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文题目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历史性的概念：这两大阶级是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阶级。应该说，进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与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后，这两个阶级同时发生了衰退，被一个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智力劳动阶级即人力资本阶级所取代了。那么，站在今天的历史高位反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与当年的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注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以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并且企图把这种统治永久化。马克思则更多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性，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结论竟然都被历史否定了。历史发展常常超出思想家们的意料之外：资产阶级永久统治的幻想固然破灭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情也逐渐消退；两大对抗阶级握手言和并且趋于一体化了。这可能使大家都很失望，以至开始时非常不习惯。传统的资产阶级（物质资本所有者）自然在拼命找回昔日的特权和荣耀，为了维护物质资本的权力和利润而斗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思想家们则在拼命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和革命主体。资本家们甚至并不害怕产业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工会组织，但是他们却在新兴的、咄咄逼人的人力资本家面前惶惶不可终日，并且一方面害怕他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他们，把大部分权力和利润让渡给他们。而激进的左翼革命家们、批判家们，既对日益衰退的产业无产阶级失去信心，也对“新工人阶级”即知识劳动者日益认同于资本主义感到愤怒，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第三世界无产者以及某些社会的另类和边缘群体。难道历史给人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吗？难道几百年来无产阶级的奋斗、牺牲都付诸东流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理想从此永远破灭了吗？难道无产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要求已经过时了吗？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无产阶级（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即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以出卖简单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被支配、被剥削并遭受政治压迫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初始意义上的资本家，即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劳动的物质资本家）是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占主导地位的、并凭借物质资本所有权索取工人剩余劳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便建立在这一事实上，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一事实有大量经验的、触目惊心的描述。应该说，马克思真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要求，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表现出罕有的理论勇气；作为出身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宁愿放弃优越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宁愿忍受贫穷、痛苦、流亡的生活，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献出毕生精力，也表现出一种高尚、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确实，要求无产阶级默默忍受其贫穷困苦和令人绝望的生活，消极被动地等待上帝的拯救或社会的自然进化带来的公平和福祉，这是不公道的；指望资产阶级大发慈悲，主动放弃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而与劳动者共享利润，也是不现实的。于是，无产阶级通过团结一致的工会运动和政治活动（如选举），谋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便是完全合理的；而当无产阶级的和平斗争努力被资产阶级置之不理甚至加以暴力镇压时，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进而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也具有道义上的理由。问题在于：资本的历史功能已经完成了吗？资本家真是一个“非生产性”的阶级吗？他们真的就是“剥削”以至“罪恶”的化身吗？在运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后，无产阶级真正能够建立一个完全取代资本的公有制吗？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经济可行性吗？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回答：在工业经济和古典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仍然是最重要的和稀缺的生产要素，在一种比它更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没有形成之前，资本就会在经济生活中牢牢地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消灭资本来实现社会完全的公平，而只能通过制约资本和分有资本来减弱社会不公平。相反，如果强行消灭资本，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生产率、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以至倒退，这对全社会（包括无产阶级本身）都是不利的；二是在人们阻挡不了的、追求财富和幸福的要求的冲击下，“资本”将改头换面地、乔装打扮地在公有制社会中得以复活，而且由于与某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权力）发生互动，这个资本化的过程将比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更不公正。因此，如果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的话，也不能立刻强制性地消灭资本并实行公有制，而只能通过国家政权宏观的法律和政策调控，引导资本主义体系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使无产阶级的权利要求和平地“渗入”资本主义——比如通过职工持股），这才符合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相对于封建地主阶级而言，是一个进步的阶级——马克思曾经明确无误地确认了这一点。但在他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分析以后，“资产阶级”则已经消失不见了，或者准确地说，资产阶级的生产性和创造性以及对经济本身的贡献看不见了。资本家只成了一个剥削者，成了资本统治劳动这种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承担者”。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分析，而忽视了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我们读《资本论》，看到商品向货币转化，货币向资本转化，资本向剩余价值转化，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这仿佛是一个自动发生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是一个物质范畴的客观推演过程。但实际上，这一系列转化过程，是由人来推动的——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活动是这一转化过程得以完成的关键和不可或缺的环节。资本决不可能自动增殖，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拥有资本的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破产，血本无归。资本家的投资意识、冒险意识、奋斗精神、上进心和成就欲、经营管理能力等等，具有真正的“生产性”，是资本利润的重要来源，因此，把这个阶级完全归结为“剥削者”、“寄生虫”并要求把他们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也是不公道的。后来，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能力或“企业家才能”从资本家身上相对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时，大部分物质资本所有者也基本上能适应这一历史进步潮流，努力将物质资本投入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并力图成为人力资本家，真正坐吃资本利息的寄生虫只是极少数。这是后话，此处略述。那么，在这一基本的历史格局中，无产阶级便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历史地位：面对强大的资本和资产阶级，他们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最大的生产力，只要他们没有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将依然处在这一地位；他们虽然承担着社会的苦难，但他们本身还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和更公平的制度；他们团结一致抵抗和削弱资本、资产阶级的统治，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运动（包括工会运动和政党运动、和平运动与革命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和足够的历史合理性，并且事实上构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校正力量、对资产阶级的反弹和制约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使自己的统治更为文明、更为理性、更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迫使他们向无产阶级在基本人格、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作更多的让步，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也在“整体上受益”。但他们试图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强制性地消灭资本和资产阶级并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则是不现实的。

写作思路：

以工业革命后英国家庭的变化为主题，突出工业革命的变化，结合个人感悟。

正文：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

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有200万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无产阶级也正式形成。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无情地剥削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于童工和女工的残酷压榨，成为工厂出现初期的普遍现象。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无产阶级一出现就开始了。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兴起。

这个问题是在考工业革命的影响，你就从影响方面论述就可以了。例如工业革命产生了工厂制度，这样会使家中的男子去工厂工作而非从事原有的农业畜牧业，甚至有的工厂还出现了女工，展开论述即可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参考资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