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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及其文化遗存，《人文杂志》. 早期儒家“礼”的宗教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08-3. CSSCI03. The Non-Religious Nature of the Original Buddhism in Ancient Ind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Vol. 1, Issue 2, Canada. (Second Author)04. 庄严神圣慈悲净洁：佛教僧众的公众形象之我见，《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05. 秦汉上郡治所考，《唐都学刊》2008-1,06．《世说新语》与佛教，《西北大学学报》2008-1, CSSCI07．禅宗六祖得名小考，《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08．“史”与宗教信仰，《东方丛刊》2007-4,09．佛教文学刍议，《郑州大学学报》2007-4, ISSN1001-8204, CSSCI10．佛教对中古议论文的贡献和影响，《文学评论》2007-4, CSSCI11．“史”与宗教，《南开学报》2007-3, CSSCI12．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兴起，《中国文化研究》2006-4, CSSCI收入《古典文献的考证与诠释》，台北：学生书局2006年,13．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佛教神学思想，《文艺研究》2006-10, CSSCI收入《文学与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4. 民族精神与西北民族宗教文化，《华夏文化》2006-3,15．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5, CSSCI16．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文艺研究》2005-3, CSSCI《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2重要论文摘转, 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7全转, 《中国学术年鉴》2005年卷收录,李光哲、吴秀卿主编《中国北方文学与文化》，韩国文化社2008收录。17．南朝性灵说与大乘涅槃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CSSCI18．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学术月刊》2004-3, CSSCI人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4-5全转, CSSCI19．慧远对道安的突破与超越，《四川大学学报》2004-3, CSSCI20．天竺佛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人文杂志》2004-1, CSSCI21．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对惠能禅的总结与推动，《陕西师大学报》2004-1, CSSCI,《长安都市文化与朝鲜、日本》，日文版，东京：汲古社2007.《长安都市文化与朝鲜、日本》，汉文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22．禅宗的主体实践论，《曹溪禅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23．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2002-2, CSSCI24．大乘般若学与晋宋山水文学，《佛学研究》2001年刊,25．梵语、梵呗、佛曲:南北朝诗歌韵书的一个源头，《觉群》(学术版)，商务印书馆2001-11,26．佛教故事：中国五朝志怪小说的一个叙事源头，《中国文化研究》2001-1, CSSCI27．齐梁诗歌声律论与佛经转读、佛教悉昙，《文史哲》2000-6, CSSCI人大《宗教》2001-2全转,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1摘转,28．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人文杂志》2000-5, CSSCI29．大乘涅槃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陕西师大学报》2000-4, ICSSCI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2001-5全转,30．佛教造型艺术释略，《民族艺术》2000-3, CSSCI31．汉语言文化与永明诗歌声律论，《江海学刊》1999-5, CSSCI32．略论慧远的禅智说与审美心理思想，《佛学研究》1998年刊,33．慧远的禅智论与东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文艺研究》1998-5, CSSCI, 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9-1全转,《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1摘转,收入罗宗强编“20世纪百年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8-2, CSSCI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8-7全转,35. 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文史知识》. 《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文史哲》1997-5, CSSCI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7-11全转.《新华文摘》1997-11摘转.37. 《心经》：一部微型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东方论坛》. 尼采的虚无主义与上帝之死，《黔南师专学报》1996-1.人大《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8全转, ISSN39．试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解释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94-2,CSSCI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4-7全转.40. 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审美真实论的影响与启示，《人文杂志》1993-1, CSSCI人大《无神论、宗教》1993-2全转.41．略论王国维的审美境界说，《人文杂志》1992-4, CSSCI人大《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2-10全转.42．对中华远古文化研究新路的尝试，《学术月刊》
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30万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大陆文史哲博士论文丛刊》之99中国诗学论稿/23万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两汉大文学史/合著/92万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撰写“文学思想编”共约15万字忠烈人格/16万字/合著，第二作者/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唐代文人心态史/20万字/合著，第二作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人心态史》丛书/8本/170余万字/第二主编/同上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25万字/主编/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新型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32万字/主编/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76万字/合著，第三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文化名人与旅游/15万字/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已发表论文80余篇，）关于骆宾王的生年问题/《学海探胜》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古典诗词的模糊性/河南师大学报/1987/3东坡词与唐宋美学风尚的转变/山西师大学报/1987/3论杜甫的佛教信仰/杜甫研究学刊/1989/1骆宾王生平事迹新考/山西师大学报/1989/3骆宾王诗歌的艺术创新及其内在矛盾/河南师大学报/1990/2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转换/传统文化/1990/3《苏东坡与元好问言情词比较论》/山西师院学报/1991/4郑板桥文化心态浅论/山西师大学报/1991/3；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11全文转载骆宾王诗论评述/人文杂志/1991/6；/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3全文转载《骆宾王生年小考》/山西师大学报/1992/3金元之际的文化融合与元好问及其诗论/《纪念元好问八百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山西师大学报/1994/4；/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2全文转载采桑主题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演变/文史哲/1995/2论《吕氏春秋》的文学思想/山西师大学报/1995/3屈原水死的神话心理基础/东方丛刊/1995/4赋、比、兴的几组相关概念/贵州文史丛刊/1996/1；/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7全文转载孟子迹熄诗亡说的学术价值重估/齐鲁学刊/1996/1比法思维的发生学研究/《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诗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形态/重庆师院学报/1996/2彭祖神话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秋之卷赋法思维的发生学研究/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联/中州学刊/1997/1论汉乐府的文学思想及其理论价值/贵州文史丛刊/1997/3论殷璠“兴象”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4论兴的思维源头和美学本质/原学1998年第6辑比的感性源头与思维积淀/东北师大学报/1998/5论郑玄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突破/重庆师院学报/1998/4论王充的文学思想/晋阳学刊1999/4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述/北方论丛1999/5；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1摘要转载论《水浒传》对传统侠义文学审美理想的突破/《水浒文化探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论桑崇拜文化的发生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山西师大学报2000/3才人灵心的诗性呈现——《唐代文人心态史》序/东方论坛2000/1；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9全文转载论赋比兴与诗教及诗言志的发生学关联/东南大学学报2000/3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仕隐观的演变为核心/文学前沿（4）2001/6“香草美人”与“双性同体”比较研究/东方丛刊2002/1论《毛传》标兴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东方论坛2002/1；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12全文转载魏晋乐府官署演变考/社会科学战线2002/5；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1全文转载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与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文史哲2002/6九天说与扬雄“文必艰深”论/山西师大学报2003/4北魏的汉化历程与歌诗艺术考论/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6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东方论坛/2003/4；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2全文转载曹魏及西晋歌诗艺术考论/东南大学学报2003/6北齐、北周及隋代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黄钟2004/2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东方论坛2004/6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关系考论/文史哲/2005/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2期摘要转载。论邺下后期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5/2；《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摘要转载。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东南大学学报/2005/220世纪以来中国大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东方丛刊2006/2 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获山东省教委1997年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两汉大文学史(合著)/获山东省社科1999年著作二等奖/获山东省教委1999年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论兴的思维源头与美学本质/获1999山东省教委论文三等奖/1999青岛市社科二等奖。中国诗学论稿/获2001山东省高校社科三等奖/获2001青岛市社科二等奖/获中国诗经学会2002年第二届优秀成果二等奖。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仕隐观的演变核心/获2002山东省高校社科二等奖获2003年青岛市第四届青年科技奖 从诗三百到元曲的歌诗艺术生产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8--2002），课题组成员,排名第三，已结项，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赋比兴与中国诗学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01-2004），独立承担，结项被评为优秀，成果名称改为《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独立）， 35万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009年获山东省第二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艺术研究，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2002－2005），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2005－2007），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首位，与宋亚莉合作），30万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2012年获山东省第二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汉代文学思想及其文化底蕴，山东省教委项目(1999--2001)，主持人，已结项，成果为系列论文。《崂山志》整理研究，山东省古籍整理研究项目（2001-2003），主持人，已完成。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青岛大学文科研究基地项目 (2001-2003)，主持人，已结项。唐前诗学研究，山东省第五批中青年学术骨干研究项目（2002-2005），主持人，已完成。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青岛大学中国大文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04－2007），主持人，正在进行。
1．《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首发于《人文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2．《论文、史、质话语》，首发于《西北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3．《文史哲的解构意义》，首发于《唐都学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4．《文心雕龙体系的产生及其含义 》，首发《人文杂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转载5．《<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范畴 target=_blank title=网上书城检索试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范畴》，首发于《西北大学学报》，.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992. 3转摘6．《德里达与钱钟书：解构批评的遗产》，《文学理论前沿》，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新周报>里边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有代表性,并且还有评价...希望对您能有素帮助
《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纂1部，与人合作编著2部。主要的有：1.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2002年2月第二次印刷。2.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全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一版。3. 《宁波方言词典》（合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4. 《〈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读后》，《中国语文》90年6期。5. 《〈汉语大词典〉一 、二、三卷读后》，《中国语文》91年4期。6. 《亲属称谓词的变读再补》，《中国语文》91年6期。7.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与张永言先生合撰），《中国语文》95年6期。8. 《先唐佛经词语札记六则》，《中国语文》97年2期。9. 《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98年2期。10. 《〈世说新语〉词语考辨》，《中国语文》00年2期。11.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03年4期。12. 《〈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中国语文》05年6期。13. 《〈朴通事〉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06年3期。14. 《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台湾〕《汉学研究》18卷2期（2000年12月）。又载于《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15. 《从汉语史看“多”“少”直接修饰名词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16. 《〈齐民要术〉校释商补》，《文史》03年第3辑（总第64辑）。17. 《“作（为）某地”式试解》，《古汉语研究》89年4期。18. 《评新版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的注释》，《古汉语研究》90年2期。19. 《新版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兑拾补》，《古汉语研究》92年3期。20. 《〈史记〉标点商榷》，《古汉语研究》92年4期。21. 《也说“麀鹿攸伏”之“攸”》，《古汉语研究》95年3期。22. 《〈世说新语〉“如馨地”再讨论》，《古汉语研究》96年4期。23. 《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99年2期。24. 《〈汉语大字典〉的功臣──读周志锋著〈大字典论稿〉》，《古汉语研究》01年1期。25. 《“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古汉语研究》02年2期。26. 《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古汉语研究》04年4期。27. 《汉魏六朝词语杂释》，《语言研究》90年2期。28. 《〈两拍〉词语札记》，《语言研究》93年1期。29.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读后》，《语言研究》94年2期。30. 《常用词历时更替札记》，《语言研究》98年2期。31. 《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语言研究》03年4期。32. 《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06年2期。33. 《也说〈诗·新台〉之“鸿”》，《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2年3期。34. 《〈清平山堂话本〉校点献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3年2期。35. 《说“狼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4年2期。36. 《〈晋书〉点校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1期。37. 《〈高僧传〉标点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3期。38. 《〈齐民要术〉“喜烂”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02年5期。39. 《释“严妆”》，《辞书研究》90年1期。40. 《〈元语言词典〉评介》，《辞书研究》00年1期。41. 《几组常用词历史演变的考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7月。42.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上），《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12 月。43.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下），《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11月。44. 《也说“面善”“万国”──兼论编纂方言词汇集的重要性》，《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6期（1998年5月）。45. 《词源札记——报复、凡是、经费、同情、组织等52词的词源》，《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9期（1999年3月）。46. 《“比数”的语源和词义》，《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21期（1999年11月）。47. 《“伐轮”、“伐辐”及其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86年2期。48. 《〈左传〉“死且不朽”解诂》，浙江省语言学会编《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49. 《“聊赖”释义辨正》，《文史知识》91年4期。50. 《〈红楼梦〉标点琐议》，《红楼梦学刊》92年第三辑。51. 《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札记》，《俗语言研究》第四期。52. 《〈章太炎遗嘱〉释文校正》，《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96年4月）。53. 《〈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54. 《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释读管窥》，《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55. 《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南京大学学报》01年2期。56. 《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57. 《“承”有“闻”义补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03年1期。58. 《佛经词语考释四则》，《浙江大学学报》05年5期。59.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评介》，《语言科学》06年2期。60. 《〈女仙外史〉释词》（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06年3期。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27 Initials of Qieyun切韵27声母的分布——用黄伯虔师“轻重不平衡”理论处理《切韵》的作业汉语史学报<>, 黄笑山 切韵韵目小注的“同”与“别”语言研究集刊第四缉<>, 20071000黄笑山 On the Fanqie Structure of Chongniu in Jingdian Shiwen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的统计及结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37<5>, 20070910黄笑山，李秀芹 中古介音-r-消失所引起的连锁变化语言暨语言学<>, 20070101黄笑山 切韵分韵和诗文用韵的关系问题商务印书馆<>, 20070101黄笑山 从泰汉关系词看中古汉语三四等韵的差异南开语言学刊<2>, 20070100黄笑山 Several Questions baout Translation of the Phonetic Term in the Chart of IPA对国际音标及其译名的理解浙江大学学报36<5>, 20060905黄笑山 The Adevances of Methods ofr Researching Rhyme Classifications of Poems and Riming Compositions in Middle Chinese中古诗文用韵考研究方法的进展语言研究第26卷<第3期>, 20060900金雪莱，黄笑山 《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4>, 20060000李秀芹，黄笑山 国际音标（修改至1993年，1996年更正）南大语言学<第二编>, 20051200黄笑山 音位构拟的原则及相关问题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20050501黄笑山 汉语史研究中的音位原则音韵论丛<>, 20040100黄笑山 《〈七音略〉校注》跋《〈七音略〉校注》<>, 20030701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3>, 2002093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20809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080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中国人民大学人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5>, 2002053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人大复印资料<>, 20020509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 200203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 200201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32<1>, 200201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0<0>, 2002-08-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人大复印资料0<0>, 2002-05-09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2002-03-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浙江大学学报0<0>, 2002-01-09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 20010930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03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0>, 2001-03-01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0401黄笑山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其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0<0>, 2000-04-01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 19990915黄笑山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9-09-15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 19981110黄笑山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8-11-10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古汉语研究<>, 19970901黄笑山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7-09-01
本书汇集论文32篇，有对汉语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有对当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综述和展望，也有对该领域一些研究语料的价值的分析，更主要的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及进一步探讨。所做工作涉及汉语俗语词、俗字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俗语言文献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项、省政府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训诂类稿》、《<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古文献语言论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注》、《20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纲》等9部、译著l部，参编大型语文辞书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代表作曾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2002）、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项（2003）、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1995、2001）、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2002、2006）。序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唐律疏议》词语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
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我们要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 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叩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活动的展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化工厂的建立，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对旧社会旧思想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坚船利炮击碎，有识之士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饱学的进步之士的思想逐渐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发起了变革。本文研究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分析，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鸦片战争的影响造成的转变及原因，并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影响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近代经济史研究论文？多如牛毛，自己上网查就是了。关键字会不会用？不会就找老师同学请教一下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啊。。
诶，大家都一样一样，LS的，你也看MIT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