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少数民族舞蹈尚需不断创新· 少儿舞蹈的教育作用· 以情动情,舞在其中· 开拓舞蹈审美文化的新天地· 浅谈舞蹈的创作· 舞蹈艺术的意蕴和意境· 舞蹈要注意的艺术特点.舞蹈生态学与美学结合的方法.舞蹈对新时期的舞蹈进行美学思考.这些题目都不错给你这个网站你看看，中华论文网里面都是这种类型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与舞蹈的故事，舞蹈改变了你的***、***是我的**（舞蹈）
汉代盛行"百戏",这种艺术形式,包括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音乐表演,演唱,舞蹈等多种民间技艺的串演."百戏"又泛称"角抵戏".其中最著名的舞蹈有<<七盘舞>>(或称<<盘鼓舞>>),<<巾舞>>,<<袖舞>>,<<建鼓舞>>等.还有表现特定人物和一定故事情节的<<东海黄公>>等表演节目.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舞蹈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汉族秧歌舞蹈与现代审美意识关于舞蹈造型艺术的动态审美思考川剧艺术中舞蹈语态的挖掘和传承巴渝舞历史流源与当代传承中国古代舞蹈资源的开发研究汉代舞蹈风格研究汉代袖舞的整理与研究土家摆手舞的艺术风格分析与发展方向探讨从舞蹈编创与欣赏之间的关系论舞蹈形象之产生论朝鲜民族传统舞蹈类型划分与教材建构的关系论中国舞剧的真善美论音乐对民族民间舞蹈风格的影响舞蹈教育学在少儿舞蹈教育中的实践与运用《三峡地区巫傩文化与巴渝巫舞研究》论古典舞的当代审美浅论汉唐舞蹈剧目中音乐的魅力舞蹈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立法可行性研究论文化修养和传统精神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铜梁龙舞的历史发展与现代传承研究重庆酉阳摆手舞的现代审美意识试论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论近三十年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的发展状况论音乐在舞蹈剧目中的重要性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浅议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的论文
摘要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影响至今。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的特点便是这种创新精神和雄强意识的折射。
关键词 汉唐 铜镜 开拓创新 雄强意识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它正面照容，反面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体现了古代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同时，铜镜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和向往，反映生活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其流行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自齐家文化时期开始至明清结束共计四千余年，虽历经不同朝代，但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与特点，有着不同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纵观整个铜镜发展史，其中最具魅力、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汉唐两代，其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可以说这是与当时国家强盛分不开的。下面就汉唐两代不同时期的铜镜艺术特点试做一比较。
一、汉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汉武帝在经过文景之治、修养生息后，国力恢复，扫平匈奴设立沙河四郡，使西汉人形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强国家意识。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欧亚。对外交流，使国力达到汉代强盛的顶点。这一阶段流行的铜镜在中国铜鉴史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度恢弘、凛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厚厚的边沿，凸起的铭文带都显示出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有岩岩泰山之气象。
西汉前期，汉镜主要仍沿袭战国镜类风格，此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其地纹较粗疏，主纹多由双线和三线构成，布局有缠绕式，间隔式及博局纹相间式，并出现了铭文。具有了新的装饰特征。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要纹饰。此时，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画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弯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此时的.纹饰布局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的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二、唐镜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后，到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大唐国力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鼎盛。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放的风气带动的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显露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的组合，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葡萄纹被引种到中国。直到唐代，这种果实堆砌、枝条漫卷、花叶铺陈的充满生命力的纹饰大量出现在丝织物中，契合了盛唐对精神和物质上绮丽奢华的追求。唐代工匠为宫廷铸造铜镜时将禽鸟、蜂蝶纹饰和隋镜中的小跑兽一起放到他们喜爱的葡萄纹中，创造出体现欧亚文明融合的“瑞兽葡萄镜”。它是唐镜中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类，也是唐代铜镜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铜镜中也是最具特色的。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灿烂结晶。它的演变主要是镜钮由圆形过渡到伏兽形，又向戏耍扭颈的瑞兽形象发展，内区瑞兽的数量由少到多又到简化，形态上由瑞兽奔驰到攀援戏耍，最后发展到扭捏作态：外区葡萄、枝蔓、硕果间饰的禽兽，由长尾乌发展至瑞兽蜂蝶相问，外缘由斜立锯齿纹向三角缘发展，小花瓣由密渐疏。内外区之间的双线高圈，早期较宽。中期较窄，后期葡萄枝蔓过梁缠绕，双线圈若隐若现。
玄宗时期。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我们在汉镜中常见到的环绕镜缘的铭文，到了唐代中期已消失无踪，这是唐人为了让他们喜爱的各种花鸟造型表现出最突出的装饰效果，于是汉镜中直抒胸臆的“长毋相忘”等爱情内容，在唐镜里面被双鸾鸟替代，成为温婉含蓄的东方对称的美。此类镜中，花鸟图案构图对称，灵活而不拘规格，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充满生气。表现出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意境。
唐代中期开始，铜镜的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呼应。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代的铜镜，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丰富，而且在铸造工艺上更为创新，创造出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特种工艺镜，唐镜中最为豪华的制品当为金银平脱镜，它的特点是精雕细刻、鲜艳华丽。唐代铜镜工艺一扫过去那种拘谨、抽象、神秘和图案化的作风，形成了一种色调鲜艳、构图完美、雍容华贵、自由活泼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新风格。
三、汉唐铜镜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铜镜的发展历程中，汉镜是一个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汉四百多年间，随着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青铜日用品的同时，铜镜却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成为汉代铜器铸造业中最多的产品。它的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均可称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某些镜类还很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铜镜均可冠以“汉式镜”的称呼。汉镜的主题纹饰异常广泛，天上人间，奇禽异兽，五彩纷呈，立体的展现了汉人那开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汉人的情结无不蕴涵其中。唐镜是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在此时期孕育出了更灿烂的成果，它不仅突破了以往铜镜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等花式镜。镜钮除圆钮外，也采用龟钮或兽钮的。主题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饱满绮丽，布局灵活多变。题材和风格除了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如常见的葡萄纹、花鸟与动物以及灵活多变的浮雕、高浮雕的装饰技法等，充满了异域的人文色彩，无一不显现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气息。
纵观汉唐两代的铜镜艺术，可以反映出两代那种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力求国家雄强的意识以及开放、富庶、包容并蓄、充满自信的民族自豪感。其影响一直至今。
以俗乐为代表的唐代乐舞的兴盛，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乐舞与唐人生活的关系大为密切，不仅是人们娱乐消遣的主要方式，还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乐舞在唐初即颇盛行，并且是首先来自民间，然后逐渐影响到宫廷。乐舞的兴盛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还表现为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在唐代出现高潮，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造成的强烈自信心，使唐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和充分的吸收消化能力，正如日本学者田边尚雄所说：“……中国国力勃兴，当此期间，实为亚细亚第一强国，势力伸及中亚细亚，朝贡者达数十国。而中国人实有非常的大国风度，于世界中任何国民，慕中国而来集者，悉乐用之，喜其才能，采彼文化。”（《中国音乐史》）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乐舞在其中的作用，大量史料表明，乐舞不只是这一大融合、大交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其中的先行者，推动和促进了其他方面的交流、融合，共同创造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以进乐舞为外交手段，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代燕昭王时，就有“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拾遗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除物产之外，在文化方面带回的便是乐舞《摩河·兜勒》，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前奏。一直到唐代，仍然沿袭了这一交流方式，如开元、天宝时，便有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然而此时不论是交流的规模或渠道，都远非昔日可比；这一交流对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自然也是今非昔比。《旧唐书·音乐志》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教坊中的健舞和软舞，也大多是外来的乐舞。这些带有异族和异国情调的乐舞就像一股旋风席卷中原大地，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尤其盛极一时。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工商黎民，莫不受到它的熏染，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其他文化艺术乃至人的衣食住行概莫能比。如玄宗“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南卓《羯鼓录》）。而且伎艺高超，宋璟赞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同上）杨贵妃善舞《胡旋》，白居易《胡旋女》诗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初著名“舞胡”安叱奴。以善胡舞邀得高祖盛宠，竟封为五品官散骑侍郎。朝廷如此，民间也不例外。有诗为证：“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镇《法曲》）当时在长安寓居了不少著名的来自西域的乐舞人，如善胡舞的安国的安辔新，琵琶师曹国的曹保一家，歌手米国的米嘉荣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如“石国胡几”（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胡腾儿”（李端《胡腾儿》）等。他们精妙的别开生面的表演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每每使观者如醉如痴。岑参曾有诗赞道：“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请客见之惊且叹。……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西域乐舞的大量传入，使因魏晋之乱而散失残缺的中原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并成为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还促进了其他方面的引进和交流。如雕刻，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表现胡旋舞的栩栩如生的造型。相比之下，服饰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与历史的服饰交流多为南北向不同，唐代服饰的交流是东西向的，正如《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末，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这其中有相当程度是受了乐舞舞服的影响。譬如当时人们喜欢戴一种浑脱帽，“浑脱”，又名“苏莫遮”，系印度语。此帽由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唐会要》载吕元泰上中宗疏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可见浑脱帽由此乐舞而来。又如唐代妇女衣领开得比较低，胸部袒露，歌妓尤其如此，所谓“胸前瑞雪镫斜照”（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似亦受胡舞服的影响。譬如柘枝舞至曲终，便半袒其衣。沈亚之《柘枝舞赋》云：“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祖。”薛能《柘枝词》云：“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均指此而言。舞《浑脱》者更是“裸体跌足”。很可能在审美观念上使唐人受到熏染。总之，乐舞在唐代这一民族空前融合、中外交流臻于极盛的时代，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先导作用.
楼主：四本书你画了多少道题？
有着五千年漫长岁月的中华,积淀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这一块孕育悠久历史文化的沃土上,孕育了袖舞这一朵奇葩。作为服饰道具的“袖”,作为表演形式的“袖舞”源远流长。袖舞是中国舞蹈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观的体现,经过历史各时代的艺术加以选择、创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赋予它们新的气韵、新的品格。袖舞成为了独立的舞蹈肢体语言,体现中国古典舞的精神与风貌。 一、水袖、袖舞 (一)水袖、袖舞的概念1.水袖的概念水袖是演员用来进行舞蹈表演的一种服饰文化的舞蹈道具,它既有服饰功能,又兼有道具的属性。水袖通过舞者身体的舞动来带动,就像道具一样具有可操纵性的特点。袖包括袖身和袖体两部分。袖身是指穿在身上的服饰部分,袖体是指接在衣服袖口处向外延长的长袖部分。2.袖舞的概念袖舞是以独具特色的袖作为道具的舞蹈,是一种能够代表中华传统审美特征的典型舞蹈样式之一。袖舞综合了观赏性、技艺性、表现性,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气质精练地反映出中国舞蹈独具韵味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从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艺术价值。 (二)水袖、袖舞的来源“袖”在舞中可以用简约的“长袖善舞”四个字说明。华夏民族的宽衣大袖是袖的源头,经过历史的沉淀,在追求美的同时加以延长与夸张,独具特色的“水袖”就形成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舞中的袖是提炼中国戏曲的“水袖”而成的。那么,“水袖”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水袖的最早的叫法是“水衣”,水衣的袖子随着发展逐渐变长变宽,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袖。因为袖舞动的形态像水波荡漾,所以叫“水袖”。袖舞在这块历史文化的沃土上,不断吸收和继承精华部分再加以创新,才得以发展成熟与完善。 二、水袖的历史发展及当代表演形式的演变 树有根才能生长繁茂,袖舞也有生长和流传的根,它深深地屹立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袖舞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袖的形态和舞的风格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文化的演变发生着变化。它或虔诚与迷狂,或妩媚与婀娜,或纯熟与精美,或逍遥与飘逸,或华贵与端庄,或精练 (一)原始时期水袖的发展在舞蹈艺术起源的远古时期,原始宗教和舞蹈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艺术是宗教仪式的一种手段和活动。中国远古时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巫舞,在中国古文中,“巫”和“舞”两者是相通的,“褎”字是古代“袖”字的写法,从这可以看出,“袖”最初是献祭的仪式舞蹈中一种手执的舞具。从“褎”字看出了以“手”摘“禾”的形象,体现了“禾熟拔其穗”的动态。原始“袖舞”中所执的稻穗是宗教活动中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器物,舞蹈的形态受到了影响,道具和服饰成为中国舞蹈的一大特色。 (二)汉代时期水袖的发展袖舞在汉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史料里记载着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在汉代,长袖的形状分为细长的舞袖和喇叭形状的宽大长袖这两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袖舞”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长袖的纵向延伸,在袖口端接一长飘带;另一个是袖式稍短,是“水袖”演化的由来,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戏曲不可缺少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也有手执巾而舞的形态,它的舞名被称为“巾舞”。从“罗衣从风,长袖交横”“表飞毅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君似飞鸾,袖如回雪”这些漂亮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袖舞的动人之处。它一脉相承于细腰长袖的“楚舞”,经过进行加工创作,使它更纯熟更精美。在汉代的袖舞中就有了精湛的技艺,例如加长的巾袖舞在挥洒间自然会增加难度,巾越长,要求舞者的臂力、技巧越高;例如大幅度横向折腰的动态对身体的柔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注重的是腰功与袖式的变化;例如追求赵飞燕“掌上舞”那样“机迅体轻”等等。 (三)隋唐时期水袖的发展隋唐时期,封建社会上升至一个鼎盛时期,乐舞艺术尤其是宫廷乐舞也随之进入一个繁盛的阶段。袖舞成为了一种中原乐舞文化的传统,滋养着舞蹈的发展。袖舞在唐代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长袖的发展,“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说明了唐代对前代传统长袖舞的继承。另一个方向是广袖的发展,“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说明了“广袖”的形态。从广袖中,我们看到了唐代袖舞的华贵与大气。运用舞巾、风带、长袖以及腰肢的软功,柔曼婉畅、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时而长袖拂垂翻飞,时而慢舞双袖,时而扬袖、转袖,时而飞舞长袖,时而急翻双袖,各种舞袖的姿态和技法,是“细腰长袖”的舞风在唐代乐舞中的延续和发展变化,即使袖的形态有所改变,但是袖舞身体动作的韵律已经根深蒂固地流传下来。 (四)明清时期水袖的发展从宋元市民文化的潮流可以看到舞蹈发展重要的现象,戏曲艺术脱颖而出,创立了独立地位。明清时期,戏曲舞蹈已逐步发展成熟和流行起来。在这一进程中,袖舞不断适应戏曲的表演程式与要求,袖舞融入到了唱、念、做、打的戏曲艺术当中,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表现手段,“水袖”也成为了一门独特的技巧。在前代袖舞的基础上,戏曲的水袖着重发展和丰富了袖技,将袖作为一种专门的技巧来发展,并服务于戏曲中人物和情节的表现。戏曲的水袖不仅在袖舞的传统审美上发生了改变,而且复杂和丰富了表现技巧和手段。也可以说,因为戏曲水袖技巧的集中发展,袖舞有了较强的“语言性”。 (五)当代水袖表演形式的演变在当代,袖舞的追求与发展需要超越历史传统,成为一种语言机制,一种能够营造中国古典文化意象、能够表现中国人感情、能够向现代审美趣味延伸的语言机制。这对于中国传统袖舞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古典舞”正式确立后,在中国古典舞创新的同时,袖舞技术也得到了突破,尤其是古典舞身韵的产生,水袖发展为独立的道具身韵,借助舞蹈表演,才让我们体会到今天袖舞的魅力所在。盛培琪教授为袖舞注入了新元素,给予袖舞新的气息和温度。她还提出袖与腰、重心、步伐之间的“三节六合”的关系要贯穿于身法的要求中,让舞者身体和袖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合体。袖舞的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典舞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伸的体现,也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结束语 浅析中国古典舞水袖的历史发展是在宏观上分析和概括水袖的发展,历史发展演变,水袖的技术技巧表现以及美的体现。丰富而绚丽的袖舞经过漫长的艺术长河的沉淀,吸取了许多优美的动态和静态舞姿,在圆转、回荡与流动的曼妙风韵中,展示奇崛雄肆、清婉柔丽的无穷魅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东方艺术。袖舞就像一股清泉,清新,淡雅,婉丽。凝聚着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追求,丰富的舞蹈语汇,折射出变化、演化、幻化的无穷意境。希望对你有帮助
问题一：在中国古代“和”被看成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有了阴阳相和，有了不同的基本因素之和才有万物，才有一切。“和”成了生存之力，生命之依。重和，则体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向心力与融合力，不仅天与人的对立可和，阴与阳可和，大至无限小至具象的不同对立均可相和。在“和”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体现为壮美与优美的对立统一，体现为雄浑与淡雅，豪放与含蓄的并重与相渗。作为中国的民族美学原则，无论出发点各异，但最终要归结到“和”的内核上来。问题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经常把自然物与自然现象人格化，从中直观自身。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是因为山水具有君子所应具有的美德。又《说苑·杂言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在孔子看来，“知者”、“君子”见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而得到美的享受，就在于“水”具有与“知者”、“君子”相“比德”的特征，即有“似德”、“似仁”、“似义”、“似知”、“似勇”、“似察”、“似礼”、“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等美好的特征。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没有专门谈到自然美的问题，他在继承孔子“比德”的自然审美观时，对孔子的思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挥。《孟子·离娄章句下》载：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孔子在观察水时，意在比附人的精神品质，把水的自然态势看作是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而孟子的解释则是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从而悟出哲理。孟子分析了客观存在的河水和雨水。由于河水有本有源，可以滔滔不绝地奔流，注满沿途的沟坎洼地后，不分昼夜直归大海，而雨水则不同，雨季之时，雨水也能使沟塘充盈，可是因为无源无本，雨季之后用不了多久即会干涸。这就是有“本”之水“源远流长”的道理。孟子认为孔子屡次赞颂水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本”字，从自然现象中悟出社会哲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如“水滴石穿”等等，实与孟子的倡导分不开。古典舞《小溪·江河·大海》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贯之于水的形象，每位演员都似一滴流动的水，从始至终运用“圆场”的主题步态，通过迂回折转的队形变化、流畅的舞台调度、纱裙的巧妙利用、艺术表现的准确到位，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潺潺小溪、欢腾江河、滔滔大海的动感的自然壮丽画卷，深情地奏响了一首生命的乐章。作品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既简单又深刻、既有启发性又富哲理性、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奔流不息”、“生命不止”……问题三：“象外之象”着重以有限之形传达无限之意，跨越了写实再现而进入到“意象”的表达。从古典舞的形态特征来看，是以“象外之象”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的。这不仅是古典舞如此，可以说整个中国舞蹈都是以这种写意表现的“意会”方式来表达一种意境的创造。这既是古典舞以形传意的必然，也是传统艺术与古典美学对内在意蕴的强调。考据《易传》中突出的“象”，尤其是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这两个命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要义。其中，《系辞传》有一段名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表明，“言不尽意”但可立“象”尽意。就是说，借助于形象，可以充分地表达圣人的“意会”，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对“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则规定。由此可见，《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其核心便是突出表现的写意性，而写意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意会”本源。由此，以这“象外之象”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舞的写意“意境”的塑造，便如袁禾对中国舞蹈意象创造手法的归纳之说那样：一是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二是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三是以物象之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四是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像；五是利用道具的象征创造意象。如此看来，古典舞“写意性”的表现，便从舞蹈的种种束缚中得到释放。舞蹈那种与生俱来的，有着表现意义的“虚拟性”与“多义性”，恰恰通过写意发挥出来。 像古典舞《高山流水》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到舞蹈表现的对象之中，使对象成为一个拟人化了的，甚至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思交融化了的复合体。尤其是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舞蹈意象为目的，而是让观众真正把山川变成生活的“人”来欣赏。而是化宏观为微观，以微观展现宏观，化景物为情思，传达于观众，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于无高山流水之处，看到高山流水之势。以虚喻实，思之则实。凭借着观众能动的接受作用而达到它以咫尺之“图”，写百川之“景”的目的。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山之雄伟敦厚，以女子流畅婀娜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奔涌，可谓“化实为虚”的极好表现，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
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唐朝诗歌的愁韵~！
唐朝写愁的诗很多，一一研究要花不少时间，你先看看有代表性的吧。如李商隐、杜甫、王维的。看多几首就有灵感啦！
抽啊抽，白了少年头！手里捧着窝窝头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