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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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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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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汉唐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两者的武力都是相当强大的。但是二者哪个更强一些呢？ 如果单纯从纵向比较两者的武力，显然唐朝比汉朝晚了好几百年，经过这几百年的发展（当然中国朝代中清朝200多年是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倒退的，尤其是清朝的军事装备直接倒退，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各个朝代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显然唐朝要强一些。因为，唐朝有了马镫而汉朝据历史记载还没有出现马镫（估计有马镫的雏形），这直接导致唐朝的骑兵从装备而言要强于汉朝，同时唐朝的兵器也要强于汉，比如唐朝的佰刀就是一个证据。唐朝的经济也明显繁荣与汉朝，唐朝的疆域比汉朝也辽阔。 但是如果从横向比的话，那么汉朝的武力要强于唐朝。汉朝时期将最大的敌人匈奴要么赶走、要么同化。到了后来汉朝周边没有强劲的对手（游牧民族）。而且汉朝打败匈奴和开拓疆土虽然也用到了游牧民族将领，但是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将领——比如霍去病、卫青、陈汤等。而反观唐朝，对外开拓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着外族将领的（如高仙芝、黑齿常值等），这说明唐朝是真正很包容的（不像满清虚伪的民族融合），但也说明了唐朝更多依赖外族，所以唐朝就有了节度使权利很大，当中央强大时这些外族节度使会供你驱使，但是当这些异族头目看到中央虚弱的时候肯定会来反咬一口——那个安禄山就是如此。而汉朝则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问题。唐朝对异族的战争虽然有胜利但也有败给吐蕃被迫和亲，在恒罗斯一战败给阿拉伯人失去了中亚，随后的安史之乱再也没能使得唐军再次进入中亚，直接导致中央的汉人遭到回纥的屠杀和奴役。而汉朝虽然也败给过匈奴，但是自汉武帝之后基本上是将匈奴制服了。 总的来说，横向比较汉朝的武功比唐朝更强些，但综合力量（包括经济等）而言，唐朝更加繁荣强盛些。 汉朝算是比较早的将我国疆土扩张，初步建成多民族国家，并打开对外贸易通道的朝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必然不可忽视。如同创始人。而唐朝，之所以被称为大唐盛世，也是因为从唐开始，中国封建王朝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对外贸易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而疆土和民族关系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如同发扬光大者。这两个，没办法对比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达到了那一时期的顶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合集附件四: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一、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装订。 毕业论文题目为三号黑体,正文小标题为四号黑体字,正文为五 号宋体字。 学生应当将毕业论文制作成 WORD 电子文档(要求提供电子稿)。 二、毕业论文形式要完整,应当包括封面、目录、论文摘要(100-300 字)、关键词(3 到 5 个)、 正文、注释、参考文献等。 1、封面:省校统一印制。 2、目录:“目录"四号黑体. 标注正文小标题的所在页码为五号黑体. 3、论文题目:应简短明确、有概括性,不宜太大,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汉字,可以 用正副标题的形式. 4、论文摘要(中文):100-300 字,不编页码. 5
首先打开需要添加文献的文章，选择需要添加文献的段落。在需要注释的位置输入一个脚注，方法是点击菜单中“插入”——“引用”——“脚注和尾注”，这时候我们的光标自动跳转到了页脚，可以看到在正文和页脚都多了一个小1这是脚注的序号。 重复上面的步骤，加入其它参考文献标注。如果你想为数字添加“[]”，出现[1],[2]样式的效果，只需按住“ctrl+f”热键，会在文档左侧出现一个“导航”栏 ，点击 右侧的倒三角，点击“替换”，调出“查找和替换对话框”。点击“查找”项中“ ”按钮，在“查找”栏中选择“特殊格式”/“尾注标记”，此时，在“查找内容”下拉框中出现“^e”，表示在尾注中查找。转向“替换”项，在“替换为”下拉框中输入“[^&]”，点击“全部替换”按钮即可得到想要的效果。（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论文的引用很重要的，可以在论文中标注，也可以在文章最后写明出处的。
word2010为例，论文正文中加标注的步骤如下：
1、打开论文，选中需要加标注的部分。
2、选中点击菜单栏中“引用”，选择脚注的下拉选项，出现“脚注和尾注”的设置菜单。
3、出现菜单栏后，选择编号格式，点击下方的插入，这时选中的部分后面会出现上标数字，这样标注的数字部分就完成了。
4、接下来给数字添加中括号，按下键盘上的“Ctrl+H”，打开查找和替换菜单。在查找内容中输入“^e”，在替换内容中输入“^&”，输入后点击“全部替换”。
5、替换后，可以看在数字标注都加上了括号，这样参考文献在论文中的标注就完成了。
注释的具体标注方法如下：1.打开一个WORD文档,在文档内输入文字内容。2.光标移动到需要插入注释的文字处,点击菜单栏上的“引用-插入脚注”右下方的小图标。3.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设置自定义标记格式为[1]。4.确认对话框后,光标位置处显示出上标[1],在尾部输入注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