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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由家庭走向社会及其经济独立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56.4%，[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69.5%，丝织业工厂女工占70.5%，麻纺织工厂女工占7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1）影响：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工资降低，就业机会减少，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了环境的恶化。（2）发展经济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此题与工业革命的一般试题的不同之处是：第一，题目通过给出的材料让学生反思工业革命的不利后果，超出了材料和日常教学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辩证地认识问题的能力。第二，题目涉及到了环境保护和一些自然科学的相关问题，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参考资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Ｅ.Ｐ.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澄 恚 溆跋煲恢毖有 ?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Ｇ.ＤＨ.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根据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解释说：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这表明，他们不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阶级”。 那么，如何才能“组织成为阶级”呢？答案是：通过工人的各种斗争，无产者逐步联合起来。个别的行动逐步发展成集体的行动，分散的活动逐步集结为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这些说法论证他们的阶级定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理论背景。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作者说成（也被多数评论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作品。 从这个定义出发，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第11页）。“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这些经历，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就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中的每一个方面：从劳动到生活水平，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第11页），从而“形成”了阶级。我们在翻阅这部巨著时，将不会奇怪书中如何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琐事，也不会奇怪那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细节如何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关。汤普森向我们阐述的，正是他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的一个理论，正如他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第11页，第12—13页）。 由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对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一切活动，汤普森几乎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很少指责它们“落后”、“无远见”或“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等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汤普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的“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表达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但由于它叙述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涵盖面又极其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有些问题是英国史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对所有这些问题，汤普森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甫一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书的第一部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12页），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17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18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自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 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第30页）。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第90页），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第五章）。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12页）。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咋舌，表现了汤普森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如果我们把它从书中抽出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云云，它也会成为一本传世之作的，更何况它还组织在一个如此宏大的体系里，用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呢！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文中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不得不对汤普森作为 “社会史学家”的崇高地位肃然起敬。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世纪下半叶，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30年代占上风；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60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第381—382页）。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呢？”（第375页）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第12页）。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历史性的概念：这两大阶级是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阶级。应该说，进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与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后，这两个阶级同时发生了衰退，被一个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智力劳动阶级即人力资本阶级所取代了。那么，站在今天的历史高位反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与当年的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注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以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并且企图把这种统治永久化。马克思则更多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性，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结论竟然都被历史否定了。历史发展常常超出思想家们的意料之外：资产阶级永久统治的幻想固然破灭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情也逐渐消退；两大对抗阶级握手言和并且趋于一体化了。这可能使大家都很失望，以至开始时非常不习惯。传统的资产阶级（物质资本所有者）自然在拼命找回昔日的特权和荣耀，为了维护物质资本的权力和利润而斗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思想家们则在拼命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和革命主体。资本家们甚至并不害怕产业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工会组织，但是他们却在新兴的、咄咄逼人的人力资本家面前惶惶不可终日，并且一方面害怕他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他们，把大部分权力和利润让渡给他们。而激进的左翼革命家们、批判家们，既对日益衰退的产业无产阶级失去信心，也对“新工人阶级”即知识劳动者日益认同于资本主义感到愤怒，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第三世界无产者以及某些社会的另类和边缘群体。难道历史给人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吗？难道几百年来无产阶级的奋斗、牺牲都付诸东流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理想从此永远破灭了吗？难道无产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要求已经过时了吗？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无产阶级（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即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以出卖简单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被支配、被剥削并遭受政治压迫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初始意义上的资本家，即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劳动的物质资本家）是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占主导地位的、并凭借物质资本所有权索取工人剩余劳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便建立在这一事实上，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一事实有大量经验的、触目惊心的描述。应该说，马克思真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要求，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表现出罕有的理论勇气；作为出身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宁愿放弃优越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宁愿忍受贫穷、痛苦、流亡的生活，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献出毕生精力，也表现出一种高尚、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确实，要求无产阶级默默忍受其贫穷困苦和令人绝望的生活，消极被动地等待上帝的拯救或社会的自然进化带来的公平和福祉，这是不公道的；指望资产阶级大发慈悲，主动放弃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而与劳动者共享利润，也是不现实的。于是，无产阶级通过团结一致的工会运动和政治活动（如选举），谋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便是完全合理的；而当无产阶级的和平斗争努力被资产阶级置之不理甚至加以暴力镇压时，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进而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也具有道义上的理由。问题在于：资本的历史功能已经完成了吗？资本家真是一个“非生产性”的阶级吗？他们真的就是“剥削”以至“罪恶”的化身吗？在运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后，无产阶级真正能够建立一个完全取代资本的公有制吗？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经济可行性吗？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回答：在工业经济和古典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仍然是最重要的和稀缺的生产要素，在一种比它更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没有形成之前，资本就会在经济生活中牢牢地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消灭资本来实现社会完全的公平，而只能通过制约资本和分有资本来减弱社会不公平。相反，如果强行消灭资本，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生产率、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以至倒退，这对全社会（包括无产阶级本身）都是不利的；二是在人们阻挡不了的、追求财富和幸福的要求的冲击下，“资本”将改头换面地、乔装打扮地在公有制社会中得以复活，而且由于与某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权力）发生互动，这个资本化的过程将比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更不公正。因此，如果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的话，也不能立刻强制性地消灭资本并实行公有制，而只能通过国家政权宏观的法律和政策调控，引导资本主义体系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使无产阶级的权利要求和平地“渗入”资本主义——比如通过职工持股），这才符合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相对于封建地主阶级而言，是一个进步的阶级——马克思曾经明确无误地确认了这一点。但在他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分析以后，“资产阶级”则已经消失不见了，或者准确地说，资产阶级的生产性和创造性以及对经济本身的贡献看不见了。资本家只成了一个剥削者，成了资本统治劳动这种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承担者”。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分析，而忽视了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我们读《资本论》，看到商品向货币转化，货币向资本转化，资本向剩余价值转化，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这仿佛是一个自动发生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是一个物质范畴的客观推演过程。但实际上，这一系列转化过程，是由人来推动的——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是这一转化过程得以完成的关键和不可或缺的环节。资本决不可能自动增殖，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拥有资本的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破产，血本无归。资本家的投资意识、冒险意识、奋斗精神、上进心和成就欲、经营管理能力等等，具有真正的“生产性”，是资本利润的重要来源，因此，把这个阶级完全归结为“剥削者”、“寄生虫”并要求把他们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也是不公道的。后来，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能力或“企业家才能”从资本家身上相对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时，大部分物质资本所有者也基本上能适应这一历史进步潮流，努力将物质资本投入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并力图成为人力资本家，真正坐吃资本利息的寄生虫只是极少数。这是后话，此处略述。那么，在这一基本的历史格局中，无产阶级便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历史地位：面对强大的资本和资产阶级，他们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最大的生产力，只要他们没有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将依然处在这一地位；他们虽然承担着社会的苦难，但他们本身还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和更公平的制度；他们团结一致抵抗和削弱资本、资产阶级的统治，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运动（包括工会运动和政党运动、和平运动与革命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和足够的历史合理性，并且事实上构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校正力量、对资产阶级的反弹和制约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使自己的统治更为文明、更为理性、更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迫使他们向无产阶级在基本人格、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作更多的让步，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也在“整体上受益”。但他们试图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强制性地消灭资本和资产阶级并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则是不现实的。
写作思路：
以工业革命后英国家庭的变化为主题，突出工业革命的变化，结合个人感悟。
正文：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
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有200万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无产阶级也正式形成。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无情地剥削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于童工和女工的残酷压榨，成为工厂出现初期的普遍现象。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无产阶级一出现就开始了。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兴起。
这个问题是在考工业革命的影响，你就从影响方面论述就可以了。例如工业革命产生了工厂制度，这样会使家中的男子去工厂工作而非从事原有的农业畜牧业，甚至有的工厂还出现了女工，展开论述即可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参考资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可参考:万方数据网的一些调查数据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tydxxb200602016.aspx1.中老年人早上喝咖啡中风机率大2.中老年人冬季注意哪些疾病？等等很多参考资料都有
目的——通过对蒙自市城区中老年人体育健身人数、年龄结构、职业背景、性别比例、每周运动时间、运动强度、体育健身项目种类及受欢迎程度等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掌握蒙自市城区中老年人体育健身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对发展大众健身体育事业的决策提供支持数据。意义——二楼“ nshuaihuai”朋友总结得不错，再补充一点：促进中老年人体育健身事业的健康发展发展，创建稳定和谐社会。
随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的延长，老年人在社会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越开越高，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而当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发展老年体育，通过体育锻炼增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体育也是我国大众体育的重要部分，他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晚年生活，同样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影响着后代，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的体育现状调查和分析更有利于我们去解决相关问题
健身性健美操 健身性健美操练习的主要目的是“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其中又包括以提高心肺功能，改善身体有氧代谢能力的有氧操；练习肌肉控制，改善不良姿态，培养良好气质风度的形体操；以保持肌肉外形，防止肌肉退化为主的力量操；以及以减少关节负荷，利用水的阻力达到锻炼目的，并以中老年及康复病人为主要对象的水中操等。 由于健身性健美操的唯一练习目的就是“健身”，因此它的动作简单，实用性强，音乐速度也较慢，且为了保证一定的运动负荷和锻炼的全面性，动作多有重复，常以对称的形式出现。 健身性健美操一般的练习时间为一个小时左右，在练习的要求上根据个体情况而变化，严格遵循“健康、安全”的原则，防止运动损伤的出现，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原址有表格，更详细： 表演性健美操 表演性健美操的主要练习目的是“表演”，它是事先编排好的、专为表演而设计的成套健美操，时间一般为2—5分钟。表演性健美操的动作较健身性健美操动作复杂，音乐速度可快可慢，并为了保证一定的表演效果，动作较少重复，也不一定是对称性的。在参与的人数上可是单人，也可是多人，并可在成套中加入队形变化和集体配合的动作，表演者可以利用轻器械，如花环、旗子等，还可采用一些风格化的舞蹈动作，如爵士舞等，以达到烘托气氛，感染观众，增加表演效果的目的。 因为表演性健美操的动作比健身性健美操的动作复杂多变，所以对参与者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具备较好的协调性，还要有一定的表演意识和集体配合的意识。 竞技性健美操 竞技性健美操的主要目的是“竞赛”，其比赛项目有男单、女单、混双、三人和六人。竞技性健美操在参赛人数、比赛场地、成套动作的时间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进行，规则对成套的编排、动作的完成、难度动作的数量等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由于竞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胜，因此在动作的设计上更加多样化，并严格避免重复动作和对称动作。近年来，运动员为争取好成绩，均在比赛的成套中加入了大量的难度动作，如各种大跳成俯撑、空中转体成俯撑等，这样对运动员的体能、技术水平和表现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英语论文选题方向：
一、语言学（语言学一般理论的研究）。
二、英美文学（英美文学的文化研究、作品分析等）。
三、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译本研究以及名家名著翻译作品对比研究等）。
四、英美文化（英美加澳新等西方国家文化以及与汉文化的比较研究）。
五、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测试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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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六个翻译方面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并给出了写作指导意见，供大家进行参考：1、翻译与文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宏观方面，一般从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接受、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功能等角度讨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历史、交际的视角切入。阐述为什么有那样的译文？如严复的翻译，林纾的翻译，傅东华翻译《漂》时为什么使用归化的手段，鲁迅翻译的策略，翻译材料的选择等等。微观方面，可以讨论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和内涵如何在翻译中表达，如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等。2、翻译与语言学理论：可以从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如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等），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方面考虑选题。如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中讨论的衔接与连贯及其翻译，也可以讨论他们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差别入手，进一步讨论他们在翻译中的处理，主位、述位的推进极其在翻译中的体现。英语汉语对比及其翻译策略等等。3、翻译与语文学。主要从艺术的角度讨论文学翻译中的问题。4、应用翻译：主要从特殊用途英语如商务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等方面讨论在这些特殊领域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如何处理。如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等。5、译文对比：可以是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不同的译者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进行的翻译做的对比，也可以是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文章或书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的对比；可以是翻译技巧等微观层面的对比，也可以是宏观曾面的对比，以探索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译者回采取不同的策略，有哪些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6、翻译及评论：首先选择一篇长文，一般是文学作品且没有人翻译过，进行翻译，翻译完后，从上述五个方面择一个理论视角对自己的翻译进行评论。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20分就打发啦？毕业论文还是自己写吧，写的过程也是种学习，你能学到很多的，好好努力吧！祝你好运！
比如：中英广告语翻译差异、英语中的中式英语（这个可以写学生容易犯的中式英语错，也可以写被英语国家广泛接受的中式英语如long time no see等）写的还是很多的，最好不要上网查，你自己想想哪个题目你比较感兴趣或者在行，然后再再网上搜集资料。如果是本科，毕业论文很好过关的不要担心。祝你好运！
韩国饮食生活方式的特点 韩国饮食生活方式的特点韩国饮食生活方式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表现在饮食结构方面，主食以大米饭为主，即使其他谷物也要加工成干饭状食用。另外，汤为饭桌上的必备之物。副食中，韩国人特别喜食野菜，比如桔梗、蕨菜、水芹菜、沙参、茶菜、蒲公英、小报菜等。肉鱼类中，以牛肉、狗肉和明太鱼为主。韩国人还有饮用凉水的生活习惯，很少像中国人这样喝开水、喝茶。表现在食品的食用方式上，韩国人食用鱼、肉、蔬菜，比较清淡，以凉拌和生拌为主要加工方式，且每道菜中，辣椒为必不可少的调料。相对而言，韩国人不太喜欢炒菜和炖莱。韩定食（韩国式客饭）传承朝鲜时代宫中菜的传统风味，各式小菜摆满桌面，除了泡菜以外，一般不加辣椒粉。蒸、烤、烫、拌等烹调方法各不相同。材料、调味、配色花样繁多。美加餐厅的食谱、价格也不尽相同，但几乎都有用小麦煎饼包裹肉类、蔬菜等八种小菜食用的「九折阪」，以及加放肉类、鱼类、蔬菜、蘑菇炖煮的火锅「神仙炉」。此类餐厅大多陈设着精致的韩国传统家具，有如进入了高宅贵室。特级大饭店内亦附设。全国各地有很多专门经营韩国式客饭的餐厅，最好先打电话预约，午餐较为廉价。烤牛肉和烤牛排在多种烤肉中最受欢迎的是烤牛肉（切成薄片的牛肉用佐料腌制后烤熟）和烤牛排（用佐料腌制后放在铁板上烤熟）。两者皆以生菜、芝麻叶等蘸辣椒酱或豆瓣酱食用。有时附带提供3-5样泡菜或小菜，有的餐厅则需另外加点白米饭和汤。餐厅招牌常以花园(Garden)为店名。在韩国一般的餐厅可品尝到。焖排骨煮熟牛排骨肉或猪排骨后，将切好的葱蒜、梨汁、白糖、胡椒和香油、酱油等佐料，与栗子、银杏等一起放入锅中小火焖烧，是韩国传统料理之一。因肉嫩清淡，很受外国人的喜爱。冷面主要有汤多且爽口的「水冷面」和以辣椒酱调味的辣为「扮冷面」等两种。任何季节，在享用烤牛肉等菜肴后，以冷面作主食是最受欢迎的食用方式。「面」有以荞麦为原料制成的平壤式冷面，也有以马铃薯为原料制成的咸兴式冷面。各餐厅的种类皆有所不同，面上加的配料大多以肉类、蔬菜或水煮蛋为主，也有放生鱼片的餐厅。面可以用剪刀剪断后再食用。什锦菜什锦菜是家庭聚会时做的特色菜，无须特别的原料，根据当时有的原料加工即可，因此名称也多，有的叫蘑菇什锦菜，有的叫粉条什锦菜、黄豆芽什锦菜等。具体作法是在平底锅上放油后，分别炒出菠菜、胡萝卜、洋葱和牛肉。然后把粉条放开水煮熟后过凉水，再过油，放在大容器内，加鸡蛋丝、酱油、白糖和胡椒粉扮匀即可。泡菜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品。包括大菜泡菜，有白余种泡菜。材料主要是萝卜、黄瓜等各种蔬菜。添加栗子、梨、大枣、鱿鱼、章鱼、鲍鱼、虾、松仁等佐料的泡菜恐怕是最华丽的一种泡菜了。一般泡菜除蔬菜外还加放葱、姜、蒜、水芹菜、虾酱等做调味料，具有丰富的营养。在韩国任何地方都可品尝到泡菜，最妙的是地域不同口味也不同，各有特色。不妨一一尝试。
韩国有各种饮食，由于韩国过去处于农耕社会。因此从古代开始主食就以米为主。最近，韩国饮食与各种蔬菜，肉类，鱼类共同组成。泡菜(发酵的辣白菜)，海鲜酱(盐渍海产品)，豆酱(发酵的黄豆)等各种发酵保存食品，以营养价值和特别的味道而闻名。韩国摆餐桌的特征是所有饮食同时摆出，传统菜数为贫民三种，王族十二种等，摆餐桌根据面条或肉类而有所不同。与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饮食提供汤，在韩国饭匙实用使用更频繁。传统韩国饮食的种类1. 米饭和粥饭是韩国饮食的知主食，大部分人吃白菜饭。为增加营养也有时添加豆类，栗子，高梁，红豆，大麦，谷物。粥是营养价值高的饮食。种类很多，有添加米，红豆，南瓜，鲍鱼，人参，蔬菜，鸡肉，蘑菇，黄豆牙等做成的。2. 汤汤是上饭时必提供的饮食。汤的种类根据蔬菜，肉类，贝类，海草，牛肉骨等而不同。3. 砂锅砂锅跟汤相似但比汤更浓。最有各的砂锅最大酱砂锅。砂锅的味道较辣，在砂锅里煮好后趁热端上来。4. 熏和炖食品熏和炖食品是类似蔬菜里加入酱油调味制作的食品。熏和炖食品用微火制作。5. 拌菜拌菜是加入盐，酱油，椒盐，芝麻油，蒜，洋葱后稍微焯一下或炒一下作成。6. 腌海物 (用盐腌好的海产品)腌海物是特别咸的食品，用鱼，海蛎子，虾，鱼子，鱼内脏等发酵制作。腌海物可以做为一道菜。还可以在腌咸菜时当调料使用。7. 烤食品烤食品是把事先放好作料的肉在炭火上烤制而成。烤食品的代表食物是烤肉和排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烤鱼。8. 煎饼煎饼是把蘑菇，角瓜，干鱼，海蛎子，青椒，加盐和胡椒粉的肉等。放入面粉和鸡蛋里搅拌后，煎制成的类似煎糕的食品。
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编辑本段]新村运动的演变及影响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国土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左右，但其国内可耕种面积少，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1945年光复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韩国农业与我国一样，同属东亚小农生产，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编辑本段]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5%点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8%，1970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编辑本段]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重点推行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 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二）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为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财物援助项目，减少扯皮和内耗的重复中间环节，韩国中央政府合并或取消了一些机构，根据需要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 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面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解决。 （三）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韩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即使制定出再好的政策措施和宏伟蓝图，也无法得以善始善终的实施而取得预期效益。为此，韩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一是面（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时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二是郡级（县级）管理职责。郡级管理监督的目的和任务是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并合理使用。三是道（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撑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加以矫正或推进，各道（省）的副知事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各郡守提出的报告和有关厅局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报告，全面负责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和按期完成。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后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负责全国的检查监督工作，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到道、郡检查监督。 （四）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如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实施农村电气化，农村自来水改造等，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村民的拥护和称赞。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五）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韩国学者认为，要想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就必须加强新村教育，教育全体国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自立精神的民主市民意识。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组合长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土地改良组合长班、水产团体干部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六）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 %、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编辑本段]中、韩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比较 （一）指导思路上的差异。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三）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发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编辑本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我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如我们继续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的新农村建设无法取得成功。 （二）要贯彻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并要求各地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中来。当前，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状，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积极、健康文明新风尚形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尊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是最佳选择，这也符合“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向。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改变县级尤其是省级以上集中了过多的支农财物分配权的现状；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 不改变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项惠农政策和支农资金就无法真正让农民得益，中央政府制定再好的宏伟蓝图也难以变成现实。韩国政府也曾有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在1970年以前，韩国政府曾投资20亿美元，以推动农业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以致资金的投入效益不大。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71起启动全面的新村建设运动，宏观管理上建立“协议会”统一机构，微观上发挥农协组织在农村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管理建设中的作用，并于1984年制定了《农协法》，确立了农协组织在农村农产品流通、物资供应、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的组合功能。 （四）要强化对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我们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我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的农村政策。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改变当前农业教育中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在培训中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
韩国传统饮食不过是在电视看上去比较有感觉，实际上是肯定不如中国传统饮食的，但是现代韩国饮食应该是结合了西方饮食文化中细腻的特点，说白了就是讲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