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2.《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3.《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4.《〈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5.《〈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6.《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7.《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8.《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9.《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10.《〈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11.《〈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12.《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13.《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14.《〈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15.《〈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16.《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7.《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18.《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19.《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20.《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21.《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2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3.《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24.《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25.《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26.《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27.《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28.《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29.《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30.《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31.《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32.《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33.《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4.《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35.《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36.《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7.《〈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38.《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39.《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40.《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41.《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42.《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43.《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44.《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45.《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46.《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47.《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48.《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49.《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50.《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51.《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52.《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53.《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54.《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55.《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56.《〈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57.《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58.《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69.《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60.《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61.《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62.《〈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63.《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4.《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5.《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6.《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7.《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68.《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69.《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70.《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71.《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72.《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73.《〈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74.《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75.《〈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76.《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7.《〈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78.《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79.《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80.《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81.《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2.《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83.《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84.《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85.《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6.《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87.《〈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88.《“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9.《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0.《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1.《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92.《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93.《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94.《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95.《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96.《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97.《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8.《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9.《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100.《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101.《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102.《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3.《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104.《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105.《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6.《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107.《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108.《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109.《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110.《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111.《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112.《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113.《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114.《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115.《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16.《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117.《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118.《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119.《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120.《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121.《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122.《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123.《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124.《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125.《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26.《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127.《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128.《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129.《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