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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毕业论文，教你写毕业论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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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对企业等经济组织过去和现在有关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分配活动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状况等进行分析与评价的经济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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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泛指专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等，即需要在学业完成前写作并提交的论文，是教学或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写毕业论文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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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红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叁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浩瀚的大海。仅仅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数量来看，也是令人惊叹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收集到的民歌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民间器乐约有200余种乐器，独奏、重奏、合奏乐曲难以数计，中国的曲艺约有200多个曲种。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各种剧种、曲种特征和风格的主要体现者。至于这众多的剧（曲）种中丰富多样的剧目、曲目、声腔、板式、行当、流派、唱段、文武场音乐等等。更是难以数计。 产生我国这么丰富的民族音乐的原因有：第一，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第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三，博大的文化背景；第四，众多民族和人口。 包括民歌与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章内容。 一、 民族与歌舞 民歌与歌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书中也是一起放在第一章一起介绍。民歌和歌舞都来自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是它们一个很大的特点。民歌的体裁大体分号子、山歌、小调3个大类。号子直接为劳动服务，是在人民体力劳动中编唱的，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犷豪迈，和劳动联系十分密切，音乐节奏和节奏紧密结合。山歌则产生山野劳作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的民歌。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的民间歌曲。中国的歌舞音乐也很丰富，他的音乐特点与小调很接近，只是因为要配合舞蹈动作，常家用更多的衬词、衬腔和重复腔等。歌舞音乐大体分：秧歌类、花鼓类、花灯类、风俗舞类。此外，还有旱船、莲湘、小车、拉花、春牛等歌舞形式及其音乐。 二、民族器乐 分类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曲式结构大多以曲牌为基础，段落性很强。 三、曲艺音乐 曲艺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综合艺术，它以讲唱文学为脚本，安排布局，展开情节，汲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曲艺是叙事性的音乐，是在“演故事”，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文学、音乐、表演三者在曲艺这一综合体中相铺相成，有机结合，达到了今日曲艺的丰富、成熟的境地。中国曲艺有200多种，分类问题很复杂，一般根据音乐特点分8类：鼓词类、弹词类、道情类、牌子曲、走唱类、琴书类、杂曲类、数唱类；曲艺唱腔体式分曲牌体、主曲体、综合体。曲艺分南北不同，各自有长处，我们熟悉的如北方京韵大鼓、南方评弹。 四、戏曲音乐 戏曲，是一种综有诗歌、音乐、舞蹈等多样表现手段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唱腔和器乐两种成分。中国传统戏曲约有360多个剧种，音乐遗产非常丰富，形态十分复杂。戏曲的艺术特点有综合性、戏剧性、民间性与专业性的结合三点。戏曲的唱腔具有抒情性、叙述性、戏剧性三方面特征。戏曲的器乐特点大多处于伴奏、陪衬的较次要的地位。戏曲的剧种全国性剧种有昆剧、京剧、两种。我对京剧特别喜欢，对其中内容了解较详细。京剧是以皮黄腔为主的全国性戏曲举重之一，约有200年的历史，因形成与北京而得名。由于京剧名师辈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有了谭鑫培等一带新人出现，谭鑫培是这一阶段杰出的代表，他博采众长，继承余、张、程等又有所创新，为京剧老生的一带宗师。这时京剧不仅受群众欢迎，而且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赞赏，逐渐取代了昆曲的地位而影响全国。从此，建国前后，老生有言菊明、谭福英、马连良、周信芳、李少春、杨宝森等；旦角有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武生有盖叫天、厉慧良等；小生有姜妙香、叶盛兰等；净角有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等；老旦有龚云匍、李多奎等；丑角有肖长华、刘斌昆等；琴师有孙佐臣、徐仁沅、王少卿、杨宝忠等。。。。。。他们在各个行当中都有重大建新，在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自成一派，将京剧艺术推到了鼎盛时期。京剧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故事大多取材于“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也有从昆剧和其他地方小戏、民间歌舞中移植过来的，范围十分广泛。京剧的唱腔以皮黄腔为主。二黄强苍凉深沉，长于抒发悲愤之情，有正、反二黄之分；西皮腔刚劲明快，长于表现灵活、昂扬、欢快之情。除了皮黄腔外，京剧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吹腔、昆腔和许多民间小调等唱腔。京剧演唱也很讲究，注重按字行腔、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京剧器乐文场以京胡为主，辅以月琴、京二胡、小三弦，有时还用笛、笙、唢呐、海笛等；武场有鼓板、大锣、小锣、钹，有时用堂鼓、水钹、碰铃、大饶等。京剧著名的传统剧目有《二进宫》、《玉堂春·三堂会审》、霸王别姬》、《卧龙吊孝》等。其他的戏曲剧种如北方秦腔、晋剧、河北梆子、豫剧、评剧、碗碗剧，南方赣剧、川剧、湘剧、黄梅戏、越剧、湖南花鼓戏、锡剧等，各个戏曲剧种的唱腔都有分别，也各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体会《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后，感触颇多，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欧洲音乐是最优秀的，而我们民族音乐是不足以登入大雅之堂的，现在知道了民间音乐浩瀚如海，并不比欧洲优秀的音乐差了多少，也是那样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我们更应为我们民族音乐能够走向世界多做贡献。
《母亲教我的歌》旋律深情动听，含蓄优美，表达出作者对母亲的怀念和感激。《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渭城送别友人时写下的著名的七绝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改编的。因取诗中含意至深的“阳关”一词，加上其主题三次叠唱，故名《阳关三叠》。一唱三叹，一叹三叠，让人叫绝。这首作品风格古朴、典雅，情感真挚、深沉，格调细腻、高雅，旋律抒情、如歌，特有的古琴韵味赋予了乐曲极大的魅力。既体现了分别在即的惆怅之感，又可以看出诗人的几分旷达。《沃尔塔瓦河》是一部风格奇特，构思新颖，近似于音画的作品。弦乐器奏出了宽广、抒情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充满了迷人的诗意，时而又有着史诗般咏唱的特征，抒发了作者对沃尔塔瓦河的无限热爱。作者一面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面忘我地讴歌祖国光荣的历史，抒写祖国美丽的河山。这是一阙充满对祖国和人民深刻的爱，对未来和光明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乐观精神的颂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在轻柔的弦乐颤音背景上，长笛吹出了优美动人的鸟鸣般的华彩旋律，接着，双簧管以柔和抒情的引子主题，展示出一幅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的画面。诉说了爱情主题，充分揭示了梁祝真挚、纯洁的友谊及相互爱慕之情。轻松的节奏、跳动的旋律、活泼的情绪生动地描绘了梁祝三载同窗、共读共玩、追逐嬉戏的情景。它与柔和抒情的爱情主题一起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梁祝友情与学习生活的两个侧面。结束部，由爱情主题发展而来，抒情而徐缓，断断续续的音调，表现了祝英台有口难言，欲言又止的感情。而在弦乐颤音背景上出现的梁祝对答，清淡的和声与配器，出色地描写了十八相送、长亭惜别、恋恋不舍的画面。真是“三载同窗情似海，山伯难舍祝英台”。《欢乐颂》出自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首经典表达了当时人们渴望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胜利和欢乐、团结和友爱的理想。它告诉人们：只有当所有的人们都成为兄弟姐妹时，全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音乐鉴赏p33“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广义的讲，音乐就是任何一种艺术的、令人愉快的、审慎的或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所谓的音乐的定义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但通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对于有声、无声具有时间性的组织，并含有不同音阶的节奏、旋律及和声。音乐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体验，最传统的一种是到现场听音乐家的表演。现场音乐也能够由无线电和电视来播放，这种方式接近于听录音带或看音乐录像。有些时候现场表演也会混合一些事先做好的录音，如DJ用唱片做出的摩擦声。当然，也可以制作自己的音乐，通过歌唱，玩乐器或不太严密的作曲。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乐，最著名聋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极大量的音乐流派已经发生变化。人种音乐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这些流派起源及发展的学科。音乐是一种声音艺术而非视觉或其它什么感觉的艺术。把乐音（有时也适当使用噪音）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使人听之产生美感，这种艺术就叫音乐。-------------------------------------------------------------------------------音乐鉴赏p51欣赏和理解这一类的音乐作品，主要就是多听。在听的基础上，有条件的话可以了解一些背景，细心体会音乐传达出的情感。下面就以《江河水》为例，介绍一下。《江河水》是一首令人心碎，也让人心醉的乐曲。它从另一个侧面演绎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新婚刚过，丈夫就被抓去做劳役，一去几年不归。可怜的女子决定去千里寻夫，可在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得知丈夫早已死去，她悲痛欲绝，来到数里相送，与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知道故事的人相对少些，但并不影响对音乐所表达情感的领会和感受。乐曲开始，双管从最低音区起奏，旋律连续四次四度上扬，悲愤之情迸发，随后旋律即层层下落以引出主题。主题为起承转合四句。第一乐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乐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愤的情绪。接着第三乐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乐句的变化重复，尾部变宫音被强调（以变宫为角），为中段从已羽调式转入同主音徵调式作了准备。中段“对仗”式的结构句法，上下呼应。平稳进行的旋律，音乐深沉。在经过中段的对比以后，紧接着双管和乐队用强力全奏，犹如强压心头的怒火爆发。这个动力性再现段落，以与前段不同速度、力度和奏法，表现的情绪更为激越。乐曲的结尾，不是女主人公哭过之后精神得到片刻的解脱，是哭累了，是泪水哭干了。乐曲结束了，故事无法完结，给人们留下的是对她以后生活的担忧。乐曲的三段中，前后两段是悲哀的哭声，中间短短的乐句是回忆。回忆什么？值得她回忆的东西太少了。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有婚前的恋爱，只有极其短暂的婚姻，而这，不仅是主人公全部的感情归宿，也是她生活和生命的寄托。带着这种期待、梦想，她在孤苦中艰难的生活，就是等着夫君回来的这一天。可是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这对她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回忆非常短暂，很快就被哭声中断。这前后两段的悲哭，前一段是有“准备”的，因为她来到与丈夫分别的河边，其哭声悲愤、痛苦。后一段，由于从片刻幸福回忆中回到现实，这巨大反差下，其哭声则更是凄凉、绝望。像这样，这首音乐作品就分析得比较透彻。-------------------------------------------------------------------------------音乐鉴赏p61曲艺音乐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调查统计，我国仍活跃在民间的曲艺品种有400个左右，流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众多的曲种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其表现为：以“说、唱”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说的如相声、评书；唱的如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等鼓曲；似说似唱的如山东快书、快板书等；又说又唱的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等；又说又唱又舞的走唱如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等。正因为曲艺主要是通过说、唱，或似说似唱，或又说又唱来叙事、抒情，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洗炼精美并易于上口。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不装扮成角色的演员，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告诉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只要有一两个人，一两件伴奏的乐器，或一个人带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一副竹板儿，甚至什么也不带，走到哪儿，说唱到哪儿，与听众的交流，比之戏剧更为直接。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自编，自导，自演。与戏剧演员相比，曲艺演员所肩负的导演职能，尤为明显。比如一个曲目、书目，或一个相声段子，在表演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结构、场面的安排、场景的转换、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出没、人物心理的刻画、语言的铺排、声调的把握、节奏的快慢等等，无一不是由曲艺演员根据叙事或抒情的需要，根据对听众最佳接受效果的判断，来对说或唱进行统筹安排，进行调度，导演出一个个令听众心醉的精彩节目。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也就是说曲艺是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形象思维构成的意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曲艺表演可以在舞台上进行，也可划地为台随处表演，因而曲艺听众的思维与戏剧观众相比，不受舞台框架的限制，曲艺所说、唱的内容比戏剧具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为了把听众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规范到由说、唱营造的艺术天地之中，曲艺演员对听众反应的聆察更其迫切，也更为细致，因而他与听众的关系，比之戏剧演员更为密切。为使听众享受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艺术美感，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并需具有高超的摹仿力。只有当曲艺演员具有了活泼泼的动人技巧，对人物的喜怒哀乐刻划得维妙维肖，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才能博得听众的欣赏。而上述坚实功底之底蕴是来自曲艺演员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积累，以及对历史生活的分析、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对一个曲艺演员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是400来个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而400多个曲种各自独立存在，自有其个性。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之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异各有特色，这就形成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音乐鉴赏p98民族乐派是在东北欧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产生了摆脱外国文化的统治，建立本国民族近代文化的强烈要求，加之受到西欧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们发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运动。其中的音乐家即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复兴。他们创建民族的歌剧院、音乐学院和音乐协会，收集、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力求创作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作品，以建立本民族近代专业音乐，改变西欧音乐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民族音乐的发展受到压制的落后状况。此外，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中不断增长的民族性因素，也为民族乐派的产生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作曲家肖邦和李斯特，更以其具有炽热爱国感情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创作，成为民族乐派的直接先驱。三十、四十年代，在俄国首先出现了民族乐派的奠基者——作曲家格林卡，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并在艺术上达到与西欧专业音乐并列的水平。50年代后，各国接连涌现一批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促使各民族音乐空前繁荣。民族乐派代表人物：穆捷斯特·彼得洛维奇·穆索尔斯基，俄国作曲家，“强力五人集团”成员。童年时就表现出非凡的音乐天赋。十三岁进彼得堡禁卫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充御前禁卫军。两年后脱离军界。早期的作品不够成功，后从师于巴拉基列夫。他的作品不仅是庄严的悲剧，而且具有热情奔放的特点，以及辛辣的讽刺和幽默感。他的代表作有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霍宛斯基党人的叛乱》、《索罗庆采市集》（此作由居伊续成）以及管弦乐《荒山之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歌曲《跳蚤之歌》、《可爱的萨维什娜》、《叶辽木什卡的摇篮曲》等。鲍罗丁，俄国作曲家，化学家。1833年11月12日生于圣彼得堡，1887年2月27日卒于同地。少时受良好教育，精通数国语言，擅长钢琴与长笛，14岁开始作曲。1850年入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85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72～1887年创办女子医科大学并任教。他的音乐创作活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写了一些声乐浪漫曲、钢琴小品和室内乐等。1862年结识M.A.巴拉基列夫，成为新俄罗斯乐派（强力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代表作有体现古代俄罗斯宏伟历史画卷、抒发爱国主义精神的歌剧《伊戈尔王子》，奠定俄国史诗性交响乐体裁的第二交响曲《勇士》，富于俄罗斯风格和东方色彩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两部弦乐四重奏，声乐浪漫曲《为了遥远祖国的海岸》、《睡公主》、《幽暗森林之歌》、《海王的公主》、《海》、《我的歌声中充满了恶意》等。在化学研究上，最早制成苯甲酰氯，曾探索醛类缩合反应。斯美塔那，捷克作曲家。捷克民族乐派的创始人。1824年3月2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波西米亚的Litomysl（现属捷克共和国）。8岁创作第一首作品，后从普罗克什学习。后来到Leipzig与舒曼、门德尔松相识。1848年与钢琴家Katharina Kolárová结婚，并在布拉格创建音乐学校。成为李斯特挚友。1856年以前一直在布拉格从事教学和创作活动，他的早期作品深受古典大师们的影响，后来结识了李斯特和柏辽兹，对自己作品的传统风格产生疑问，使他逐步摆脱西欧传统古典音乐的束缚，走上民族音乐的道路。1856年赴瑞典，先担任哥德堡交响乐团指挥。并在此居留5年。1859年其妻去世。奥地利被匈牙利击败后，怀着捷克民族主义热情，到布拉格剧院任指挥。他发现捷克战争年代带来的沉闷气氛已消失，一个新的捷克已经诞生，他充满热情地写作，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与风格写歌剧，他先后写了10部歌剧都以爱主义主题为主导。1866年完成的《被出卖的新娘》成为斯美塔那的代表作。1874年又写了三部民族题材的歌剧后，因患梅毒导致突然耳聋。但他仍然写出他的不朽名作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其中包括6首乐曲，从各方面歌颂了他的祖国美丽的河山，和祖国的苦难、传奇的过去并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其中《波尔塔瓦河》一段，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为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曲目之一。1884年5月12日因梅毒逝世于布拉格。爱德华·格里格，挪威作曲家，19世纪下半叶挪威民族乐派代表人物。1843年6月15日格里格生于卑尔根的商人家庭，1907年9月4日卒于同地。6岁随母学钢琴，得到音乐启蒙教育。经著名小提琴家O.布尔推荐，1858～1862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卑尔根举行首次作品音乐会。1863～1866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活动，与挪威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音乐家R.诺拉克等人共创“尤特皮”音乐社，创作并介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族音乐。回国后，为建立挪威民族乐派积极展开音乐活动。1871年创立克里斯蒂安尼亚（今挪威首都奥斯陆）音乐协会，曾任该协会爱乐乐团和卑尔根“和谐”合唱团指挥，并多次到英、法、德、意等国举行作品音乐会。1874年被政府授予终身年俸，1890年被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曾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和牛律大学授予的音乐名誉博士衔。逝世时，挪威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格里格一生经历了挪威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年代，具有进步的民主爱国思想。他沿着布尔、诺拉克等人开创的道路，努力钻研民间音乐，作曲家L.M.林德曼搜集出版的《挪威山区民间曲调》 《挪威民间叙事曲曲调》等集子，成为他创作的音调源泉。在创作实践中，他借鉴欧洲各国音乐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来浪漫主义音乐发展的成果，通过对民族历史的歌颂，对祖国大自然和民间生活的艺术感受，创作出具有挪威民族特色和浓厚乡土气息的音乐。他的创作主要是钢琴抒情小品和声乐作品（包括百余首抒情独唱曲）。如歌曲《来自祖国》（1894），以淳朴的民间曲调，表达了对祖国真挚的感情，钢琴曲《祖国之歌》（1868），以古挪威民间叙事歌的庄严风格，赞颂了民族历史的光荣，诗人比昂松特为此曲配上《前进！这是我们先辈们的战斗呼唤》的诗篇，借颂扬祖先的业绩，为现实的民族独立斗争呐喊。在合唱《水手之歌》（1868）、《乡土在望》（1870）和许多民族题材的作品里，都以鲜明的民族情调表达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争取独立的愿望，适应了当时挪威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在格里格的创作题材中，最突出的是以音乐表现了北国挪威壮丽、俊秀的自然风貌，农村山区的民间生活和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如以民间歌曲、舞曲为素材写的钢琴曲《挪威民间生活素描》（1871）、《挪威农民舞曲》（1903）等，特别是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点的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分别编为10集发表）。在这些作品里，通过民间音调和精雕细刻的艺术提炼，借景物抒情，把挪威的大自然和民间生活乃至神话世界，都描绘成一幅幅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水彩画。其中，出色地再现了挪威民间节日和农村婚礼的欢乐场面，响彻着典型的挪威民间舞曲哈林、斯普林的热情奔放和活泼的旋律，艺术地模拟出西部峡湾地区民间提琴手拉奏的五度和弦音响和山区牧民的牧牛歌调，也生动地刻划了民间童话里山妖、风精、侏儒等奇幻形象。在民族风格的探索上（如民间乐汇、调式的运用、民族色彩性的和声配置、民间舞曲特定的节奏音型等），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许多以个人精神生活为题材的抒情歌曲里，格里格表达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情，歌颂了爱情、母爱和友谊，为“消逝的日子”写过叹惜的哀调，为“孤独的流浪汉”唱出了同情的短歌。如在《我爱你》（1864）、《茅舍》（1869）、《游吟艺人之歌》（1876）《母亲的忧伤》（1868）等形象单一并具有随笔性的浪漫抒情歌曲里，他着力于细腻的心理刻划和独具一格的艺术意境，笔调简洁，形象真切，渗透着强烈的挪威民族的浪漫主义感情色彩，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1874～1875年间，格里格为H.易卜生的幻想诗剧《彼尔·金特》写过2段音乐，后来选出8首重新配器，分别编为两部管弦乐组曲，成为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戏剧原著采用挪威民间传说，通过青年农民彼尔所经历的光怪陆离的冒险生活（如战胜山魔、掠财致富、异国漫游等），嘲讽了追求权力与金钱的私欲，讴歌了淳朴、自然的生活理想。格里格还为戏剧写了一系列充满诗情画意、色调丰富的配乐。如《晨景》中音乐如一股凉爽的清泉，在一片安谥的田园气氛中，衬托着太阳破云而出的晨曦美景，颤动着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脉动；《山魔的大厅》中那种狂暴粗野、咄咄逼人的音乐给人难忘的怪诞印象；《奥塞之死》是彼尔在弥留的母亲床前的挽歌，忧伤的旋律如长眠前最后的呼吸和生命的慢慢衰亡；而《索尔维格之歌》则是全部配乐中的杰作，它以晶莹透彻婀娜多姿的民歌风格，刻划了索尔维格温顺、纯洁的性格和心灵。此外，在一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片断里，如具有典型东方特色的《阿拉伯舞曲》，既文雅轻盈又热情奔放的《阿尼特拉舞曲》，都由于绚丽多彩的配器色调而独具魅力。他的具有卓越艺术成就和民族特点的作品，还有早期创作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1868），弦乐曲《两首悲调》（《创伤》和《晚春》，1881_）、G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1867）、c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1887）、《g小调弦乐四重奏》（1877～1878）、《e小调钢琴奏鸣曲》（1865）。为纪念丹麦民族戏剧奠基者、戏剧家L.H.B.霍尔堡写的《霍尔堡康塔塔》和钢琴组曲《霍尔堡时代》（1884，曾改编成弦乐组曲）；以民歌主题写成的标题幻想性小品《g小调钢琴叙事曲》（1876）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格里格在钢琴抒情小品里的思想情趣和清新的格调。格里格的音乐很快流行起来。一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不仅在正规的大音乐厅里演奏，在咖啡厅和餐厅里也同样听得到。如此轰动的公众应与人们对一名在贫困中苦苦拼搏的艺术家的传统想象大相径庭，而后来的轻音乐演奏者们又滥用了格里格和声方面的创意，这种作法对格里格的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57年，就在纪念格里格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评论家们宣称，格里格的名字已经确定无疑地在古典音乐圈中失去了其重要作用。然而历史又再一次出现了转折，这一转折对格里格来说是个良机。许多浪漫派音乐作品开始追求复古，格里格的音乐正属于这一范畴。他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上演，他的唱片发行量还在直线上升。新一代音乐家们已经重新认识到对其作品的无休止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在法国印象派新世界之声研讨会上，许多音乐研究者们指出了格里格晚期作品的重要意义。1926年2月，墨里斯.拉维尔访问奥斯陆时说：“我所在的法国作曲家阶层已经强烈地被他的音乐所吸引。除了德彪西还没有一个作曲家象格里格这样能引起我的共鸣。”贝拉.巴托克，这位曾试图在民乐基础上革新二十世纪音乐形式的作曲家，也同样感受到了格里格钢琴改编曲的巨大冲击力。格里格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民族的音乐形式，充分表达挪威人民的个性，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其他的作曲家是个极大的激励。然而，他的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仅限于此，事实上他成功地运用音乐这一形式表达了一种众所认同的思想和激情。格里格的音乐早已超越了国界，这充分表明他决不仅仅是一位民族作曲家。-------------------------------------------------------------------------------音乐鉴赏p107学会欣赏——20世纪音乐欣赏的苛刻条件20世纪音乐的“新”特点，也对音乐欣赏者提出了“新”要求。那种知道了“贝多芬，男，德国人，1770年生……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几个爱情故事哀怨曲折，等等等等”，就能徜徉于乐圣的海洋里流连忘返，并有可能悟出让音乐爱好者叹为观止、让音乐工作者不明就里的长篇、深刻的见解的时代，也已经过去。那种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心情故事”不利于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据报载，“在德国，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习音乐理论，中学音乐课已经包括现代音乐的内容，有的分析巴赫的一部完整作品，有的甚至还写关于20世纪某一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分析文章。”我们的距离是明显的，我们的音乐教育界、音乐理论和评论界有很多事情要做。20世纪音乐欣赏中的第一个基础条件可能是既“听”又“看”。听在任何时代的音乐（尤其是初次听），能有乐谱对着，当然好。而欣赏20世纪音乐的时候，看乐谱，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20世纪音乐的复杂性，有时候需要“耳朵”与“眼睛”的共同配合才能把握。已经有一些唱片公司敏感意识到这一点，在出现代音乐唱片的同时附上精美的乐谱。第二个要求是“敏锐的耳朵”，共性时期的音乐作品，在纵向层次上往往总能归类为分主次的旋律、和声、对位、低音等几个部分，而20世纪音乐不仅纵向层次繁密，而且地位平等。如果我们仍然抱着“旋律是音乐的灵魂”、“节奏是音乐的生命”等老“教条”，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一无所获。听不到旋律不要紧，听不到律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听音乐中的一切声响，我们可以用心感受“声响与声响之间的寂静”。平等地对待音乐中出现的一切，摆脱既往标准或习惯认识，将有助于在20世纪音乐欣赏过程中扩大视野、增进发现，并尽可能实际地贴近音乐作品的实际或本质。第三个要求是艺术加科学的态度。20世纪音乐对形式的倚重及其所导致的音乐构成上的复杂性，使20世纪音乐的欣赏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解读”其”预制材料“和”创作程序“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艰难，但又具有无限吸引力的问题。20世纪音乐作品总谱的前面以及唱片封套里面经常附有详细的乐曲说明（有的就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在欣赏之前阅读这些资料是非常有用的。面对20世纪音乐，作为欣赏者或者解读者，仿佛已经没有专业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之分，这可能才是20世纪音乐欣赏最苛刻的条件。但愿这些危言耸听，不会吓走一批音乐爱好者，事实上20世纪音乐中的一些复杂化处理，也常常会把玄乎的音乐搞得很简单，欣赏它们，有时比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巴赫的宗教音乐要容易得多，你真的就不想试一试？
一、什么是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例如我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它与专业音乐的不同，主要在于创作方式，即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和专业音乐的笔头创作方式的不同，以及由于不同的创作方式而生发出的不同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等。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而专业音乐创作又起始甚晚（本世纪初期），因此除了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外，我国音乐中还有一个“传统音乐”的概念。所谓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中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具体到民间音乐来说，传统音乐中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但不包括新兴的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与非民间音乐的区分，要比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区分复杂得多。首先，许多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亲源关系。它们或者发源、取材于民间音乐，在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后产生了音乐气质和风格上的种种变化；或者并未经过许多加工改造，显示出浓重的民间音乐的印记。其次，许多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方式，还保留着作为其源头的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的种种特征。例如在书面乐谱的基础上，保留着作较大即兴变化的余地，地域性流派的产生，以及一曲多用的创作方式，等等。 以古琴音乐为例。在我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古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等，都以擅弹古琴著称。在长达3000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琴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从传谱、师承到演奏风格都各成体系的琴派，并有专用乐谱，这乐谱叫“减字谱”，唐代即已创立，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与古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技艺一同发展的，还有古琴音乐的理论。汉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书中分类著录琴曲47首，记述其作者、命意、创作背景以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宋代朱长文撰有《琴史》。全书6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和专题评论。明代蒋克谦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全书22卷，前20卷为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后2卷收录琴曲62首……也就是说，发展至今的古琴音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建树。这些都与民间音乐很不相同。在很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专用乐谱，更没有刊集曲谱的书籍。在由宫廷主持、文人编撰的音乐史籍文献中，民间音乐没有专门的地位，有关记载微乎其微，因此很难从古代文献中看清它的发展脉络；由于口传心授的流传方式，民间音乐不断产生新的创作，又不断随着历史的动乱而散失，缺乏像古琴音乐那样历代坚实的积累和推陈出新；由于民间音乐在宫廷和文人的心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理论研究，历代伟大的民间艺人对音乐艺术的创建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了。可以想见，历史上民间音乐因灾难或后继无人而形成断层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些情况，都与古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古琴音乐有传谱、有理论，演奏者主要是文人，但它又有演奏的即兴性和流派的乡土性等特点。比如古人所形容的：“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快。”（[宋]朱长文《琴史》载[唐]琴师赵耶利语）这些特点，与口传心授，并囿于某一地域范围发展之中的民间音乐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国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的音乐——南曲，而南曲则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南曲是我国最早的戏民声腔之一。作为一种戏曲声腔，仅仅使用民歌小曲是不够的，因此南曲又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宋词和传统音乐。在宋词与传统音乐中，既包含文人音乐成份，又包含民间音乐的成份。南曲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繁衍出多种戏曲声腔。例如号称“明代四大声腔”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均出于此。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东南部的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经当地音乐家的歌唱和推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后来又经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改革，并吸收其他地区音乐的长处，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形成了委婉细腻的昆腔歌唱体系。万历年间，昆腔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并传入北京和湖南，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明末清初，昆腔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昆腔传入各地后，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化出众多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腔腔系。清代中叶以后，各地昆腔逐渐衰落，至今尚存者还有江南的南昆、北京的北昆、温州的永（嘉）昆和湖南的湘昆等。 昆腔在发展、兴盛阶段，从剧本的创作者到音乐的改进者，多为文人学士。例如对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魏良辅，以及创作《浣沙记》的梁辰鱼等一批剧作家，都是有才学而无功名的布衣之士。加上昆曲的唱词温文尔雅，有些甚至晦涩冷僻，昆曲的音乐低回婉转，细腻缠绵，严格地说，它应该算作文人的音乐。但是，从昆曲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与许多地区民间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发展至今的昆曲音乐也还有着一曲多用和地方性的特征。在某些远离大城市的区县，那里的昆腔戏曲呈着比较朴实的、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风貌。另外，与昆腔同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即发展至今的高腔，虽然产生和流传的年代同样久远，并且也采用昆曲等传奇剧本，但在音乐上则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统。 除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复杂关系外，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也与民间音乐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西周到唐代，朝廷官府搜集民间音乐的工作形成传统，并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被官府中的官员和艺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作为宫廷内外的仪礼音乐。南宋以后，宫廷撤消了专门搜集、整理、训练并表演音乐的机构，基本上采用招集民间艺人进宫表演的办法。宫廷使用民间音乐，一方面改变了民间音乐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府的力量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宗教音乐中也存在大量的民间音乐成份。例如北京佛教寺院的管乐和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的道教洞经音乐，其中就有明清的时调小曲、多种戏曲曲牌及民间流传的器乐曲牌。 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郑振铎先生说过：“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像五言诗，汉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的歌声渐渐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月版） 另外，民间音乐本身也存在成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例如，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农村小调，其主要创作者和歌唱者基本上是农民。这些歌曲多作为歌唱者自娱的方式，曲调上加工较少，情感真挚而质朴。而同属于民歌范畴的城市小调，其演唱者常为职业艺人或务农、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半职业艺人。这些歌曲多用作街头巷尾、酒楼茶馆卖唱的内容，听众多为一般市民或有钱人。为了换取报酬，迎合听众的趣味，这些曲调被艺人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形式上艺术性较强，商业性也较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世俗化和复杂化：既有诚挚坦率，突破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又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软弱、消极甚至低级趣味。在戏曲和曲艺（说唱）中也有这种情况。据统计，我国近代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均各有300余种之多。在众多的曲种和剧种中，都有经常或主要在大城市演出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的品种，也有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大城市上演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相对较低、较粗糙的品种。那些经常在大城市上演的品种，例如京剧、京韵大鼓等，在历史上都有文人参与创作和表演，并且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观摩和学习其他姊妹艺术，使之得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也较多地表现和传播了统治阶级、文人和市民的艺术情趣、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现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中，有更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民间音乐品种的表演、改编和一定意义上的创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发展、兴盛的民间音乐、就更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了。但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并没有脱离开民间音乐的基础、性质和传统的积淀，没有背离我国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点。因此，这种创造，与专业音乐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么，我国民间音乐有哪些特点呢？ 二、我国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域性。中国地域辽阔，面积接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季分明的温带，终年常绿的亚热带，最南部还有热带；在经济生产方式上，有工、农、林、牧、渔等不同种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共同性之下，各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等，都有不同的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差异。而且，这种特色和差异的程度、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交流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交流越多，地域性特征往往越模糊；反之，交通越闭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域性特征往往越鲜明。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域性特征的突出，往往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封闭的环境下所产生的音乐难以向外传播的原因所在。 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言特征 我国民族众多，除有56个已识别民族外，据1990年统计，还有74万9千余人未识别民族归属。在56个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也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分别属于5个语系11个语族。有的民族，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等原因，其民族语言还有属于同一语系但不同语族的复杂情况。比如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但西部裕固语属突厥语族，东部裕固语则属蒙古语族。将世界诸语言区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层次的谱系分类法，是根据某一共同母语在分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共同成分来对语言进行分类的。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根据语言的新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支。越往下，其成员的亲属关系越密切。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一套语音系统。从民族到语支、语族、语系，越往上，语音系统之间的区别越大。语音的构成有四个要素：音高、音色、音长和音强。它们同样也是构成音乐的四个要素。语音特征通过歌曲中的唱词影响了音乐的音高、音色、节奏和力度，并以声乐作品为桥梁，影响到器乐作品中的音乐语汇和润腔方式。另外，一个较大的民族内部，又有方言的区别。方言即一个民族内部语言的地域性变异。以汉语为例，就有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七大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之下，又可继续划分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点。一般来说，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汉语某些方言，例如北京语与广东语之间的差异，则要大于某些民族语言，例如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的差异。单就语音对音乐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来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语音的差异越大，音乐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民间音乐，比起使用共同语的专业创作音乐，其特色就要鲜明得多。 汉语方言之多，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使同一首民歌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由于语音的不同而发生音调上的变化。下例是民歌《孟姜女》在江苏和河北产生的两首变体。在基本乐音保持不变的基础上，音高运动的一些细微变化导致了两首曲调性格气质上的差异。概括来说，江苏的曲调柔和、委婉，河北的曲调刚劲，富于棱角：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确立中央集权统治，沟通地区间的往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他只解决了“书同文”，却解决不了“语同音”，于是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②性格特征 关于地理模式的作用，黑格尔曾归纳了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对人的性格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也薰染了人的性格气质。有过一些旅行经历的人往往会感到，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倾向。大致说来，我国北方人粗犷、豪爽，南方人细腻、温和。作家沈从文曾说：“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云南看云》）丰子恺也说过：“周围的山水对于人的性格很有影响。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四川的长江浩荡湍急，山势奇崛险峻。那里人们的性格豁达而顽强，有旺盛的生命力，民间音乐也透着机智、勇敢和诙谐；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少雨、广漠荒凉，黄色的土地映衬着高原上空的蓝天白云，风沙起处，一片苍茫，这里人们的性格质朴而深沉，民间音乐也在悠远深长中带有几分苍凉；江南地区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这里的人聪慧灵秀，民间音乐也细腻委婉，曲调美丽动人；东北地区有寒冷的气候和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人爽快粗放，民间音乐也干脆利落，活泼而风趣…… 地理环境造就了人，人以自己被造就的性格创造了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氛围。长此以往，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就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在篇幅更大一些、包容力和表达力更多一些的地方戏曲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例如评剧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人情世故，越剧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秦腔擅长表现激昂悲烈的苦情冤案，京剧擅长表现帝王将相的功绩和争斗，等等。 ③音乐特征 由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传统不同，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在音乐的构成要素上也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说，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七声音阶，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五声音阶；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大，旋律运动多跳进，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小，旋律运动多级进；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棱角，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曲折；北方民间音乐富于叙事性特征，南方民间音乐富于抒情性特征；等等。 通过无锡民歌《无锡景》及其北方的变体《探清水河》，可以看出南北方民间音乐的特征差异： 2.即兴性 我国民间音乐的基本传播方式是口传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凭借演唱演奏，新歌手、年轻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凭借听觉和记忆，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完善的记谱方法，另一方面，又使所有优秀的歌手、艺人有机会在继承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才智，对民间音乐进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果是千百年来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集体加工提供了条件；而不断的集体加工，又使世代流传的民间音乐日臻完美。如此发展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造诣的标准。在各民族、各地区农村的对歌活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只是基本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同，要靠乐手们在长期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能力来进行现场加工。为了配合默契，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作方法。过去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常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几乎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变化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按照惯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并且这发挥更有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进展时，他们就会叫好。 即兴变化是民间音乐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者即表演者。虽然即兴变化只是相对固定的曲调中的局部改动，但经天长日久祖祖辈辈的积累，推动了民音音乐的发展。在这种创作中，听众既是欣赏者，又是评判者，他们不必等到演员谢幕时再报以赞许、鼓舞或尊重式的掌声。场上此起彼伏的喧闹、喝彩声和嘘哄声，及时表达了他们的好恶，也反映出听众与演员（创作者）更加密切的关系：除了商业性的演出中，听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层关系之外，民间音乐的演员与听众有着更为融洽、更为平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或许是民间音乐比专业音乐更加鲜活、更加有生气的原因之一。 3.流传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传心授式的传播方式，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致有以下几类： ①地域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流传时，会因唱词方音的变化而导致旋律的变化。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征的不同而发生曲调情绪上的变化。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实际了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变化。再请看同一首《绣荷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荷包》从歌词到曲调基本一致，仅仅是几处细微的差别，却表现出了二者情绪上的不同：山西的《绣荷包》明媚、俏丽，带有喜悦之情；陕北的《绣荷包》淳朴、抑郁，流露出凄凉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明亮甜美的音色，陕北《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对比。在唱到陕北《绣荷包》的第2、4、6、8小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结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效果。 ②情感渲染性变异 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式的、在情感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流传过程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鲜明而细致的情感倾向（例7）。前者曲调朴素、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姑娘去看戏前的兴奋感表达得活灵活现： ③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传统。表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习用的创作方式。比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后来用作表现爱情（《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三国叹十声》）；同一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表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缠绵（《穿心调》），又可表现新娘上花轿时的喜悦（《花轿到门前》），或歌唱四季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季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腔调，中速时平稳流畅，慢速时徐缓抒情，快速时活泼热情或紧张激烈。当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度上的变化外，旋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变。 ④体裁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吸收了曲艺音乐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表现功能；有些曲艺音乐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表现戏剧性冲突和紧张激烈情绪的能力；有些民间器乐，从曲目的情节到乐曲的结构，都受到戏曲的强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互相吸收润腔方式，拓宽了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如此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是其发展、丰富的手段，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生不已，充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表现出了与统治阶级不同的、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歌颂，对为富不仁者的痛恨和嘲笑，对官府黑暗统治的不平和反抗，对穷苦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对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因为民间音乐的内容常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不合拍，历史上不少皇帝曾下令禁止。例如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皇帝的禁令面前，老百姓并不示弱。一首陕北民歌唱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唱道：“新官上任事头多，不管钱粮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其中表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蔑视，以及对劳动人民才智的自信和骄傲，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不断的禁令和改造，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积极因素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积极因素农村大于城镇，边远地区大于内地，很少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大于经常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 5.多功能性 专业音乐的功能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功能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喜悦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发泄强烈的感情；它也可能是他娱的，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驾驭音乐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赞赏和爱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感情的媒介，也可以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它可以是集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手段；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中间充当记载岁月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雄光辉业绩的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可是长辈或首领对民众鼓动、号召；等等。民间音乐的多功能性，使之与人民生活的各个侧面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三、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评价 按照创作和传承的方式，音乐可以分作口头式和书面式两种。当然音乐不同于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从字面上、概念上即可明确标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状态，而书面式音乐则仍需通过演奏、演唱者将乐谱变成活生生的音乐。这一过程中必然渗入演奏、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即使是这样，口头音乐与书面音乐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简而言之，口头音乐在即兴发挥方面，给演奏、演唱者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但另一方面，口头音乐不能像书面音乐那样，由于有纸、笔将其固定在谱面上，便可以从容地思考和反复推敲。 特殊的创作和传承方式，给民间音乐的发展带来以下几个结果—— 首先，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运用“现成思路”，“现成格局”的现象。比如，唱词中相同词汇、相同比喻手法的反复运用、一个地区内部旋律运动的模式、乐段结构以及润腔方式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即民间音乐只体现地方风格），而不体现个人风格；戏曲剧种、说唱曲种中腔调的雷同性和结构音乐的手法的单一性；等等。 其次，虽然民间音乐中不乏高度发展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是停留在口头理论的阶段，不能像书面理论那样，有广泛传播和更普遍的实践机会以使之发扬光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不便，我国许多地区之间相互隔绝，民间音乐品种很少得到与外界交流、与其他艺术品种互相启发学习的机会，以致不少民间音乐中高度发展的技巧，又处于单一分散的状态，比方说，某地区的山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另一地区的山歌有复杂而富于表现力的颤音技巧，还有一个地区的山歌有优美、动人的词句，……技巧和成就分散的状态，大大削弱了民间音乐的发达程度。 第三，民间音乐的起源虽早于专业音乐，但客观地说，其发展进度则慢于专业音乐。专业音乐不仅有在谱面上深思熟虑的基础，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出之后，可及时得到批评家的反馈和评论，又有不断得到总结的技术理论相伴随，更重要的是，有使其创作者和演奏、演唱者从事音乐专业的经济条件，这就保证了专业音乐的质量。这些都是民间音乐所欠缺的。除了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占有一席之地的民间音乐品种可以得到一部分上述专业音乐的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的民间音乐在乡间村镇长时期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总结、整理，无数优秀民间艺人的才华和成就就像空中的流星一样，其光亮转瞬即逝。有些民间音乐品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便过早地衰败了。没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民间音乐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由自主地升沉起落。 像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居身的民间音乐品种，虽然在物质和艺术交流等条件上优越于乡村音乐，但因处于官府的严密统治之下，其精神上的独立不羁和气质上的纯朴清新都有所损失，有的含有庸俗低级的内容，甚至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工具。 尽管民间音乐有上述种种的局限，但作为劳动人民的心声，从本质上说，它还是充分展现了人民精神面貌最积级、最光彩的方面。虽然因创作和传承方式所决定，民间音乐在技巧上发展得比较缓慢，但经过了千百年来历代人民集体的积累、加工和筛选，使之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其艺术水准和表现力日臻完美，成为人世间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它是人类文化成果中最优秀的部分。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境界和情操，培养、改善人的艺术感受和鉴别能力。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闯关东有空间上的广义和时间上的狭义这两个概念。空间上的广义主要是以山海关为标准划分为关内关外人口流动的情况，时间上的狭义主要是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中原百姓的人口迁移，一般来讲，咱们说的闯关东都是狭义上的。
中原的气候比东北要舒适一些，冬天也没有那么寒冷的天气，更为重要的是中原人讲究落叶归根，背井离乡的确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根据史书概括闯关东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是黄河下游泛滥逃荒者甚繁。
清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中原人随便出关的，这与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因为振兴关外的政治导向才把山海关打开允许人口流动，这次流动流动的不仅是人口还有中原文化，尤其是孔孟思想也对今日东北“性格”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由于黄河下游的持续泛滥也让很多灾民流离失所，所以就会为了生计重新考虑栖息地。
扩展资料
很多人选择东北，而不去更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原因如下：
1、政策支持:在清朝时期东北地区被视为是龙兴之地满人发源的地方，所以不允许内地人擅入，在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振兴关外发展开放山海关鼓励内地人外迁，很多逃荒者为了自赎而流向了东北。而江南地区经济政策的地域贸易保护特别严重不利于外地人发展。
2、江浙机会有限:江苏浙江虽然富庶，但是人口密度也很大土地有限，加之之前很多外地人的迁入，所以机会相对来说很少，竞争却很大。
3、东北空旷:与富庶的江浙地区相比，东北土地空旷而且物产丰富更适合逃荒者的栖息。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闯关东
（一）闯关东历史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一关之隔，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从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雍正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闯关东-山东人-清代分三个时期：（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 策。（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 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 1860）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 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 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 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 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 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殖民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 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 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 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 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闯东关文化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 “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历史上的闯关东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流民，此时流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流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进入民国时期，山东人闯关东迭起高潮，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四年。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按历史学家路遇先生的研究，除去回返的人员，光在民国年间留住东北的山东人就达到792万之多。
（一）闯关东历史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一关之隔，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从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雍正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闯关东-山东人-清代分三个时期：（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 策。（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 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 1860）正式开禁放垦。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 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 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 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 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 胆寒。”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殖民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 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 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 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 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闯关东文化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京津冀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脉，南面华北平原，西倚太行山，东临渤海湾，西北和北面地形较高，南面和东面地形较为平坦。由西北向的燕山-太行山山系构造向东南逐步过渡为平原，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从地貌上看，该区域囊括有多种地貌特征，但仍然以平原地貌为主，沿渤海岸多滩涂、湿地。海河流域以扇状水系的形式铺展在京津冀地区。京津唐地区为我国四大工业区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进行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3.1 京津冀都市圈工农业生产用水效率分析
京津冀都市圈水资源紧缺，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就把节水列上议事日程，应用体制、措施等手段实施节水。目前，该地区全面节水已取得明显成效，节水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水资源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和行业间节水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北京、天津等城市工业用水重复率较高，超过了我国的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较大（表2.12）。
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人均用水量284m3，相当于全国平均的64%；万元GDP用水量140m3，相当于全国平均的32.48%，其中天津最低，只有75m3；综合灌溉定额只有295m3/亩；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约77%，比全国平均高约7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沧州超过80%（表2.12）。
表2.12 京津冀都市圈2004年用水效率
资料来源：北京市水务局网，2004年。
另外，农业灌溉用水仍然是京津冀都市圈内占有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并且用水效率低下。当前农业生产多属资源消耗型，比第二、三产业更为隐性和长期，几乎谈不上对于水源的涵养。当前农业用水、种植业的漫灌、蒸发和下渗多，植物实际利用低，尤其干旱地区的蒸发更多，滴灌和微渗节水效果显著，但对于作物吸收和正常的生长不利，也不利于农事操作；养殖业虽然蒸发不多，但用后废水直接排走，用于种植业灌溉的很少，并未从根本上提高利用率，生态模式优化还未提到日程；用水利用率低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虽然天津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但是天津的工业用水量却明显低于北京和河北八省市（图2.3），这是因为天津是较早开展循环经济的城市，而北京开展循环经济相对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城市结构的调整，效果最近才逐步显现，但远不如天津。
图2.3 京津冀都市圈1995～2004年工业用水量变化
2.3.2 京津冀都市圈居民生活用水变化趋势分析
从图2.4可以看出，天津在居民生活节水用水上效果明显，而且整体呈现良好的稳定趋势。这是天津较早实施水资源循环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
图2.4 京津冀都市圈居民用水变化情况
天津市按照以供定需原则，以制度建设与实施为重点，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开发利用海水等非常规水源。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实施节水器具市场准入制度，深化水价改革，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2004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85%，非居民计划用水率达到91%，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55%，城市供水量比2000年下降了17%。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63万亩，相当于有效灌溉面积的50%。天津的节水用水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图2.5 北京万元GDP水耗变化图
2008年北京市水资源消费量为35.1亿m3，比上年上升0.9%。北京万元GDP水用下降，居民用水量呈上升趋势。按现行价格计算，万元GDP水耗为33.66m3（图2.5）。这主要是由于优化了产业结构，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格局。
北京市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不断增加，到2008年底常住人口已达到1695万。这使得北京的发展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来自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北京自然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北京的居民生活用水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些导致了虽然北京的万元GDP水耗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居民生活用水居高不下，而且逐年上升（图2.6）。
图2.6 北京居民生活用水变化图
呃呃呃的地方道德底线出发VB巴巴爸爸独体字是以笔画为直接单位构成的汉字，它是一个囫囵的整体，切分不开，从图画演变而成。独体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独体字指汉字的一个字只有一个单个的形体，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这种字大都是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因为这类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成的，所以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体。如日、月、 山、水、牛、羊、犬、隹、人、止、子、戈、矢等都是独体的象形字；如天，立，上、下、一、二、三、儌（四）、见、臣等都是独体的指事字。 应以不能拆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为独体字。其中，部件应以在字源上有独立意义为准。扩展资料：独体字暂时在使用的汉字里所占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的合体字。但独体字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们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从古使用至今，而且绝大部分同时又都是合体字的构成部件，作为偏旁构成合体字，构字能力极强，这使得独体字成为了汉字系统的核心。例如以“木”为偏旁构成的现代常用汉字就有400多个，其他如 “口、人、日、土、王、月、马、车、贝、火、心、石、目、田、虫、米、雨”等， 构字频度都相当高。 掌握了这些常用的独体字，进而学习其他汉字也就不难了。主要是由笔画组合关系的不同来体现的，例如“八”与“人”是离散与连接的区别， “午”和“牛”是一笔交叉和多笔交叉的区别。 其他又如“九—几”、“天—夫”、“刀—力”、“开—井”等字。独体字的笔画形状及笔画组合，往往是因字而异，学习时只能一个一个死记，不能类推。初学汉字的人感到汉字难学，与此不无关系。
许月卿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与管理系，北京，100094）
摘要：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990～2003年，天津、河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呈减小趋势，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从横向比较看，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和中国平均水平，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京津冀都市圈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是近年兴起的一种以土地为度量单位的定量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生态足迹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最早由加拿大学者William Rees和Wackernagel于1992年提出并于1996年完善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1，2］。由于生态足迹计算结果直观明了、具有区域可比性，自1992年其概念和研究方法问世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计算方法得到广泛应用［3～8］。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沿海地区三大都市经济圈之一，同时，京津冀都市圈也是我国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协调好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是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京津冀都市圈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可持续性如何？本文根据生态足迹原理和计算方法对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计算了其土地生态承载力，并与其他省市和国外进行了对比，旨在揭示京津冀三省市土地生态承载力和资源利用强度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探讨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
1.1 生态足迹概念和原理
生态足迹模型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6］。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主要包括6种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人类为维持生存所消费的各种产品、资源和服务的量都可追溯到提供生产该消费所需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是人类对生态足迹的需求。而自然所能提供的为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则为生态足迹的供给即生态承载力。若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若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盈余，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可持续性状态。
1.2 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前提：①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②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
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分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部分。在计算生态足迹时，引入均衡因子的概念。均衡因子是指一个使不同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在生物生产力上等价的系数，它将具有不同生态生产力的生物生产面积转化为具有相同生态生产力的面积，从而使各类土地之间具有可比性。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Wackernagel 引入产量因子（yield factor）的概念，即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力与同类土地的世界平均生态生产力之间的比率，从而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进行标准化。
生态足迹的计算步骤公式为：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式中，aai 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hm2）；ci 为i种商品的人均年消费量（kg）；Pi 为 i 种消费商品的年平均生产能力（kg·hm－2）；N 为人口数（人）；Oi为第i种消费品的年生产量；I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进口量；Ei 为 i 种消费项目的出口量；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ef 为人均生态足迹；r j 为第j类生产性土地均衡因子；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EF为区域生态足迹，N 为区域总人口数。
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步骤公式为：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EC＝N×ec
式中，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hm2/人）；rj为均衡因子；yj 为产量因子；aj 为人均占有的第j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hm2/人），EC 为区域生态承载力（hm2） N 为区域总人口数。
2 京津冀都市圈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
2.1 生态足迹计算方法与过程
根据上述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利用《河北省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1991～2004年统计数据，对京津冀三省市近十几年来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进出口明细表，而且能源数据采用的是实际消费量，所以京津冀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部分：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生物资源消费主要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和林产品；能源消耗部分主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等。在生物资源消费的计算中，生物资源折算面积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1993年计算的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4，9］，将京津冀不同时期的生物资源消费量统一转化为提供这类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能源消费足迹时，以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4，9］，将京津冀三省市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型生产面积。将河北省、北京、天津不同年份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分类汇总，并进行均衡因子的修正，耕地和建筑用地为2.8，林地和化石燃料用地为1.1，草地0.5，水域0.2［2，4］，得到各地区1990～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表1、表2、表3）。为了查明资源利用的效益，本文计算了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的生态足迹（图1）。
2.2 生态承载力计算方法与过程
根据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对人均拥有的各类生物生产型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后，得到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表4、表5、表6）。计算中产量因子采用Wackernagel 等对中国生态足迹计算时的取值［4］，耕地、建筑用地均为1.66，草地0.19，林地0.91。
在上述计算基础上，将1996年和2003年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计算各地区的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表7）。此外，本文还将河北、北京、天津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及东南沿海一些省份进行了对比，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生态状况（表8）。
表1 河北省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表2 北京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表3 天津 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单位：hm2/人
图1 京津冀三省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表4 河北省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5 北京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6 天津1996年和 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7 河北、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单位：hm2/人
表8 京津冀三省市多年平均人均生态足迹与国外及中国比较
注：国外和其他省份的数据来自文献10。
2.3 结果分析
从表1、表2、表3可见，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最大，达2.5377hm2/人，天津和河北分别为2.3989hm2/人和1.807hm2/人。河北、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而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说明北京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占用逐渐减小。在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中，三省市的化石燃料生态占用面积均最大，其次是耕地，二者均占三省市人均足迹的90%以上。从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变化趋势看，河北、天津的各类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化石燃料用地增加幅大最大，分别达0.5946hm2/人和0.802hm2/人。北京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草地增加幅度最大，其次是建筑用地；而耕地、化石燃料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在1995年以前均呈增大趋势，而1995年以后呈减小趋势。
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图1），河北省最大，达4.2797hm2/万元，其次是天津，为2.5215hm2/万元，北京最小，为2.4382hm2/万元。说明河北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的产出率较低，而北京资源利用效益最高。从变化趋势看，三省市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河北下降幅度最大，达4.5387hm2/万元，北京和天津分别为2.8994hm2/万元和2.8907hm2/万元。说明三省市经济发展由粗放、耗能型向节约、集约型发展。
从生态承载力看（表4、表5、表6），三省市耕地和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均较大，即提供的生态承载力较大，其他地类较小，这是由这三省市的土地资源特点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其中河北省耕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最大，1996年和2003年均在均在0.4hm2/人以上，其次是天津，两年均在0.2hm2/人以上，北京最小。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以天津最大，其次是河北，北京最小。从总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看，河北最大，两年分别为 0.5942hm2/人、0.6060hm2/人，其次是天津，分别为0.4111hm2/人和0.3487hm2/人，北京最小，分别为0.2183hm2/人和0.2648hm2/人。
将1996年和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两年人均生态占用均出现赤字（表7）。1996年北京市生态赤字最大，达2.5129hm2/人，其次是天津，河北最小。2003年天津生态赤字最大，达2.7884hm2/人，北京生态赤字为2.0336hm2/人，河北为1.7979hm2/人。
将三省市多年平均生态足迹和承载力与其他国家和省份进行比较，结果见表8。从人均生态足迹看，美国最大，达10.3hm2/人，是全球平均值的3.7 倍；其次是新加坡和新西兰，分别达7.2hm2/人和7.6hm2/人，分别是全球平均值的2.57倍和2.71倍，高于全球平均值的还有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可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0.6%、85.6%、64.5%，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91 倍、1.81 倍、1.36 倍。从生态赤字/盈余看，全球平均生态赤字为0.8hm2/人，美国、新加坡、香港、日本的生态赤字均在3hm2/人以上。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因此，其生态赤字较大，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87倍、2.52倍、1.5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 3.56 倍、3.13 倍、2.339 倍。从 GDP 生产足迹看，全球平均 GDP 生产足迹为1.103hm2/万元，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不到0.4hm2/万元，而中国GDP生产足迹为2.037hm2/万元，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 倍。北京、天津、河北GDP生产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21 倍、2.28 倍、3.88 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19倍、1.24倍、2.1 倍。可见，京津冀三省市必须建立起资源高效型、消费生态型、观念环保型的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3 结论与讨论
（1）1990～2003年，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说明三省市区的资源消耗量和生产效率都在提高。但在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说明三省市的生态足迹严重超出区域所提供的生态空间供给，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呈现不可持续性。因此，三省市必须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经发展必须走集约、节约、高效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从横向比较看，北京、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平均水平，三省市均超出中国平均水平，无论在全球尺度还是国家尺度上，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三省市均超出全球和国家平均水平，反映三省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3）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生态服务意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减少资源消费，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4）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上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分析，只是统计和计算了人们消费的部分生物和能源消费项目，水资源、木材、化工产品等其他资源的消费未能计算在内。同时，由于统计年鉴的局限性，目前无法获得人类消耗的所有生物和能源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均生态足迹是三省市生态足迹的最小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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