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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by 南野藏马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参考资料：提供参考！！！！！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关于中国学者的，可以去图书馆查查这本书：《中西文化对比》，顾雪梁。相信其中有不少可用的内容，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帮不了你，抱歉。关于外国学者的，请看：瑞典汉学家：中西文化差异没那么大2009年11月09日 10:12 来源：人民日报中西文化“异质论”一直存在，但无论是主张西化，还是主张回归传统的中国人，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国际交流、跨文化对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怎么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自从中国和欧洲开始有接触，至少从16世纪末以来，双方都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异质论”。很多欧洲人认为，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根本不一样。同样的，很多中国人也把欧洲文化描述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本国的文化传统。那个时候，欧洲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现代化构成障碍，应该抛弃。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反思成为很时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中西文化的“异质论”。有人主张西化；也有人主张回归传统，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西方缺乏的宝贵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认同自己的传统，否则就会出现认同危机。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把表象上的差异描述为本质上的差异。比如，主张西化的人认为，“超越”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也是传统中国没有的东西；主张回归传统的人则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一直都有但是欧洲没有的概念。 这两种论点对吗？站得住脚吗？我认为，可能站不住脚。说中国没有“超越”或者说中国的“超越”跟西方的“超越”有所不同，大概是对的，但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完全不同，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不能说西方没有。中国文化本身也有很多内在的区别，西方文化也一样。两种文化各自内在的差异，大概还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也应该对区别感兴趣，这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与其说中西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如说这是本质的变奏。 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很多人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屈辱感被骄傲感所代替，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听到“独特性”这个词时，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把中西文化描述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是人，归根结底，我们具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喜怒哀乐，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每种文化也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 罗多弼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院士 (本报记者董阳采访整理)
这个也不一定，当代中国的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或许有作茧自缚之嫌，但毕竟掌握的资料更多。至于国外的学者，也就是所谓的汉学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
伽利略的故事，分析西方宗教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一、“西方化”及其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国外研究现状是。1、在撰写之前，要先把从网络上和图书馆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找出课题的研究开始、发展和现在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2、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自己课题目前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间接考察学生是否阅读了一定的参考文献。3、毕业论文，撰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避免研究重复。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国外研究现状是。1、在撰写之前，要先把从网络上和图书馆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找出课题的研究开始、发展和现在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2、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自己课题目前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间接考察学生是否阅读了一定的参考文献。3、毕业论文，撰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避免研究重复。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朝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她生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以后。一生经历了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她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而她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词的创作。她的词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条件。李清照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女词人，其天赋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家庭的薰陶和教养，犹如种子对于土壤、阳光和雨露的需要，也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为李清照提供的是一个文化空气甚浓的书香门第，一个颇有声望的仕宦之家的家庭环境。据她后来的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说明她的父祖之辈都生于山东，并曾在今济南一带住过。也表明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很高，但学识渊博，名望很高，拥有不少门生。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李格非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专权，打击元佑党人，这时他正"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宋史?李格非传》)崇宁5年大赦，党人再度叙用，他也终得"与监庙差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24卷)。李格非为人孤高耿介，史载他考进士前，"有司方以诗赋取士"，他不以此为敲门砖，却"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宋史?李格非传》)。在郓州作教授时，郡守怜其贫寒，想让他兼任其它官职，以便增加一些薪俸，却被他婉言谢绝。做广信军通判时，他曾把一个宣传迷信、蛊惑百姓的道士重责数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可见，他是一位能够为人民做些好事的官吏。 李格非是一位博通经史之学的学者。他的经史著述见载于《宋史?艺文志》中的，有《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此外，还有《永洛城记》一卷，《洛阳名园记。》一卷等。《洛阳名园记》中记洛阳名园19处，记述翔实，行文简洁，富于诗意，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它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讽谕之旨。特别是全书结尾所指出的："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手一已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含李格非对皇帝王公荒淫奢糜生活的批评。当时徽宗赵佶仿照杭州的凤凰山，在东京营建了周围10余里，峰高90尺的万岁山。北宋的名公巨卿在西京洛阳、东京汴梁也大都辟有地域广阔的花园以供享乐。李格非还对他们敲起了警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他的警告，统治者没有听进去，但他的警言，却被历史所证实了。果然没过多久，金人就入侵中原，洛阳名园付之一炬了。 李格非还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诗歌和散文都不错，尤以散文为佳。元?元年，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学士之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后四学士"。李格非的诗词修养也很高，其才思敏捷，文笔酣畅，纵横恣肆，气魄宏大。可惜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文艺思想却有所记载。他提出"诚著"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所谓"诚著"，就是诗文要有真情实感，要像从心里掏出来的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字字如肺肝出"。他鉴赏古人的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在晋代人的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酒德领》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因为这两位都是以狂放不羁、傲视一切著称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敢于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而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都与他们有相通之处。 李清照还有一位颇有文化素养的母亲。她是王状元拱辰的孙女。亦善文，工词翰。在封建时代，她给李清照树立的，决不仅是三从四德的规范，在诗词创作方面，一定会给女儿以深刻的影响。 李清照生长在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年青的时候不但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笔记小说、轶事遗闻，亦无不浏览。封建时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子，一般只能读些《女诫》、《烈女传》之类的书籍。而李格非夫妇的思想比较通达，并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迂腐之见。因此，李清照在父母的带领下，踏进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吸取营养。从她的作品和文艺思想来看，她的确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有所继承。她的词作能够揭示内心的奥秘，她的诗篇能够涉及时政，而她的散文又是那样叙事精当，富于感情色彩。在各种文体里，无论写景、抒情、状物、叙事，都留有父亲的流风遗韵。所以，李清照所受的家庭教育是相当优越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清照，从心灵到身体都得到了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她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卓异的文学禀赋，豪爽坚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的熏陶。 李清照的成长，与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李清照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家乡历城渡过的。大约在她五六岁时，因父亲李格非作了京官，她便也随父母迁居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她是在东京长大的。那时候，北宋统治阶级享乐成风，东京表面上仍极繁荣。李清照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不可能像男子一样走出家门。接触整个社会。但她毕竟出身于城市，不像乡村地主家里的女子那样闭塞。她不仅可以划着小船，嬉戏于藕花深处，而且可以跟着家人到东京街头，观赏奇巧的花灯和繁华的街景、这一切，陶冶了她的性情。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李清照爱好自然的性格和描摹的自然的能力，说明了她曾经受过故乡山东的涵育。而她在爱情描写上的"毫无顾藉"，显示了都市社会风气和文学气氛对她的熏染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朝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她生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以后。一生经历了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她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而她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词的创作。她的词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条件。李清照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女词人，其天赋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家庭的薰陶和教养，犹如种子对于土壤、阳光和雨露的需要，也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为李清照提供的是一个文化空气甚浓的书香门第，一个颇有声望的仕宦之家的家庭环境。据她后来的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说明她的父祖之辈都生于山东，并曾在今济南一带住过。也表明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很高，但学识渊博，名望很高，拥有不少门生。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李格非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专权，打击元佑党人，这时他正"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宋史?李格非传》)崇宁5年大赦，党人再度叙用，他也终得"与监庙差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24卷)。李格非为人孤高耿介，史载他考进士前，"有司方以诗赋取士"，他不以此为敲门砖，却"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宋史?李格非传》)。在郓州作教授时，郡守怜其贫寒，想让他兼任其它官职，以便增加一些薪俸，却被他婉言谢绝。做广信军通判时，他曾把一个宣传迷信、蛊惑百姓的道士重责数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可见，他是一位能够为人民做些好事的官吏。 李格非是一位博通经史之学的学者。他的经史著述见载于《宋史?艺文志》中的，有《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此外，还有《永洛城记》一卷，《洛阳名园记。》一卷等。《洛阳名园记》中记洛阳名园19处，记述翔实，行文简洁，富于诗意，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它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讽谕之旨。特别是全书结尾所指出的："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手一已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含李格非对皇帝王公荒淫奢糜生活的批评。当时徽宗赵佶仿照杭州的凤凰山，在东京营建了周围10余里，峰高90尺的万岁山。北宋的名公巨卿在西京洛阳、东京汴梁也大都辟有地域广阔的花园以供享乐。李格非还对他们敲起了警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他的警告，统治者没有听进去，但他的警言，却被历史所证实了。果然没过多久，金人就入侵中原，洛阳名园付之一炬了。 李格非还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诗歌和散文都不错，尤以散文为佳。元?元年，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学士之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后四学士"。李格非的诗词修养也很高，其才思敏捷，文笔酣畅，纵横恣肆，气魄宏大。可惜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文艺思想却有所记载。他提出"诚著"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所谓"诚著"，就是诗文要有真情实感，要像从心里掏出来的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字字如肺肝出"。他鉴赏古人的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在晋代人的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酒德领》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因为这两位都是以狂放不羁、傲视一切著称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敢于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而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都与他们有相通之处。 李清照还有一位颇有文化素养的母亲。她是王状元拱辰的孙女。亦善文，工词翰。在封建时代，她给李清照树立的，决不仅是三从四德的规范，在诗词创作方面，一定会给女儿以深刻的影响。 李清照生长在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年青的时候不但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笔记小说、轶事遗闻，亦无不浏览。封建时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子，一般只能读些《女诫》、《烈女传》之类的书籍。而李格非夫妇的思想比较通达，并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迂腐之见。因此，李清照在父母的带领下，踏进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吸取营养。从她的作品和文艺思想来看，她的确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有所继承。她的词作能够揭示内心的奥秘，她的诗篇能够涉及时政，而她的散文又是那样叙事精当，富于感情色彩。在各种文体里，无论写景、抒情、状物、叙事，都留有父亲的流风遗韵。所以，李清照所受的家庭教育是相当优越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清照，从心灵到身体都得到了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她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卓异的文学禀赋，豪爽坚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的熏陶。 李清照的成长，与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李清照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家乡历城渡过的。大约在她五六岁时，因父亲李格非作了京官，她便也随父母迁居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她是在东京长大的。那时候，北宋统治阶级享乐成风，东京表面上仍极繁荣。李清照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不可能像男子一样走出家门。接触整个社会。但她毕竟出身于城市，不像乡村地主家里的女子那样闭塞。她不仅可以划着小船，嬉戏于藕花深处，而且可以跟着家人到东京街头，观赏奇巧的花灯和繁华的街景、这一切，陶冶了她的性情。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李清照爱好自然的性格和描摹的自然的能力，说明了她曾经受过故乡山东的涵育。而她在爱情描写上的"毫无顾藉"，显示了都市社会风气和文学气氛对她的熏染
古诗词歌曲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题目的研究和理解。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意义，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自己课题目前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间接考察学生是否阅读了一定的参考文献。古诗，即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
随着中国近几年来的迅猛发展和沟通的日益方便，外国文化以及西方流行也开始在中国侵占市场，各种繁多欧美以及日韩文化、产品开始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开始普及，以至于出现了“哈日族”、“哈韩族”、“街舞”、“极限运动”、“80后”等等新名词。那么，这类新名字与新文化的出现会给现金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一、 美国街头文化是美国社会一样很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由于近50年来，美国社会当中还具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当时的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非常低，所以美国的黑人当中就开始流行一种街头文化，以此来进行发泄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街头文化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街舞”、“HIP HOP音乐”、“街头篮球”还有诸如“涂鸦”（画在墙上的一种美术形式，在美国低特律的地铁墙上随处可见，内容包括一些有关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不满的发泄）、“battle比赛”（美国地下的一种音乐比赛，一对一，以挑出对方身上的缺点进行对骂的形式，歌词中大多有挑衅的意味）等。当然要纠正一点，很多人以为街舞就是街头文化的主要部分，其实应该是battle，街舞在美国街头并不是很流行，现在主要是在日韩比较流行。 接下来是正题，中国的流行乐坛，大多受美国、日韩等地的影响，歌曲旋律、歌词当中所包括的文化内涵也基本都是外国文化的味道，而有本国文化的音乐人却很少，即便有，也不太受到国内歌迷的支持和欢迎。受支持的大多是一些20出头的年轻歌手，而恰恰他们的歌基本属于模仿欧美风格。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与他们国家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状况慢慢演变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文化分支都是具有本国的文化内涵在内的，这也造成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的不同。中国的文化是古老而传统的，因为发展的历史久远，文化也就有了一些传统和古老的味道，这正是重点，正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很古老，使得很多国内的年轻人认为中国文化老土，以导致崇洋媚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可悲的是，中国的年轻一带受的都是外国文化的熏陶，而且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再举个例子，前几天，李连杰先生的新片《霍元甲》上映了，整部片子整体来说很不错，让人看了很感动。从长远来说，李连杰的古装功夫片总是能体现出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与霸气。从《黄飞鸿》系列到《功夫皇帝方世玉》再到《精武英雄》，这次的《霍元甲》也是一样。但是，在影片的最后，霍元甲因为日本人的毒害而倒下的时候，也正是全最高潮的时候，却突然蹦出来一个周杰伦开始嘻嘻哈哈，一下子打乱了影迷先前的情绪，于是整个高潮片段都给一首歌搞砸了。这就说明不同社会背景下发展出来文化在很多场合是无法相互融合的，这就好比在维也纳音乐会上放京剧，是同一个道理。 二、 日本动漫。 日本动漫确实好看，我不否认，因为我也曾经痴迷，日本人的坚强和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也确实值得人们尊敬，日本动漫在年轻一代当中的风行，在我看来，是无法避免的。 小学5年级，那时候看《火影忍者》不知道有多少疯狂，什么忍者刀啊什么忍者道具之类动漫周边产品买了也挺多钱。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动漫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精神是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这是好处，但带来了什么坏处呢？日本动漫在中国的痴迷群体，一般在青少年，也就是10-16岁的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人，大多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一些处世原则都还未成熟，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会过分盲目地崇拜，而日本的动漫中体现出来的大多是日本传统文化与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思想侵略”。日本人从本质上来说，写这些漫画是有某些政治目的的。设想一下，中国的年轻一代，脑子里装的都是日本的文化，都是看日本文化长大的孩子，到我们这一代长大了以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有谁还记得，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还从何寻找？！ 三、 “80后”文学热潮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80年后出生的年轻作家开始侵占中国文学市场，随着“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的越办越好，像郭敬明、韩寒这样的作家开始在中国的青少年群体当中大红大紫起来。在早期，因为中国教育机制的某些缺陷，部分地区的学生，特别是初中、高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当然这种缺陷现在依然存在），所以早期有很多喜爱文学的初、高中生曾经写了一些叛逆并且带有批判意味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符合了当时大多学生的心理，所以有较多的学生开始模仿这种写作风格。渐渐地，这种带有叛逆色彩风格的文章更加成为了一种形式，这些学生写东西不再是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刻意地使写的文章达到某种效果。更加严重的是，因为这种风格的文章写得多了，想法也有些过头了，很多的学生有了消极的念头，更有甚者因此得了心理疾病，并且有更多的学生开始认为，写文章是为了追逐某种潮流，而这并非文学的本质。 当然，这些现象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追逐潮流和这种新的“颓废风”，很多学生也开始拿起了笔试着写作，其中有一部分人挖掘了自己对于写作的兴趣，当然也有人永远无法领悟到写文章的实质意义。不过“80后”之风还是为久经沉寂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四、 来自美国的“摇滚颓废风” 同上面的“80后”一样，美国的摇滚朋克风潮一样带有颓废的意味。其实摇滚很好听，我也很喜欢，但从为去认真研究过，也从未想过学习它的什么或者崇拜它的什么，只是以之为乐。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之着迷。摇滚乐中带着强烈的颓废意味，虽然有汉森乐队这样的清新摇滚乐队，但是却少之又少。外国的摇滚歌手有很多带有心理疾病，并且常做出疯狂的举动，可是国内的歌迷也居然有人认为这很有个性，纷纷为之效仿，这真是让人想不通。加上“80后”风的熏陶，今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着耍酷，学叛逆，学颓废。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心理状况，而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性格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生活、对于学习和对于事业的消极想法。 总结：外国文化确实绚丽多彩，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抨击外国的文化，也不是说不能去欣赏外国的文化，但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当中，能够意识到自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把这些外国的文化因素做为兴趣，但千万别迷失了心智，过于地崇拜，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有它瑰丽眩目的一面，为什么不尝试着接受呢？还有，要是真的喜欢日本的漫画，建议你相信自己有了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后再去看日本漫画，日本漫画中体现出来的许许多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要删去坏的方面，学习好的方面。 最后套用一句经典的台词： “取洋人之长，补国人之短，耀出千分光，发出百点热！” ——电影《黄飞鸿系列之西域雄师》
这个我能够给你一篇，，同学
中俄饮食文化差异论文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每一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与文化。不同的民族之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下面为大家来探讨一下中俄饮食文化差异，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可见饮食在人们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加强，饮食自然而然成为交流的重要环节。了解、尊重彼此的饮食文化能够减少交际过程中的摩擦与障碍使交流更加顺利的进行。
关键词饮食中俄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人注重菜品的精致和丰富，注重菜的色、香、形、味，追求感观享受和审美价值。在中国一道菜便可诠释出一种文化理念和内涵。中国的鲁、川、粤、淮四大菜系正是凭借着高超的烹任艺术和地域特色而闻名于世。俄罗斯在饮食理念上，则较注重理性的观念，同中国相比他们不注重菜肴的色、香、形、味，而是注重健康与搭配的合理性。看似粗犷的俄罗斯饮食背后极好的诠释了俄罗斯人朴实的生活方式与豪爽的民族性格。
一、中俄两国“饮文化”对比
1、中俄酒文化对比
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人看来很多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都可以用酒来代替。白酒在我国的酒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我们中国人在喝酒的时候很喜欢劝酒，比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适度的劝酒被看做是一种对待客人的礼貌行为也是显示我们热情好客的一种方式。俄罗斯的伏特加一词起源于水，因此人们赋予伏特加“生命之水”一说。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纬度，气候寒冷，环境恶劣。俄罗斯人用酒来取暖，抵抗严寒。伏特加在俄罗斯已不单单是一种酒类而是俄罗斯民族品格象征，俄罗斯人喝酒豪迈、大方，他们喝酒时尊重对方的想法从不劝酒。伏特加就如同俄罗斯人一般具有水一样的外形，火一样的内心。
2、中俄茶文化对比
中国是茶文化的故乡，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饮茶的习惯。在中国人看来茶既有健身、治疾之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饮食文化更是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俄罗斯的茶文化历史并不长，直到十八世纪茶叶才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在此之前只有皇宫贵族才有幸饮用这种饮品。俄罗斯人喜爱喝茶并逐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茶文化。俄罗斯人喝茶喜欢味道相对较重的红茶，再配以砂糖、方糖、巧克力、牛奶等用茶炊引用，糖和茶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密不可分的，用以饮茶的茶炊也是匠心独具，精美绝伦的。
二、中俄两国“食文化”对比
1、食具的异同
在饮食的`餐具方面，俄语论文，中俄两国异同很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用筷子夹菜，用汤匙喝汤、用碗盛饭。筷子的下方为圆形，上方为方形这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显示出来中国人极高的智慧，而俄罗斯人用盘子装菜，用刀叉吃牛排、喝汤则用专门的汤匙。他们使用的是刀叉，其正确的摆放位置为叉子放在盘碟的左边，刀和羹匙放在右边酒杯要放在盘碟的前边。在进餐的时候应该是左叉右刀。除了刀叉之外，也有碟、盘、杯等等，但是较之我们的要单一得多。筷子和刀叉作为中俄两国最具特点的两种餐具反映出中俄两国不同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民族心理。
2、菜肴的异同
有人将俄罗斯的菜肴概括为"五大领袖、四大金刚、三剑客"。五大领袖为：面包、牛奶、奶酪、土豆、香肠。四大金刚为：圆白菜、胡萝卜、甜菜、圆葱。三剑客为：鱼子酱、伏特加、黑面包。这些几乎囊括了俄罗斯烹饪文化中所有主要食材，虽然单一，但贵在俄罗斯人民将这些仅有的平常单一的食材创造出无数美味的佳肴。俄罗斯的汤类非常之多有鱼汤、清鸡汤、肉杂拌汤以及红菜汤、蘑菇汤、奶汤和水果汤等等。其中，俄罗斯人非常爱喝红菜汤，它也被称之为罗宋汤。俄罗斯面包甚至早在解放前就已传入中国，中国人将其称为"大列巴"，并对麦香充裕的大列巴情有独钟。俄罗斯人还喜欢味道浓重的食物。他们以面食为主，鱼子酱、酸牛奶、咖啡等是俄罗斯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种简单却又不失变化的饮食折射出了俄罗斯人的简单豪爽的真性情。
中国人的饮食历来以食材之广泛、烹饪技术之精致闻名于世。南北朝时，梁武帝的厨师，一个瓜能变出十种式样，一个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烹饪技术的高超令人惊奇。鲁、川、苏、粤四大菜系形成的历史较早，后来浙、闽、湘、徽等地方菜也逐渐出名，就形成了我国的八大菜系。饮食在中国不仅仅是为了解渴充饥，这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哲理。比如过年时吃饺子、鱼、年糕等，其实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饮食文化早已超越饮食本身，中国人是借助吃这种形式表达一种丰富的心里内涵与深刻的社会意义。
3、餐桌礼仪的异同
在中国博大的饮食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同样有无数的规矩与礼节，中国为礼仪之邦，阶级明确，等级分明。甚至饮食礼节都是世界上最为繁琐的国家，从座次到著名的中国酒文化，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人喜欢聚食，中国餐桌上的热闹与西方餐桌上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和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中国人在餐桌上会频频给客人布菜夹菜，这也是中国人热情好客的一种表现形式。俄罗斯人进餐时不能说笑，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不可失去礼节。俄罗斯崇尚自由，对自我十分尊重，俄语论文范文，因此人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情，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自己随意选择喜欢的菜肴，他们不会硬往你的碗里夹菜，如果你吃饱了，你可以示意一下，他们也不会劝你再吃。
关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饮食文化都是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俄饮食文化的异同不单单是饮食的不同，而是从历史、文化、性格、地理位置甚至气候条件等各个不同的方面从而产生的或复杂或单一的饮食习惯。随着两国跨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两国的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互补与兼容。了解彼此的餐饮文化对促进两国的交流与友谊很有必要。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了解和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正确把握与各民族的人际交往尺度，克服因文化差异和礼仪差异带来的障碍，熟悉和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餐桌礼仪，就可以做到待人接物恰到好处，与他们的交流更加深入，否则就会在交往中感到手足无措，乃至失礼于人，闹出笑话。本文将从饮食、餐具使用、就餐氛围及餐桌话语等方面对俄汉民族餐桌礼仪进行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饮食;民族传统;俄汉民族
俄罗斯的饮食习惯，是在人们长期劳动和社会生活积淀中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是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引外国饮食文化的精华，在融合和借鉴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饮食结构，并把自己的优势发扬光大。俄罗斯对过去有着“光明的”记忆，同时又注意向西方学习，或许正是这种扬弃的态度才使俄罗斯的古老美食流传至今吧。
以汉族为代表中国饮食文化拥有万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
一、中俄饮食文化的相同点
（一）茶文化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喜欢喝茶，俄罗斯的饮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它见证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俄罗斯的茶就是从中国传入的。[来自印度、格鲁吉亚等国家的红茶（чёрныйчай），也有来自中国昂贵的绿茶（зелёныйчай），俄罗斯人更偏重饮花茶（цветочныйчай）如茉莉花茶（жасминныйчай）。根据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喝茶一定要配一些食物，特别是甜食，如果酱（варенье）、蜂蜜（мёд）饼干（печенье）、糖果（конфеты）或蛋糕（торт）。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俄罗斯的茶就是从中国传入的。
（二）酒文化
中国有句俗话“无酒不成席”，在俄罗斯也一样。俄罗斯人嗜酒，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要豪放得多，哪怕是满满一大杯也“一口闷”。与俄罗斯人喝酒谈话，要坦诚相见，不能在背后谈论第三者，更不能说他们小气之类的言语。俄罗斯人的整个进餐过程都可有伏特加（водка）佐餐，饭后有时还喝香槟酒。伏特加和克瓦斯（квас）在俄罗斯人的饮食习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认为，它们分别是俄罗斯“国饮”酒和饮料的代名词。饮伏特加酒，对俄罗斯人来说恐怕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婚丧嫁娶、生日喜庆、家人团聚、朋友相约等，都少不了伏特加。俄罗斯的一般家庭比较体面的待客方式是先倒一杯伏特加，在端上一小盘鱼子酱、黄瓜与番茄，然后是一道熏鱼与灌装豌豆，在端上一块自烤的蛋糕，自始至终以伏特加为佐餐。除了喝酒以外，俄罗斯人也特别爱饮一种叫“克瓦斯”的清凉饮料。克瓦斯是俄罗斯民间最古老的发酵饮料，多以麦芽、面包屑或果汁为原料制作而成。俄式克瓦斯一般分为面包克瓦斯（хлебныйквас）和果汁克瓦斯（квасизфруктовогосока）两大类。
二、中俄饮食文化的差异
（一）饮茶习惯
从饮茶习惯看，中国人喜欢喝绿茶，俄罗斯人则喜爱红茶。[
俄罗斯人喝茶与中国人喝茶大有不同，中国人喝茶喜欢慢饮，而俄罗斯人喜欢一饮而尽。
（二）饮食区别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游牧民族，他们吃肉喝奶，没有主、副食之分。面包是俄罗斯人最钟爱的主食，尤其是蒜味面包更是他们至爱。面包分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罗斯人偏爱黑面包（燕麦面包）。面包和盐是俄罗斯人迎接客人的最尊贵的礼物。往往是主人双手托着盘子，上面铺着一块漂亮的绣花巾，正中放一个大圆面包，面包上是一个盐罐（солонка）。这象征着主人的殷勤好客。中国人的祖先是农耕民族，很早就以粮食及其制品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要食品，以蔬菜、肉、鱼为辅助食品，中国人的主食分为麦类、米类和杂粮类，米类包括糯米、及以它为原料的米制品和米分制品，麦类包括小麦、大麦、燕麦及其制品如馒头、面条和烧饼，杂粮类包括玉米、高粱、豆类及其制品这些主食是中国人体力活动必需热量主要来源。俄罗斯人的正餐有三道菜，即汤（суп）和冷盘（холодныеблюда）、热菜（горячиеблюда）和甜食，汤的种类有菜汤（щи）、红菜汤（борщ）、鱼汤（уха）、清汤（бульон）等。
中国人的副食有调剂口味、引发食欲，补充营养成分的作用。中国人的副食十分丰富，除了常见的鸡鸭鱼肉等荤菜外，形形色色的新鲜蔬菜、豆制品、泡菜、咸菜也是菜桌上常见的菜肴，搭配的方式多种多样。
三、中俄饮食特点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
俄罗斯人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俄罗斯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有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在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中国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这种差异还反映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行为主义哲学，凸显了民族思维习惯及认知世界的方法。
中国饭桌上的“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这大概源于“饮食所以合欢也”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突出的是一个“合”字。
从俄汉民族餐桌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俄罗斯人则强调了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宴席上俄罗斯人从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但他们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和赞美的词，向主任，尤其是向女主人说些道谢和赞美的话。由于文化差异，俄汉民族表达好客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彼此了解各自的差异，就会消除餐桌上的尴尬，双方的好客之情也都会自然流露了。
结语：
饮食文化在人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孕育着不同的餐桌文化。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是当今国际交往的一条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仅要遵循国际礼仪，同时也要了解与尊重有关国家的礼俗，做到因人施礼，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交流。
关于中西方饮食文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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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饮食的要求很高，但并不在营养方面，大部都在口味、形式上，对于口味的追求表现出中国人的调和思维，而烹饪也追求这种调和之美。此外，在文化礼节上，中国人把饮食放到了很高的位置，比如日常生活中朋友好久不见，为了表示对其尊敬要一起吃饭，为了促成与客户的合作，要一起吃饭，逢年过节大家团圆，还要一起吃饭；总之，饮食以成为一种礼节性的需要，不再仅仅是果腹充饥的功能。相对于中国对口味注重的饮食观，西方人则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强调饮食的营养，对于食物中所含的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等方面的要示较高。西方人在进行烹饪时，他们会将营养的追求放在首位，仔细的研究食物中有没有副作用、营养失衡等，并不会过分地追求口味。总而言之，在西方人的饮食思维里，吃饭不简简单单地是为了填补肚子，也不是为了享受美味，而是自己生存与健康的保证。从此能看出，在饮食观念上，中国强调口味追求形式，而忽略了食物的营养搭配，西方人则较为注重食物的健康分配，注重营养均衡。
一、用餐方式的差异
在用餐方式上，中国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是喜爱热闹的，因而逢年过节，人们都喜爱一家围在一大桌饭菜前一起就餐；在公司年会时，领导与下级员工也会在一起聚餐，大家有说有笑，边说边聊；在吃饭时人们都会很活跃，相互敬酒、劝菜等等，整体营造出一种热闹温暖的氛围。这样的饮食方式，在中国的很多场合都会用到，特别是在中秋节、春节等节日里，全家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一块儿过节，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擅长烹饪的人会做一大桌子的菜，其乐融融的一起吃饭，并祝福、拜年等等，讲究的是一种和睦、团圆的气氛。通常中国人在进行聚会时，不会给每个人定食定量，而是会准备很多的饭菜，至于吃多吃少，并没有量的要求。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们的用餐方式就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没有中国人团圆与热闹的吃饭习惯，他们喜爱在安静、优雅的环境里就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盘，而每个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搭配好的，并没有中国式的一大桌子人围着一堆菜共同而食。而在吃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能拿着自己的餐盘随意走动。西方人的这种用餐方式体现了他们注重个体的思维方式，他们强调个人空间，讲究个体的尊重。但是，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人们在吃饭时不能进行感情的交流，因而缺少了一些中国人共乐的情调。
二、饮食礼仪的差异
很多人说，中国的餐桌，能谈成合作、能求婚、还能联络感情，总之中国人大部分事情都能在餐桌上解决。因而，餐桌不再是单纯的吃饭的地方，更是一种交际方式，在用餐这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中，礼仪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一般来讲，中国人在进餐时十分看重座次的安排，除非是一些家庭内部的吃饭，其余场合里人们进餐时都十分重视尊卑、长幼。在集体进餐时，人们一般都会等客来齐了才会入席，而座位则有固定的安排，比如正对着门口的位置为最高，其次以东为尊，而请客者或主人一般都坐在门口的位置。宣布开始入席时，会先叫一些位高权重、重要的人先开始，随后主人才会开始。但在西方，饮食礼仪则与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同。西方进餐礼仪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绅士风度，男性要对女性表示尊重，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与女性一起参加宴会时，面对门口的最为重要位置是女主人的，而男主人则座在女主人的对面，即门口的位置，显示出对女性的尊敬。而在具体的进餐时，男士要起身先为女士拉开椅子，让女士先入座；在就餐时，男性并不能先进餐，必须要等女主人及其他女士都开始进餐后，男士才开始进餐。在进餐结束时，女主人离席之后，男性才能离席，而男士仍要为女士拉椅子，让其先行，表示男性的绅士风度。
三、饮食内容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饮食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其中主食以谷物为主，其次中国的蔬菜种类很多，植物类菜品占主导地位。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食物中所包含的植物最多，是西方国家的七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吃植物就有六百多种。中国人之所以将植物作为主菜，这与佛教对国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唐朝以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佛教认为，动物是仅次于人的一种生灵，人们不能将其杀死，也不能把他们的肉用来烹饪；相比之下植物就不然，它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内容。因此，有人将中国人的性格称之为植物性格。中国人在进食时喜爱将菜做熟了吃，因而大部分菜都是热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菜如果凉了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只有趁热吃，菜的味道才真正发挥出来。西方人则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食物中动物居多，这与他们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背景有关。在原始西方社会，很多人以打渔、捕猎与养殖为生，而种植业在西方社会并不发达，因而人们习惯在动物身上完成吃、穿、用的需求。因而在西方国家，食物中动物类居多，如牛肉、羊肉与猪肉等，在烹饪方法上，也十分注重营养的均衡，如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考虑的因素。由于西方人食物中的动物类居多，因而他们也被称为是有动物性格的人。此外，西方人不喜爱热食，他们喜爱冷食，比如色拉、蔬菜拼盘等，一直是西方大从所爱；他们在吃蔬菜时，也喜爱生食，如生菜、黄瓜等，并不将它们做熟，而是直接食用。
四、烹饪方法上的差异
在中国，烹饪是十分讲究的一门艺术。中国的烹饪方法是五花八门的，如煎、炒、爆、炸、溜、焖、蒸、煮、炖、烤、烩等，都是厨师们对食材进行改造的方式，在进行烹饪时，中国人讲究口味与形式的统一，做出的食物更加讲究色、香、味俱全，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烹饪。中餐的工艺十分复杂，一道菜品，往往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可能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也可能更久，这一道道工序下来，原本食材的模样已经不见，变成了菜桌了各式各样的精美菜品。由于烹饪过程的复杂性，同一道菜品，经不同的人做，由于火候、佐料与方法不同，味道也会有所不同。人们在烹饪过程中，单纯的吃饭的目的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相反乐趣与形式的追求，则更加深厚。但是在西方，人们在进行烹饪时并非如此。西方人认为一位好的烹饪师，是能够将食物的营养搭配到最好，在烹调的过程中应完全按照科学的要求去做，因而西方菜品具有规范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在每一道菜品里调料的分量、时间的精确都是其重要的考核项。在烹饪方法上，西方人大体只有四种方式：煎、烤、焖、炸。这是因为，西方人注重营养的保护，他们认为过多的烹饪工序会破坏食物的营养。综上所述，中西方饮食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饮食方式、用餐礼仪、饮食内容、烹饪方法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差异，是由于中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不同、文化起源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充分认识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西方饮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文化，我们应加以吸收，以此来弥补我国饮食文化的不足，以此达到科学饮食、健康饮食与美味饮食相结合的目的。
摘 要： 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 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加深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本文从中西方饮食文化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饮食观念的差异、饮食结构的差异、烹饪的差异等方面入手， 对中西方饮食文化进行了比较，目的在于明确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消除界限，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关键词： 中西方饮食文化 文化差异 形式和礼仪 观念 结构
一、引言
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饮食与文化紧密相关，不同的民族因其生活地域、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创造出不同的饮食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是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中国是农耕文化和陆地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而饮食的差异则深刻透露自身的文化背景。
二、中西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仪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在从古至今中国人在开席时都有一家人在一起就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饮食礼仪。中国人的聚食制延续千年。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都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从形式上营造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可见，古代炊间和聚食的地方是统一的，炊间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烟，下有篝火，火上安放陶釜、陶鼎，在火上做炊，就食者围火聚食。这种聚食古俗一直延续至后世。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这符合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此外，聚食制的长期流传，也是中国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影响深远，人们将基督教文化中对圣母的虔诚和尊敬延伸至社会生活中，因而形成了尊重女性的社会风尚。法国人赛尔在《西方礼节与习俗》一书中提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连续影响把妇女置于社交生活的中心地位，使妇女成为受尊重的对象，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故而，在西方宴会中，人们将女士优先、尊重妇女作为宴会安排的标准，在安排座位时，先将宾客的性别列出名单，再以此安排具体座位。男女同时赴宴，男士需为女士开门，让女士先行，当主人把女宾客领进大厅时，首先由男主人邀请第一女主宾入席，由男主人为她拉椅子、入座，女主人则同男贵宾最后进入。
三、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对味的追求往往大于对营养的追求，人们在品尝菜肴时，往往会说这盘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进一步问什么叫好吃，为什么好吃，好吃在哪里，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这说明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即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形、器把这种境界具体化，恐怕仍很难涵盖其所有意味。在中国，饮食的美性追求显然压倒了理性。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构成了中餐过于注重饭菜色、香、味的特点。这种饮食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吻合的。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最终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西方人对待饮食的态度主要坚持其实用性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重视食物对人体的健康，不追求花样和饭菜的其他功能。他们认为“吃”只是为一个生物的机器加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运行，只要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抵御病菌的攻击，则其他方面并不讲究。由此可见，饮食在他们心中只是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享有美食之称誉的大国法国，更是追求高质量的营养。法国烹调虽追求美味，但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在现代西方社会，除了营养的需求外，还十分重视养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四、饮食结构的差异
据西方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是西方的六倍还多。在中国的日常饮食结构中，素菜占据主导位置，而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者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饮食结构中，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有“菜食”的说法。这种饮食传统，主要与佛教徒的鼓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认为植物为“无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素食主义。西方国家秉承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生，传统饮食习俗以动物性食料为主，由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地理位置处于高纬度，有些国家甚至终年积雪，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喜食肉类食物，而且西方人注重营养采取了生熟结合的方式，蔬菜很多时候以前菜沙拉方式出现，饮食结构的不同有时也反映出了各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方面的不同态度。
五、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烹饪的差异
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烹饪中处处显示规范与科学。在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计算。这种菜谱似乎是科学的，实际上，这种科学性，也有其弊端，缺乏特色。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都精确到秒。此外，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皆为同一味道，毫无变化。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烹调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没有具体标准。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样一道菜肴，由于地区、作用、等级等不同，能在操作上做不同的处理。以红烧鱼为例，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
六、结语
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笔者相信对中西方国家饮食文化礼仪进行比较，能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从而认识到宽容、理解及尊重文化差异对提高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你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餐桌礼仪概述 1. 餐桌礼仪在中西方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 各国间不同的饮食文化 1. 我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及餐桌礼仪的形成. 2. 英、法、美、意等国家的饮食文化发展及餐桌礼仪的形成. 3. 用我国的典型食品北京烤鸭与西方国家的火鸡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比较两者差异. 4. 从差异中寻求中西文化间的共同点. 5. 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 Table Manner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 estern eating habits is that unlike the West, wher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late of food, in China the dishes are placed on the table and everybody shares. If you are being treated by a Chinese host, be prepared for a ton of food. Chinese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culture of food and will do their best to give you a taste of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cuisine. Among friends, they will just order enough for the people there. If they are taking somebody out for dinner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polite to semi-polite, then they will usually order one more dish than the number of guests (e.g.four people, five dishes). If it is a business dinner or a very formal occasion,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huge amount of food that will be impopssible to finish. A typical meal starts with garlic. These are followed by the main courses, hot meat and vegetable dishes. Finally a soup is brought out,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starchy "staple"food, which is usually rice or noodles or sometimes dumplings. Many Chinese eat rice (or noodles or whatever) last, but if you like to have your rice together with other dishes, you should say so early on. One thing to be aware of is that when eating with a Chinese host, you may find that the person is using their chopsticks to put food in your bowl or plate. This is a sign of politeness.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eat the whatever-it-is and say how yummy it is. If you feel uncomfortable with this, you can just say a polite thank you and leave the food there, and maybe cover it up with a little rice when they are not looking.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leniency involved when dealing with Westerners. So you won't be chastised. Eating No-no's Traditionally speaking, there are many taboos at Chinese tables, but these days not many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m.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o keep in mind,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guest at a private home. 1) Don't stick your chopsticks upright in the rice bowl. Instead,lay them on your dish.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when somebody dies, the shrine to them contains a bowl of sand or rice with two sticks of incense stuck upright in it. So if you stick your chopsticks in the rice bowl, it looks like this shrine and is equivalent to wishing death upon a person at the table! 2) Make sure the spout of the teapot is not facing anyone. It is impolite to set the teapot down where the spout is facing towards somebody. The spout should always be directed to where nobody is sitting,usually just outward from the table. 3) Don't tap on your bowl with your chopsticks. Beggars tap on their bowls, so this is not polite. Also, in a restaurant, if the food is coming too slow people will tap their bowls. If you are in someone's home, it is like insulting the cook. Eat Local You can get expensive, delicious meals in any of the large hotels, but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tmosphere, you have to go to a local joint. Not only is it cheaper, but you can get a good look at the locals and what normal people are like. And what the food lacks in presentation is made up for in the taste. Some restaurants have English menus, but don't count on it. A good way to choose dishes is to look at what othes are eating and point at it for the waitress. The other option is to play "Myatery Dinner," where players randomly point at items in the menu and wait for the surprise dishes to come. Whoever orders the braised dog heart with scallions in shark vomit sauce wins! If you bring your Guide with you, however, you can use the food guide in the back of the book to choose some safe and delicious fare. Also, be sure to sample the local brew, Yanjing Beer. Drining Gan Bei!(cheers!) Alcohol is a big part of eating in Beijing. Especially when dining with Chinese hosts, you can expect the beer to flow freely and many beis to be gan-ed.(Gan Bei literally means "dry the glass")Besides beer, the official Chinese alcoholic beverage is bai jiu, high-proof Chinese liquor made from assorted grains.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bai jiu, and some are quite good. The Beijing favorite is called Er Guo Tou, which is a whopping 56% alcohol. More expensive and less formidable are Maotai and Wuliangye, which go for about 300-400 yuan per bottle. In comparison, Er Guo Tou costs a modest 4or 5 yuan per ping(bottle). If you are not a drinker, or don't feel up to the challenge, just say "wo bu hui he jiu"(I don't drink). It is generally acceptable to use Coke or tea as an alcohol sub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