剥夺了其存在与传承的合法性，使其失去了传承与创新的载体。我们把大自然关进了屏幕里，乡村孩子如城市孩子一样，坐在漂亮的教学楼里，透过大屏幕来闻闻花香、听听鸟叫、看看冰河解冻后的大地复苏。他们本身就应该置身于乡村所特有的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之中，完全可以通过真实的感受来获取一切自然的美好，而我们却用高科技将其束缚了。 3.乡土道德精华失传。乡土本身的天然优势便是蕴含浓厚的勤劳、淳朴、诚信、和睦的道德风尚。在乡村生活的孩子有天然的“思想品德”课程，有众多的道德传授者，他们无需记忆背诵道德准则，不必拘泥于专栏节目的高尚人物宣传，这些美好的道德情怀隐藏在乡村人们的一言一行中，隐藏在孩子的每时每刻的视野里，隐藏在每一个 民间 故事 中，隐藏在乡村家长的劳作里，隐藏在不需要借条的邻里间的借贷救济里，隐藏在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互助里;每一位老者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每一次邻里纷争与和解都是孩子最真实的学习案例。日复一日的熏陶，年复一年的感染，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便懂得了何谓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为良知留出一片净土。在乡村社会中，当人们的行为有失偏颇的时候，道德的制裁是往往比法律的约束更有震撼力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9]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便有其自身的特点。乡村历史传承中的礼俗便是乡民们的道德守恒的戒律，“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0] 印在书本里的道德知识，不管装帧多么精美，排版多么合理，插图多么漂亮，都是“死的道德”。仅仅依靠课堂的说教是难以使孩子获得扣入心扉的道德感。道德培养靠的是传授者的身体力行，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的是最真实的生活里的最真切的感受，靠的是灵魂深处的每一次触动。当孩子们只能奔波于城市化的学校与家庭之间，而无暇感受乡土文化的时候，他们便离这片乡土越来越远，那些最真实的道德情怀的传递也便终止了。 参考文献： [1]张燕.农村小学撤点并校之理性纠错[J].教育评论，2012，(2)：30-32. [2]郝文武.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学校布局问题[J].教育研究，2011，(3)：31-35. [3]程天君，王焕.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J].教育学术月刊，2014，(8)：3-12. [4]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C]//钟敬文.民俗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5][6]张济洲.文化视野中村落――学校与国家[D].2007. [7]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教育理论与实践[J].2003，(12)：37-40. [8]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21).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论文相关 文章 ： 1. 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论文 2. 传统文化教育的论文 3. 关于学前教育论文 4. 幼儿园民间艺术研究论文 5. 幼儿园教育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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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P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P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P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P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P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P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3][7]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5]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郭绍虞《宋词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8][10][11][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