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论文

摘 要： 本文对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做出阐述。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拉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消费因素、投资因素、贸易因素、知识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加以分析，最后得出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结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9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更是分别高达10.1%、9.9%、10.7%，远高于2.8%的同期世界平均年增长率。2006年我国GDP达到20.94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2006年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鼻祖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两种途径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停止。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在经济系统之外要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见，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因：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19世纪后半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兴起。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基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和多马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不能相互替代，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经济增长率为G=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与产出比。该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与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逊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三个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与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索洛等人还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1986年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罗默提出了一个含有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他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分析�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各有其特色，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是多个方面综合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一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性因素。斯密最先看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论述了制度这种“软”的动力因素。制度是经济增长主要内生变量之一。库茨涅茨认为，生产的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之所以得以发挥作用又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制度因素对于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四次制度创新：1978年开始并逐渐推行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开始的国家实行支持、保护非国有经济发展政策；1992年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以来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体制效应，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进入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黄金增长期。�2、消费因素。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增长潜力巨大，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1984年之前我国处于消费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5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6.7％，农村居民是45.5％。居民消费中，对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的消费比重有所上升。其中，交通通讯消费比重上升最快，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近年来，居民对汽车、住房等高价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3、投资因素。经济增长中必须有资本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一般的规律是投资要大于人口的增加，即人均资本量是增加的。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投资所作的贡献是比较大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15%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把增加资本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在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主。投资包括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三部分。长期以来，政府投资一直是我国投资的主体。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宏观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我国的民间投资也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就当前的数据资料来看，除去外商投资，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量的比重尚不到20%，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量的80%多，其中将近一半左右是非国有经济投资。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民间资本积累能力的相应提高，再加上金融体制的完善，民间融资渠道的拓展，民间资本开始迅速扩张起来。外商投资更是高速增长。20多年来，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由80年代初每年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全年的606亿美元，20年增长了60多倍。国内投资与储蓄关系密切，连续多年的高储蓄率对于维持我国高投资增长率，起到了重大作用，从而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4、贸易因素。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非常注重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1978年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对内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和地方保护造成的条块分割，渐趋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在量上、质上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提高。在“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指导下，20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取得了超常规的增长，形成了一大批拳头出口商品，出口到国外的产品达7000多个税号品种。多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了许多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拉动了社会总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使一大批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学会遵守国际经济惯例，追求效率和盈利，反过来促使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法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宏观经济管理办法，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5、知识因素。知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特别论述的因素。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不具有物质性，可以被复制、使用、传播；知识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其价值随规模成比例地、甚至以更高比例地增长；“新知识、新想法”可以重新调度安排既有的资源配置、既有的制度设置、既有的生产过程等，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正是从这种“新想法”的运用当中产生出来：使生产过程从低效变为高效，使产品从一般变为新颖，使制度不具有刺激人们积极性到极具效率。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引进和技术转化)体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处于升级阶段，科研发展给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尤其现在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给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着新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90年代以前较低，1979~1982年和1989~1990年间为负值，但90年代以后则明显提高，1992以后技术进步贡献率高于30%。�6、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最有潜力的因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有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增加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是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我国在80年代经济增长的初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大幅提高。我国现有具有大学历的劳动者5000多万，大学毛入学率2004年达到19%。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的贡献率相对平稳，除1990年外均低于20%，进入90年代以来，均低于10%。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还不够，还需进一步挖掘。�综合以上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六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是综合因素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二是，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力量大小各异，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中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适地进行结构调整。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仍处于经济起飞的稳定增长阶段，从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看，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具有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和潜力。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有较高的国内储蓄率、较高的外国投资增长率、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巨大商机，以及广阔的市场，这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

试述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借鉴意义。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了经济不稳定的结论。经济学家在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索洛等人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例。新古典增长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假定：（1）全社会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只生产一种产品；（2）劳动与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并不能完全替代；（3）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4）储蓄率，即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不变；（5）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6）人口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增长。利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y=f(k)，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概括为：sf(k)+nk式中：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s为储蓄率；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上述模型表明，一个经济社会在单位时期内（如1年）按人口平均的储蓄量被用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人均资本的增加k，即为每一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另一部分是为新增加的人口配备按原有的人均资本配备nk。第一部分称为资本的深化，而后一总值发则称为资本的广化。基于上述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社会的人均储蓄大于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仍有剩余时，即sf(k)>nk，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增加人均资本量，即k>0；相反，则人均资本占有量减少。这表明，经济中自发的作用将使人均资本量维持在k=0的水平上。此时，经济会因为劳动力的增加而稳定增长。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可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其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如图2—15所示。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从图2—15中可以看出，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有三种途径。（1）在人均资本占有量既定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增加总产出。（2）提高储蓄率，使得人均资本量增加。（3）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简述中国国防的演变，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中国国防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在世界上低谷改变了。建国后发展迅速。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强大的国防力量。

服了~~~~~~~~~~~~~~~摘要]从文献计量角度研究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可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即1985年之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呈阶段性、动态性和不均衡性，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发展。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未来则有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关键词]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特征[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1—0080—08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大量经验教训，对此加以总结研究，无疑可以洞观长期以来在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国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防经济学围绕国家利益指导下的军事战略变化，研究军费投入、军工生产和管理、军事人力资源、战争冲突以及裁军等国防经济问题的思想变化过程。而对于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根本的任务是全面回顾国防经济学演进过程，在全面搜集、整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国防经济学学科体系，分阶段、分专题整理出不同线索，如不同阶段的军费研究、军工经济研究等，确立学术发展本身的基本事实，揭示其发展脉络，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简单评价，评价标准将采用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方***，揭示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历史科学。本文将在回顾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基本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剖析学科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并为学科建设提供丰富材料，为国防战略决策提供学术依据。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学领域一门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学科。从整理文献中发现，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经过前17年观念形成与视野开拓、“***”十年战备动员研究，真正系统的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建立起一个包括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多门内容充实、现实性强的分支学科在内的、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从国防经济学演进历程看，似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时期。(一)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这一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阶段。1.1949～196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经济学在战争经济研究基础上，针对新现实，运用新手段，全面研究新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在此阶段，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外国防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文献聚集度看，主要是研究美国国防经济政策与问题的深刻影响，大量文献被翻译引进，学界针对美国国防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军费变化、军工经济以及军事采办和军火贸易问题、军事人力经济学与裁军问题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美国依靠军事实力，通过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广泛建立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其目的是独霸世界，主要思想支撑就是“实力论”。该阶段国防经济学尽管并无国防经济学科正式建立，但无论是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已经与当代经济学范围出入甚小。2.1966～197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由于“***”的爆发而趋于停滞，国防经济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战备经济领域。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十年中研究论题基本上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围绕“深挖洞、广积粮”式战备动员和“劳武结合”式军备建设展开。在“***”后期，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减少军队员额、提高军队战斗力的要求，故对此问题的论述较多。但是该阶段很少有产生长期影响的学术成果。主要论(译)著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其他地方报刊，如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的通讯和综述文稿等，党的文献也占一定分量，这些资料都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声音，受到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国防战备经济学术思想的演变。该阶段苏联海权的崛起初步受到关注；台湾学界对于中***事思想及海权的研究有所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国家建设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杨珍《海权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魏汝霖、刘仲平《中***事思想史》(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9年)等。3.1976～1985年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科的建立和一批国防经济研究机构的涌现1975年，***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进入新时期后，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围绕着这些重要思想，学界更加注重国防建设中的科技与经济问题研究。该阶段发生的几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直接推动了国防现代化学术研究。瞄准战争准备的需要，认真研究现代局部战争的主要经济和技术特征，提出应对措施的应用性研究，成为该阶段的一个亮点。此阶段，国防经济研究方法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基础，但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一些运用现代观点和方法，如“系统论”等三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崭露头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国防经济学创新；同时学科的成立为各种研究机构科学运用学术资源、展开现代战争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并促使下一阶段国防经济学繁荣时期的到来。(二)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该时期国防经济正式列入学科目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有机组成，学术研究空前繁荣，钱学森、宦乡等贡献很大。先后涌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一批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通过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招收研究生进行国防经济学研究，一批专业性期刊开始出版，大批学术专著涌现，学术年会也逐渐成为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的常规活动。该时期的学术研究是继20世纪80年代前后几场现代局部战争、高技术战争深入发展、新军事革命思想提出后，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全方位推进的，在军事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经济资源的配置、军品属性等理论方面，以及在军费理论、军工经济与军品采办和军品贸易理论与实践、海权论、国防动员理论、军事人力经济学问题等方面有很多论著。该阶段，国防经济学研究手段出现较大差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手段的理论型国防经济学和以数量方法为基础、重视实证研究的当代国防经济学都有所发展，而且两种理论体系进行了多方面学科对话，对于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学术体系的诸多建设问题提出了种种方案。这一时期又可分成1986～1993年的稳步发展期和1993年到20世纪末的学术活跃期两个阶段，其标志是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前的国防经济学在方法、对象和内容诸方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其后随着当代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出现了向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三)21世纪以来国防经济学转型严格意义上的国防经济学转型，发生在1985年学科建设正式开始后，只是其被明确提出是在21世纪之初。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国防经济理论，为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国防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要求运用数量分析等工具进行研究直接推动着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运用较为规范的研究假设、模型构建、科学计算、实证验证等研究程序，并推广到一般，即从以往既重视归纳式研究又重视演绎式研究向重视演绎研究模式转变。而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当代国防经济学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学科新体系，如研究军费及其效率等资源配置问题等。在研究内容上，更加重视建设现代国防经济学科体系，把威慑、规避战争以及战争的爆发与终止，战略影响、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等内容列为主要研究内容，这样，曾经普遍采用的军品生产一消费的研究范式，开始向研究战略、战争、军费、军品和军人等问题的范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一批中青年国防经济学家群体正在崛起，如姜鲁鸣、罗敏、武希志、陈炳福、郝万禄等。当然，国防经济学科的转型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可能还要经历相当长时间。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上，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对象和基本内容等方面，研究范式(即研究国防经济学的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变化是主要线索。由于国防经济学科的应用性质，学科发展与国防经济现实密切相关，包括国际战略态势变化、本国国防战略演变、军费经济发展、军工经济改革等，都对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是决定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任务，同时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也成为全民族的主要任务。1949～1966年的17年，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军费投入保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步增加，也初步建立了与国防战略要求相适应、与国力基本相适应的国防工业体系。积极防御战略有效抵御了外敌战争威胁和入侵，取得了国防建设胜利。这个阶段由于中美互为现实中的敌人和战略敌人，学界把美国战略的变化、军费增长、军事经济相关问题以及断续发生的所谓“裁军”和军事人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法深入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威胁进行核战争，我国不得不暂时放缓经济建设速度，积极备战，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采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较多经济资源放在国防建设方面，同时着眼“劳武结合”，建立国防后备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但在经历“***”中的经济停顿后，国防建设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外敌威胁。在此阶段，学界重点转向苏联的战争准备和海洋扩张问题，海权论进入研究视野；而研究方法几无变化，研究内容较为狭窄，其中对于战略对手的研究较多。随着改革开放和冷战后期中苏关系的缓和，裁军和军转民成为世界潮流，国防资源如何用于民用、国防资源的经济效益成为学界焦点，不少学者纷纷探索经济上的国防问题，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科的诞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认为，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初。从学科主体来看，西方国防经济学是从研究经济中的战争问题开始的。当然，苏联国防经济学走的是不同道路，军品、战略中的经济问题是其着眼点，间或也有国防经济效益问题的论述，但是苏联国防经济学更加强调国家在配置国防资源方面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从各个时期学界对美国和苏联国防经济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来看，都对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之前，主要是苏联国防经济理论影响学界，表现在从方法到对象、内容等方面。在此之后，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因为苏联解体，学术焦点又开始投向西方，西方经济理论引进中国越来越多，运用当代经济学范式的国防经济论文也日渐增多。除了学术著作翻译和对国外文献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冷战后中外军转***际论坛，以及西方院校和我国国内相关院校举办的学术交流，都推动着国防经济学科的国际化进程，而且诸如裁军问题研究亦为联合国所关注。冷战结束后，各国国防战略大幅度调整，军事和国防资源大规模向民用转移。美国提出了***即经济安全的论断，并把国防资源投向保障美国霸权地位和维护其全球经济利益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把主要军事和国防资源的多余部分加以销毁，实施军转民战略；我国早于美苏两国国防战略的转变，在1975年***提出军队要整顿、1985年决定裁军100万后，军费大幅度减少，实施国防工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并在1992年做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国防资源的配置手段开始由计划向市场配置转变。这些新的变化都对国防经济学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学界就国防建设的目标问题、军费的规模、结构与效率问题、军品的性质问题、军工企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回答。此阶段，国防科工委资助完成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民品发展战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等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中***转民与地方经济发展》专题研究。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学会、联合国合作进行了《军转民宏观有效机制和地区发展》、《建立军转***际交流与培训中心》等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外几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于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进而对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战争的起因，显而易见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又是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因，为了说明这些战争的经济原因及其内部的联系，学界开始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加以研究，这可视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起步；还应注意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和各国国防战略的转型，现代化局部战争一时成为战争的主要特征，以往备受冷落的战争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国外相关著作开始介绍到国内，研究和平时期的战争准备问题、平战转换的临界求值、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军费筹集，乃至后来对非战争经济动员问题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科的建立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一批国防经济学机构相继成立，成为新时期以来国防经济学进步的核心动力。首先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建立了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等军事经济学术机构，出版了期刊《军事经济学院学报》和《军事经济研究》，招收培养国防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继有国防大学成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出版期刊《中国国防经济》，并在2004年出版年刊，承担大量高层研究课题和学科建设任务，同时地方多所大学相继建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等相应学术机构，学术空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方法离不开经济学方法的创新，这一点我国与西方不同，因为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更多由一般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加以研究，而我国国防经济研究最早却是从军队院校开始的，往往是研究军事和国防问题时，需要解决一些经济问题。从学术发展历程看，国防经济学方法往往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如较早发表的有关经济数量方法的文章是在1964年，直到1987年前后被重新提到，当年第9期《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讨论”的文章，此后数量方法和数理模型才被国防经济学研究所普遍采用。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看，“在国防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贡献中，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博弈论领域；而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冲突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国防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于扩大了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在方法上更多是把经济学原理推广应用到国防经济研究领域。 1993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国防经济学的演进推动力巨大。无论是从一般经济学刊物，还是国防经济学专业期刊，或者是有关研究课题，所探讨的国防经济问题范围更宽、深度更深，表现出了与经济学理论同步发展的前沿性，其重要表现之一是许多以往无法度量的问题，开始用计量方法加以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如军费预算的PPBS制度研究、军事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军费分配结构的定量分析模型优化问题等，研究以上问题需要大量数据和经济学模型，这些任务只有受过当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才能高质量完成，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开展国防经济学研究，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发展。例如，《中国国防经济》年刊历年所发表的专业文章中，基本上都是运用经济学模型的论文，即使是国防经济史学文章，也采用了规范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上表现出与以往的些许不同。政策研究也取得很大进步，本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毛泽东屯垦思想及其对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高技术战争经济论》等课题研究。总之，近60年来，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以上发展往往立刻反映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中，显示了国防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色，也反映了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国防经济学，并把理论研究与国防建设现实紧密结合的扎实学风。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对于国防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巨大的。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应当承认，历史的机缘使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较为曲折，但改革开放后学术成就斐然。(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整体上看，表现为阶段性、动态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并且较为滞后于主流经济学相关学科新中国国防经济学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是吻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息息相关，尤其与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变化高度关联，这是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地方，但是60年学术经验表明，国际因素对国防经济学的影响显然服从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因而本土特征是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因素。但是，从不同时期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看，学术研究往往立足国内现实，对于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做出合理推断与解释，以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本***事战略要求。而从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动态性上看，国家的大事件或者国内形势的变化，往往对理论研究造成现实需求，围绕重大事件的研究在特定时期较多，一旦大事件影响式微或者出现新因素，学术对象就会出现根本转向，这种状况对于学术正常发展和学术积累造成负面影响。再从发展的不均衡性上看，表现为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比例不均衡，对策研究过多，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受到忽视，不断出现学术断层，如对于“增殖型国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初期就已开始，但是直到2005年前后还有学术争论，这说明那场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当时并未解决。不均衡性还表现为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从国外的学术经验看，国防经济学更多的研究者是学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我国，国防经济学的重镇在军队，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地方院校学科建设发展很快，但是学术梯队的形成、学术领域的科学拓展，其投入与产出周期都会较长。如果从国防经济学科本身发展的滞后性上看，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这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即国防经济学本身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得较晚，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研究范式处于转型之中，旧范式的影响仍旧很大，新范式并没有获得共识。(二)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特征所谓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的跳跃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更多院校投入力量建设国防经济学科，更多教材翻译引进和编纂出版，更高培养层次不断出现。而学术发展的平稳性和连续性，则来自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国际战略态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进步等有利因素，对于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追求***与效率的大前提下，学术的发展与分化，观念的不断进步、视野的不断开阔，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融合，都带来了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飞速进步。(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直到21世纪初，我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范式转型问题刚刚提出。无论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来自经济学界，或者来自国防理论界，或者来自历史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其研究对象大抵脱离不了国防问题和经济(史)问题，所存在的差别无非视角或者工具运用，但是研究对象的本质是一致的，并不因表述不一致出现相反的结论，不同视界下的结论只有相互补充意义，所以，不同学科在一种学术语言下交流，障碍会越来越少，而这正是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趋势，它表现在众多成果中，所谓学术转型或者范式转型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指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并形成普遍接受的范式。综上所述，新中国国防经济学6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为国防经济理论发展、为国防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受到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与军事发展战略、社会整体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影响，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一致，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新世纪的国防经济转型及其与主流经济学的不断融合，将为国防经济学发展提供更大空间。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