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材料、问题、假设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一期，2009年1月《贞观政要》导读，《名家谈国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唐高宗的真相·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说唐太宗·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3月盛世中国系列之贞观之治，《世纪大讲堂（第14辑）》，凤凰卫视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论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制度变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年3月关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2期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2006年第5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与选官制度的发展，《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0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6月汉唐明比较一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试论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隋唐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提要），《文化的馈赠（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武则天，《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及其对我们的启迪，《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传统文化与历史学，《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隋炀帝的历史功绩，《〈隋炀帝〉电影创作与隋炀帝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三卷，1997年〈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农业发展的几个有利条件，《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唐史论丛编纂委员会，韩国汉城，1995年汪篯〈汉唐史论稿〉简介，《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唐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高潮，《唐代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唐玄宗治国之策与唐朝的盛衰，《北京日报》文史第四期,1993年6月23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国历史文化》，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1992年汪篯传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论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唐朝的特性，《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均田制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口号的发展，《自修大学》1986年第9期唐代三吴与运河，《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唐贞观廿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一一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唐代官制概述，《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6年第11期，光明日报出版社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陕西省社科院出版发行室，1985年唐代土地兼并的发展，《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4年第9期，光明日报出版社唐末阶级矛盾激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黄巢，《百代英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文史知识》1982年第10期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进士科与唐朝后期的官僚世袭，《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唐代科举概述，《电大文科园地》1982年第2期天宝之乱是由于是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唐代科举应举和录取的人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1.政治发展特别是政局统一稳定 2.经济发展主要是手工业技术和城市商业发展 3.开明、和睦的民族政策 4.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政策 5.前代基础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朝时期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唐朝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发展情况的总结，分析出了唐朝时期文化产生繁荣的原因. 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要点：1．政府开明、兼容的民族政策；2．各民族友好相处、平等往来，分别吸收民族文化的优秀特点。史实：吐蕃医书《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唐朝乐舞吸收了少数民族乐舞的特点等等 量吸收外来文明（要点：1．政府开明、兼容的对外政策；2．唐王朝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往来频繁，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史实：莫高窟艺术对中亚和南亚文化的吸收、乐舞对周边邻国风格的吸收等等 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要点：1．历史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2．对魏晋文化的吸收和改进。史实：火药发明、天文历法成就、建筑风格、诗歌特点等等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是什么原因，
Who is Miss Li? 为你解答,如有帮助请采纳, 如对本题有疑问可追问,Good luck!
有什么具体要求呢？可以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