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朱熹的论文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