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宫研究论文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容华、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容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衣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引言：南北朝后宫服饰，你有哪些了解？小编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在清宫话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等级的后宫穿的衣服各不相同。这些衣服的差异不仅取决于各个后宫的喜好，而且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清朝对后宫后宫的服饰有严格的分类和要求，各级后宫都要按照这个要求执行。包括宫中宫女、大臣、其他人在内，服装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清朝，皇太后和皇后的等级是后宫最高的地位。所以皇太后和皇后的服装面料是最高级的，而且工作最挑剔。皇后的服装在外观上与满族贵妇人的服装相似。有圆领衣袖的地方装饰着宽大的蕾丝，但图案上只有一些差异。皇后、皇太后、皇贵妃太后的朝服将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制作，根据出席情况。

贵妃的服饰一般装饰为观亭冬酒和非关东酒，礼服为凤凰鸟等新团、五发龙团、八段龙团，贵妃一般不能用黄色和金黄色面料制作衣服。贵妃在可以选择紫色或信息色的时候可以佩戴凤飞女，也称为漆美凤，可以佩戴肩部部分可以佩戴的流苏，但佩戴时只能佩戴一侧，不能同时佩戴两侧。

除皇后、贵妃外，他的后宫主人总是要穿粉红色、淡绿色、乳白色的衣服，在头饰选择上只需要戴发花。清朝后宫的等级制度很森严，制度大多比较苛刻。所有宫内人员都要按照要求和规定穿衣服，佩戴饰品。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其实真正的清朝后宫生活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很不一样。魏晋复制规定：后来者的福、魏草袭击了秦汉救市。皇后告知了绝服，肥皂在肥皂下面。亲奴用文水吊在青床上。秦元康六年，修皇后蚕衣顺清，以为英帝。三夫人，顾斌们帮助蚕，穿纯衣服，都是深色衣服系统。其首饰：三夫人太平包子、七个包子、黑色教母、还有发卡乔尔。古宾和公主，夫人5，细节3。从李天锡夫人到皇后，从蚕衣服开始

南北朝的服装特非常有特色，比窄袖襦裙为主，腰间有竖带，衣袖宽大，下身为小口子的裤子，袖口肥大宽敞，穿起来是非常舒适的，非常有时代特色。

根据位分和级别的高低，所使用的服饰质量不同，繁琐程度不同，一般都是圆形袖口，袖口都很宽敞，而且在衣袖的位置会绣上很多花纹和蕾丝，根据参加宴会的情况而定。

夏殷以前，中国后妃制度比较简略，文字记述也很模糊，大率将天子的配偶统称为妃。如皇帝有四妃；帝喾有四妃。正嫡叫元妃，其他的称为次妃。 周代天子开始立后，正嫡便叫王后。 《周礼》规定：天子立一后，三夫人（正一品），九嫔（正二品），二十七世妇（正三品至五品），八十一御妻（正六品至八品）。共121人 五者相参，以定尊卑。与外朝六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对应。六宫即前一宫，后五宫。后五宫指后一宫；三夫人一宫；九嫔一宫；二十七世妇一宫；八十一御妻一宫。后正位宫闱，体同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知丧祭宾客；女御序王燕寝。 秦王赢政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自称为皇帝，其正嫡便叫皇后。 汉帝国后妃制度继承秦制，并明确规定皇帝的祖母称太皇太后，母亲称皇太后，中国后妃制度的母后称号就此确定，历代相沿。 嫔御制度汉代时确立，汉代后宫制历汉初四帝，以后汉武帝、汉元帝的订立、增益。嫔御名号分为十四等：昭仪、婕妤、 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无涓这一等还包括共和、娱灵、保材、良使、夜者。 西汉初年帝王的正配叫皇后，其余嫔御名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武帝时又加婕妤、 娥、容华、充依。 元帝时加昭仪，又有五官、顺常、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等。 东汉的后宫人数没有什么减少，但鉴于西汉外戚权重，改革后宫，嫔御名号只设四等。东汉光武帝并省前制，皇后之外，只立贵人、美人、彩女。后又加宫人、凡嫔妃四等。（后宫只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依旧，但奉禄不过是数十斛粟。又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但却没有爵秩，只是赏赐充给而已。） 曹魏时出于文学的浪漫和对雅号的喜好，嫔妃分成12等：贵嫔、夫人、淑妃、淑媛、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 魏太祖建国，皇后之下分后妃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 文帝增五等：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 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除顺成。 太和时，明帝诏复夫人之制，位在淑妃之上，夫人以下爵凡12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同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同御史大夫，爵比县令；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修容比亭侯；修仪比关内侯；婕妤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 晋设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另有美人、才人、中才人。 北朝承魏晋制度，略有增损。“道武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皆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淑房等。后庭渐多矣。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乎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又则不得古也。” 北魏孝文帝改定内宫： 左右昭仪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来又置女职，以典内事： 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太监、女侍中三宫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女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宫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表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 南朝宋在晋制上有增有删，至宋明帝时规定：以贵嫔、贵妃、贵姬为三夫人；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以婕妤、容华、充华、承微、列荣为五职；另设散役包括美人、才人、良人。 南朝齐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三年，太子宫置内职，良绨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 南朝梁、陈以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微、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三职。 北周宣帝自称为天元皇帝，皇太后便被尊为天元皇太后，又设正阳宫皇后、天皇太后、天皇后、天右皇后、天左皇后，后宫制度至此全乱了。 二年二月，改制诏为天制，敕为天敕。颂令： 尊天元皇后为天无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正阳宫皇后称皇后。 隋文帝杨坚得天下后，鉴于前朝的积弊，一一加以革新。后宫中也一改旧制，只设皇后正位宫闱。开皇二年，吩咐依照《周礼》著内官程式，省减后宫人数，规定嫔3人，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9人，负责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38人，主管女工丝台，视正七品。 隋炀帝时，后妃、嫔没有专职，“唯端容丽饰，陪从燕游而已。”炀帝醉心此事，自制嘉名，以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吕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品第二；婕妤12人，品第三。美人、才人15人，品第四。为二十七世妇；宝林24人，品第五。御女24人，品第六。采女37人，品第七。为御妻。总计120人。另有承衣刀人等，“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 唐代皇后以下，设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二十六世妇：婕妤、美人、才人各9人；八十一御妻：宝林、御女、采女各26人。 唐开元时期，以皇后以下设四夫人不合旧制，“乃置惠、丽、华三妃，六仪，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宫、尚仪、尚服各二。” 两宋嫔御的名号没有准则，比较纷纭杂乱。大致地说，初入宫时，女子的名号有：侍御、红霞帔。再进一步，封君，封夫人。南宋改君为夫人。君和夫人在人数和郡名上没有一定。夫人以后，再进便是才人、美人、婕妤，然后进为昭仪、昭容、修媛、修仪、修容、充媛、婉容、婉仪、顺容、贵仪等。再进为妃一级：贵妃、贤妃、德妃、淑妃、宸妃。宋后宫的显著特色是无定位，由初级开始，随宠遇增长，不断晋级。 辽代皇后之下，有元妃、德妃、文妃、惠妃，各妃这间没有什么等级差别。元代除了皇后和各妃这两个称谓，后宫中再没有别的名号。金代则复杂和完善一些。 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金代明确规定，选后不取自庶族。金创国之初，后宫嫔妃没有名号。到金熙宗时，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称。海陵王执政时，后宫寝多，宠妃有十二位：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金世宗天定年间，后宫简少。金章宗明昌时期，后宫规制大备。 金代后宫仿照汉制立了一套嫔御制度，明文确定： 皇后下设贵妃、贤妃、德妃三妃，正一品，同汉三夫人； 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同汉九嫔； 婕妤9人，正三品；美人9人，正四品；才人9人，正五品；同汉二十七世妇； 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同汉八十一御妻。 另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都不得是后宫内官。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元后宫除了正皇后以外，不有所谓的第二皇后、第三皇后，只要皇上高兴，设多少皇后都行。 明代的后宫宫女很多。宫女被皇帝御幸以后，便获得妃的名号，进入了皇帝嫔妃的行列。但明代后宫除了皇后的称谓，只有妃这一级，没有嫔。妃有贵妃、淑妃、宁妃、贤妃、恭妃、宸妃、康妃、庄妃、裕妃，贵妃在妃这一级中地位最高。 清代宫廷的后妃制度是在清入关以后坐镇北京的第二位皇帝康熙皇帝玄烨确定的： 尊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住慈宁宫，太妃、太嫔随住； 皇后坐镇中宫，主持后宫事务； 皇后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住东西六宫； 嫔以下设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随皇贵妃分住东西六宫。 清后宫制度规定，皇帝大婚之前，选八位比皇帝大的宫女，供皇帝进御，即献身皇帝。八位宫女都有名分，授以宫中四个女官的职衔：司账、司寝、司仪、司门。

魏晋南北朝时后宫的服饰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影响很大，从服饰的形制和样式上都有明显变化，后宫也开始了胡服的穿法。呈现出紧身、窄袖、圆领、开衩等样式。为后来的唐宋代圆领袍及现代汉族服饰的长衫和马褂奠定了基础。南北朝时期的后宫服饰，极大地解放了妇女的束缚。

（一）从劳动的层面讲，告别了其他服饰的臃肿，更简洁便利，有助于劳动生产。

（二）从美观角度出发，更能够体现出女子的曲线美。并且各个少数民族服饰喜欢亮丽的颜色而不单一，为后宫服装的制作提高了搭配的美感和时尚感。

（三）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很多刺绣也随之传入到中原，刺绣的加入使后宫的服装更华丽，色彩更艳丽。

（四）从形制上看，既有衣裳制（上衣下裳），深衣制（把下衣上衣缝合在一起）襦（短衣）、裙制、袴褶制（上短衣下长裤）等类型，符合人们的穿着习惯。

（五）从用途来看，也分为常服和礼服两种，南北朝时期的后宫服饰，为后来汉族的服饰级别奠定了基础，在样式上有了更过的可比性和选择性。

（六）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南北朝后宫的服饰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不断变化，更广泛流行，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汉民族文化，在多民族的文化服饰的共融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少数民族多以骑马等作为交通工具，在服装的设计上力求方便，也造就了妇女同时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这种服饰传入南北朝时期，为女子的劳作提供了方便，并极大地提高了女子劳动的生产力，为下一步女子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