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教学论文研究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我写得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求求给分啊啊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