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思想研究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 犀利峭刻的议论 植根现实的寓言

《韩非子》最具文学意味的是寓言故事。荀子，名况，字卿。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 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 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 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 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 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 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 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 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 《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 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 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 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 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 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 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 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 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 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 “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 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关键词：韩非子；管理思想；法治 尽管韩非子生活的时代距今已两千多年，但是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瑰宝，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详细地记录在《韩非子》一书中。全书围绕君主如何治理国家这个主题展开，从“御人之道”、“为君之道”、“治世之道”三个方面详细论述君主如何获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权力实现政治权利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他的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完备性，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可行性，对后世影响颇深。 韩非子虽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他并不赞成君主将所有的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靠自己一个人来处理。韩非子指出“ 人主之道，进退以为宝 ”， 即明君只需掌控全局拥有国家事务最终决定权，不必事必躬亲，只需将其他的事情都交由臣下进行处理。 那么 如何驾驭臣下，做到知人善任则是君主的必修之课。 《韩非子》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君主的“御人之道”。 第一，人才的选拔。 用人是一件大事，不能用错了。选拔人才之前应该进行考察，君主尤其应识别人才与庸才，勿把庸才当人才。他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国乱。”因而他一再强调“ 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 ”。但韩非子对于人才的选拔是有其特殊标准，有两种人他认为不可以任用。如豫让之流，这种人虽然忠心耿耿，听话卖力，但只是一些亡命之徒，不懂治国之道，没有管理才能，人主是不可以任用他们的。另一种如伯夷、叔齐之类，这些人虽然颇有才德，但过于清高，不听调遣，而且不计个人利害，赏罚措施对他们不起作用，人主也不可以任用他们。人主应该任用像商鞍、管仲、伊尹那样的人，他们既“ 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 ”，而又能“ 适当世明主之意✿ ”。其次，选拔人才应坚持 “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 ” 的准则。换言之，选人的时候要尽其所长，避其不足，只有把人才安放在与其能力相应的、合适的位置上，量才授职，管理才能井然有序，君主也就能“无为而治”。 第二，管理人才的原则。 一方面，君主应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防止“ 擅臣之主 ”。因为“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要避免出现 诸侯太强、群臣太富 的局面就必须做到 “身贵、位尊、威重、势隆” ，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只要处理恰当就能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君主任用臣下要做到 专职专任 。韩非子在《难一》中明确提出“明主之道：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一人多职多事必然精力分散顾此失彼，事情反而得不到有效解决，最主要的是担心下属权力过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力。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这就是臣下做大最真实的教训。同时，明君治理国家要始终保持对臣下的控制， 杜绝臣下结党营私 。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臣下一旦联群结党就会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而君主将受蒙蔽，国家存亡受威胁。明君防范臣下结党营私就要坚持“ 越官责死，不当责罪 ”的原则，只要臣下出现越位就处死，言行不一就治罪，在这种威势下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最后，明君 应重视对下级的监督考察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臣下肯定会使用一些不合常理的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权力。通过“ 吹捧请托 ”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通过违法专权建立自己的威势；通过假借忠信之名逃脱法禁。韩非子的思想在秦始皇手中得到有效运用，秦一统天下之后建立了比较 健全的监察制度 来约束臣子，抑制腐败。监察方法主要包括派人暗中监视、准许下级告发上级、不断调换各级官吏的职务、不许私设小朝廷、禁止结党拉派等。 韩非子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认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能为君者必非凡人，所以君主必须掌握高超的领导艺术，要能人之不能。 君主首先应 心胸宽广 ，正如《韩非子・大体》中所述“故 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作为君主每天必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而事有好坏，人有良莠。听到的可能都是不好的事、棘手的事；见到的人是些“怪人”“偏才”甚至还有让君主下不了台或是让君主深恶痛绝之人。面对这些纷繁复杂好坏参半的人情世故，君主的 心胸要像天地一样宽广，包容万物；要像山海一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 。一切要从大局出发， 只要对国家有用的、有利的人和事都必须接受 ，君主方能纳百川成伟业。 其次，韩非子极力推崇 “以法治国” 。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奸邪就无从产生。一国之君首当其冲应该 以身作为带头守法，刚正不阿严格执法 ，做好榜样作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 不躬不亲，庶民不信 ”。君主高高在上拥有特权，可以逍遥法律之外，那么民众心里就会认为法律是个摆设，不足畏惧，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甚至国破人亡。韩非子用齐王穿紫色衣服的事例来彰显君主的榜样示范作用的重要性，君主以自身为表率，带动民众共同守法遵法维护国家秩序，不仅赢得民众的信任且可以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韩非子在强调法律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 “民心”可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通过齐景公和晏子讨论如何拥有广大宏阔雄伟壮观的国都问题的故事来表达：“ 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 ，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的思想，即“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的治国理念。君主希望下属忠于自己赢得“民心”，君主就必须具备人格魅力。君主的人格魅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也就是说 君主应深藏城府，学会掩藏情绪，控制感情。 在韩非子看来，臣下都有“媚上”的动机，一旦被臣下窥测到了君主的想法和喜好，那么臣下就会“自将雕琢”来讨好甚至迷惑君主，最终导致事情真相被掩盖甚至君主权力散失的严重后果。   第二，韩非子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 他认为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故君主必须具 有远见卓识、相机而动的能力 。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君主除了要具备看到事务是变化的“远见”，更应具备窥探事务发展趋势的“卓识”。千里之堤，毁于蝼蚁之穴。天下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及时洞 察事务的发展方向，防微杜渐 ，在不好的事情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三，君主应扮演好帅才的角色。 君主的能力有限，而国家大事无限。仅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这是在逞匹夫之勇。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集思广益方能事半功倍。正如《韩非子・八经》所说：“ 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君主不必事必躬亲，否则殚精竭虑。 君主的才能在于授权 ，在遵循“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的前提下将重要决定权以外的权力授予给相应的臣下，让臣下代替君主处理细小的事务。这样君主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间就能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当然， 君主不是无所事事，必须勇于承担责任 。因为“明君之道，贱德贵义，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承担责任是一个成熟君主个人魅力的完美体现， 不因下级犯了错误或者因自己决策失误而推诿责任 ，这样的君主不仅让下属觉得可靠有担当，而且可以提高自身的威望，更有利于激发下属为国家事业奉献终身的积极性。 第四，在《韩非子》的论述中，“言”成为沟通君主与臣下的重要媒介。 君主要有听取臣下“言”的深藏不露的技巧，并以臣子的“言”去衡量其政绩。君主如确实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那么即使打猎骑马、耽于女乐，国家还是可以存在的；不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在与臣子的交流沟通中，如何 听取臣子的言论显得至关重要 。韩非子为君主指出了一系列听取臣下言论的注意事项和技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要 听取逆耳之忠言 ；要“ 听无门户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 听言后要用事实加以验证 ；要掩藏情绪不露声色， 虚静以听 。 韩非子着重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他认为人主控制臣民之道有三， 一为处世，二为抱法，三为用术。 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韩非所倡导的“法”是一种对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适用的强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使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安分地处于其控制之内。韩非子不赞成君主用有限的精力和智慧来管理国家大小事务，他主张 政事在四方，要事在中央 。在他的设想下君主成为最高一级的管理者，由君主实行对大臣官吏的管理，再由各级官吏实行对下属臣民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 君一吏一民”的管理系统 。可是臣下是有私心的，要实现各级政事有条不紊的进行，就必须 建立“法度 ”。他认为 法行而君不必有，臣不必劳，民怛而守法，上下无为而治天下。 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法度，臣下或是蒙蔽君主或是玩忽职守或是敷衍了事。法度的建立要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要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不能凭主观需要而设定，否则自掘坟墓。 韩非子更是开历史先河，提出了 “法不阿贵”“刑过不辟大臣” 的思想。法令不偏袒权贵，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被管理者就会心服，不会产生任何抱怨，民众就更容易统治。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但韩非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 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 ，所他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出“是 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只有根据时代的变化对法度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被时代所抛弃，也才能屹立于民族之林。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 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 。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威势、权势是君主的马，明君驾驭“势”主要依靠 军事大权 。通过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来强制民众遵守法度自觉的维护君主权力实现国家利益。但实施“势”要靠“术”做保障，“ 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用“术”做保障控制臣下所采用的不过是 刑、德两种权柄 罢了。什么叫刑、德？回答是： 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 韩非子主张 有功必奖，有过必罚，奖罚有据 。他强调信赏必罚“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则“士民不死也。”当然，奖罚是有原则的， 奖要奖的狠，罚要罚的狠 。赏赐不当，乱臣就会要求更多。他要什么我给什么，是借给仇人斧头，无疑是自取灭亡。 韩非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他的思想也是围绕君主权力而展开的，其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维护封建王权的本质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民主社会的今天，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非子强调“以法为教”。 “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 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 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而韩非子的 “抱法”思想正是要求权力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序行使 ，只有完备的法律才能使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做到令行禁止，才能使司法部门违法必究，也才能使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特别是韩非子主张的“法不阿贵”的思想，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使得法律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维护法律的公平性而且能够赢得百姓的认同感和信赖。 我国正在经济转型期，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产生的高发期，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事实表明，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不到位。在两千多年韩非子就提出了“循名责实”的原则，对下级进行监督考察。具体来讲， 就是要依下属的职务去追究其应有的功效、实绩；根据下属的言论去判断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与言行一致，根据名和事实是否相符合来确定是非。监督考察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暗中派人监督及时发现违法情况；推行天下臣民不论贵贱上下都可以告发上级，避免出现上级一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在监督之下，能够有效的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徇私枉法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韩非子倡议对被管理者进行业务考核。通过考核及时发现管理者是否有“缺位”或“越位”行为，尽早的发现管理者是否有效行使权力，保证管理者依法行政、廉洁执政。通过考核及时发现管理者的功过情况，对有功者进行重赏而对有过者进行重罚，以此鼓励兢兢业业的下属继续发扬光大，警示玩忽职守的下属尽早亡羊补牢。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孔雁.《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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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 《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韩非虽死，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 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