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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概况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中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随着朝代的更迭，其最明显的变化特征莫过于行政区划的变化。从行政区划的定义可知，其变化过程是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同步的，因而地方的行政区划和中央政府便会产生分权和集权的矛盾，而这也是推动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动力。可以说，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史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调整史。 那么行政区划的划分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由于行政区划的作用是统治和管理土地和人民，因此其划分和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政区的划分是以政治为首要因素，同时顾及到自然、经济等相关因素。在中央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三者的兼顾。 具体从政区地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基本上遵循四个要素，即中央到地方分几个层次进行管理；行政区面积范围；国家内部政区间的界线；行政中心的选择。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行政区划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了我国人文地理面貌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地方行政单位是县，至春秋早期其含义已与邑类似，并多见与各类文献中，而秦和楚更是最早势力含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县的国家。 较之县稍晚出现的是郡，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初期郡的地位较低，地理位置也较偏远。此时郡与县的出现已经开始慢慢打破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 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使郡县二级制得到正式的实行。初分天下36郡，后增加桂林、南海、象郡等至46郡。 至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是由于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贵族的要求，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尽管后来汉高祖陆续废除异姓王而分封同姓诸侯，地方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是无法避免。这就出现了从景帝开始的削藩策略，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等措施，使汉代王国灵帝大为缩小。至此汉又回归至郡县二级制。西汉初继承秦41郡，至汉平帝时中央政府所辖103郡，而东汉时达到105郡，但此时由于刺史制度的实行和演变，郡的行政级别已将为二级，州则升至以及行政区。 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其发展经历了东汉的十三州到三国的十九州再到西晋时的二十一州。西晋后，由于侨置郡县的泛滥，行政区划开始变得异常混乱，州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刘宋的二十一州到陈的六十四州（公元580年），而在公元581年，北方的州的数量已达到二百一十一。此时州郡县三级制已混乱到极致，行政区划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至隋唐五代，都府制代替了州郡县三级制，隋至唐初设总管府，唐武德七年改为都督府，又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对唐边疆的压力，遂开始设置节度使，掌一州或数州之军政大权。而节度使的权力过度膨胀导致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唐代也由此由盛转衰。 至两宋，开始实行道路制，其中，北宋保持时间最长的是二十三路，即北方十路，南方十二路，外加京畿路共二十三路。至南宋由于领土大为减少，只有十六路。宋代为了防止地方专权，尾大不掉，在同一层级设置多为长官分管各项事务。如转运使（漕司）掌管财政，提点刑狱使掌管司法、监察、安抚使掌管军事等。 至元代实行源于魏晋时期行台制度的行省制，由行省、路、县三级政区组成。行省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全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公元1790年，确立十三个省级行政区。包括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区和是一个行省。至元末，行省制趋于混乱。 至明代，省级行政制度日趋完善，洪武九年，该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行省取消，但习惯上仍称省。明代的省份是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卫所年户。明代共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 至清代，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实官，实行省、府、县的三级行政区划。而边疆地区则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区划，如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等。 至民国时期，增设四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地。在北京政府时期全国共二十九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南京政府时期，该行政区划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 总结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变化，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间，我国行政体系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其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以监察区划或军事区划转变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区划层级呈下降趋势；第三，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以三级制为主；最后，地方首长多由中央派出官转变而来。
一、扬州行政区域的历史变迁扬州有着近2500年历史。古往今来，改朝换代，沧海桑田，经历过纷繁复杂的改称易名和政区演变。但是研究扬州的历代建置沿革，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自秦至民国，其间2171年，扬州历经28个王朝及割据势力更替，1996年扬泰分治之前，所管辖的境域，相当于清代“扬八属”的辖区，而此境域又大体相当于2200多年前的秦代首置的广陵县的原始境域。这说明扬州这座中心城市，其政区范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从 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广陵这片土地最初只作为王室的封国。但从西汉元狩二年废除广陵国始设广陵郡以后，就开启了太守主政、郡县领属的两级行政体制之先河。南 北朝时期，南兖州以江淮为境，治广陵，广陵地区首次形成州、郡、县三级建制。然而到了隋初，重迭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使民众不堪负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废郡存 州，再次奠定了州县两级建制的基础。历 史上，扬州治所所在的县域，常常随着扬州治和乱带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下而进行调整分合。如唐太宗贞观年间，析江都县东境置江阳县，析西境置扬子县，析 海陵县东境而置海安县。唐玄宗天宝年间，又析江都、六合、高邮三地合置“千秋县”（后改天长县）。其时，扬州既是州县治所之地，又是淮南道以及中央朝廷派 驻机关——大都督府所在地，保持着道、州、县三级建制并存的显赫地位。南宋时期，战乱频仍，扬州处于南北对峙的中间地带，其建置带有战时军事型特点。宋高 宗即位不久，率百官南迁扬州，使得扬州一度出现国、路、州、县四级建制并存的局面。元代，扬州先后3次 成为江淮行中书省省会所在地，又有道（后改为路，相当于郡）、州、县的建制。明清时期，扬州仍为府、州、县三级建制。但在清雍正年间，将通州从扬州府析 出，成为与扬州平级的府级州。府以下之州不再领县，遂成定制。扬州府领泰州、高邮二州，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6县，时称“扬八属”。民国废府州存县，以行政区代替府，扬州属第九行政区，又以首县江都之名代称江都区，其境域范围大体相当于“扬八属”范围。革命战争年代，扬州地区曾建立苏中一、二、三专署。1949年1月25日，扬州解放后，扬州境边建立扬州行政区专署和泰州行政区专署。新中国成立后，扬泰两行政区合并，称泰州行政区（因当时苏北行署驻扬州）。1953年改称扬州行政区并移驻扬州。后所辖县有的划进划出，但始终保持10-12个县（市）的辖境，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扬州地区仍管辖着扬州、泰州、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邗江共11个县（市）。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扬州市行政体制及区划的三次大调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加快城乡发展也成了全国各地的共同愿望。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改革地市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同意撤销扬州地区行署，扬州市改由省管辖，原扬州地区所辖10县（市）划归扬州市代管，并将邗江的汤汪、西湖、湾头3个公社划归扬州市，从而使扬州市区的面积增加了76平方公里，人口增加6万多。市 管县体制的实施，不仅拓宽了市区的发展空间，而且简化了机构层次，强化了市区的实体功能，促进了市县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显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扬州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扬州城“西进南下”战略的实施，扬州商城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在市管县体制下得以实施的。市管县体制实施14年后，扬州行政区划又作了一次大调整。1996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泰州市，设立地级泰州市，扬州行政区一分为二，泰兴、姜堰、靖江、兴化4个县级市划归泰州市代管。扬州市辖广陵区、郊区和宝应、邗江2县，代管仪征、高邮、江都3个县级市。扬州政区面积缩小为6638平方公里，当年人口为444 8万，其中扬州市区148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这次行政区划大调整，虽然使扬州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次大幅度下降，市里可以集中使用的财力也减少一半，但扬州所代管的县（市）也少了4个， 领导工作精力可以相对集中在市区。市管县体制实行以后，由于市区经济实力不足，当时人们形容这种管辖状况叫做“小马拉大车”。正是这种状况，非但带不动县 （市），有时甚至还要靠各县（市）支持市区，因此，也有人说“市管县”就是“市刮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扬泰分设，辖县分流，倒也促进了扬州市区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扬州市市区行政区划格局，即老城区为广陵区，城郊为郊区，郊区四周则被邗江县所环绕。扬州人把这种区划格局形象地称之为“鸡蛋形”结构，即广陵区为蛋黄，郊区为蛋白，邗江县为蛋壳。这种结构从1983年确定之后，十多年未作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扬州市区的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原有的行政区划格局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区面积过小，尤其 是广陵区囿于解放初建扬州市时的老城区范围，发展经济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市区与邗江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渗透，在建设布局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矛盾日益突 出，影响和制约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和辐射功能的发挥。因此，调整扬州市区行政区划，势在必行。这是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城市发展战略的首 要前提。2000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准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邗江县，设立邗江区，原行政区域不变，区政府驻蒋王镇。2001年1月12日，江苏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撤销邗江县设立扬州市邗江区的通知》，1月18日，召开了邗江区成立大会，举行揭牌仪式。这样，扬州市区的区域面积达到973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52 6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8万，其中，城区人口41万。2001年12月26日，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同意调整扬州市区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将郊区汤汪乡（包括合并的原城东乡）划入广陵区管辖，同时，也将广陵区的东关、汶河、城南3个街道办所管辖的42个居委会划归郊区管辖。这次市区区划的调整，是1983年设广陵区、郊区以来，第一次打破城郊分割的原有区划，变“剥煮鸡蛋形”区划结构为“切咸鸭形”区域结构，使广陵区、郊区均有城有乡，城乡结合，更有利于市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更有利于推进市区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2002年，为完善市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明确市开发区和广陵区、郊区、邗江区行政管理区域的通知》，将邗江施桥、八里镇划归扬州经济开发区代管；将郊区湾头镇划归广陵区代管，并分别对广陵、郊区、邗江辖区的街道办、居委会范围作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广陵区面积为67平方公里，人口29 36万；郊区面积81平方公里，人口19 74万；邗江区面积756平方公里，人口49 43万；开发区面积72平方公里，人口9 95万。（2002）同年11月25日，经省政府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决定将扬州市郊区更名为维扬区，行政隶属关系不变，行政辖区、区政府驻地均不作变动。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使管辖分工更加合理，区域名称更加名实相符，更加有利于城市各行政区的竞相发展。三、扬州行政体制及区划调整的几点思考1．市管县体制的实施，是否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市管县体制是江苏省1983年推出的重大举措，实践24年来，这一体制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是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还是相反？回顾扬州城市的发展历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市 管县之前的领导体制是行政公署督导制。行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没有人大、政协组织机构。因此对各县（市）包括行署所在地的扬州市不具有领 导关系，工作指导上没有行政约束力。同时，行署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农村，领导精力主要抓农业，排涝抗旱，催收催种，市区工作由扬州市负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也促使领导精力从农村、农业，逐步转移到城市和二、三产业上来。所有这些都为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原先有人担 心，扬州市区是县级市的经济基础，与苏南几家省辖市相比，差距很大，市管县以后带不动各地经济发展。也有人担心，市管县之后主要管县（市），对市区工作会 削弱，还不如原来的扬州市抓得实。实践证明：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特别是市区面积的扩大，为城市发展拓展了空间。在市管县问题上，虽然全省各地的模式不 尽相同，然而扬州的实践证明，对发展经济、建设城市是行之有效的。2．扬州城市发展在区划调整上有何经验教训？扬州历史上是闻名遐迩的古城，然而历经战乱，城池遭到很大破坏，直到1949年扬州解放时留下的是一座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8万多的古城。解放后扬州市体制区划多变。刚解放，扬州市政府宣布成立东关、康山、城西、槐泗、霍桥、瓜洲6个区，1956年建邗江县后，市区缩小。1958年，撤邗江县，市辖区再度扩大，直到1962年恢复邗江县，扬州市面积又缩小到77 3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1 74平方公里。长期以来，扬州的城市公共设施、交通道路固守在旧城区改造，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城市始终飞不起、跳不高、长不大。1983年市管县体制虽然强化了对市区的领导，但城区（广陵区）与郊区的行政区划不尽合理，而且十多年未作调整。当苏南一些城市，甚至淮安等苏北城市都按照城乡兼顾的格局划分城区辖区了，扬州的广陵区与郊区仍然保持“蛋黄与蛋白”的区划格局，使两个区都耽误了宝贵的发展时机。市 委、市政府确定了跳出古城建新城，首先实施“西进南下”的发展战略。这应当是加快城市发展的重大举措。然而，要实施好这个战略举措，城市区划必须相应跟 上，及时作出调整。如果区划调整滞后，就不利于城市辐射力的释放。所以把握时机，果断决策十分重要。在强化市区发展载体问题上，邗江县撤县设区由于当时受 局部利益牵制，扬州的动作也滞后了一两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区的开发建设。进入21世 纪以后，邗江撤县设区的规划才得以实施。同时，广陵区、维扬区、经济开发区的区划调整问题也随之得以实施。近几年来，扬州的道路交通设施、住宅小区建设、 高校新校区建设以及工业园区的创建，之所以进展迅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这与适时作出区划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这应当是扬州加快城市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3．城市区划调整和工业园区布局如何兼顾城市功能分区？扬州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既要保护和传承古城风貌，又要拓展新区，发展城市。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而扬州的城市性质又左右着经济的发展。解放前扬州是典型的消费城市，工厂企业很少，文化遗存很多。因此，1985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扬州的城市性质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为保护扬州的城市性质和特色，早在解放初就确定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即西 部为文教区，西北为风景区，工业区跨古运河向东南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扬州的城市规划修订过多次，但城市功能分区基本没有变。虽然1958年“大跃进”时期，规划一度失控，在城市东部南部遍布炼焦场地，摆乱了工业布局，后来经过调整才逐步理顺过来。90年代初，中共扬州市委决定在古城西南部兴建扬州经济开发区，实施“东城西市、南港北园”战略，为城市大发展跨出了重要一步。2001-2002年， 市委、市政府又推出“一区五园”建设，即经济开发区、港口工业园、邗江工业园、江阳工业园、杭集工业园、广陵产业园。这五个工业园区的兴建，虽然照顾到市 区广陵、维扬、邗江三个区的行政管辖范围，但从城市的功能分区来看，就有所突破。解放初布局的古运河沿岸工业区，随着古运河风光带的形成，将逐步退出运河 两岸。而原先确定的西北风景名胜区，包括蜀冈之上，如今却有了江阳工业园坐落于此。再如大运河以东水网密布，又是城市生活用水的取水口所在，如今开辟了广 陵产业园。这种工业（产业）的布局，虽然考虑到各行政区管辖的便利，但必须十分注重企业的环保问题，注重对城市遗迹的保护，注重对城市自然生态风貌的维 系。总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既要梳理和维护好城市的水系，又要保护和传承好城市的文脉，“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富裕小康，又要和谐健康 ”。这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城市发展的归宿。
下面是明清和清末之民国时期的扬州行政区域明清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太宗迁都北平后，明清两代将近500年间中国的统治中心在北京，而农业经济中心在江浙和两湖两广地区，粮、盐的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的大多数。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割。连接中国政治中心的和经济中心的是两条水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扬州正好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处，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扬州经济凭借京杭大运河这一中国经济的主动脉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之一。明代，扬州被列为全国16个大城市之一[2]。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5月20日多铎铁骑南下，史可法据守扬州，战败。因此扬州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据传全城百姓无一幸免，称“扬州十日”（据有关史料记载屠城日期实际上是五日）。乾隆时期扬州是清朝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海内文士，半集维扬”[3]，“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4]。明清两代扬州经济的代表性行业是：漕运，主要是粮食的运输，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均必须经此北上，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扬州钞关的税收额在明清两代一直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盐运，淮盐西运，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场（苏北沿海）所产官盐在此集散，然后转运全国最广的食盐销售区——长江中上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所谓扬子四岸）销售。城内有两淮盐运使衙门和大批盐商，这些商贾多来自安徽[5]；富有的盐商在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当时公认的说法是：“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杭州以湖山胜”。金融，由于扬州是全国官盐最大的集散地，大量盐商聚集于此，因此带动了扬州银庄的发展以帮助盐商的周转投资，是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其繁荣程度如同当今世界之伦敦、香港，仅次于同省的苏州；所谓“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丽，莫盛苏扬”。娱乐业、服务业，自隋唐以来娱乐业就是扬州的支柱型产业，歌舞、高级妓女、艺人、书画家从业者不计其数，康乾时期的扬州八怪便是其中之一。扬州与南北两京、苏杭二州一同被列为“士大夫必游五都会”，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新旧二城之间的河道被辟为专供旅游的河道，称为“小秦淮”。著名的还有淮扬菜、扬州三把刀传统工艺。印刷、漆器制造等手工业。[编辑]清末至民国1832年（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改革两淮盐法，裁撤根窝，大批盐商破产。壬寅兵警：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占镇江，封锁长江，扬州居民大部分逃难，绅商出50万元赎城费，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广州和扬州是这次战争中缴纳赎城费的2个城市）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南京附近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交战的主战场。清军的江北大营便屯建于扬州。扬州的主要商业区多子街、左卫街、辕门桥均被抢劫并烧毁。“广陵地当兵火劫余，沧桑变后，人民城郭市肆顿改荆榛，尚非繁盛二、三”。同时，受到战火影响，长江漕运中断，淮盐引地（扬子四岸）尽失。不久1855年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淤塞，为了避开战火，南方的粮盐改道上海经过海运运送到北京。因此上海取代扬州成为中国新的粮盐集散地。原有的扬州钱庄投资资本，在战火影响下，转向上海等比较有安全保障的通商口岸以及租界。扬州的娱乐服务业更加一蹶不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部分官员曾经打算重开漕运，无奈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河道淤塞严重，无法通航。1908年沪宁铁路和1912年津浦铁路修通，彻底结束了京杭运河的历史使命，也彻底结束了扬州经济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扬州因此而衰败下去，从全国性经济文化中心沦落为普通的地区性城市。1932年，因两淮盐场重心北倾，甚至两淮盐运使署也北迁海州
州制在中国实行了四百年左右，南北朝滥置州、郡，说明了州制的衰落。诚然，隋朝着力整顿，结束了滥置州、郡的现象，但也没有能够挽救州制。唐初，李渊统一中国后，一度改郡为州，恢复州领县制。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又改州为郡，实行了16年郡领县制。因此，唐朝与隋朝一样，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不过，唐朝后期的最高行政区划不是州或郡，而是“道”了；宋朝的最高行政区划是“路”。“道”和“路”最初都是监察区的性质，然后转化为行政区。这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在唐宋王朝进入了道（路）制时期。该时期从7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达六百多年。 ⒈道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为省并州、郡，主要依山川形势划全国为10道。这10道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10道变15道，山南分置为东、西二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分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图6）经玄宗改置，诸道的范围渐成定制。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 。唐道下辖府、州，府、州下领县。贞观十三年（639年），10道统领州358，县1551；开元末年（740年），15道统领府、州328，县1573。此时，唐朝的疆域已超过汉武帝全盛时期。（37）⒉府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中，不但有唐太宗新开的“道”，还有唐玄宗新开的“府”。最早设府是在开元元年（713年），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设置和改置的府增多，成为唐朝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单位。综观唐代诸府大致可分为三类：（1）诸京都（包括陆续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改置为府，以示不同于常州，如并州改置为太原府，荆州改置为江陵府。终唐之世，此类府有10个：京兆府（原雍州）、兴德府（原华州）、凤翔府（原歧州）、河南府（原洛州）、兴唐府（原陕州）、河中府（原蒲州）、兴元府（原梁州）、成都府（原益州）、太原府、江陵府。（2）在内地重要地区置都督府。都督制起自曹魏，当初专理军事，不涉民政；晋始兼任刺史；北周时改都督为总管；唐武德七年（627年）改称都督，兼理军民，都督府始成行政区划之一级，如扬州都督府、益州都督府。景云初年（710年），唐有都督府24，分辖国内各州，惟畿内诸州不隶。但不久即以权重而废。（3）边地置都护府。都护之名起自西汉，当时在西域设有都护。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始设安西都护府，其后渐次增置，至唐中宗时共有6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38）⒊节度使其名起于魏晋，但仅是一个官衔名称，并无管辖区域。景云二年（711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唐玄宗开元和天宝之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它们都分布于边地。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制被滥用于内地，使这种原为边关的军事制度变成为内地实际的行政区划单位，而且大者连州十数，小者亦兼三、四。（39）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肃宗时（756—761年）节度使已有44；又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在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唐全国有节度使47。所以唐初的行政区划单位——道，在此时（安史之乱后）已徒有虚名了。纵观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中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太宗创立了“道”，唐玄宗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唐睿宗又把节度使变成正式建制；使唐代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成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已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表6） 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节度使所辖之地虽不少称道，但道制行政区划已混乱不堪，这为宋代改革为路制准备了条件。事实上，宋之路也略似唐之道，是仿唐代的道制而置；从字义上说，路和道在许多情况、场合是同义的。因此，把唐代道制行政区划和宋代路制行政区划归为一个时期，是适宜的。⒈路宋初力平群雄，疆域区划难以顾及，太宗因袭唐朝旧制，略事改革，分全国为13道：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但不久，在淳化四年（993年）把全国又合并为两京（东京、西京）10道；去陇右、山南东、山南西三道，并剑南东、西道为一；改岭南为广南道；增设两浙道。但第二年即废，于是正式废去道制，改为路制。（40）其实在宋太宗初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已设21路，第三年后又为19路，端拱二年（989年）改为17路，淳化三年（992年）有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至道三年（997年）始定天下为15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41）天禧四年（1020年）增至18路，宋真宗分西川路和峡西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熙宁七年（1074年）增至23路，宋神宗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分陕西路为永兴军、秦风两路，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分河北路为东、西两路，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42）（图7）元丰八年（1085年）颁行的《元丰九域志》，即依据23路的行政区划制编写的，京畿所在的开封府则不在23路之列。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实际上还是24路。（43）南宋仅有半壁江山，绍兴十二年（1142年）分路16：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图8）嘉定元年（1208年）宋宁宗改为17路，把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44）⒉府（州）宋代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情况与唐朝很相似。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时，全国有府14、州240。⒊军、监两宋的行政区划中还出现一些新单位——军、监。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五代时，军不仅管兵马，也辖有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已开始出现，但也在宋代才演变成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都隶于路，但实际地位则要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全国有军37、监4、县1255。宋代的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路；实施的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表7） 与南宋对峙的金，也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公元1115年创建，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至1234年亡，共历9帝，统治120年。金采宋制，曾分境内为17路、20路，分别置于皇统二年（1142年）和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20路为中都路、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临潢府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西京路、南京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并临潢路于北京路，是为19路。路下辖府、州，（见图9）府、州下领县。泰和五年时，金国境内有府、州179，县683。（45）纵观道（路）制时期的行政区划有这样几个特点：（1）无论在唐代、宋朝，还是五代十国、辽国和金国，道或路是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始终没有变；（2）该时期六百多年中，始终实施的是三级行政区划，最基本的单位是道或路—府或州—县；（3）上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州制时期）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州，在此时期仍继续沿用，不过变成了行政区划的第二级单位，隶属于道或路；（4）还引进了府、军、监等行政区划单位，尤其是府一直沿用下去，成为一个长期广泛采用的重要行政区划单位。
福州大学的成立是老一辈福建省领导关爱福建的结果。建国后，由于台湾没有统一，特别是金门，毛泽东为了持续内战，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险恶野心，而在厦门和金门进行炮战。当时厦门大学的实力比较雄厚，可谓屈指可数。国家就以保护厦大的人才为名义，把厦门大学理工科大部分迁到全国各地。山东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海洋系师生转入山东大学组建山大海洋系。中国海洋大学前边提到的海洋系在山大迁往济南时留在了青岛，后发展成为青岛海洋大学，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的电机、土木、机械三个系各一部分并入浙江大学。东南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工学院的机械和电机两系以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的部分院系组建成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河海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水利专业合并，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厦门大学俄语专业合并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学生也转到该校外文系学习。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设立清华大学航空学院。由此可知，上述三校的航空系本非直接参与组建北航（北航于1952年成立)。上海财经大学1953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被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1952年，厦大的土木建筑并入同济大学。内蒙古大学1957年，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五校为主，国内十余所著名高校（包括清华、南开等）共同创建了内蒙古大学。总之这样做使得福建省理工科人才奇缺，教育部的所做所为，为老一辈福建省领导无法容忍。所以叶飞就决定，保护仅存的厦大理工科师资，就决定建立福州大学。将厦门大学的大部分理科全都转到福州大学。叶飞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组织筹建大学，还多次亲赴数家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家，请他们来福大工作，著名科学家卢嘉锡就是在他的力邀下，出山担任了福大副校长。1958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创办福州大学。张孤梅为福州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后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嘉锡教授，受命来到福州大学，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在创建福州大学的同时，亲手创办了福州大学化学化工系。1984年，化学化工系分为化学系和化工系；2001年5月，作为福州大学学院制改革的成果，在原有的化学系、化工系基础上，又合并成立了如今的化学化工学院。1960年，从厦门大学物理系调出林星等数十名教师组建福州大学物理系。厦门大学的整个电子物理专业及其电子管试制车间也同时转入福州大学物理系。后来，为了支持福州大学的发展，卢嘉锡带领厦门大学的一半理科迁往福大。1960年，为筹办福州大学与物质结构研究所,卢嘉锡院士赴榕任职（化学一所也随之迁往福州）,化学系的一批优秀教师也来到福大。厦门大学物理系也调出林星等数十名教师组建福州大学物理系。厦大的电子物理组技术物理一组，电子物理组及其电子管试制车间（相当于厦大物理系的2/3)也同时转入福州大学物理系。此外，数学系的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相当于厦大数学系的3/4）也迁到了福大。也就是说，为了创立福州大学，厦大分出了一半的理科。福州大学数学系创办于1958年10月，原名数学力学系，是福州大学创建初期最早设立的五个系之一。当时开设数学、计算数学和力学三个专业。教师队伍主要由厦门大学数学系的计算数学、力学和微分方程等专业的教师搬迁而来。1962年调整合并为一个专业——数学专业，学制五年。这样教育部就无权调动了。福建省的理工科现在还有一定实力，就是老辈领导斗争的结果呀。
1911年，私立福建法政学堂正式成立。校址位于福州乌石山西北一带。1912年，改称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1914年7月，又经司法部认可。1925年7月，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福建大学。1927年，又恢复称为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明令废止专门学校，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再次改办私立福建学院。1932年2月，福建学院正式获准立案。1936年8月，依据福建省政府实施整理本省教育方案，调整各大学相同科系，福建学院专办法科，农科归并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学院初迁闽清十六都白云渡。1941年4月，再迁浦城大同乡。1942年6月，三迁返回闽清。抗战胜利后，私立福建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回迁福州乌石山原址办学。1951年夏季，私立福建学院奉令办理结束，商科四系归并当时由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与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的原福州大学。 1953年9月，原福州大学更名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更名福建师范大学。 （概述图为私立福建学院图书馆，参考资料来自福建师范大学105周年校庆官网 ）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宋代人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1．衣：统治者衣饰精美华丽，劳动者多穿黑白两色、小袖狭身的短衣；2．食：北宋食肉以羊肉为主，南宋以鱼为主；3．住：宋代住房简陋，多为茅屋，城市平民住房平面多为方形；4．行：多用牛车，也有驴车，达官贵人乘轿出行。宋代的社会风貌：宋代以来对女子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妇女缠足的陋习开始传开。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行业的特点和等级差别。出现有娱乐兼经营的场所瓦子，瓦子中圈出专供演出的圈子叫勾栏，还有元旦、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宋代称春节为元旦，要挂年画，贴桃符。两宋时期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原因和条件：两宋军民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以及宋辽、宋夏、宋金的议和，使得中原和南方地方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社会持续发展环境；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崛起扩展之际，也不断吸收中原先进文明，农耕文化也游牧文化在碰撞中逐渐交融，大大丰富了华夏文明；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大大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古代经济中心南移；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项重大发明与应用以及海内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两宋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宋代农村百姓的住房较简陋，多为低矮的茅屋。稍富裕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相结合，构成一组住宅。城市平民的住房，平面多为长方形，屋顶以草或瓦覆盖。稍讲究些的，外建门屋，内为四合院，院内还种花草。贵族官僚的宅第相当宏丽，前堂后寝，以穿廊相连，两侧还有耳房和偏房。
宋朝时期，人民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特点呢？以长江为界，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在宋朝完全形成。延至今天，基本还是如此。 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还没有玉米、白薯等作物主。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仅次于粮食，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而肉食以羊肉为多，南宋吃鱼多。 宋朝时人们普遍一日三餐，当然，穷人还得不到保证。 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式样也更多。今天我们经常吃的食物，比如说，火腿，火锅，包子，豆芽菜，爆米花等等都出自宋朝。还有我们今天喜欢吃的小吃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油条”、“蛋炒饭”等，都是宋朝发明创造的，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 美国人安德森在他的《中国食物》一书中说： “……中国伟大的烹饪产于宋朝。宋朝美食做法有煎、炒、烹、炸、烧、烤、炖、熘、爆、煸、蒸、煮、拌、泡、涮等不下几十种的做法，宋朝真不愧是美食的天堂。但许多宋朝的美食后来都失传了。”在宋代，饼是主食。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叫卖的“炊饼”，就是馒头。 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汤药在宋代很普及。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道名菜——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到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亲自烹饪，创制出名千古的名菜“东坡肉”。 在宋朝百姓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火，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饱一碗，饱得自家君莫属。”现在，大家对东坡肉有一定的了解。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句格言就是南宋时的吴自牧创造的。他写的《梦粱录》中说： “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已超过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市民食谱日益多样化。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笼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士人与美食的掌故，最为有名的还是苏轼与“东坡肉”。苏轼在在黄冈作团练副使时，曾将当时城市流行的一道猪肉菜，写成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富贵人家瞧不上眼，而只有中下层人士才乐此不疲，故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之说。这道菜比较便宜，经苏轼推荐后，很快便在宋代市民中广为传播，被称为“东坡肉”。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喝牛奶豆浆一样，宋代市民早晨习惯喝的是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煎点汤茶药是茶叶和绿豆、麝香等原料加工而成，好似煎药。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宋人认为，茶即药也，煎服则可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越长，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快沸腾时，加些许冷水，待茶叶水再次沸腾时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汤药在宋代很普及。汤药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荔枝圆眼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等。其中二陈汤是流行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最常见的一种。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的“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赐座后便喝茶。末了，起身便点汤。由于皇帝的示范，贵族权臣们纷纷碾制汤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调配倒沸汤中服了才痊愈。就连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响。有的市民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汤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习惯。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市民就餐时，一般是先上正食，然后再上水果，就像我们今天的拼盘。水果既包括新鲜的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水果的种类五花八门，水果贩子也很多。东京的夜市非常发达，在子夜时分，还能够听到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作为京城，东京的市民比其他小城市者有口福，可以吃到许多新的品种。如江西的金橘，本为南方水果，由于距离遥远、运输不便的原因，东京的市民一般很难见到。后来由于温成皇后的钟爱，江西金橘便在东京流行起来，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如雪泡缩皮饮就有解伏热、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对于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服雪泡缩皮饮的效果尤佳。冷饮可解烦，亦可热或温饮。这些清凉饮料多兼具治病防病功效，夏季上市时非常受欢迎。
宋人对于饮食是非常讲究的。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梦粱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有一个长长的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抄也抄不过来。仅面食就有罨生软羊面、桐皮面、盐煎面、丝鸡面、插肉面、三鲜面、蝴蝶面、笋泼肉面、子料浇虾面……馒头类有羊肉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糖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烧饼类有千层饼、月饼、炙焦、金花饼、乳饼、菜饼、胡饼、牡丹饼、芙蓉饼、熟肉饼、菊花饼、梅花饼、糖饼……糕点则有糖糕、花糕、蜜糕、糍糕、蜂糖糕、雪糕、彩糕、栗糕、麦糕、豆糕、小甑糕、重阳糕……烹、烧、烤、炒、爆、溜、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给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脍”和“鲊”是最具宋朝特色的两类美食。脍，即生鱼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野鱼可脍菰可烹”，脍在宋代非常流行，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鲊，则是通过腌渍与微生物发酵使食材产生特别风味的宋朝美食，鲜鱼、虾蟹、鸡鸭、雀鸟、鹅掌，都可腌制成鲊。将食材洗净，拭干，注意不可留有水渍，用盐、糖、酱油、椒、姜葱丝等制成调料，然后将食材装入坛内，装一层食材，铺一层调料。装实，盖好。候坛中腌出卤水，倒掉卤水，加入米酒，密封贮藏。这时候便可以耐心等待微生物与时间的合作，在黑暗中静静地酝酿出鲊的美味了。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宋代的饮料又称为“汤”“熟水”“凉水”。《东京梦华录》说，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进”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当然，那时候也不必担心有城管来踢摊、赶人。《武林旧事》也记录了杭州市肆摆卖的各种凉水：“甘豆汤、椰子酒、豆水儿、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香薷饮、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梦粱录》也记载，杭城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类”。
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点，需要全员参与，不断创新。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20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浅谈服务行政管理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标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034-02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1服务
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1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1.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1.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
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做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2政府该为谁服务
2.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税金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2.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旨意运作的内在含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21世纪中国政府
掌舵而非划桨，今天我们政府问题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3.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3.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而是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
3.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信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对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4效率与效益
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4.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效率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4.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做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3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
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200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文史哲，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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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幸福校园论文网找的 挺好的 给你找篇参考一下[原文]摘要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持续改革，政府绩效管理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门话题。从本质上说，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或机制的政府绩效管理系统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是一个发生在政府组织中连续的组织变革的动态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动力或阻力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绩效管理实施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实施绩效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切入点，在对浙江省十一个城市的近两百名政府工作人员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组织特质因素和制度与环境因素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导向的组织安排、鼓励创新与变革的组织氛围、充足的资源、相应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组织面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而组织中关键行为人的沟通参与、分权制度、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与政府绩效管理实施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在论文最后，作者在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就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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