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作为形象广告片中最活跃的因子,对形象片能否成功意义重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浅谈人物形象塑造
摘 要:《荞麦记》是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人物形象很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中“王安人”这个角色是黄梅戏老旦行的看家戏,表演状态丰富,观众喜闻乐见,其人物走向从荣华富贵到乞讨求生,这一故事情节的变化,矛盾冲突的安排,通过剧中事件一串一串的反映,把王安人灵魂深处的情与恨、爱与怨、怒与悔的变化诠释在黄梅戏的舞台上,给人以极大的反思和启示。排演时,我在该剧中接受了扮演“王安人”的任务,从读剧本到分析剧本,分析人物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人物,因为她有血有肉,有人物个性,脑子里始终思索着我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来塑造“王安人”这一舞台艺术形象,如何赋予角色之灵魂。
关键词:《荞麦记》;黄梅戏
[中图分类号]:J61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作为一个演员,最初接触到一个新剧本、新角色,能否激发她的创作欲,原因当然很多,如: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安排,文学语言的锤炼,唱腔的情感表现等等,都会使演员产生兴趣与情绪冲动。但是,直接能够发生感情的还是人物性格以及角色在重要事件中所担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首先浮现在演员脑子里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戏的问题,可塑性强不强,当然考虑问题不止这些,但主要是应从塑造人物着手。
正因为《荞麦记》中“王安人”在全剧中的形象很有特色,性格描写又非常鲜明,有个性,把一个拥有百万富翁的当家主妇“刻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里我想谈一点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浅滴体会。
一、狠抓戏眼,重笔添彩
要想塑造好这个角色,首先要进入“王安人”性格的内心世界,认清她性格的鲜明性,人物的思维走向,体验她矛盾的心理,体现她表演的行为,我觉得既要突出她嫌分爱富的扭曲心理,又不能忘记她作为豪府安人的矜持庄重。在对待贫与富的态度,包括她对三个女儿的态度上,既要突出她刻薄,又要突出她的慈祥,抓住她势利心态,在性格上既要突出她的刚毅,又不忘突出她柔弱的一面。她把可憎与可爱,热烈与冷冰,欢乐与抑郁,傲慢与乖戾,善良与无奈,高贵与渺小,狂妄与乞求,灵与肉动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性格,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喜欢演这个人物——王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极力寻找王安人的生命与灵魂,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王安人”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又极力寻找人物的双重性,把握人物的核心点。
“王安人”的戏是从第三场“寿堂风波”开始,当观众看到一个慈祥的主妇手拿龙头拐杖,荣耀的上场后,寿堂的喜悦给观众带入非常和谐的氛围中,开场的摆宴渲染了五百万夫妇开门庆寿的欢乐景象,接着大姑娘带上寿桃、寿糕、金寿星、貂鼠皮袄送双亲,二姑娘带着寿糕、寿果、珍珠玛瑙还有石榴红裙送给母亲,老安人看着耀眼的贺礼,兴高采烈,赞叹不已。左一个儿子宝宝,右一个心肝宝贝,把一个贪财之心的老太太体现得很到位,在欣喜若狂之际,院公报信:“三姑娘回府”,这一报信带来骤变,造成一个极大跌宕(挡),当见到三女儿送的荞麦馍丢到地上,连金狮犬都不瞧上一眼,一声长“叹”,埋怨自己怎么生养着这么一个没有福气的穷鬼。为了在客人面前不丢人现眼,把她打发到厨房烧火。中间的拜寿、祝酒,在喜怒交织的情景中形成了更激烈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喜怒漩涡,于是最后用拐杖将其三姑娘母子赶出府门,连马棚都不给住,这就迸发了更大的愤慨和不可理喻的矛盾心理,把世俗的人间之情通过人物情感的表露,深层次的表现得更加鲜明,因此“以喜悦衬怨怒”、“以欢乐衬气愤”。通过“乐、怒交衬”达到“以怒衬乐”、“以乐衬怒”之效果,到后来落难时又“以悔恨衬求诉”,应该说这个人物的特点。从表演角度看,恰如其分地达到了“衬”的舞台效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演员对于剧情发展是清清楚楚的,哪里是高潮,哪里为高潮“铺垫”更是胸中有数的,“衬”的不够,到后来“乞求”的效果也就要受影响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在演出中我知道“以喜衬怒”的“衬”的作用,但确没有掌握好分寸,认人“喜”的气氛渲染越突出,“怒”的情绪就越浓郁,于是又往往在表演“喜”的阶段时,不知不觉做了过分夸张,为喜而喜,当然就会离开戏,这些都是对于“以喜衬怒”作了形式的理解,而不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结果。为了深层次的、准确地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表演尺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的提高,我采取狠抓戏眼,重笔添彩,在不断演出过程中,通过踹磨,思考、摸索、体现,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以“衬”找戏,以“衬”托情
《荞麦记》的剧作意蕴是旧时礼教,封建意识,人伦道德的写照,又是一部讲道德,激人奋进的好作品,虽是一部讽刺体裁的剧,但确给人以极大的回味、反思和教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整个剧情发展中,各个人物都是贯穿于人情、生活之中,对人、情的理解,对各阶层人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对待方式。而“王安人”的行动贯穿线是不讲道义、不讲亲情、不看人的主流,只看一时荣耀的势利心态,此乃“王安人”的思想主脉。由于她的刻薄、势利、无义、绝情激起三女婿一家同心相连艰苦度日,坐破寒毡,磨穿铁砚,发奋攻读,最后得中头名状元,而王安人万贯家财被几场冲天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而沿门乞讨,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讽刺效果。“府门耻笑”一场戏是“王安人”的重头戏,这场戏她以演唱为主,以情为线,在演唱中有夸耀、有哀求、有懊悔、有求诉、有悔恨,用“诉苦”之例“衬”母女之情,在“衬”中找戏,在“衬”中托情,最后母儿相认。开始她跄颠上场就被三女婿的中高官而暗自庆幸称赞状元及第门前的荣耀风光,“适才经过大街上,鸣锣开道热闹洋洋……”。这段唱腔我在演唱处理上,对每句唱词极力寻找准确的感情色彩,把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和赞美夸耀,指指点点的明晰动作连成一体,显示出王安人由沿街乞讨的无奈,急切想见女儿,求女儿饶恕、收留,来突出王安人的个性,她似乎忘记以前的所作所为,在表演处理上,由于在乞讨的路上形成时空逼迫感,又有大幅度的夸赞身段和唱段的处理。首先是稳定人物心境,把乞讨的感受压抑住,用真情实感唱出心声,“以喜衬乐”、“以乐托情”,同时还要用忏悔之意“衬”自己的诚意之心,这段戏在这场整个情节流程来看,虽是重头戏之一,此时此刻,但只是个大铺垫,还未到倾注全力之时,还是“衬”的作用,所以在表演处理上留着后劲,把打重点这关。 当王三姐看见这恨惊扰母亲落入如此地步,与以往旁若两人,又喜又恼,又气又怜,一场讽刺性的明晰对白和对唱,逐渐显示了感情变化的复杂层次:王安人从竭力陈述到苦苦哀求,从万念俱灰到一线转机,直到无奈用“十月怀胎”来“诉求”。在总体讽刺性的氛围底色中,我在演唱时细腻地调节着不同声音色彩,此中所谓调节,全在于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种种具体感受,判断与反应上,如:“女儿她心慈嘴头硬,我不免数怀胎打动她心”,当唱到“心慈”在高音区中用一点装饰音然后急停顿,再轻声唱出“嘴头硬”带点忏悔之意,如果不加装饰音,不停顿,一口气唱上去,就显得无“味”,就达不到过加赞叹的艺术效果,紧接着无奈而深切地唱出“我不免数怀胎……”,大换一吃,用气声加一点泣声唱出“打动她心”。这段演唱一共是74句唱词,在旋律反复、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小段我采取不同的演唱方式,用多种演唱方法来完成人物的心声,唤起三女儿在怨恨的心情中给予同情之感,同时也用声音情感来感染观众给王安人一点怜惜之意。这段唱腔音乐旋律韵味无穷,起伏得当,情感极为深切,演唱中对“王安人”的心灵撞击很大,震撼很深,沟起她人生酸甜苦辣的追忆和养儿育女的辛酸之苦,加之懊悔之意,全部凝结在一起,促使观众形象直观地看到人物灵魂的苦痛之处及悔过之心。我体会到要唱好这段唱,首先是潜入角色之中,不是以“衬”找戏,以“衬”托情,以情带声,在平仄韵的咬字上,有的地方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柔出来唱,极力做到声断气不断,以求声情并茂,最大限度的发挥演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这原是一个势利、刻薄的老安人生活中所遭受的一个缩影,此时又是一个处在生命游丝上的孤弱老太婆极力想要振作起来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无奈)选择,也是对那些势利、刻薄者一种鞭挞。
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这段戏后来在演出中特别要注意鲜明真挚的人际情感,唱腔上要体现情、声相柔的黄梅戏韵味,极力将演唱艺术与角色的个性征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努力做到形体动作,表演神韵和声腔艺术相互兼顾达到统一,这种结合是演中对角色之间交流的理解。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想把角色活生生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演唱的功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演中对角色的理解与体现,而这种理解,体现程度主要是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和声音的表达中展现出来,以寻求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塑造人物当中,我特别感触在舞台行动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能够有根寻,有据可依,有感而发,对于表演分寸,我极力要求自己要准确的塑造人物,着力挖掘人物情感真实,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脉搏,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典型思想,典型行动,把她带入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腔之中,真正体现人物的神韵。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高度的提炼生活,用最精炼、最典型的表演方式和感人的演唱艺术去展现剧中人物的生命,给观众以生活的启迪,高品质享受。找到剧中人物的生命与灵魂,塑造的角色就不会只是一个表演情绪的躯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锁匙。
以上是我在《荞麦记》一剧中扮演“王安人”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启发,既无系统又难保正确,谬见看法,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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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qing Dialect characters in the Huangmei OperaAbstract:One opera must have its own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extracted and purified and fixed. The language base of Huangmei Opera is Anqing dialect. Both in music for voices in opera and dialogue in opera Anqing dialect is used and it has become the language flag of Huangmei Opera. The opera language and music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ce and they interdepend. In Anqing area the combination of Anqing dialect and local music forms the art style in Huangmei Opera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operas. But there’s still some disparity between them. Key words: Huangmei Opera Anqing Dialect Linguistics Character Opera Function Outlook and Development
不喜欢这种嫁接型的论文光写写意就够1500字了~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领的安庆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黄梅戏的艺术特色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黄梅戏的定名与源头 (引自著名的黄梅戏理论家吴功敏先生的研究文章) 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绝大部分都是安庆地区的人。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 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 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 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 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 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 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 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 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 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 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 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 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 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 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 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 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 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 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 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 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 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 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 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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