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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文学自其殖民地时期初具雏形至今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变得日趋成熟。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简述美国自然文学 美国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在传统上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它产生于“新大陆”文明的美国，便自然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有的特性。美国的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别具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流派。 自然文学 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意识 一、美国自然文学的概念 自然文学就其字面理解，无非是以自然为主题进行写作。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它是在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自然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从形式上看，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而言之，美国的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分隔开来，区别对待。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动力则是要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它由最初纯粹的自然史，到将文学揉进自然史;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为主的自然散记，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存的自然文学。我们可以说，从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趋势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 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 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现代，可它却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有其历史渊源。 17世纪的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开发史》都是以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其语言清新简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日后的自然文学独特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自传》和另一部《圣物的影像》中大胆地将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个物质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纪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威廉・巴特姆，被成为美国“第一位在欧美大陆的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他的代表作《旅行笔记》不仅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之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对欧洲的浪漫主义产生了影响。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散文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成为一种独特文体，它以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的问世，作为自己趋于成型的标志。 到了19世纪，随着诸如托马斯・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等作品的问世，美国作家才开始把新大陆的风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源泉。在此之前，美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往往是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去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根基。科尔在《散文》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联络不是着眼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说欧洲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生长在自然之国的美国人，应当从自然中寻求文化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科尔建立了美国哈德逊河画派，提出了“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宣言，吸引了一批被爱默生称为有着“新的眼光”的大自然的画家。后来，这个画派的作品与美国自然文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长期以来，爱默生的精神及其人文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化及文学的研究重点。但是目前在国内，将“爱默生与自然”作为主题进行挖掘与探讨的人并不多。其实，无论从爱默生所信奉的超验主义及其著作，还是从其生活和日记中，都不难看出他对自然的特殊情感与密切联络。就爱默生的著作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论自然》。他改良了爱德华兹的观点，明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 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曾于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位居榜首。他被视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然作家。他的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遗产。而《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们通常把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圣徒”。从二者在自然文学中的作用而言，他们有着相似的灵魂。从现代的眼光看，梭罗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爱默生更胜一筹。梭罗不仅把爱默生的理论付诸实践，而且比爱默生超前一步。他预见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 美国自然文学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之前的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或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只是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以及玛丽・奥斯汀等跨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从广度上，20世纪的自然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的东海岸，而是覆盖了几乎整个美国本土。随着奥斯汀、迪拉德和威廉斯等女作家的出现，原来以男人为主导的自然文学领域开始有了女性的声音。这种以不同的地域为背景，用不同的声音来描述自然的状况，使得美国自然文学形成了一种多维的组合，因此而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从深度而言，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知识，他们无疑获得了比他们前辈更深刻的洞察力。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人遗弃的农场里，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爱德华・艾比在没有人烟的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特里・T・威廉斯则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情感，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自然文学作家的心目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自我，而只有与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他们所信奉的已不再是“优胜劣汰”，而是“共生主义”。 三、总结 总之，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在美学上，它展现了中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探索这一领域，将会像当初欧洲移民发现新大陆一样，令人在一个又一个新奇发现中激动不已。 参考文献： [1]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安妮・迪拉德著.余幼珊译.溪畔天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Scott Slovic.Contemporar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Tokyo：Fumikura Press，1993. [4]Don Scheese, Nature Writing.the Pastoral Impulse in America.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 篇2 试论美国文学中幻灭的美国梦 摘 要：“美国梦”是美国文学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大量文学作品紧扣文学作品中对"美国梦"这一主题开展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本文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美国悲剧》的文字细读，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角度揭示了“美国梦”的腐朽和破灭。 关键词：美国梦; 美国悲剧; 幻灭 一、引言 研究美国文学，首先接触到的是美国梦---美国文学的主题问题。“美国梦”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广义的方面来讲,“美国梦”指的是作为“民主、平等、自由”的国家理想; 从狭义的方面来讲, 它指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梦想。“美国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17世纪第一批移民登上美洲大陆之日起,赤贫的欧洲农民到这里后无须奋斗便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南北战争后，机会一个个接踵而至，掀起全国性的疯狂，美国成了一个‘牛奶加蜜糖’的国度，大批做着‘美国梦’的移民蜂拥而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美国梦形成的自然基础，《独立宣言》的颁布使美国梦有了思想基础。《独立宣言》规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梦’的驱使下,美国迅速发展，特别是1848年加州的“淘金热”，引发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 “美国梦”得以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文学中，“美国梦”也就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美国梦的幻灭 斯格特•菲茨杰拉德 F•ScottFitzgcrald,1895～1940 和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DrEiser,1871～1945 都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们出生于美国不同的时期 ,身世背景截然不同 ,但是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了一个相同的悲剧主题--- “美国梦”的腐朽和破灭。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是20世纪 20年代“美国梦 ”幻灭的代表作。小说写了主人公盖茨比与苔西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揭示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幻灭。贫家子弟盖茨比在服役期间爱上了豪门之女苔西,苔西却不愿下嫁一无所有的盖茨比。 战后盖茨比对苔西难忘旧情, 通过非法买卖发了横财后与苔西重温旧情, 而苔西却仍无勇气放弃她已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在一次车祸后, 为保护苔西， 盖茨比主动承担责任，而苔西的丈夫汤姆借死者丈夫之手谋杀了盖茨比, 然后与苔西一走了之。 盖茨比以毕生心血构筑的美好梦想, 就这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盖茨比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梦”的幻灭。菲兹杰拉德借故事叙述人尼克之口, 把盖茨比的梦和美国早期移民的梦联络在一起, 追溯了美国梦的渊源。美国的早期移民憧憬依靠个人奋斗创造财富, 盖茨比把苔西视为自己的梦想的化身 ,也曾想以自己的努力重新赢得她。但社会的现实迫使他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盖茨比的发财之路说明了美国精神的腐败。 西奥多•德莱塞是美国 20 世纪前期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代表了美国现代文学的进步和光明。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悲剧》对美国贫富对立的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小说主人公克莱特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他不甘心忍受困苦,离家自谋出路。资本主义社会污秽腐蚀 ,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吃喝玩乐,对贫穷的母亲置之不理,为了和大资本家的女儿结婚,挤入上层社会,竟溺死了自己的情人洛蓓达。作品通过克莱特从追求、挣扎到堕落、毁灭的一生,指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所在,即以金钱为中心的美国现代生活对克莱特世界观的形成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而且，只要这种环境和这个制度不改变,克莱特的悲剧,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的悲剧就将一代一代重复地继续下去。 三、破灭的“美国梦”的主题意蕴 这两部作品写作年代不同,写作风格迥异,但是主题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美国梦”的悲剧表现。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青年人的追求和幻灭。在西方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经常重复的主题但作者融入了自己对美国生活的深刻而冷静的体验，将它写成一部蕴意隽永的“美国梦”破灭的悲剧。盖茨比的追求也是很多美国人的企盼，小说最终为盖茨比送终 ,也是为他们的“美国梦”画上句号。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美国悲剧》是根据 1906 年切斯特•吉莱特谋杀格蕾丝•布朗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德莱塞进行提炼加工，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悲剧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悲剧。他所涉及的既是一个悲剧人物 ,又是一种悲剧文明。德莱塞把克莱特作为由环境所造就，受环境逼迫，并为环境所毁灭的人物来进行塑造。他怀着怜悯的心情去探索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财富和地位的过程中,扭曲了自己的人性,而堕落成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的经历。《美国悲剧》采用了纯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尽量客观化的叙述和朴实的语言揭示了个人人生毁灭的悲剧,使作品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文字。它塑造了一个对金钱和地位充满向往的下层青年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悲剧。 四、结语 纵观以上两部小说，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美国梦”的主题却是不断发展的。盖茨比无论多么富有，依然不能被所谓的上流社会所接纳;而克莱特的个人悲剧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美国的悲剧。所 以,如果仅仅把追求财富和名利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到达了非人病态的程度,这也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 社会里“人的异化”的梦想早晚都要破灭，两位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菲茨杰拉德和德莱塞这两位作家 ,很多知名作家的创作也深受“美国梦”这个主题的影响,例如海明威和福克纳在作品中把人们对“美国梦”的失望引申为对美国这个国度的失望。 “美国梦”再也不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憧憬和奋斗的力量，它的美丽光环早已消失殆尽 。“美国梦”破灭的主题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审美价值。无论是两位作家本人还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一生都在孜孜以求虚无缥缈的“美国梦”,一生都在追逐著能够体现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财富、金钱和权力。残酷的现实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物质奋斗和享乐主义的毁灭作用,表现出了带有悲剧性的时代幻灭感。 参考文献： [1]刘保瑞等译,《美国作家论 文学》〔M〕,北京: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2] 董衡巽等编,《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F.S.Fitzgerald. The Great Gat *** y. For Eign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2. [4]TheodoreDr EIser. An American Tragedy. T. Y. Crowell pany Press, 1964.
加到两百分我给你写！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
1）适时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本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普遍关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老年人生活处于最困难境地，社会退休金成了老年人的希望所在。1934年，罗斯福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社会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经过几年准备。在积累了一大笔基金后，于1942年付诸实施，开始支付退休金。二次大战中没有新的变动。50年代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经过50多年的逐步发展与健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2）老年法定退休保险具有强制性、贡献性和福利性，退休和医疗保险基金有正常来源渠道，能自我调整和自我调整。其退休金的收与支是按照现收现付、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的，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预测、退休费支出的需要，不断调整保险税税率，通过自我调整达到自我循环正常运转的目的。 （3）发展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投保退休金保险，吸收闲散资金增强经济实力，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美国的一些人寿保险公司除经营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死亡保险外、还大力经营集体和个人自愿投保性质的私人退休金保险，作为法定退休保险的补充。集体退休保险，由企业雇主为雇员投保，根据企业经营好坏和雇员个人情况投保可多可少，雇员退休后逐月领取。政府通过对退休保险金免税手段予以支持。并通过投资获取的利润，用来弥补膨胀使投保金额贬值的问题，以保证退休者收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感。 （4）严格控制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间，以利于失业者积极再就业。联邦立法规定由企业雇主缴纳失业保险税款，雇员不缴。利率由各州自行确定，全国不统一。救济发放时间，大多数规定需经一周等待期后方可使用，最多支付26周，联邦法规定在失业高峰期可延长合乎法定救济周数的50%，即最多追加13周。严格限制发放周数的目的在于促使失业者积极再就业。 （5）采取措施，增收节支，迎接老龄化的严重挑战。其研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注重研究管理与效率、保障目标与水平问题，逐步提高保险税税率；退休金也要纳入个人所得税范围之内，把负担加在高收入者身上；适当降低各项福利待遇水平，使之不要紧跟工资水平的增长；利用退休基金搞投资经营，增中储备，减少年轻人的社会负担。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摘要：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社会保障权在一国所受的保障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概念与性质出发，在对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与其它国家的宪政实践，得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对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修宪
从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来看，目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志。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的确认与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已有的社会保障权缺少宪法的有利保护。因此，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层面出发对社会保障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使得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而该制度的核心，即社会保障权，也成为了公认的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P。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具有法定性、复合性、非对等性以及母体性等法律特征。社会保障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首先，社会保障权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存在的，社会保障权是维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备组成要素，因而其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次，社会保障权随着人类历史进步而逐步确立，同时社会保障权在权利保障方面与其它的公民基本权利存在着区别，社会保障权的保障需要国家和社会作为保障义务的主体确保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分析
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与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提倡的人权主要指的是社会权。与第一代人权相比，社会权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公平应有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于过度的自由竞争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确保社会正义与安全，进而实现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社会权所具有的内容体现在各国的宪法与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学者们将狭义的社会基本权确定为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相关的权利。中间的社会基本权被分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经济权利，广义的社会基本权则包含经济、文化与社会三方面的权利。从学者的三个不同的分类已看出社会保障权都包含在社会权之中。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而已看出，其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行为的配合，社会保障权能否实现对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为实现自身必要利益、主张或者自由。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不但依赖于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要设计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观念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政治状态对社会基本权利的影响极大。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个人针对国家所提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是公民作为个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基础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维护公民作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本身是无法用其它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取代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必然要发挥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因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
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在第14条、第33条、第44条以及第45条，都为我国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权已经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取得了应有的宪法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已经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权保障的实际情况来看，和社会保障权联系密切的宪法规范还存在一定的不完善。
《宪法》第33条3款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该条款从表述上来说，是人权保障原则的概括，其本身只是方针条款，不具有具体法规范所具有的拘束力，公民的包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相关权利受到侵害后，是无法援引该条款来获得权利上的救济的。
《宪法》第14条4款规定：国家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实行退休制度。这两点规定是社会保障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可以据此提出权利要求与权利救济。尤其是后面一点，其仅仅规定退休制度，使得享受该制度的主体范围确定为我国的部分公民。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该条款作为社会保障权方面的核心条款，在表述上没有采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而是用的物质帮助权。物质帮助权在我国没有明文的权威解释，因而导致其本身的含义不明。同时，该条款中的一些规定具有方针性特点，是作为政策性条款存在的，其本身在性质与效力方面与第44条和第55条关于社会保障权的作用相同。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宪法规定中只设定了以上四个条文，因而其在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方面还应进一步完善。
四、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
上个世纪以来以宪法保障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所具有的地位已经成为国际趋势。社会保障权通过宪法确定地位开始于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该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除了此种宪法保障方式外，还有的国家以司法判例解释宪法的方式进行社会保障权的确认。结合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如下的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对宪法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宪法修订。
对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障权进行解释说明，即通常所说的释宪，其方式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所具有宪法解释权，将我国现有宪法中所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作扩张解释，将其扩张解释为社会保障权。该策略的采用就会导致与现有宪法的第14条、第44条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因而该途径是不适合采用的。
宪法修订，即直接对宪法进行修改。该方式在很多国家中被采用。在该方式的应用中，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国际人权法中关于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相关经验，对宪法进行修改，在对现有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保障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新条文。在新条文中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两方面出发，来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一方面确定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尽的义务;另外一方面从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确认社会保障权中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除此以外，民法以及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法规也配合我国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总之，社会保障权不仅仅是作为人权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法应保护的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在社会保障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优途径。因而，有必要随着我国宪政与法治的发展，通过对社会保障权进行宪法保障的努力，而确保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富龙飞.社会保障权研究文献述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10).
[2]黄小云.美国与德国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模式分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0(4).
[3]刘婧婧.社会保障权之基本权利属性探析――基于学理和宪政实践的双重考察.行政与法.2011(1).
[4]李运华.论社会保障权之宪法保障――以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的完善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1(6).
[5]付龙飞.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研究.经济经纬.2011(3).
浅析老年社会保障问题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关键词】 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生活现状;政府职责;社会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超过总人口8.87%，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34.6%，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49.7%和38.3%。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62.3%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66.9%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8.33亿，参合率为94.1%，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76.4%。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2、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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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本土居民就是印第安人 2 美国多元文化其实就是各国文化的融合3 美国多远文化对于组成美国家庭没有什么影响 要是有坏的影响也组成不了家庭 好的影响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习俗互相影响！
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的出现始于八十年代的美国。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1] 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引发不同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现象进行探讨和争论。到九十年代，由于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甚至把多元文化主义及相关的争论称为“文化战争”。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从1992年《美国研究》第三期沈宗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开始（在文章中沈将multiculturalism译作“文化多元主义”）到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多元文化研究”，国内学术界也对多元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为了1900年以后在中国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的成果除了以上所提的论文，其中朱世达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一书中的文化部分也是重要的成果之一。学术界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理论空白。 一 、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 研究一个问题，首要的是要对所研究对象有明确的认识，即问题是什么，接着才研究课题的意义、特征及局限性等相关的问题。尽管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近年来已被频频地使用，但如同“文化”、“全球化”这些高度使用却无公认的定义一样，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至今未有一个清楚明晰的界定。王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一文中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析化，多元文化主义因不同领域的不同用途有不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历史观、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2]。这种归纳法虽然全面，然而还是未能对多元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让人对其内涵有个简明扼要的把握。因此，在此基础上，王希得出这些用途的共同点，即“1、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家，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2、不同民族、族裔、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的美国经历是不同的，美国传统不能以某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经验为准绳；3、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是多元文化主义重要内容，也是美国社会必须面临的现实。”[3]显然，多元文化主义已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它成了教育、文艺、政治诉求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这个依据出发，目标指向元与元的平等，即所谓的“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们创建并繁荣、发展、壮大着美国。美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单元”的国家。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来自西班牙、法国的殖民者构成了最早的移民。紧接着，不甘落后的是荷兰人、瑞典人和英国人。特别是从1620年英国清教徒创建马萨诸塞海湾的殖民地开始，英国便开始了持续的移民潮，奠定了日后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体基调。非洲黑人的贩运又扩大了移民群体的构成，但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作为奴隶），非洲文化处于被压制的、无足轻重的状态。之后，另一支欧裔——日尔曼人也加入了北美大陆的移民群。这支非英语族族裔由于语言不通，经常相聚而居，自成一体，又由于耕作有方，小社会颇为繁荣，遭到了先来者的敌视，但并未发生更多的冲突。 这样，在美国文明初步形成阶段（一般认为是1607——1783年前后近两个世纪）[4]，尽管除土著印第安人外，还存在至少两支以上的移民族裔，但这种多源移民结构的存在并无单元权利的呼声的出现，融合是主流，由此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是多元的规模（族裔少、数量少）与日后的不可同日而语，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区域分割使各个元呈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其次各移民群体的共同任务是发展经济，面临最根本的任务与自然环境的生存斗争。因此，各族裔差异和利益冲突被最小化，共同利益召唤着他们共同努力，从而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利坚民族。 到美国文化的成熟定型时期，即从建国至二战这一漫长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多元文化主义仍未被视为问题而提出。这一时期的移民依然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移民构成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1890年代边疆封闭前来、主要是来自西欧和北欧的“老移民”和从边疆关闭后至1930年来、主要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新移民”。在此时期内，根据美国政府对各种族的态度又可分为独立初期和限制移民时期。独立初期，由于美国国内急需劳动力，对移民来者不拒，美国成了自由的化身，自由女神像就是证明。然而，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基于新移民对老移民的工作机会的威胁，美国进入了限制移民时期。美国政府针对移民制定的各个时期不同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法案就是表现之一，特别是针对某一特定种族制定的排斥法案（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和对东西半球的移民配给的总数的不同规定，显示了美国主流社会对本已存在于本社会中亚文化的歧视并将之推广到此文化的来源国。 相应地，在思想领域里，“熔炉论”在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盛行中出炉。“熔炉论”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都应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归化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宗主。不服从同化者理应受到驱逐。且不论这种观点的缺陷以及真实意图，应该承认的是“熔炉论”反映了早期英裔人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他们都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当作主导文化，要求其他民族予以认同，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统一的文化。 而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在当时作为不同文化的携带者，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此时处于亚文化地位的各元并未有太多的不同呼声，多元文化主义仍未形成气候。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1、美国刚刚成立，统一的政府与国家，一体化强化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体地位；2、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同属欧裔，文化上有较多的同源性，在种族、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和美国主流相距不大，同化不是太严重的问题；3、移民们到来后就投身西进运动和两次工业革命中去，他们的个体利益附属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 但是，很快地，“熔炉论”在一战起就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一战期间对德裔移民的不信任，“熔炉论”显得苍白无力。二战期间，历史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日本侨民和德裔美国人成了被孤立、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渐渐地，一种反对美国化、盎格鲁服从以及民族熔炉理论的、宣扬文化多元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开始出现。但一开始并不受到重视。 这种状况在二战后特别是1965年新移民法的颁布后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种族配给原则得到废止，美国政府开始客观、公正地对待各个种族。而在这次移民法颁布后，引发了又一次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潮同以往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西欧移民明显减少，亚洲和拉美移民急剧上升，这又一次改变了原来的移民结构，社会摩擦随之加大。战后6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动荡，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等此起彼伏，各种社会运动高潮迭起，各种骚乱事件层出不穷，种族间的暴力事件比比皆是，社会发生了大分裂。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1924年德裔犹太人、青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思想又以新的面貌重新活跃起来，这又直接导致了多元文化主义随之兴起。 朱世达在其文《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中将此时的文化冲突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1、二战后，由于经济繁荣，美国经历了一个激烈的社会演变与过渡的时期。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而演变到信息经济。大量的白领阶层以知识、信息、思想经济谋生。各种族大量中产阶级的崛起；2、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内的保守主义者有可能集中精力思考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问题；3、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更多的各种族的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新思想、新观念，改变了诸多人的世界观；4、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社会变化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使妇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社会力量。”[5]朱世达将目光投向美国国内，侧重考察这一时期社会演变和移民的素质，与之相对应，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国际的变化，认为也是文化冲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他们认为“国际政治朝着多极化的格局转化，世界各民族裔人民的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美国少数族裔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被唤起，他们强烈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同实际社会地位低下之间反差，他们竭力为在美国争得本民族的地位努力，宣传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6] 二 、几点结论 本文初略地回顾了美国的移民历史以及在此背景下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求探索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产生，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美国的移民历史看，自民族形成之初始，一直存在多元和元与元的差异。最初阶段，主流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存在，其他处于非优势地位的各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主要以和平共处为主，随着时代的变化，元与元的差异性突现，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逐渐高涨，并最后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体现。 2、多元文化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与特定时代下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种族关系等领域的新变化甚至与国际大背景紧密相关。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这些变化的理论回应，也是代表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倾向。 3、存在有一个核心的美国文化，但此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充实。这种移民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也是多元与一元的关系。新移民的到来往往对原有存在的社会产生冲击，导致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新的一轮又形成，如此循环往复。4、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出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也显示社会本身的进步，体现了各种族融合的成功。
注重多学科的融通，根据全面发展、突出重点的研究思路，广泛涉猎了西方美学、文艺学、人才学等多个领域，近些年主要研究人才开发、人才美学、《乐记》和文化产业。教学科研在高校长期进行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已经为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设了人生哲学、古代诗文、文学理论、文学方法论、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 、西方文论、美学、西方美学、人才美学、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论、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产业人才资源管理、人才开发学、领导科学与艺术、行政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率先进行了“情商点名法”的教改实验，创立了“山型人才”培养模式；组织20多人的教研创新团队，最早进行了大学生潜能开发与情商育成的探索。一、出版专著与主编的著作9部，合作出版10部。1．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流变——<乐记>的形成史与接受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2．专著《<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与牛月明教授合作）。3．专著《<礼记﹒乐记>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4．专著《人才开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5．专著《人才与审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6．专著《西方美学论稿》，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专著《新世纪人才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8．主编《先秦两汉儒家美学与古希腊罗马美学比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9．主编《大学生潜能开发与情商育成》，齐鲁书社，2001年版。合作出版的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才学30年》、《大学生应用写作》、《教师美育学》、《风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马列文论导读》、《美育学》、《爱情新诗鉴赏辞典》等。二、发表文章百余篇（第一作者），主要论文60多篇“试论文化产业“产学研”的机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青岛海洋人才高地建设的对策思考”，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13年卷）》，该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从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看文化强国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日。“广告艺术符号模式研究”，《艺术评论》，2013年第2 期。“妈祖文化开发应凸显其优秀品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4日。“加强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6日。“人工岛建设的原则与文化元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日。“学术大师成长的主观因素”，《中国组织人事报》，2011年6月10日。“论大学精神的文化内涵”，《中国海洋大学报》，2012年5月10日“人才美学研究的缘起与发展走向”，《文艺美学研究》第五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给孩子充分的想象空间——小雄鹰的故事”，《河北教育》，2011年第6期。“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人才中长期规划研究”，文化产业司编《国家文化产业课题研究报告（2010年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建立海洋美学的构想”，《中国海洋大学高教研究》，2011年第4期。“《乐记》动力定型的理论来源与美学阐释”，《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3期。“红色经典作品的市场化生成因素”，《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SA8000—企业从‘经济型’向‘社会型’转轨的重要标志”，《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王蒙自传》中的王蒙”，《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人生‘须臾’中的永恒与诗意”，《领导科学报》2009年2月2日。“论全面提升CEO的卓越领导力”，《现代领导》，2009年第12期。“文化研究·文化产业与商品生产”，山东省社会科学界2008年学术年会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海滨现代文化名城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研究”，《青岛社会科学》第二辑，2009年。“‘乐由中出’：《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从格式塔视域看<乐记>中的心物同构”，《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如何开发管理B类员工”，《中国人才》，2008年第7期。“天人相谐的和合阐释”，《文化中国》，2008年第4期，加拿大出版。“中国文论研究的间性拓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从乐心关系看《乐记》的‘唯乐不可以为伪’”，《齐鲁学刊》2008年第3期。“关于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海洋大学报》2008年9月4日。“论《乐记》的创美主体修养思想”，《理论学刊》，2008年第2 期。“审美诱发潜能的特点和主要形式”，《美与时代》，2008年第11 期。“为什么要阅读文学名著”，《高中生之友》2008年第11期。“企业如何与员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7年第3期。“惟君子为能知乐——从《乐记》知音论看人对动物性的超越”，《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怎样看待火星文”，《光明日报》2007年10月12日。“乐同民心——审美共同性的阐释”，《孔子研究》2007年第3期。“中庸美：王蒙文学哲学的精髓”，《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从以美导善看‘惟乐不可以为伪’”，《理论学刊》2007年第2期。“人才开发中的大人才观”，《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红旗出版社，2007年出版。“大乐与天地同和”，《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从‘天下皆宁’看文艺价值的指归”，《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人才战略与人才开发”，《教育人才研究》2006年第3期。“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从审美文化看人才美学”，《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康德美学的哲学出发点”，《光明日报》2004年4月13日。“美是有神性的”，《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二人合作）。“试论中世纪文化及其本质特征”，《理论学刊》2003年第5期。“创新：为‘见异思迁’ 正名”，《联合日报》，2002年1月15 日。“郎吉弩斯与“崇高”辨析”，《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论柏拉图的艺术管理思想”，《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柏拉图的艺术美论”，《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柏拉图美学之再阐释”，《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康德崇高美之我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创造的辩证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1年第7期。“试论大学生潜能开发和情商育成的动因及其重要性”，《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生涯设计的原则及其意义”，《山东教育》，2001年第3期。“试论教师的潜能开发能力”，《山东教育》，2001年第5期。“‘山型人才’及其培养”，《联合日报》，2001年6月5日。“试论贺拉斯《诗艺》的理论体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学会做人·培养能力·勇于创新”，《 光明日报》2000年8月16日。“试论孔子的情商思想”，《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走出心灵的困境，《香港现代教学论坛》2000年第2期。“影响人才自我开发的主观原因及其对策”，《中国知识经济文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下岗职工的心理调整与人才再开发”，《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命运归因探析”，《光明日报》1999年8 月27日。“怎样提高作文能力”，《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3日。“海德和维纳的归因理论与人才开发的归因”，《中国人才》1999年第1期。“凝聚力差的原因及其对策”，《行政与人事》，1998年第1期。“大学生心理冲突导致的心理障碍及其对策”，《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论文选》第三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自学成才与人才资源开发”，《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2期。“寻美向导”，《大众日报》，1997年12月8日。“审美：诱发潜能的加速器”，《中国人才》1997年第4期。“狮羊效应与羊狮效应”，《中国人才》，1996年第1期。“人才鉴别的测不准原理”，《中国人才》，1996年第2期。“苏格拉底的人格美及其艺术美论”，《语文函授》1996年第3期。“谈谈《阑尾》的怪诞与滑稽美”，《语文函授》1996年第2期。“优化组合尚未实现”，《人民日报》，1995年4月19日。“试论青少年潜能的开发”，《山东青少年研究》1995年第4期。“‘模仿说’嬗变略述“，《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形象大于思想与形象小于思想新探”，《语文函授》1994年第1期。“文学概论疑难问题十五解”，《高教自学考试》1993年第8期。“历史感·方法论·文艺本质”，《齐鲁学刊》1992年第3期。“对自然美奥秘的探究”，《山东社会科学情报》1992年第5期。“经济大潮对文艺创作的呼唤”，《语文函授》1992年第6期。“深化与改革文学理论教学的几点尝试与设想”，《语文函授》1991年第3期。“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语文函授》1990年第4期。“消遣的价值”，《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对宗教的美学思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3期。“‘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之我见”，《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审美价值与主体性”，《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对现实主义的再思考”，《语文函授》1989年第6期。三、2008年以来主持完成的项目与在研项目2008年主持完成了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才美学：人才开发的新视域》。2008年主持完成了山东省高校教改项目《人才开发学研究》。2010年主持完成了国家文化部重点招标课题《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人才中长期规划研究》。2011年主持完成了教育部规划项目《<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2011年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才研究会项目《国家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研究》。2011年主持完成了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乐记>的形成史与接受史研究》。2011年主持青岛市发改委重大招标课题《青岛市海洋人才高地建设问题研究》。2012年主持山东省蓝黄两区重大招标课题《山东省引进海外海洋人才对策研究》2012年主持中国人才研究会项目《文化创意人才创新能力研究》。2012年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加快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2013年主持青岛市社会科学重点委托项目《文化强国梦及其对策研究》。2014年主持青岛市“十三五”前期规划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青岛市“十三五”提升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4年主持青岛市西海岸（国家）新区委托课题《陆海统筹发展实验区建设战略及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论中西方教育差异：转自教育大论文下载中心，更多中西方教育差异文章请看教育大论文下载中心谈及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我有一些感受。我没有去过国外，对西方教育的了解主要是从书中和各种媒体中获得。我眼中的中西方教育的显著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因材施教。虽然在我国每天都在提因材施教，但并没有几个人理解因材施教的真谛。反而是西方的教育在这方面体现的较好，更适合学生的发展，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二． 赏识教育。在中西方都有赏识教育，中国的赏识教育比较模糊笼统，对孩子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用一句“你真棒”加以赞赏，而西方是把棒在哪里告诉孩子。中国家长有耐心的少,光心里着急是不够的。三． 惩罚教育。在中西方都有惩罚教育，在中国孩子受到惩罚都是以大人的眼光来判断，比如孩子把东西拆坏了，家长往往要打骂孩子，而在西方家长认为孩子并没有错，反而鼓励孩子多动手。四． 爱心教育。我在书中了解的和我亲眼看到的西方人的爱心有胜于我们。中西方的教育各有优缺点，如能取长补短，也许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优点，这几年国外也在借鉴我们的教育方法。一、学校的教育1、中西方教育的本质区别：西方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发现难点，然后在解决难点中积累经验，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研究的成果。中国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教育，先将成人的经验告知学生，让学生按已有成功经验去操作（并非所谓的真学习）按部就班，在经验的指导下学习实践，同样，也是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是往往很难跳出已有的固定模式。两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西方教育以人为本，从人的学习的本能出发，符合学习论，而中国教育是一种消除错误的“生产”教育，将学生当作产品，希望在生产线上生产出的是合格品，而不是次品。正是不能正视“学习是可以犯错的”这一规律，使得学生缺乏应有的创新思维。2、从教师在课堂中所起的作用看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差异：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3、考生成绩的计算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一个显著差异：在西方学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课堂纪律和出勤率占15%，课余作业成绩占15%，小组互动讨论占20%，论文写作和答辩占50%，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学生的综合情况，比较客观和公正。由于西方教学的目的是运用，而不是分数，所以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值。在中国，成绩是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命根子，一切唯高分是从。一些综合分数低，而偏科成绩比较严重的学生，反而被埋没了。成绩主要以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来定，主要是笔试，比较单一，另笔试的成绩很容易被复制。像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很容易因为发挥失场，而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高分低能那是我们国人的最大悲哀呀！4、从知识层面来说，西方教育更容易发掘天才：西方教育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对学生的教育是点到为止；西方的基础教育在达到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有较大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位学生对物理、化学或生物不感兴趣，感觉有很大的困难，可以只选修比较基础的课程，而选修较多的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课程，只选修理、化、生其中的一门，同样可以达到高中毕业要求，也能进入顶尖大学，同样有机会成为“精英”。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以数学为例，中国教育使用题海战术，教师让学生重复练习，直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把那些不能把知识学得精深的人淘汰出去。中国教育要求数理化各科面面俱到，哪一科学得不好都有可能对人生前途造成致命的影响。二、家庭的教育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 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而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动辄离家出走，甚至轻生厌世。● 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而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 西方家长“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和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中国孩子若拆了家里的闹钟，就算自己能装回，恐怕也没几个敢告诉家长的。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外国家长重视的恰恰是中国家长忽视的。西方家长教导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做错事自己纠正，自尊并尊重别人，全身心锻炼，按兴趣学习。他们鼓励孩子成为梦想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成功者。中国的家长们，您不妨借鉴一下。三、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最缺的，是责任教育！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社会、民族负责！教育不是只在学校，还在家里，在周围环境，在社会氛围。而现在，常见到家长，学校，周围环境在推卸责任：家长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好他就是学校的责任”；学校说：“他逃学都是因为周围的网吧，歌房太多了”；网吧老板说：“我只是开一家店挣点钱养家糊口，是他自己逃学来玩的”。来看看美国，经常可以见到大人教育小孩，而那个小孩并不是他的孩子，大人也不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人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责任”；在英国，每一个欧巴桑的威力大家都知道，她们总是在自觉的监督年青人的行为，好像警察一般。这两个国家已经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交给了每个公民，每个公民也在为国家的未来负责。而在国内，又有谁把教育下一代国人视为自己的责任呢？看到不认识的小孩有不对的地方，又有谁会上前去教育他，指出他的错误呢？教育制度不完善，官员贪污腐、、、、这些问题的存在，管理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我，所有国人，甚至包括受教育者，谁可免责？如果每人都确实负起自己的责任，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相互相诚的，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的教育重在启蒙，发掘潜力，尊重自由，尊重个性的发展。孩子在这三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多一份质疑，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热情，多一些创造。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总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却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和照。) 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夏天" 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竟是如此的迥异。原因就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骄阳似火，炎热难熬。而英国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当然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汉语中的 "东风" 使人想到温暖和煦，西风则叫人有种寒风刺骨的味道。而在西方则相反。原因也是一样，两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带来感觉就不同 。 二、 生产劳动 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 fish in the air (缘木求鱼 )、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 (错过机会) 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国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 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 的动词在汉语中有许多，如 "扛、 荷、挑、担、抬、背、驮、负、提、挎" 等，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负运的东西与之相应(如，挑土、担水、提箱子)，真是细密之极。在英语中却只有一个 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之所以将这个动词细加区分，大概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特别多的缘故。 汉语中我们会遇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 、"气壮如牛 " 等词 ，英语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说 work like a horse, as strong as a horse, flog a willing horse 。为什么汉语用 "牛 " 而英语用horse 呢? 答案是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早期的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牛和马在生产过程中分别分成了两国人的好帮手，博得了人们的好感，词语中也就有了如上用法。 三、风俗习惯 1、称谓及称呼: 学习英语时，我们发现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要少得多。例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我们看到，汉语把表亲关系区分得非常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二、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这种封建社会高度重视血缘关系，特别强调等级间的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亲属关系亲疏，长幼和性别等万面不同，权力和义务也随着出现区别， 故称谓区分得严格而细密。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 ， 除 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都不用。在英美国家，人们的相互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有违情理，且不礼貌，没教养。比如: 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却是得体，亲切、合乎常埋的，年轻人称老年人，只在其姓氏前加 Mr, Mrs 或Miss。他们这些做法体现了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 2、敬语谦词: 像称谓一样，英语中的敬语谦词也远远少于汉语。在英语中，不管对方年龄多大，地位多高，you 就是 you，I 就是 I，用不着像汉语那样用许多诸如 "您、局长、工程师 " 等敬语。汉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甚至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则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另一原因，便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突出自己，总认为"谦虚" 是一种美德。而在英语中这类词较少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西方人喜爱追求平等，二是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强调培养个人自信心。受以上观念的支配，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明显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听此类话语后会说一类谦虚的话语，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 “ Thank you”我曾从报上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 (你今天很漂亮) 。” 这位中国女士赶忙谦虚地说:Where(哪里 ), where(哪里 )." 而这位美国人感到非常奇怪，然后只好说了句: everywhere(到处)。" 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则他们会误解为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而东方则比较谦虚、谨慎，即使心里非常高兴，也不会坦然认同或接受对方的赞扬。 又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献或论文的标题。汉语文章的标题除说明文章的内容外，往往有表示谦虚的字眼。如"浅谈…… " 、"试论……" 、 "、“……初探" 等，而英语文章的标题常常是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如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科学与语言》) 。 3、个人隐私: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提出 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Are you married? 等谈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家庭情况等问题的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西方人寒暄最频繁的话题是天气的状况或预测。如“It’s fine, isn’t it?“、 “It’s raining hard, isn’t it?”、 “Your dress is do nice!”等等。他们在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从不问及有关别人隐私方面问题，以示对对方的尊敬。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心。 如 "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吗? " "好久不见，你又长胖了 。" "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 如西方人听到你说:“You are fat”或 “You are so thin”等话语。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难以回答，因这是不礼貌的。而中国人见面三分熟，在半小时内，对方的家庭情况、个人状况便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又是双方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在起作用。西方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他们认为个人的事不必让别人知道，更不愿让别人干预。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住在一个村庄里，离得近，接触得多，个人生活或私事很难不被人知道或干预。再加上中国人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相互帮助，认为个人的事即家庭乃至集体的事。故而他们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苫辣，别人也愿坦诚相告。当然，现在在一些发达或沿海城市，人们也开始接受西方人的观点，说话不随便涉及对方隐私。 四 宗教信仰 汉英语言中涉及宗教的词语数目庞大，蔚为壮观。比如，"天公" 、"阴阳 " 、"菩萨" 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词汇是两个民族宗教观念迥异的真实写照。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 "太极" 、"道" 等，其精神，如尊天命，行孝道、听天由命等也可见于 日常语言当中。隋唐时期，大量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这样儒、 佛、道三教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英国，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该教于597 年传入英国。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 。这里既有古英语时期由拉丁语渗入英语的词 、如angel (天使)、monk (僧侣 ) 等，又有中古时期从法语借用的词 ，如 religion (宗教) 、dean(教长)等，还有现代英语时期从其他外来语中借来的大量的词， 结果英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远比其他语种来得多。 五、 历史典故 用典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真是马后炮"、 "原来是个空城计啊 ! " 西方人则会讲 That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 、He’s a Shylock (他是个守财奴)。一谈用典，对对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感到相当费解，显然这是因为各民族以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前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中国象棋，一个来自《三国演义》。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揽球等。后两个英文例子便来自莎士比亚戏剧。 六、思维方式 英语注重运用各种具体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这些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有序，其句法功能一望便知。比如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还会远吗？)一见到if,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便一目了然。而汉语则很少使用连接手段，句子看上去松散混乱，概念、判断、推理不严密，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从外表不易看出。比如，"打得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怕没办法?"几个句子间无连接成分，好像大量动词杂沓堆上，句间关系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但句子的意思却把他们联系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而汉民族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 七、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西方文化中，与 " 自 我" (self) 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无所不在。在英语中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 (自我专注 )、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养 ) 、 self-image (自我形象 ) 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而中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利民，再利已" 的话语随处可见。通过简单的言语就可从中了解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这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3.1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3.2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Mrs.Ms等。
3.3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3.4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3.5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3.6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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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10：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3.1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