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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注释：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殷宪《大同魏碑述略》。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⑧见刘涛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隶书(楷书)的合称。参见丛文俊《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阳平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参考文献：《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魏书》（北齐）魏收着，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北史》（唐）李延寿着，陈仲安点校《大同魏碑述略》殷宪，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商公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 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 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整整100年了,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 以出至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 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文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甲骨文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 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汉语拼音】Yinxu Jiagu【中文词条】殷墟甲骨【外文词条】Oracle Bones from the Yin Ruins 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所刻文辞因系记述占卜事项，故称卜辞。自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年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发现一批丰厚的甲骨材料后，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属于“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是“子”，而非“王”。此观点学者已达成共识，认为是子系商王族之子辈，但具体指哪一贵族人物，则有孝己、子、子敖等多种意见。关于非王卜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由伊藤道治、李学勤等学者提出，但由于非王卜辞较少，一直有学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花东甲骨的发现确认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同时也为解决非王卜辞与王卜辞之间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契机。
为资料性著作，收书近四十种，现掌握资源不过二十余种。已经和即将出版的有:【乙种第一号】《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等缀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年【乙种第二号】《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撰 影印暨铅印本 上海 科学出版社 1956年【乙种第三号】《汉石经集存》马衡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影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四号】《石刻篆文编》商承祚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铅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五号】《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安徽省博物馆编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年【乙种第六号】《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辑 影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七号】《泉州宗教石刻》吴文良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八号】《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九号】《金文编》容庚编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号】《江苏徐州汉画象石》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一号】《山彪镇与琉璃阁》郭宝钧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二号】《武威汉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4年【乙种第十三号】《浚县辛村》郭宝钧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年【乙种第十四号】《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乙种第十五号】《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5年【乙种第十六号】《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乙种第十七号】《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年【乙种第十八号】《小屯南地甲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乙种第十八号】《小屯南地甲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张彦生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乙种第二十号】《殷墟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年【乙种第二十一号】《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乙种第二十二号】《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乙种第二十三号】《明清北京城图》徐苹芳编著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86年6月【乙种第二十四号】《殷墟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年【乙种第二十五号】《定陵掇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6【乙种第二十六号】《宁夏灵武窑》马文宽著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8年8月【乙种第二十七号】《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0年12月【乙种第二十八号】《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年3月【乙种第二十九号】《考古精华》（中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年11月【乙种第三十号】《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乙种第三十一号】《杏园东汉墓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年【乙种第三十二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9月【乙中第三十三号】《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刘庆柱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年【乙种第三十四号】《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考古杂志社编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乙种第三十五号】《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考古杂志社编成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乙种第三十六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6册【乙种第三十七号】《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文物出版社 2003年【乙种第三十八号】《藏王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据近日报载，在陕西省岐山县内又发现两片周代甲骨，其中所刻文字达55个，这还是过去未曾发现过的“龟腹甲骨”。甲骨文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里选摘的内容，对甲骨文的相关背景作了较为通俗的介绍。 从殷墟到西周甲骨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其为古人文字）始于光绪己亥（1899）年，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他是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并率先开始肯定其价值的。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当时在中国，考古这门科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到1928年5月，当时全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这年8月12日，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这就拉开了殷墟甲骨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展的乐章。 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950年4月，中断十三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至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字甲骨总数为六千二百四十三片。而尤以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得到甲骨上万片为最多。专家由此推测，在殷中期以后，卜事机关大约由村北移至村南。这批甲骨文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甲骨之后，人们一直对此津津乐道，以至“殷墟卜辞”几乎成了“甲骨文”的同义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推测西周王朝也应该有甲骨文存在。1940年，何天行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十·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在西安府曾有甲骨文发现，而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这一推测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得到印证。 先是1951年在陕西�县出土了一件有钻、灼及兆痕的兽胛骨，显然是一块卜骨。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郊遗址又出土了一块有方凿的龟版。1954年，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周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有字的卜骨，人们终于认识到殷墟之外确有甲骨文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以及西周王朝的周边诸侯地区都陆续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可以按占卜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杂卜及专门的人名、地名、官名、月相等几类。其年代多数属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少量是周穆王时期。1991年在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发现了一件刻辞卜骨残片，1996年北京房山县燕都遗址又出土甲骨数十片，其中有字的三片。这样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有九处，共计三百十二片，有一千零三十三字。其中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故而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由于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专家学者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在对文字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和对殷周关系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与古代文字 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为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从字体看可以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止于秦代，历时一千余年。从时间顺序上分，有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等；从文字载体上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印章封泥文字、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等。甲骨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文字，对其他古文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必然还有其他更古老、原始的文字。《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但结绳记事的作用只是以实物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因此绝无演化为文字的可能，原始的文字应该是从绘画中产生的。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大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 汉字是一种表意字，又称方块字，有别于拉丁字母一类的表音字（如英语）。但实际上汉字也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传统的汉文字学有过较为全面、正确的归纳，这就是著名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主要是西周以前），其象形程度较高，多使用意符和音符，甲骨文、金文均是如此。而随着汉字字形的演化，书写的规范，到隶书形成时，许多原先的表意字已看不出其表之“意”，变成了记号。所以汉字发展到后来，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体系。 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然而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两种古文字里的活化石：尔苏沙巴文和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是四川西部自称“尔苏”人的文字，现在能收集到的尔苏沙巴文书籍四种，分别是黄历、算命、抽签、说鬼等内容的经书。尔苏沙巴文有近二百个独体字，象形程度很高，有不少是照实物描绘下来的简单图画，出现了少量的会意字。另一种较尔苏沙巴文成熟些的化石文字是著名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东巴文现存经卷二万多册，在造字方法上，东巴文与其他汉古文字相似，有表意也有表音，但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如“日”字的甲骨文为圆圈中加一点（或一横、一小圆圈），东巴文则在圆圈内多加了表示光线四射的“十”状笔画。还有一种造字法，如东巴文中借“绿松石”来记“绿色”；借“火”表示“红色”，这种“义借”在甲骨文中也有。由于尔苏沙巴文、东巴文的原始性比甲骨文更强，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成熟性与系统性。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自然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了。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尽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你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这便是风格、习惯的不同了。 我们进一步可以将甲骨文风格类型作如下描述：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书法艺术园地里仍活跃着“甲骨文书法”这朵奇葩。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贾姓源于黄帝，乃黄帝之后
贾姓来源主要有二：一出自姬姓。周康王继位时，封堂弟公明于贾。春秋时，贾被晋所灭。贾伯的后裔便以国为氏，称贾氏。二出自狐偃之后。
上面的太多字了，我来说简单点的吧！贾姓由来：出自姬姓．周康王封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于贾（今山西临汾），春秋时贾国被晋灭亡，其子孙以故国名为姓．这就是贾姓的起源了．
贾姓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现在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亦称贾师，在周王朝中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职责是与胥师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
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现在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
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亦称贾师，在周王朝中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职责是与胥师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
姓氏渊源：
源于子姓，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如今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按殷商末期周族成为华夏大地上四大诸侯之一，且能够以周地为出征点一举攻击殷商来看。
那个子姓古贾国在周武王姬发灭商的一系列战争举措实施前已经荡然无存了，或已经臣服于周武王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殷商后，子姓古贾国不复存在，其国贵族与子民或以国名为姓氏称贾氏。
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也叫贾师，在周朝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其职责是与胥师（掌管市场物价的官吏）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
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调节物价，稳定市场。在贾正、贾师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的，后来简化称作贾姓。
制宪权是一种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的由国民所拥有的一种原始和基础的权力，是最高的法源。
制宪权具有自我正当性和统一而不可分之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说，制宪权作为制定宪法的一种独立权力，是赋予政权以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基础。
新中国制宪权的正当性集中表现在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获得国家政权的事实，制宪权的行使则体现在制宪时机的选择与制宪行为的具体过程中。譬如五四宪法是中国人民独立行使制宪权的产物，为一个立基于宪法之上的新的民主国家的建构奠定了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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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的特点：
1、广泛与集中
广泛性是指享有此权利的主体是广泛的。在中国，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制宪权。只有公民普遍享有制宪权才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在制宪权行使之中。而享有制宪权并不意味着要直接行使制宪权。在大多数国家中，享有制宪权的公民授予某特定群体去直接行使制宪权，这乃是制宪权集中性的体现。
2、行使状态
制宪权并非一直处于行使状态。当制宪权的行使得到了一部公认的宪法以后就将经历长期的停止行使状态。但是停止行使不代表权力的消失，因为它只是从行使的动态转化到了存在的静态。
3、依赖与独立
由于制宪权的享有主体为全体公民而行使主体为某特定群体，故该群体行使的制宪权必须依赖于广大人民的赋予。而广大人民的制宪权要得以实现又依赖于该群体代表他们去进行行使活动。因而执行权的享有主体与行使主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依赖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制宪权
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是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力；二是制宪权限制国家权力；三是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下面分述之：
1、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力
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国家权力是通过宪法确定的，而宪法的产生正是行使制宪权的结果。宪法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制宪权下的国家权力如何安排，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正常关系能否得以维持和发展。
关系到公民的权利能否获得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一个必须清晰认识到的问题是，制宪权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源泉，无制宪权，则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此三权力从属于制宪权，乃是宪政之根本。
若无制宪权规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成无车手的三驾马车，要么因相互牵制而原地打转，要么因依附而受制于其中一权力而趋向专制，最终瓦解宪政体制。这种可能性之所存在，是因为任何权力归根到底是由个人来操纵的，离开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权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西耶斯把国家权力划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由宪法所创造的权力的这种分发适应了当时革命的需要，然而到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制宪权的权力性质来看。
一是不能将制宪劝定性为一种国家权力，因为依照现代宪法观点，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因此，在宪法学理论上是不能将制宪权的性质确定为国家权力的。
二是制宪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它是宪法理论上的一种假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宪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宪法不可缺少的范畴。
同时，制宪权只能是一次行使的权力。这是因为制宪权是一种进行“政治决断”的权力，而这种“政治决断”又是一种有特殊指向的“政治决断”，即选择一种国家权力受到制约，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称为自由社会）。
所以，宪法与自由社会相生相伴，不可分离，只要自由社会还继续被保留，那么制宪权便只能行使一次，因为对自由社会的选择，只要一次就够了。
如果社会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决断”，将自由社会抛弃，那么宪法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了，进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制宪权了。所以，从逻辑上讲，制宪权只能行使一次。
立宪国家产生之后，人民作为国家主权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归复，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人的独立性使制宪权在国家宪政的整个背景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凸现。从此，“人被确立为一切政治制度与行为的主体与目的”，而不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工具。
制宪权也应为此而存在。在立宪主义下，一切制度的设置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人的自由提供条件；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一切宪政制度正当性的唯一法理基础，正是这一法理基础构成了由此产生的其他一切制度获得人民认同的理由。
因此，在立宪主义的指导下，制宪权确保了全体人民有权选择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各种具体制度；当已选择的制度有碍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或者已异化为人民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反对力量时，人民完全有理由起来彻底废除这种制度，并创建另一种新制度取代之。
宪政发展史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制宪权属于全体人民已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而为所有的人（包括组织）所恪守时，宪法才能贯彻实施，宪政才能有效确立，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
2、制宪权限制国家权力
制宪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宪法规范的出现，宪法是对权力专制的一种否定，在封建社会统治末期，某些专制政府打着立宪的幌子维护其统治，但这从反面证明宪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现代国家的象征。资产阶级近代宪法的产生，彻底否定了王权的专制与独裁。
宪政是通过宪法的权威否定专制，宪政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是专制的天敌。宪政的内涵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它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制宪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首先表现在通过制定宪法对专制的否定上，其次则是通过制定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分工合理，彼此受到限制与制约，正如北美独立革命期间著名的思想家潘恩指出：“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
它的存在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如果不能以具体的方式产生宪法，就无宪法而言。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法院的关系。
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已同样方式受宪法的制约”。有的学者按照制定宪法的主导者和推动力不同，以及按照宪法的制定与国家的产生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将历史上指定宪法的实践分为了四类。
以美国为代表的契约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革命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改良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演进式，从而从以上对各种不同类型制宪实践进行分析中，得出一个共性，即宪法的制定总是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正是宪法才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
制宪权创制了受限制的——即合理的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再次论证了制宪权从逻辑上和理性上都先于国家权力，因为它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3、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制宪权与政治联系紧密，一国的政治是否稳定，人民的权利是否能得到最大的实现与保障，都关系到制宪权能否得以正确实施与运用，宪政是否能得以实现。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往往会制定一部宪法来宣告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确认其对国家的统治。
一切国家权力都依宪法而产生。制宪权在行使之后并没有因它的“一次性使用”而消亡，它把权力都移交到宪法作为其载体，因而对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以及由制宪权创制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达到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的正确与良性运做正是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的表现。
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必须遵循宪法，任何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维护的也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各种国家机关行使相应的国家权力，最终都是以宪法为核心。
维护宪法的权威性，而维护宪法，正是对制宪权的一种保障，宪法是由制宪权的行使而出现的，一切维护宪法的行为都是对制宪权的肯定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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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的特征：
第一，制宪权的正当性。制宪权的 行使要服从一定的制宪目的，遵循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制宪权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制宪权反映特定阶级的根本意志，具有阶级性。同时，制宪作为人类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又在客观上反映着社会公共职能，具有公共性。
第三，制宪权的统一性。制宪权作为一种权限，其存在的形态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不可分割转让。
第四，制宪权的自立性。制宪权是主权国家独立意志的体现，它的运用过程与制宪内容，体现特定民族意志的自律性。
如果你要参加考试，请记住楼上的答案；如果是单纯的困惑，请接受现实。有几个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参加物价上调听证会的，你相信他们是百姓？党的干部，那些衣冠楚楚的大老爷，你相信他们是公仆？权利属于“人民”，但你不叫“币”。
哎呀妈呀~我也正愁这个呢！深大的吧？
重庆抗战改变世界格局重庆是二战时期中国战时首都，被称作抗战大后方，屡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二战史专家王康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重庆当时若被炸垮，世界格局可能改变！中国介入二战性质发生改变王康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欧洲不同。欧洲很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而中国作为 东方的大国，与日寇奋战八年，几乎是独撑东亚。他对比两次世界大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老式的欧洲内部的利益争夺战，其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二战因为有了中国这样的被侵略国家卷入，其性质因而改变，成为一场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他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所在地，中国的抗日战争牢牢拖住了日本侵略军，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是显著的。王康介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后以《开罗宣言》为标志，东、西方开始合流，直到二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之一，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若被炸垮世界格局将被改变“当时重庆若被炸垮了，世界格局可能就此改变。”王康分析道，假设重庆这个抗战大后方被摧毁，国民党当局投降，日本就不会被中国战场牢牢拖住。这样，日军很可能抽兵北上，与纳粹德国合围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许无法取得战争胜利。苏联一旦被打垮，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消失，日、德转而对付美英诸国，如此下去，世界真的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天下！”王康对重庆在抗战中的作用深感自豪。孤城奋战拖住日军永光史册“八年抗战中，重庆孤城奋战，撑起了全国抗战的危局！”王康认为，重庆在二战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重庆)，是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重庆为什么能成抗战大后方呢？王康分析指出，重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四险之地，易守难攻，既有长江天险，又有群山环抱，还有浓雾蔽城———这就是为何日军只能通过空军对重庆实施打击的原因。“加上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物产丰盈、气候湿润，这些都成为重庆充当抗战大后方的有利条件。”他说，“重庆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太大了。”王康介绍说，当时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半的空中轰炸，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这座抗战中枢，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庆幸的是，重庆人民的意志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击垮，并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王康告诉记者，1946年4月，国民政府在还都之际发表宣言，对重庆抗战的历史地位有过如是评价：“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解放碑的由来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垣残壁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高7丈7尺，取名“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方位仪和了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确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1950年7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浮雕图案及文字改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形象及装饰性图案，宣布“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同年国庆节，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碑名。遗址见证血火为纪念抗战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重庆修缮系列遗址，永志历史。下列遗址见证了重庆血与火的记忆。大隧道惨案遗址 今渝中区较场口十八梯附近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原中央公园）内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旧址今渝中区中山三路152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今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抗建堂旧址在今渝中区观音岩纯阳洞13号国民政府遗址今渝中区学田湾人民路（原国府路）232号跳伞塔 今渝中区大田湾体育场内张自忠烈士陵园今北碚区西南缙云山麓，距北碚城区二公里处的梅花山重庆八年抗战大事记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2月18日，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在广阳坝机场投弹12枚，炸伤4人，毁房2栋。3月1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开始在重庆组建七大兵工厂，重庆大后方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8月4日，国民政府各行政机构全部迁移重庆。11月13日，重庆市警察局公布全市人口统计结果，全市人口为496798人，较1937年底增加2.3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约60万人。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中国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统战工作。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张群任秘书长。5月3、4日，日机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市区发生大火，居民死2000人左右，伤5000余人。5月5日，国民政府令重庆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12月1日，为救济贫苦市民，市社会局举办平价粥厂，开办费由市政府补助60%%，每天在平价米中抽50石在市区设立粥厂6所，每碗售价1角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12月30日，“精神堡垒”在重庆都邮广场竣工，全高7丈7尺，共分5层，顶悬国旗及各种标志。1942年10月22日，第三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致辞：“抗战到了现阶段，一切人力物力的动员以及战时经济的实施，实与前方作战同等重要。”12月29日，行政院决定：省立重庆大学改为国立。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分别与美、英两国达成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协议。8月1日，上午7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逝世，终年75岁。10月27日，重庆当局公布重庆市最新人口统计数为915443人。1944年10月11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当局正式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12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局发布统计数据：截至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共计31所，大约是内迁高校的1/2。这31所高校中，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居于全国之冠。1945年4月15日，重庆市政府公布法币发行情况，从1937年的16.8亿元，至1945年底，增发达10319亿元，增至600多倍；同一时期物价，上涨了890多倍。5月16日，重庆第一条客运缆车———望龙门客运缆车正式通车，投入客运。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重庆百万市民彻夜欢腾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抵达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3月2日，重庆市参议会首次大会闭幕。大会共通过议案120余件。主要议案有：为救济本市重工业，发展重庆建设，请速建两江大桥案。3月28日，重庆召开大会，决定首先兴建下水道工程，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增辟朝天公园。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还都后重庆仍为行政院直辖市。
流泪不仅仅是悲伤1汶川，这是一个很难读准读音的小县城，而今，却成了地球村哀伤的焦点，成了泪水洒向的“圣地”。每一次看着视屏上的震灾惨状，看到万众一心的感人场景，我和许许多多人一样，总是泪眼模糊。我们流泪，不仅仅是因为悲伤！流泪，首先是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所震惊！这一天还是母亲节的翌日，星期一，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红色的康乃馨还在花瓶中静静地开，书声正从学校传出，职员已打开电脑……然而就在此时，在四川，在汶川，平日平静如佛的大地，竟霎时就发生了如此强烈的震荡：一场里氏8级的大地震……紫色的风呼啸着挟持夜色笼罩了汶川、四川、中国，乃至世界……从此，我们中国人，全球的华人，地球村中的好人，就开始了情感震荡流泪的日子！19日三分钟的举国默哀，是一场何等悲痛、庄严而神圣的国祭啊！国旗半垂，大地肃立，江河呜咽，汽笛长鸣，日月无光，全球共悲……新中国成立以来，唐宋元明清以来，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有过什么时候，谁曾见在如此阔大的地球地域上竟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为一个本来名不经传的地方的死难者集体流泪……莫说人的泪水已悲哀地荡涤着、模糊着中国乃至世界，甚至连四川国家地质公园龙门山，还有无数山体上呼啸而下的泥石流形成的纹路，怎么看也是流淌的眼泪——那是地球在流泪！我们流泪，是生命在灾难面前竟然是如此脆弱，如此渺小。遇难者和失踪者的数字，仍在无情地节节上升……曾几何时，他们本都是鲜活的生命啊!而今已长眠在倾压过来、撞砸下来的大墙、预制板和巨石的坚硬之下了，在五层高的教学楼还来不及摇荡几下就变成只有三四米高低的废墟里了……这些无辜的生灵，甚至连一声轻微的呻吟也未有，就殁了……哲学家帕思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思想录》）然而，即便是脆弱的芦苇遭折，也都要表现出生命的弹性啊！何况血肉之躯？那不是伸自废墟的无声无望的孩子的一只手吗？那不是绿色的中学作业本、小小的红色的发夹吗？……这些生命，许多生命,原来都还是孩子啊！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漫步……流泪是我们无法不被生命的坚忍和顽强所感动……流泪是我们更无法压抑对生命的珍惜、敬重和恋怀。九州默哀时分,木鱼镇初级中学40名幸存者站立在废墟前，默哀遇难的280名师生。废墟上仍然鲜活开放的，是一束他们采集的带泪的山花。流泪，在于总是被普遍的、难言而无边的大爱所感动。临行解开衣襟乳哺梦中幼子的母亲。手机最后的留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以后爷爷再来看你！”“孩子，好好地活下去！”“我们都是感恩的四川人！”流泪是因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无私无畏的力量。在余震不断中，总书记来了，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最最需要的关怀都来了，啊！这么多如春风的爱，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浩浩荡荡地来了……一颗心是孤独，两颗心是爱情，万众一心就是伟大的力量！互助，不，是崇高的献身,难道不已是疼痛黑暗中的摇曳烛光、灿烂花朵？！在命运的颠簸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莎士比亚谁能忘记，在灾难降临之际，在震区，在高大耀眼的群英谱中，总凸现着可敬的人民教师的形像！是谭千秋老师英勇地张开双臂身体死死地趴在课桌上，以自己的死才换来了4个学生的活！我们这些侥幸活着的人，能不为之而泪流吗？也许是灾难太大，太异乎寻常了，连人间之爱会出现异态。大难过后，我在电视上看到北江中学的老师们都异常平静，——强忍住了哭，几乎不在学生面前哭，为的是以干的眼神传递鼓励，给学生以力量！老师们心知惟有在学生面对无泪，才能给学生以坚强以力量！然而老师，有谁不是夤夜独醒垂泪？老师们甚至变得出于不能流泪而泪流了。“我觉得教书，当教师，太难了……我甚至不想再当老师了！”活着，为的是用证明生命的坚强！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死了我能留下什么呢？我有什么值得留下呢？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死了，而我活下来是为了什么？最后我知道了，我是为他们而活着……” “很幸运我还可以流眼泪……”如果说我们曾经遭受大难，而现在，在震区，在尘世，却正在收获四面八方的爱。下面这首网络诗歌是从土地里，是静默在废墟中的孩子与母亲的永诀。妈妈别哭，我现在已没有痛苦。地震来得那么唐突，没有什么可以遮护，幸存的同学真让人羡慕，那一刻，求生的愿望强烈却茫然无助……妈妈别哭，我不能陪你走今后的路，这么多人陪我我不会孤单，却担心你悲痛地泪流如注，我多么希望你能幸福，我多想长大了孝敬父母，我真的不想早走这一步！……只要妈妈你还活着，就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因为有你，每年清明那小坟上，会多一掊土……震区留下了许多这样的人：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无亲无故的一个人，不文一名。在强力救助到来之前,你若问他日后何处去？他只有睁着一双茫然、无神的眼，那眼睛久久地直直地空洞地向着你。这可是丧失了泪水和一切的眼睛啊！流泪在今天，有时仿佛已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也麻木了痛苦。但流泪，却教人撞到了生命的力度。中华民族在这场劫难中，再一次经受了超越心灵的考验，彰显了五十六个民族的风度！世界已因此而同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我的学生流泪说：“我从来没有能像现在这样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面对这场劫难，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伟大、坚强、人情的祖国！2面对这场来自土地深处的灾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该感恩你我他（她）的泪水呢？谁不是天天在感受泪水的力量呢？美国心理学家威廉?佛莱把流泪分成反射性流泪和情感性流泪，悲伤的泪中水分少、味道很咸，欢乐的泪量大却味淡。我们的泪水之所以有力量，并非因为悲伤盐多且重，而是由于这是善的、美的、悲壮的、沉思的、崇高的泪水！是坚强的、面向将来的、被世界理解的泪水！谁能否定这大江大河般的泪水，不是在洗刷、浸泡和溶解许多东西呢？谁能说许许多多的东西不正被改变着自己的内涵呢？——我们对爱的理解，在什么时候能有今天这般深刻、辽阔、博大和丰富呢？在灾难面前。爱是什么？爱不再仅是原有的内涵。爱，更多的已成了行动，成了没有利益，而且成了跨国界的行动。是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心相连手相牵。是你在灾区的路上一拦车，眼前的汽车都会停下载你。是每时每刻的感动。是长歌当哭却难于哭！爱更是黑夜里点出的一盏盏灯。是人性，是人道主义，是职责，是坚强。是站在同一国旗下。爱与祖国与民族在一起。爱成了宿命！泪水与爱紧密相连，与力量同在；与泪水在一起的爱才是更有力量的爱。劫难发生后，在电视屏幕里，我们总能见到一个平民——我们的亲人：他爬上倒塌的建筑废墟；他拿着捡起的书包、遗落的球鞋，在废墟间有些踉跄地奔走；他不用话筒就为民众呐喊；他和百姓同吃咸菜馒头；他回望北川废墟，对被夷为废墟的城市挥手作深情的告别；他的眼泪重重地砸在人们的心上；他的深情与不舍代表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爱，代表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面对这么多瞬间逝去的生命，谁能不认真地思索、体悟和拷问生命的真正涵义呢？传统的教科书定义所有的生命都呈现“3f” 特性：攻击(fight）、移动（flight）和繁殖（frolic）。或者说，任何生命都具有对外界刺激发生反应的特性。生命本是一个过程。生命与周围环境、以及生物体内，都具有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和转换。只有生物把生命所需的物质吸收到体内，经由一系列的转化变成自身的物质，生物个体才能长大，长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繁殖能力，乃至遗传、变异和进化。著名生物学家萨根在意外辞世前曾把生命定义作“具有复制、变异和变异之复制能力的系统”。……生命是如此伟大同时又是如此渺小。生命也并非任何时候都很有力量。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活着的人，告慰死者于九泉的，只有也只能是勇敢的面对，惟有好好地活着，惟有全力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功业。在今天，生命殁了尽管没有回声，却仍有哭声化雨，有无边的黑色的云，即便不会响应，没有共鸣。而在这场劫难中，那些为了爱他人而献出的生命，那些因为伟大、崇高、无私而已经长眠在地下的人，我们又怎能、怎忍心地将之视作死亡了呢？又怎能认为他们会真的没有回声、没有响应和共鸣呢？！这些大写的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人！才配永生！该感谢他们啊，正是他们，给生命赋予了流泪的意义，道出了生命的真谛！3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多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没能为唐山遇难者构筑一个专门祭奠的场地。幸存者祭奠24万亡灵只能多在街头路口，街路总是纸灰飞扬。——我们无法承受汶川重演如此的伤悲！希望在汶川筑一座抗震救灾博物馆的提案，已见诸传媒。有人还发贴要建一座哭墙。我想起耶路撒冷就有一堵哭墙。千百年来，流离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都会扑到哭墙前祷告，哭诉。成了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了圣地，这哭墙！我们的确也需要一座哭墙，面对这场民族的灾难，人类的创伤！不是说“多难兴邦”吗？哭墙就是一种衡量，一种正视,一种担当，一种起兴，一种力量！哭墙既耸立于一个民族最柔软、最伤心之所，也巍峨在一个民族最有力量最伟岸的地方。这座哭墙，是中华民族曾经苦难的象征，更应成为中华民族愈挫愈起的里程碑！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雪莱在我悲切的心中，其实已日渐在构筑、在坚硬和在雄起一座特殊的“哭墙”——悼念馆！这座悼念馆，一部分乃高耸的哭墙群，另一部分则为耸立在主体哭墙群外侧的纪念碑。纪念碑由直直举过头顶犹同一股股冲天力量的手臂群构成！这座悼念馆就筑于今天的废墟——北江中学。惟学校能象征不死的知识、力量和希望。——这可是一座不设屋顶的悼念馆啊！深葬着亡灵的废墟被一堵又一堵各不相连的哭墙所环绕，所拥抱！这座悼念馆“哭墙”的背面，镌刻的是永生的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而“哭墙”正面布满的却是一双双永远睁着的各式各样的人的流泪的眼睛！这是些茫然的眼睛、扭曲的眼睛、血红的眼睛、绝望的眼睛……无数的眼睛全活在哭墙上，活在一双双无望地伸举着的手上……有了这座悼念馆，多少可以给死难者没有了温度的生命挡挡凄冷的风。有了这座悼念馆，算是可以给不幸的亡灵一个尽管残缺，然而却安静，年年中秋夜能天然沐浴如清泪般的月光的大家庭。有了这座悼念馆，幸存者就有了年年“5、12”可以流泪、可以追思和反思的地方。我们的发展理念是否需要加快调整？是否做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相处？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我们是否做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在日本，学校及医院反是躲避震灾的重要场所，而我们的学校及医院何以就会那么容易的大面积倒塌？在灾难到来前，据说曾出现浩大的动物行为异常现象，何以就没有任何预报？哭干这灰墙没有你在场，谁哭谁笑不用衡量，惟有回忆留在这墙上……我们能够责怪大自然吗? 大自然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自有自身的行为方式。天文学家分析说，这场汶川大地震可能与天文现象相关。这场大地震也是发生在上弦(农历四月初八)。上弦时，太阳、地球和月球排列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太阳月球地球同处在一个平面。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球的角度刚好呈90度。如此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引潮力必然会同时对地球施加影响，促引地震发生。历史上好些大地震都发生在上弦或下弦前后，比如1957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八)发生的里氏9.1级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那天便是上弦；里氏8级的我国甘肃古浪大地震发生在1927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廿三)，次日乃下弦。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1.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2.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3.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4.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5.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6.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