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研究论文

是的，首先他编修永乐大典，每一个字都是用人手抄写而成的，每页每行都着他们的心血，这部书包含要七八千种书籍，共计11095册，22877卷三亿七千万字惊人的数字，对吧？

朱棣的生母至少有4个不同版本，但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是由朝鲜美女李妃所生，明成祖朱棣的亲生母亲就集中在马皇后和妃李氏身上，这也是目前争议的焦点。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虽然第一种说法来源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但是大多数学者却认为并不可靠，因为朱棣曾经下令修改过国史。然而明成祖的命令虽然强大，却限制不了外国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曾在北京拜见了燕王朱棣，后来权氏著有《奉使录》记载了这件事，其中写到了成祖生母的忌日是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却是八月初十，以此论断，朱棣的母亲显然不是马皇后。另外，朱棣继位后，曾在南京修建了大报恩寺，声称是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据说里面供奉的其实是妃李氏。这样看来，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为朝鲜人妃李氏还是很有可能的，大多数学者都倾向此说。

论朱元璋的滥杀心理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矫枉过正，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打击富户会壮大自耕农阶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过于激烈的打击行为，会打断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社会积存的剩余财富，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滞碍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51]，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洞悉人情善恶，可任意施为，后代嗣君宫生内长，不谙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滥用刑罚。但是，先例既开，必将谬种流传。朱棣之诛杀建文臣子，手段极其残酷，不能不说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响。明武宗、世宗为谏诤事，一次杖杀朝臣十几名，从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滥杀的影子。 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时期大大小小的杀戮行为，都应该首先放在这一心理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也应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对其滥杀行为的促发作用。如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损害。而且，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秩序之维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不从其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加以剖析，委实难以理解。

毁誉参半的一个皇帝，他下令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苏通大运河，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继位后迁都，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百姓苦不堪言。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评价最高的皇帝之一。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明朝只能选出两位好皇帝，那么有资格入选的也只能是明太祖帝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了。然而随着现代对明朝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朱棣身上许多负面事件被不断发掘出来，其人物形象逐渐变得模糊。那么问题来了，朱棣究竟是不是一位好皇帝？

首先夜读史书在此要明确一点，好皇帝和好人是两码事，在评价一位帝王的时候，不能简单以其个人的道德水准来给出好评或者差评。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将主要讨论朱棣在位期间五件大事的功过得失。

一、五征漠北

在朱棣的诸多成就中，五征漠北往往被排在最前面，因为对于古代的帝王来说，开疆拓土就是最大的丰功伟绩。那么朱棣五征漠北的结果如何呢？《明史》中记载“六师屡出，漠北尘清”。也就是说，明朝大军横扫漠北。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明军横扫漠北并不意味着将漠北纳入了明朝版图。事实上，朱棣五次亲征漠北追击元朝残余势力，虽然这些战斗全部取得胜利，但明朝北部的边患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次打击完一个蒙古势力后，另一个蒙古势力又开始崛起。直到朱棣去世时，北方的蒙古问题仍和他登基之初的情况几乎一样。

不过，五征漠北也并非完全是瞎折腾，在明朝持续地打击下，漠北蒙古各部无法重新统一。所以朱棣在位期间，北方边患问题虽然没得到有效解决，但也没变得更糟糕。客观地说，五征漠北虽然不能算功绩，但也不能因此指责朱棣劳民伤财，耗费人力、财力。

二、占领安南

朱棣的另一项军事成就是占领安南。不过与五征漠北相比，占领安南对明朝而言就是一次真正的灾难。朱棣原本安排明军出兵安南是承诺扶持当地贵族作为傀儡政权，可是当明军完成得胜后，朱棣却食言吞并了安南。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安南各阶层人民不断反抗，明朝方面花费了极高昂的代价才勉强维持住了在安南的统治。后来朱棣去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决定放弃这块让明朝耗尽国力的属地。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朱棣的安南政策并不被他的继任者所认同。

三、下令编修《永乐大典》

朱棣在登基称帝后不久就下令由解缙和姚广孝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一身的大成之作，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典》。该书从开始编修到完成共历时五年，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亿字。《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百科全书。因此，这件事情确实能算得上是朱棣的一件大功。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如今《永乐大典》仅存800余卷散落世界各地，一部超级鸿篇巨著仅剩一点凤毛麟角，实在令人感到痛心。

四、疏浚大运河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条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线，用生命线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元末明初之际，由于战乱等原因，大运河遭严重破坏，河道淤堵严重，许多河段都已无法使用。朱棣当上皇帝后打算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给北京的紫禁城营造工程提供交通支持，他下令耗费巨资疏浚并扩建大运河，在他的诏令推动下，大运河很快就重现了昔日水波荡漾的景象。虽然朱棣疏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民生，但无论怎么说，大运河的疏浚对当时明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件事也算得上是朱棣的一件功绩。

五、郑和下西洋

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奉朱棣之命率领庞大的舰队进行远洋航行。郑和船队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让西洋诸国对大明王朝的国力之强盛感到惊羡不已。用《明史》上的评价来说那就是“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当时明朝舰队无论是在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在舰船数量方面都拥有难以超越的优势，在各方面都足以令一百五十年后才出现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形见绌。因此，无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此事都算得上是一件宣扬大明国力以及传播中华文明的重大功绩。可是，令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原本有能力称霸四海的明朝却主动放弃了航海事业。到了明朝中期，大明王朝竟落到了连沿海地区倭寇都难以对付的地步。明朝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锈的合页。

结语

纵观朱棣在位期间的这几件大事。五征漠北、占领安南的事迹言过其实，真实意义远没有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大；下令编修《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所以算得上是功绩；郑和下西洋是朱棣在位期间的最大成就，中华帝国的软实力输出在当时达到了巅峰，之后的万邦来朝盛况就是由此而来。但就事论事，无论上述哪件成就，与历史上那些公认的好皇帝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还是存在很大距离。

此外，上文中提到了朱棣的五件大事，还有一事没有提及，那就是当时明朝的百姓生活状况。朱棣所干的这些大事，每一件都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朱棣统治下的明朝百姓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位叫邹缉的官员上书，其中写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从这道奏疏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永乐盛世”只是明朝统治阶层的盛世。而在“盛世”光环之下的百姓却是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因此，如果问朱棣究竟是不是一位好皇帝，恐怕只能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了。

参考文献：《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