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写于九十年代初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沧桑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篇画卷,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其深沉厚重的思想,强烈鲜明的艺术特色,轰动了90年代的文坛,并赢得了广泛的称赞,被认为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家族纷争、阶级矛盾、对权利和欲望的追逐,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它着墨于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以白鹿原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舞台,把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各自命运发展的相互间的人生纠葛作为主线,细腻地反映出白姓鹿姓两大家族及周围各色人等祖辈三代人的恩怨纷争、灵肉交缠的人性写照。”在白鹿原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潜的文化土层,那么生成于这个土层之上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不过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作者独特地从文化的视角对白鹿原进行审视,以关中的生活为中国的历史缩影,深层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着重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思想使“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兴衰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儒家文化的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我们获益匪浅,但其所衍生的种种不良思想如官本主义等也给中国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翳。 《白鹿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层农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轩);有共产党(鹿兆鹏、白灵),有国民党(田福贤、鹿兆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当属白嘉轩这个人物。白嘉轩出生在清朝末年,是接受过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教育的近似于“地主”的农民。他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其中,不乏优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闭,保守狭隘,虚伪冷酷等。"生存状况的无奈使他不能成为独立于环境之外的理想范畴的仁义圣人。儒家文化使他身上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 他既美丽又丑陋, 既崇高又渺小。"一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的每一个细部,影响着每一个人。“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仁义”是儒学的核心要旨,在《白鹿原》中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精神贯穿始终,“仁义”是白鹿原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风。作品中是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是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象征。如果说朱先生是儒家性理文学的集大成者,那么白嘉轩则是最忠实的实践者。白嘉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是“爱人”的仁者。他恪守祖宗遗训,崇尚道德风尚,尊重君子,重视教育,视“耕读传家”为行为指南,以“仁义”修身养性。他人品正直,宽厚仁慈,面对命运,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人格的魅力。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之后,恪守仁义成为他对儒家文化把握和实践的一种潜意识的自觉、本能的行为。白嘉轩做人的品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仁、爱”,他是“爱人”的“仁者”。他与鹿三是雇佣的关系,但他们之间超越了主奴关系,表现出相互间的理解、支持,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以手足相待,从不克扣鹿三的工钱,麦收打下的头一场麦子,秋收后的头一茬棉花,都是鹿三的。遇上好年景,还要多加两斗麦,让鹿三过个好年。特别是在饥馑之年,他宁肯挨饿也不赶走鹿三。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学堂读书,也同样把鹿三的儿子黑娃亲手送进学堂。既使后来黑娃打断了他的腰骨,但当黑娃重新学好为人时,他不计前嫌,以豁达而宽容的态度让他回祠堂祭祖。之后,黑娃被陷害锒铛入狱,他亲自到自己的县长儿子面前为黑娃求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是儒家文化通过民间形式对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重利轻义的“仁义”精神在他身上实现了较完美的体现。他六娶六丧,加之冷言讽语,对常人来说也许是致命的打击,会精神崩溃,但白嘉轩挺直腰板闯了过来。随后而来的孝文堕落、白灵出走、拆房失地、祠堂被砸、瘟疫席卷、妻子去世、家庭遭劫等一系列天灾人祸都没使他垮下来,他一直直直地挺着腰板面对一切。即使后来腰骨被黑娃打断,他仍高高地昂着头,显示出他被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顽强人格、坚韧精神。他一生都踏实奋斗。他的人生观是乐观的,他从不绝望,他相信人定胜天,“天杀人人不能自杀。”他的个人奋斗行为阐释了传统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条。二 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是一个建设者,一个改革家,是白鹿原村民的保护人。然而,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直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和保守。,“例如其儒家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其亲情的遮蔽, 其对于族权的极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拆解’ 了‘ 仁义’等等, 因而‘建构’ 与‘解构’之间存在着些微裂隙。透过这些裂隙, 我们可以洞见文本在对白嘉轩这个“ 白鹿原上最后的男子汉” 热情言说的同时又隐含着无奈的消解, 因而呈现出一个悖论。而政治时世的挤压、儒家文化的规约与白嘉轩在磨难面前自然人性的不自觉流露等一起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形成了对读者的强大的冲击。”小说开始不久,就以大篇幅描写了他精心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场“买地戏”,将他狡黠、迷信的“小农意识”表现地淋漓尽致。“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运绵长。”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两种表现。实际上正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两个方面。“族长的地位,他所维护的礼教,他所秉持的传统观念,既铸造了他人格中的刚直、正义、仁爱,也凝聚了他人性中的僵硬和冷酷。”白嘉轩明知李家寡妇是“ 真正的婆娘见识” , 但他却“ 无法宽容鹿子霖” , 因为这是白鹿村上第一个敢向他说不、挑战他族长的尊严、并可能威胁他族长地位的人, 他不能向他低头。黑娃与田小娥相爱,白嘉轩却决不允许两人走进祠堂祭拜祖宗,以此否定他们的正常结合,甚至视田小娥为烂货、祸害,可以说田小娥的堕落、惨死是白嘉轩一手造成的。在发现孝文与小娥的所谓“奸情”后,对他们二人进行了一场令人心惊的“刺刷”,并与儿子断然分家。白嘉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和人性为代价的。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对于自己的叛逆的亲生儿女,同样也不手软,暴露了他的残酷和冷漠。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的拥挤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现像白灵、孝文违背祖宗遗训的人物,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更是不能宽恕的,于是冷漠地置妻子临终前再见孝文和白灵一面的要求而不顾,表现出毫无人情的铁石心肠。对于鹿三,白嘉轩看似将其当做兄弟,但却“一直并未忘记两人身份的差异, 因此他才一再地在家人面前重申‘ 不许将三伯当外人’ 。在我看来, 这种强调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身份的暗示, 他们并没有从骨子里、血缘里融合, 所以需要不断地提醒家人、提醒自己。”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浸泡中已经走向变形,他的“仁义”之举和其权威的不可抵抗性,折射出一种虚伪的状态和无情的冷酷。 他既自尊自信、律人律己、顽强、坚毅,又顽固、守旧、冷酷无情,正如作者所说:“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负面有' 吃人' 的东西在里面。”孝文借粮他不给,导致大儿媳饿死,为“仁义”能大义灭亲,不念骨肉,可以将父道弃之不顾,这样的“仁义”与灭绝人性有何区别?“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这些东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在他身上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与保守。“白嘉轩,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心态仍然在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的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陈忠实曾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的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该采取“ 扬弃” 的态度, 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