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文学自其殖民地时期初具雏形至今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变得日趋成熟。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简述美国自然文学 美国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在传统上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它产生于“新大陆”文明的美国，便自然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有的特性。美国的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别具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流派。 自然文学 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意识 一、美国自然文学的概念 自然文学就其字面理解，无非是以自然为主题进行写作。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它是在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自然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从形式上看，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而言之，美国的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分隔开来，区别对待。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动力则是要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它由最初纯粹的自然史，到将文学揉进自然史;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为主的自然散记，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存的自然文学。我们可以说，从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趋势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 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 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现代，可它却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有其历史渊源。 17世纪的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开发史》都是以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其语言清新简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日后的自然文学独特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自传》和另一部《圣物的影像》中大胆地将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个物质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纪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威廉・巴特姆，被成为美国“第一位在欧美大陆的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他的代表作《旅行笔记》不仅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之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对欧洲的浪漫主义产生了影响。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散文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成为一种独特文体，它以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的问世，作为自己趋于成型的标志。 到了19世纪，随着诸如托马斯・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等作品的问世，美国作家才开始把新大陆的风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源泉。在此之前，美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往往是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去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根基。科尔在《散文》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联络不是着眼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说欧洲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生长在自然之国的美国人，应当从自然中寻求文化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科尔建立了美国哈德逊河画派，提出了“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宣言，吸引了一批被爱默生称为有着“新的眼光”的大自然的画家。后来，这个画派的作品与美国自然文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长期以来，爱默生的精神及其人文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化及文学的研究重点。但是目前在国内，将“爱默生与自然”作为主题进行挖掘与探讨的人并不多。其实，无论从爱默生所信奉的超验主义及其著作，还是从其生活和日记中，都不难看出他对自然的特殊情感与密切联络。就爱默生的著作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论自然》。他改良了爱德华兹的观点，明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 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曾于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位居榜首。他被视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然作家。他的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遗产。而《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们通常把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圣徒”。从二者在自然文学中的作用而言，他们有着相似的灵魂。从现代的眼光看，梭罗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爱默生更胜一筹。梭罗不仅把爱默生的理论付诸实践，而且比爱默生超前一步。他预见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 美国自然文学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之前的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或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只是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以及玛丽・奥斯汀等跨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从广度上，20世纪的自然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的东海岸，而是覆盖了几乎整个美国本土。随着奥斯汀、迪拉德和威廉斯等女作家的出现，原来以男人为主导的自然文学领域开始有了女性的声音。这种以不同的地域为背景，用不同的声音来描述自然的状况，使得美国自然文学形成了一种多维的组合，因此而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从深度而言，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知识，他们无疑获得了比他们前辈更深刻的洞察力。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人遗弃的农场里，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爱德华・艾比在没有人烟的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特里・T・威廉斯则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情感，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自然文学作家的心目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自我，而只有与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他们所信奉的已不再是“优胜劣汰”，而是“共生主义”。 三、总结 总之，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在美学上，它展现了中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探索这一领域，将会像当初欧洲移民发现新大陆一样，令人在一个又一个新奇发现中激动不已。 参考文献： [1]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安妮・迪拉德著.余幼珊译.溪畔天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Scott Slovic.Contemporary American Nature Writing.Tokyo：Fumikura Press，1993. [4]Don Scheese, Nature Writing.the Pastoral Impulse in America.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6. 篇2 试论美国文学中幻灭的美国梦 摘 要：“美国梦”是美国文学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大量文学作品紧扣文学作品中对"美国梦"这一主题开展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本文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美国悲剧》的文字细读，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角度揭示了“美国梦”的腐朽和破灭。 关键词：美国梦; 美国悲剧; 幻灭 一、引言 研究美国文学，首先接触到的是美国梦---美国文学的主题问题。“美国梦”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广义的方面来讲,“美国梦”指的是作为“民主、平等、自由”的国家理想; 从狭义的方面来讲, 它指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梦想。“美国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17世纪第一批移民登上美洲大陆之日起,赤贫的欧洲农民到这里后无须奋斗便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南北战争后，机会一个个接踵而至，掀起全国性的疯狂，美国成了一个‘牛奶加蜜糖’的国度，大批做着‘美国梦’的移民蜂拥而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美国梦形成的自然基础，《独立宣言》的颁布使美国梦有了思想基础。《独立宣言》规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梦’的驱使下,美国迅速发展，特别是1848年加州的“淘金热”，引发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 “美国梦”得以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文学中，“美国梦”也就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二、美国梦的幻灭 斯格特•菲茨杰拉德 F•ScottFitzgcrald,1895～1940 和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DrEiser,1871～1945 都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们出生于美国不同的时期 ,身世背景截然不同 ,但是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了一个相同的悲剧主题--- “美国梦”的腐朽和破灭。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是20世纪 20年代“美国梦 ”幻灭的代表作。小说写了主人公盖茨比与苔西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揭示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幻灭。贫家子弟盖茨比在服役期间爱上了豪门之女苔西,苔西却不愿下嫁一无所有的盖茨比。 战后盖茨比对苔西难忘旧情, 通过非法买卖发了横财后与苔西重温旧情, 而苔西却仍无勇气放弃她已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在一次车祸后, 为保护苔西， 盖茨比主动承担责任，而苔西的丈夫汤姆借死者丈夫之手谋杀了盖茨比, 然后与苔西一走了之。 盖茨比以毕生心血构筑的美好梦想, 就这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盖茨比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梦”的幻灭。菲兹杰拉德借故事叙述人尼克之口, 把盖茨比的梦和美国早期移民的梦联络在一起, 追溯了美国梦的渊源。美国的早期移民憧憬依靠个人奋斗创造财富, 盖茨比把苔西视为自己的梦想的化身 ,也曾想以自己的努力重新赢得她。但社会的现实迫使他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盖茨比的发财之路说明了美国精神的腐败。 西奥多•德莱塞是美国 20 世纪前期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代表了美国现代文学的进步和光明。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美国悲剧》对美国贫富对立的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小说主人公克莱特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他不甘心忍受困苦,离家自谋出路。资本主义社会污秽腐蚀 ,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吃喝玩乐,对贫穷的母亲置之不理,为了和大资本家的女儿结婚,挤入上层社会,竟溺死了自己的情人洛蓓达。作品通过克莱特从追求、挣扎到堕落、毁灭的一生,指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所在,即以金钱为中心的美国现代生活对克莱特世界观的形成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而且，只要这种环境和这个制度不改变,克莱特的悲剧,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的悲剧就将一代一代重复地继续下去。 三、破灭的“美国梦”的主题意蕴 这两部作品写作年代不同,写作风格迥异,但是主题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美国梦”的悲剧表现。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青年人的追求和幻灭。在西方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经常重复的主题但作者融入了自己对美国生活的深刻而冷静的体验，将它写成一部蕴意隽永的“美国梦”破灭的悲剧。盖茨比的追求也是很多美国人的企盼，小说最终为盖茨比送终 ,也是为他们的“美国梦”画上句号。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美国悲剧》是根据 1906 年切斯特•吉莱特谋杀格蕾丝•布朗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德莱塞进行提炼加工，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悲剧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悲剧。他所涉及的既是一个悲剧人物 ,又是一种悲剧文明。德莱塞把克莱特作为由环境所造就，受环境逼迫，并为环境所毁灭的人物来进行塑造。他怀着怜悯的心情去探索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财富和地位的过程中,扭曲了自己的人性,而堕落成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的经历。《美国悲剧》采用了纯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尽量客观化的叙述和朴实的语言揭示了个人人生毁灭的悲剧,使作品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文字。它塑造了一个对金钱和地位充满向往的下层青年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悲剧。 四、结语 纵观以上两部小说，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美国梦”的主题却是不断发展的。盖茨比无论多么富有，依然不能被所谓的上流社会所接纳;而克莱特的个人悲剧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美国的悲剧。所 以,如果仅仅把追求财富和名利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到达了非人病态的程度,这也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 社会里“人的异化”的梦想早晚都要破灭，两位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菲茨杰拉德和德莱塞这两位作家 ,很多知名作家的创作也深受“美国梦”这个主题的影响,例如海明威和福克纳在作品中把人们对“美国梦”的失望引申为对美国这个国度的失望。 “美国梦”再也不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憧憬和奋斗的力量，它的美丽光环早已消失殆尽 。“美国梦”破灭的主题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审美价值。无论是两位作家本人还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一生都在孜孜以求虚无缥缈的“美国梦”,一生都在追逐著能够体现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财富、金钱和权力。残酷的现实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物质奋斗和享乐主义的毁灭作用,表现出了带有悲剧性的时代幻灭感。 参考文献： [1]刘保瑞等译,《美国作家论 文学》〔M〕,北京: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2] 董衡巽等编,《美国现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F.S.Fitzgerald. The Great Gat *** y. For Eign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2. [4]TheodoreDr EIser. An American Tragedy. T. Y. Crowell pany Press, 1964.

加到两百分我给你写！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