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增长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它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极大地影响了20 世纪后半期的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两方面来阐述分析。它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让我们面临风险。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各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其次，它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整体。各国面对着激烈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努力改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生产。这一切都会有效的扩大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同时，它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这充分暴露出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 当今的信息革命导致全球化以网络形态跨越各大洲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扩展着。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与合作中，彼此相互依存，它们的经济繁荣、国家生存都日益依赖着这个全球关联的网络。而经济全球化更是全球化整体进程的基础和核心。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发展要素——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组合，进而实现优化配置，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全球的建立与规范化的过程。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事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的扩展，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机制从来就有它的两面性，利益和风险并存、机会与挑战同在。而经济全球化放大了市场机制的这两个作用，使其产生乘数效应：一方面，以各种经济资源愈益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市场机制产生利益和机会倍增，利用的好，经济发展可能迅速腾飞；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市场机制产生的风险与挑战倍增，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等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利弊并存。 从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来看。 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要素缺口，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转让互相促进，不断加快。跨国公司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用以及给自己的技术寻找出路，大大加快了技术转让活动。这种加速转让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还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进程，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足。再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愈来愈突破国家的界限，出现了所谓无边界的企业，从而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将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正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加速发展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过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要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完善。世界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内容和核心就在于减少和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转后，首次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非货物贸易也纳入到多边规则之中，使扩大多边自由化的领域以及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此外，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投资发展的主流，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采取投资自由化措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从而使世界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也开始形成。 3 第三，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随着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物流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国人民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消费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那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防线将会被逐步取消，那种国家垄断或个人垄断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那种以低劣的质量和服务向消费者漫天要价的情形行将结束。 最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减少国际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跨国公司的投资与技术转让活动又把各国的生产经营、销售和研究与开发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协商与对话越来越成为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各国之间加强信任与合作，约束国际冲突或至少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已渐渐成为发展趋势。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加强。 从它的负面效应来看主要有四点。 第一，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们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世界经济运转所制定的各种原则、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是发展中国家远不可及的。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而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一定的中长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较长的时间内，是很少或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和冲击，如许多民族企业亏损或倒闭等。虽然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能导致全球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竞争是首要法则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 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 年 2 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4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波动和损失。这充分暴露出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各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本国国内因素，更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状况如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本国。如果本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隐患，这些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内出现。即使本国经济不存在问题，也会因为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使经济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全球化就是金融、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够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便于投机；再加上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法不依，从而给“国际游资”留下可乘之机。于是，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 第三，现行的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不尽合理，大多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用规则去加以规范、约束参与者的行为而规则的制定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所谓规则其实就是对利益冲突的一种界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虽然有些规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大部分规则却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有些规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某些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该产业的时候制定的，如信息技术产业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一旦发展这些产业就必须遵守他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并为此而付出代价。此外，尽管发达国家极力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仍然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措施，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些由发达国家有意制定的贸易标准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这些措施客观上阻碍着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导向机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所应得到的机会与利益无从保障。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遭受损失的基础之上的。 5 第四，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民族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这将使得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消长不等、凸显不一。这种现象，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更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演进原则。文化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商品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妨碍资本、技术和产品跨国界流通的障碍一个接一个地被拆除，继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念的流入。有些在相互冲突和撞击中形成了新质——世界大文化，有些则会改变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特性。 经济全球化在给发达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给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机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只要善于把握机会，就能充分地利用好“经济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6.6%。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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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2.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1.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2.廉价劳动力。3.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4.9%。61年到66年5.1%，66年－70年5.6%，71年－75年6.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4.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2.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0.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1.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