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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一向批判王安石的朱熹也对孟子极力推崇，并且指出“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与二程的“洛学”并成为“程朱理学”。朱熹对《孟子》的研究可谓“孟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主要著作有：《孟子集解》、《论孟精义》、《孟子问辨》、《四书或问》等，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涉及《孟子》的论说更是数不胜数。在朱熹的学说中巧妙的将《孟子》的思想与佛教的“心性”融合在了一起，充分体现了宋代儒者积极的接受、吸收佛教文化来改造、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例如在《论语章句·雍也第六》中，朱熹说：“心与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在这里虽为《论语章句》，却体现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而最后两句又与佛教禅宗代表人物之一神秀的名句：“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相呼应。朱熹将《孟子》与佛学的结合可见一斑。从朱熹到王守仁——孟子思想提升的延续哲学·法学哲学·法学从朱熹到王守仁——孟子思想提升的延续“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理”。“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是宇宙中最高的权威，“理”是最高的，但又是抽象无物的。朱熹将孟子“性善说”中提出的“良知”、“本心”归纳到了“理”的范畴之内，认为“人性”是“理”的一部分，是“理”的人格化，“理”是先于“人性”而存在的。之所以“人性本善”是由于“理”的存在。但是，“理”又是独立于“人性”而存在的客体，要想达到“理”，必须通过“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讲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而达到明“理”，治学方法是外在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来源：西部社会科学
从《孟子》书中可以得知，孟子对人性论的主张是「性善」。保是，时人几乎均解之为「人性本善」。此当是受宋明理学影响之故；因为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明白指出「人性本善」。然而，朱熹之见，实当视为对孟子人性论哲学的一种诠释，不应视为对孟子人性论解释的确论。朱熹哲学自成体系，学界已有相当意识，所以，以之解释孟子哲学，不免会产生歧异。本文分析了朱熹对《孟子》注解的关键词，如性、情、才、心，对比《孟子》文意，以显朱熹的解释在《孟子》文中会产生歧异，甚至无法解通之境，同时指出孟子「性善」的可能真义。以之证明孟子〔性善」与朱熹「人性本善」两者思维是完全不同。本文的结论：孟子对人性的主张是「性善」，而不是朱熹解释的「人性本善」。顺此可以得知，时人立基於宋明理学上解释《孟子》的人性论，其误解当更是深入，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危险性。为使问题焦距清晰，本文范域集中体现在《孟子》本文及朱熹的《孟子集注》二书之上，辨议「性善」与「人性本善」在哲学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在《论语·雍也》。孔子在这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可见，儒名的起源应该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时，儒这一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需。……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一般来说，《孟子》是性善论思想的发端，而孟子所说的性善只是就人之本性来说，并不包含对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考察。而朱熹所说的性既是人之本性，也包括了万物之性。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引道：“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1]251朱熹在这里引述程子的话来解释性善，这里的性就已经不仅仅指人性，而是对天下之理来说，都是善的。朱熹对《孟子》的解释体现的不仅仅是对人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也是对万物根本性的追求，其中贯穿的正是“性即理”思想。一、以“心统性情”来确立“性”的根本地位“心统性情”原是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提出的，朱熹用来作为儒家人性论的重要内容，并且扩展了它的意义。《孟子》文本中多讲心性关系，朱熹为之做注，并用“心统性情”来处理《孟子》中的心、性、情。这样解释的结果就是突出“性即理”的思想地位。《孟子》多言心，并未明确区分心和性。朱熹却认为应该对心、性、情三者作出区分。他说：“旧看五峰说之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着落。后来看横渠，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2]91朱熹不满于胡宏（胡五峰）只将心、性对说，而是把心、性、情并说。同时，朱熹用张载的“心统性情”来解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1]238朱熹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看作人之本性，人性表现出来才是情。情是性的延伸，而心却是性情关系的统摄者。他认为：“横渠‘心统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论。”[2]2250足见他对“心统性情”的重视。朱熹更进一步解释：“性对情而言，心对性情而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处最当体认。”[2]89在他看来，性和情是对应的概念，而要和心对应的话，只有性、情并说。看来性、情之间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而心却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从动静角度来说，性静情动。朱熹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2]93心尚未动是性，心已发动即是情。朱熹用这种方式把性和情都统一到心上来了。陈来先生把朱熹的“心统性情”分为两层意思：心兼性情，心主性情。[3]251-256确实，说性情就是在心上说，离开了心就无法再说性情关系了。朱熹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性情该体用者，心也。”[4]2660心统性情首先应看作在心上言性、情，心是对性、情的观照。另一方面，心又是性和情的主宰。朱熹认为：“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则统性情，该动静而为之主宰也。”[4]3584性和情构成了体用关系，①同样是因为静者为性，动者为情。而心则包涵了动静并且作为性情关系的主宰而存在。朱熹还说：“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4]3254以四德为内涵的性与以四心为内涵的情共同被心所主宰着，并且性对情的作用过程通过心来实现。来源：克拉玛依学刊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南宋时期，中国的理学开始分流，有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的分别，虽陆九渊的心学也属理学，但在“心”与“理”定性和为学方法上，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为使他们理论思想趋于统一，在吕祖谦的撮合下，进行了一场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论辩。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相会。这次相会，是鹅湖论辩的前奏。鹅湖论辩的主因，是吕祖谦想调和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学术上的分歧。 陆九龄和陆九渊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陆贺学识渊博。陆贺生有六子，分别是九思、九叙、九皋、九韶、九龄和九渊，在他的引导下，皆学识渊博，号称“陆氏六杰”。 陆九龄生于绍兴二年（1132年），小朱熹两岁，字子寿，人称复斋先生。乾道五年（1169年）中进士，在政绩上没有大的建树。陆九龄以学识博杂见长，不管是诸子百家，还是阴阳、五行、卜筮无所不涉。 陆九渊生于绍兴九年（1139年），小朱熹9岁，字子静，人称存斋先生。乾道八年（1172年）中进士，绍熙二年（1191年）知荆门军（今湖北省荆门市），甚有政绩。陆九渊以善于思考见长，遇事追根究底，很有自己见解。 陆氏兄弟在学术理论上，认为主观的“心”与客观的“理”完全等同，“心”即“理”，“我心即宇宙”，“心”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为学方法上，提倡“发明本心”，只要阐明本心，万事万物之理自然通晓。 朱熹在学术理论上，认为“心”属“气”，“性”属“理”，二者合一；在为学方法上，强调“格物致知”，要追求事物的本源，直到穷尽其理。 从中可以看出，朱熹与陆氏兄弟学术思想上的鲜明差异。 “东南三贤”在对待陆氏学说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朱熹与张栻把陆氏学说看成是如同佛教一样的邪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通信中直接点明，“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吕祖谦在师学渊源上与陆氏兄弟相近，反认为陆氏学说是“务实”之学，这才想调和朱、陆之间在学说上的矛盾。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携蔡元定、范念德等弟子陪同吕祖谦北归，二十一日抵达信州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也带一众弟子应约而来。临川太守赵景明也邀著名学者刘清之等人，来看双方的辩论大赛。 鹅湖寺位于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寺虽不大，但因朱陆鹅湖之会而闻名。鹅湖书院在鹅湖寺的左边，建筑规模类似孔庙，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辩论会一开始，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陆九龄当场发表了一首《鹅湖示同志》诗，阐明自己的见解，反对朱熹的观点，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於今。 陆九龄意识是说，人小的时候知道爱，长大了知道恭敬，自古圣贤相传的只有一个“心”。有了“心”这个根基才能“筑室”，离开“心”犹如“无址”而“成岑”。认为朱熹“留情传注”“着意精微”，是在圣贤经典里求“天理”，最终会走向阻塞和沉沦。陆九龄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最后认为“有朋自远方来”切磋学问，对于今天来讲，是件非常快乐的事。 陆九渊的态度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他以原韵作了一首《鹅湖和教授兄韵》诗：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陆九渊意思是说，到了墓地哀痛，到了宗庙恭敬，这是“心”的自然表现，千古以来都不用去修练。涓涓的细流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大海；拳头大小的石头垒积起来，就能够成为高山。自己这种“发明本心”简单的学说，终究会流传广大，而朱熹繁琐的“格物致知”工夫，最终会飘散而去。要想从低向高处升达，成功的关键先要辨识“本心”。 不管怎样，当时朱熹已是理学思想的顶极人物，再加上辩论时那么多的学者在场，而陆九渊将朱熹“格物致知”方法称为“支离事业”，这多少会让朱熹心里不高兴。 吕祖谦也感到气氛不对，觉得陆九渊有点过了，忙出来打圆场。朱、陆之辩第一回合，就这样不欢而散、草草收场。第二天的辩论，围绕着陆九渊诗中的“支离事业”展开。 朱熹首先就反问陆九渊，如果说传注圣贤经典是“支离事业”，那么圣贤说的“穷理居敬”就是一句废话，圣贤之书岂不是可以束之高阁了。 二陆反诘道：“尧舜以前，更读何书？”意思是说，远古时期无书可读，尧舜一样成为圣贤，人只要“存心养心”即可，不必多读书外求。 这一场辩论，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二陆主张“发明本心”，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直辩到夜幕降临，才暂告一段落。 第三天的辩论，也是异常的激烈，重点围绕如何“教人”展开。 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认为人要多读书，多观察，探究事物原理，而从中获得智慧。二陆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考察外物。 朱陆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 “尊德性”与“道问学”，语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思是，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善性。 朱熹的观点，认为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再上达“尊德性”，强调“下学上达”工夫。二陆认为，人要以“尊德性”为先，所谓“先立乎其大”，然后读书穷理，强调“上学下达”工夫。二人的分歧是在出发点上。 从道理上来讲，“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应该兼顾，不可偏颇。后来，朱熹也意识到这一点，回顾鹅湖论辩时说：“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编著《宋元学案》时也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方法的不同，二者也不能截然分开；朱陆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他们的争议不是理学根本上的分歧。从第四天开始，双方转换了话题，就一些具体的经学和理学问题进行探讨，也取得大体上一致的意见。鹅湖论辩最终在比较缓和的气氛中降下帷幕。 鹅湖论辩后，朱陆双方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朱熹也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校正，使理学思想体系更加缜密。三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再会于铅山县时，朱熹作了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诗：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诗的前四句，表达了朱熹对二陆“道义风流”的钦佩、敬仰之情。后四句朱熹认为，旧学如不商量，就不能遂密完整，新知如不培养，就不能推陈出新，讨论到非常精深的地方，精神就同古人贯通了。这是对鹅湖论辩的充分肯定。 后来，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发扬光大了“心学”，因此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因王阳明在学术上成就比陆九渊更高，知名度反而超过了陆九渊。但不管怎样，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理学范畴，都认可“天理”。朱熹后来经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分水铺时，作了一首《分水铺继赵仲缜留题》诗： 水流无彼此，地势有东西。 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 在诗中，朱熹认为自己和陆九渊学术理论，追认到“天理”的认识上，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未完待续）
闲翻《孟子》，觉得孟子的文章篇篇都像杂文，如投枪匕首，似针砭药石，孟子就是个不世出的杂文家。他的思想、语言、学识、见地，都是我等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的尖锐、勇敢、泼辣、犀利，也是我等难以企及的。一个杂文家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不妨学学孟子，仿效借鉴，苦心揣摩，必将受益无穷。首先要学孟子的正义感。一些杂文家老觉得自己的东西写不好是技巧问题，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正义感缺失所致。孟子让人震撼，是因为他的正义感非常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恃的其实就是一股“正气”。“仁则荣，不仁则辱”，是他一向身体力行的荣辱观;“舍生取义”是他的做人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几乎成为数千年来志士仁人的处世标准。倘若学得了孟子的正义感，我们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就会生出愤怒，杂文就会有血性，就会迸发火光，写得痛快，读着解气。孟子虽然没有标榜自己代表人民，却事事处处为民众说话，为苍生请命，这也是今天的杂文家应该学的。他希望看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他向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代。每有灾荒，他就会力劝开仓赈灾;他对王室“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极端愤怒，斥之为“此率兽而食人也”。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则是他流传最广的名言，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让很多君主头疼。因此，朱元璋才会先禁《孟子》，后又删《孟子》。此所谓“孟子写杂文而独夫民贼惧”。当然，我们还得学学孟子的会说理。杂文是说理的艺术，理说得是否透彻、服人，是评判杂文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孟子的说理，循循善诱，环环紧扣，举一反三，逻辑严密，高论迭出，令人信服。谈君臣平等相待道理，他出语惊人：“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做人自强道理，他掷地有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谈王道的“不做”和“不能”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又循循善诱：“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外还可学学孟子的善讽刺。讽刺是杂文的特质之一，它常常是杂文别于其他文种的一种独特滋味。孟子是个善于讽刺的高手，语言辛辣尖锐，风格诙谐幽默，纵横捭阖妙不可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讽刺梁惠王的口惠而实不至;以“拔苗助长”典故来教育公孙丑不要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干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以“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来讽刺那些不择手段来求取富贵的利欲之徒;他讽刺桀纣“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愚蠢可叹;他讽刺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荒唐可笑。他的讽刺，言辞有据，不留情面，构思巧妙，极具战斗力，至今读来仍虎虎有生气。向孟子学杂文，可学者远不止此。《孟子》是一座杂文宝库，只要我们心存虔诚，定会满载而归。来源：课外语文·中
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下文是我整理的关于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摘要 ：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发扬孔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他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 孟子；道德修养；浩然之气
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孔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孟子在继承孔子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具有更加浓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他的道德修养学说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一、孟子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善恶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人性作出的不同论断建构出不同的道德修养理论。性善论者认为人具有先验善性，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善性。性恶论者认为，人不具有先验善性，人们具有总结经验的能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造先验的恶性，培育德性。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来构建理想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的主流传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P41)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但人性是会改变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萌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见，“四端”只是善端的萌芽，它还不完备，具有不稳定性，并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充分发挥“善端”的内在因素，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拓展善性，否则，善端也会丧失，而倾向于“恶”。“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道德资质是相同的，那些丧失了善良之心的人是因为自己主观上不能发挥自己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不仅鼓舞人们要具有道德自信，更为人们道德修养的后天努力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显示出了人的价值所在。
二、孟子道德修养的核心——浩然之气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以“浩然之气”的培养为中心对高尚道德的养成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什么是“浩然之气”呢？浩：盛大、刚直的样子；气：指精神；合指正大刚正的精神。(P546)《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当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孟子将此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高尚道德情操。
道德的存养，不是一成即永成的，一念向善，固可以促成精神的升迁；一念向恶，也可以导致道德的崩溃。(P181)
在孟子看来，作为道德人格修养的“浩然之气”的培养，标准是很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它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人人可以养成。但人们对自身道德要求不应因为标准高，要求严而放弃，浩然之气是高尚道德养成的基本品质。
三、孟子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以人性善为基础，以浩然正气的养成为核心，孟子提出了高尚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一)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高洁的独立人格。
什么是独立的人格呢？独立人格就是不依附于权贵，不屈从于物质利益，坚持自己高尚的精神追求。孟子将它概括为“三不能”，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三不能”强调了知识分子即使面对着高官厚禄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立场。孟子认为是人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不管个人境遇是困窘还是很通达，都要坚持道义。这样，人才有内心的主心骨，才有独立的高洁人格，“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独立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横遭物议之时，能够坚持高洁，拒绝平庸，特立独行。
(二)高尚的道德养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浩然”原指气象宏大，胸怀宽广。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是浩然之气的重要表现。《孟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
在孟子看来，历史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一位圣明的君主出现，并且会有一位辅助君主的杰出之士，从周武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论时势，现在正是需要圣贤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上天想使天下太平，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他才能承担这样的伟大使命。
应当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影响着整个孔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但凡仁人志士，都有这样一种博大胸怀，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将整个社会的安乐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作为自己一试身手的场所，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知识分子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先掌握知识，先明白道理，先提高了道德水平，上天把这些知识分子培养出来，就是要去启发教育帮助那些普通的人民大众，让他们也能够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上天把他们培养出来，就应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
“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它本身对士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先知先觉的前提是要具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知识不精准，甚至道德水平低劣，就无从去教育民众，要真正履行好社会职责，就必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四)高尚道德的养成要有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问题。上天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赋予某人，一定会使这个人经历艰苦卓绝的身心磨难，通过这种磨难，来锻炼他的体魄，坚定他的意志，增长他的才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正是通过不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才能不断地砥砺情操，增长智慧。这要求人们要严于律己，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修养目标，这不是靠外在的法律条文来规范，而是靠内心的道德律令来指导。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是人们追求内心完善的一种驱动力量。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昭示着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道德实践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绝对价值。继承和借鉴其道德修养学说中所蕴含的精髓，有利于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也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养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眼中的孟子。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孟子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孟子的“仁政”思想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仁政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制民之产”，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人民也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离娄上》）所谓“恒产”，主要指土地。孟子认为，一般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若无恒产，因无恒心”，因此，要想治理好国家，使得社会长治久安，必须率先解决“制民之产”的问题。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就是由国家分配给人民一定数量的土地，使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养活全家，即解决百姓基本的温饱问题;唯有如此，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才能保持稳定，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所谓“恒心”，就是要求人民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孟子看到了“恒产”与“恒心”的相互作用，认为君王若是能够给人民提供足够的“恒产”，人民便会尽可能的保持“恒心”，如此君王也就更容易去教化民众，进一步引导百姓“为善为仁”。来源：看世界·学术上半月
论文如下：在教学思想上.孟子同孔子一样，强调学与思的结合，但孟子更强调“思”。这是因为孟子偏重内向，认为人人具有天生的善端，只要思，便能得到。他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但忽视“闻见”之知，是他的一个缺点。孟子对于书本知识很重视，主张“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他认识到博与约的关系，作为教师，要把一件事情扼要地讲明白，如果没有关于某件事情的广博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就很难把那件寡情的要点向学生讲得清楚。由此他注重，学生的“自得”，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得的匆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自得的知识用起来可以棵本求源，左右取之不尽，运用合宜，这样便可以步步深造。孟子要求循序斯进，象流水一般，“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既要不断努力，又不能揠苗助长。他又要求学习要有存疑精神，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很有道理的。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孟子的启发教学法。存疑也是为了启发思维，疑可以促进思维，疑则思起。孟子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法达到他预朔的结果。他也善于用比喻的方法，使学生容易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这又要和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结合起来。他举例子说，一个大匠不要为了教好拙工而改废绳墨（法度），因为如果没有绳墨，工就做得不正不直;好弓手也不能为了教好拙射的人而改变操作方法，想其他取巧的办法。善于教射的人，只要按照法度，引弓而不发，作出跃跃欲发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者，激发学者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的要求不能降低，也不要太高，只要他天天自己勉励学习，就都能学到手。孟子还要求学习有恒，不能一曝十寒。譬如掘井，巳经掘到快出水的时候，只剩十分之一的工程，又怕难，停止挖捆了，结果前功尽弃，就如放弃了这口井。他又要求学习要专心，举了个学习下棋的例子。有两个人学下棋，一个不专心，心里想天空将飞来一只天_，用枪去射击它，这个人就学不好。而另一个专心学下棋，就能学好。这两个人智力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原因在于一个人专心，一个人不专心。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总的在于因材施教，诱导启发，有的象时雨一般加以润泽，有德的成其德，有材的成其材，有的用答问法加以启发，有的用自己的言行使之效法，甚至有的不屑教导，让他激励愤发。来源：人民教育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某鞋厂实行了一些新的生产和营销策略，积极适应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材料如下：[材料 l 〕在有效供给上做文章：他们认为，现在的市场不能仅仅用“供大于求”四个字来概括，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过多，而适销对路的有效供给不足，才是对当前市场供给状况的准确把握。在供过于求的大市场里也有供不应求的产品，明智的企业家就在于创造出这种产品。于是他们着手在有效供给上做文章，实行产品分流策略，一是男女鞋分流，二是风格分流，三是档次分流，四是市场零售与团体消费分流，五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流。五大分流，大大提高了该厂产品的市场应变能力，常年保持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 材料 2 〕 在市场开拓上下功夫：他们认为，生产出好产品是开拓市场的基础，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市场，但是光有好产品，还不一定有好市场，有了好产品以后，还要加强企业产品的市场建设。他们从柜台形象的树立、户外广告的设置和强化服务功能等三个方面大力进行市场建设，使生产（产品）与销售（市场）比翼齐飞，鹏程万里。 〔 材料 3 〕实行一区一策：他们认为，统一的大市场也有区域的差异，市场的共同规律是以各地区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来的。他们把销售总公司分为南方总公司和北方总公司，同时把分公司化小，由原来的 5 家分公司裂变为 28 家分公司，一个公司只管一个省份的销售，每个公司都提出了自己的销售策略。这种小公司大市场和一区一策战略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市场渗透力。请回答：( l ）在上述三个材料中，某鞋厂分别处理的主要矛盾关系是什么？（2）用矛盾同一性原理分析材料1中所讲到的无效供给和有效供给的关系。（3）通过材料3，说明该企业是如何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矛盾，来增强产品的市场渗透力的？[答案要点]（1）上述三个材料中，分别处理了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的矛盾（或无效供给与有效供给的矛盾）、生产与销售的矛盾、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差异的矛盾。（2）矛盾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当前我国的商品市场中，同时存在着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过多和适销对路的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无效供给过多中包含着有效供给不足，人们通过创造一定的条件，可以促使无效供给向有效供给转化。（3）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出来，它要求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前提下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该企业具体地分析了统一大市场中的区域差异，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实行一区一策，从而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市场渗透力。4掌握适度原则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事物的度： 这一观点是不对的。度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即事物的限度、幅度和范围，度这一哲学范畴启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为了维持事物正常发展，必须保持事物原有的度，为了促进事物发展，又必须超出事物原有的度，要适时抓住时机，促进事物的质变。 第二章1.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有是非至上的：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是恩格斯论人类思维能力的辩证论断。人类思维，按其本性、能力、使命和可能性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这是思维的至上性，即所谓的无限性和绝对性。但是，每一个人以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客观事物及其暴露程度的限制，受社会历史条件、实践水平、主观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的行为又是非至上的，即有限的和相对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是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不断得到解决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而一系列非常不至上的思维又体现着思维的至上性。否认思维的至上性，会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否认思维的非至上性，就会走向思想僵化和绝对主义。2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过程： 此观点正确。一个正确的思想，往往需要经历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受认识主体的限制和认识对象暴露程度的限制。首先，从客体上看，事物是复杂的，它的本质的暴露是一个过程。人的认识还要受历史条件、科学技术条件、实践水平和手段等因素的制约；其次，认识主体要受自身的局限性，受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水平、经验以至身体素质等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客观事物特别是比较复杂的事物的认识，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不断修正、补充、深化，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由于世界及其联系和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人的实践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的认识也必然是无限发展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凡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是直接经验： 这一观点是不对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是感性认识的感觉阶段，是直接的感性经验。由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局限性和特殊性，有些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有些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虚假反映或。视觉和听觉是感性认识，它们具有直接性、丰富性，但是它的缺点是直观性和表面性，不能深入、全面地反映事物，有待于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用科学态度加以分析，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4怎样理解价值范畴，何谓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他们的主要区别何在：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人类活动中的两大原则。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1)真理原则体现客体尺度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在认识真理时按世界本来面目及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而不能考虑人的主体需要和利益；价值原则体现主体尺度的要求，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要体现主体需要和利益的满足。 (2)真理原则主要表明人的活动的客观制约性；而价值原则主要表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 (3)真理原则是社会活动中的统一性原则，价值原则是社会活动中的多样化原则。真理是一元的，真理本身没有主体的差别，它服从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价值是多元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价值要求和价值选择。第三章1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历史是人的有意义有目的的活动，思想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包含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对于深入认识人类历史及其发展有重要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思想史的观点本质上是唯心史观。2社会意识都属于上层建筑：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有反映了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才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如反映经济基础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不反映经济基础的自然科学、逻辑学、语言学等不属于思想上层建筑。3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基础是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决定了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决定着全部社会生活。该命题的错误实质在于把经济基础说成是社会最终决定力量，不了解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4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衰退的：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可能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衰退的，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5科学技术发展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的科学技术决定论观点。科学技术提高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科学技术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不能消灭压迫和剥削，也不足以克服社会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只靠科技进步，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没有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上述观点否认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否认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与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掌握在不同阶级、不同人的手中，其作用是不同的。
一个充满爱心、智慧和勇气的杰出人物，真正做到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理论基础，并借此建构了儒学的大厦。孔子曾说过：“仁者爱人。”而一个“仁”字涵盖了儒家的全部思想核心小学时老师讲的孔子的故事让我们稍稍对孔子有一点了解，而孔子的《论语》便让我们更加进一步走进了孔子。 为了提倡仁爱的思想，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征程。为了形成与 发展儒家学派，提倡仁爱的思想，他费尽一生，不停奔波跋涉，到他去世之前也不肯放弃。可他，一代仁者，虽然有大夫的身份，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让人不禁感到遗憾。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许，孔子对教育事业的诚实与“不耻下问”的精神是更值得后人去学习的。殊不知，在如今这个面具的社会中，许多人就是怕丢脸而不敢去问。而当时身为圣人的孔子在面对孩子们“熟为汝多知乎？”的嘲笑中，还能诚实地回答自己“不能觉也”是需要多大的诚实与勇气啊！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勇敢地承认自己不知道，去“不耻下问”呢？ “金无足金，人无完人。”其实，孔子自己也承认自己有错误，需要完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足以说明孔子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有了解，并努力改正。而在今日这种诚信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就更需要我们去学习孔子“不耻下问”的精神。 孔子，身为一代圣人，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礼、义、仁、德”成了历代君子志士追求的目标。 （采访孔子） 问孔：夫子啊，您对于后人把您供奉在孔庙，有什么看法呢？ 子曰：与其把我当作神明来膜拜，我宁可后人把我当作一个老师来学习。
我最近看的书是《庄子讲记》，内容很丰富，是台湾也是全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的著作。他的著作我以前看过《论语别裁》、《老子旁通》、《孟子他说》，都写的相当不错，但是我还是最喜欢这部《庄子讲记》。南怀瑾的写作风格是故事和说理型的，往往一边是故事，一边是浅显的语言阐述的深刻道理，而且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在他手中是娓娓道来，相当经典、有趣味和精彩。他写的文章，虽然是分节的，每节都是小段的历史故事，但是，我往往是看了这段还想看下面的几段，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很痴迷！我书架上也有一本我看过的于丹《〈庄子〉心得》，我不是故意地对比这两个人的水平。这是两种风格：于丹的著作中落笔的多在于丹自己的生活琐事和就庄子记载的故事而论庄子思想较多，个人感觉味道比较淡，现代气息比较多；而南怀瑾的著作则是针对庄子的深邃思想，从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找到对应的故事来阐述，往往又有历史故事，又有经典的诗词，很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醇厚韵味和历史厚重感。《庄子》本身的故事往往独具一格，外形很散乱，几个故事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看了南怀瑾所著的《庄子讲记》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得不深深地由衷佩服庄子的传奇逻辑思维、独特的视角、优雅独到的文字、飘逸流畅的思想、宽广的时间和空间想象能力。庄子的思想魅力影响中国的，不仅仅是道家，更多的是儒家，佛家，儒家和佛家用的是庄子的思想，但是又不敢明确地承认来自于庄子；庄子的文字影响中国的，也不只是老庄学派，更多的是历代的文人，包括司马迁、郭象、王安石、苏东坡、曾国藩等历代鸿儒大哲。至于庄子对曾国藩的影响，我是前些日子在看《曾国藩〈心述手记〉》时偶然看到的，而且曾国藩在家书中给其子曾纪泽指点八到十种必看的中国经典著作时，就专门列举了《庄子》一书。就曾国藩个人的历史表现而言，也是遵循了庄子的“无为中有为、功成名遂身退”以及“外用儒术、内怀老道”亦即“内圣外王”的思想，处高位而如履薄冰，握大权而如制小烹，在功成名就的时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其中我博客说明档中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及“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均是来自于曾国藩对于《庄子》富有辨证思想的感悟。 《老子》中指出，世界上的圣人可能不只一个，但真理却只有一个。东西方的真理也是如此，只是表达形式不一样罢了。庄子是中国本土的圣人，他的思想是高深的哲学和人生思想，很神奇的是，印度传到中国的佛家思想也与其出奇地一致，灵魂是一致的，只是表皮外观不同而已。虽然大约在一年之前，我就对佛家很感兴趣，当时是觉得禅宗的思想很有趣，思维视角比较独特。但是，经过偶然的几次机会，也就是佛家所称的“缘起”，我接触了佛家的思想，对其有了更深的认识，感觉以前真的对佛和佛法有太多的误会与迷信误解。内心信仰佛家的思想，不是说烧香拜佛就一定是信，关键是有没有佛心。真正的信仰是埋在内心的种子，慢慢地滋润生长壮大，充实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内心有佛法，何处不佛国？内心无佛法，天堂亦是地狱。自从接触了禅宗和大的佛家思想以后，我的心更清净，心中没有那么多无谓的担忧，看淡了很多东西，包括感情、金钱、地位等等所有名利。以一种佛的心态去平等地观察世界，体验世间的种种感受，心中多一份善念，脑中少一点杂念。世间的一切，包括人的自身在内，都不是永恒的，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过而已，所以，你若想牢牢地抓住，可能失去的更快。物质变化的是形式，而其内在能量可能并不改变。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如果你想的太多，往往会有更多苦恼。世界上本来没有那么多苦恼，都是因为人的思虑太多而引起，都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而产生。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看清得失无常这个道理，放开心态，自然没有那么多苦恼。苦难是培养一个人的最好大学。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历苦难的磨练，以另一种视角看待苦难，这个人以后丰收的绝对不只是物质的丰裕，还有精神上的充实。 《庄子》阐述人要清净无为，以一种谦虚的心态去迎接世界出给你的人生难题。佛家则讲究“空”和禅无，也是一种低调的姿势去战胜种种困难。人的清净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是心灵清净，但态度要努力进取，知道自己的处境，积极奋发向上，按照事物本来的发展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要逆着事物的规律去行为，这也就是顺天道而为。惟有顺乎天道，才有可能成功。顺天则成，逆天则败。天要你存，你不存都得存，天要你灭，你不灭都得灭。佛家的空和无，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状态，有和无，实和空，都只是一种状态而已。比如一个玻璃杯在你面前，里面没有装水，那是空的，但是里面有空气，你却看不到空气，总不能因为你看不到空气而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吧？一个真正谦虚的人，一个真正心怀天下的人，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才有那么多历史圣哲和文臣武将为后人所称道，袁崇焕即是明显的一例。别人对你好，对你真诚，你不要把别人当作是一个好好先生，啥都不懂的马大哈。有些人，是真正掌握大道的人，就象我最喜欢看的小说《尘埃落定》里的主人公二少爷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和独特的常人所没有的慧眼，可以准确地把握趋势和预见未来，但是他某些时候的表现却很难为常人所包容，总认为他不伦不类，愚笨，或许，这也是大智若愚的真正表现吧：这样的人，由那些聪明人看起来，真的是啥都没有，没有一样特长，没有一点优势，也没有一点别人羡慕的地方。 有人说，庄子的态度是消极的，避世的，佛家的思想也是消极的，避世的。这其实都是一种误解。庄子的思想是一种可入世也可出世的思想，总体还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其主题在于入世，在于警醒世人，在于引导世人更积极地生活。庄子嬉笑怒骂，目的不在于骂人，而在于揭示事实，在于阐述道理。庄子从修身，养生，内修素质，外治天下，内圣外王的次序阐述一个人应该怎样地作为，怎样地为人处世，怎样地艺术地文明地高雅地去生活和开创自己的事业治理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下。名利，得失，生死，所有的一切，庄子都已看透。人，就是要快乐地活着，从大地中来，到大地中去，最终都是化为大地。快乐，与财富多少无关。种什么瓜，结什么果；你怎样对人，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重视生命，重视健康，重视这个世界。同样，佛家以慈悲为怀，讲究众生平等，内心平静，处处是佛国，所以，真正有了佛的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宁静，这正是一种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处事方法。佛心是对众生怜悯，悲众生之苦，痛众生之不悟。名利，得失，生死，在佛家看来，都是红尘中给人带来种种烦恼的源头，也是人最容易产生欲望的源头，贪嗔痴，都与此相关。佛家倡导重视生命，自视内心，检讨自己的言行过失，反省自己的内心，宽容，圆满自己的智慧，驱除内心的孤独，即使是在苦境中也要快乐地生活。总之，庄子思想与佛家思想都是追求人的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澄净，追求一种包容的心态，追求一种豁达的心境和温和的处事态度。 佛道本一体，我喜欢庄子的豁达，我也喜欢佛家的宽容。平静的心态，豁达的心境，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的生活态度，这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
“一蓑烟草任江平” 时间的流逝，淡涤旧迹，仅留下微漠的平淡与悲哀。濮水之边，你翩然而去，仅留下楚使的瞠目与叹息。 或喜甜甘之味，或爱亦苦亦甜的刺激，谁人如你——— 庄子，淡泊一切，与道合而为一，只偏执着那淡淡的清白。 当一种美，美得让人无所适从，也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一种平淡，淡得让人无从品味，也只好叹之惜之，赞之赏之。你甘于淡泊，乐于平淡，自得于平淡，只愿在梦中化蝶而逍遥，只愿随那盘旋而上的鹏者浮游于天地，不愿累于国事，不愿牵绊于尘世，你就如同那甘之如饴的淡淡而香的矿泉之水，给人以绝境逢生，给人以平静致远，给人以超脱外物，我想要触及你的衣襟，却在指尖碰触了清而澈，凉而柔的泉水，原是这般滋味。 无奈我摆脱不了那甜的诱惑，忘却不了那或苦或甜的香醇，只好在无路可走之时，望见你那平静如水的双眸，澄澈至极，悠悠远远，望断天涯路。 我以为你是孤独的，你却告诉我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惠子的离去并未换来你的嗥啕此类，原来你早已看透了生死，望穿了红尘。何以赞美你的平淡，我早已词穷。 念往昔，繁华竞逐。你依旧逍遥游于世外，参透大自然的无穷。世界不过是你的主观产物，甚至你了解了河鱼之乐，蝶舞之愉，螳螂之负，摇曳而去，穿梭于泥潭之中，何去在乎那权势之争，谁言非要承受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氤氲之间，明月可掇，你在清风夜唳之中独自守望那明月，以至于在人们高枕无忧之时那皓白之月不会迷失——— 只因你这颗平淡的心相追逐。世人笑你疯癫，你淡漠的眼神却摄人无语，恍然大悟你淡淡的泉水般的哲理如此深邃，你却早已悠然飘远。 对你唯有惊鸿一瞥，却窥见了一种平淡致远的处世态度，淡罢，淡罢，绝不为万物所主宰，我独逍遥于濯浊之外，蝉蜕去拖累，只愿抱明月而长终。江边一蓑烟草，一片缟素。 教我如何追寻你的步伐，那美至于无所适从的精髓；教我如何触及你的衣襟，那平淡而超然的态度。 这便是你吧，淡淡如泉水，你偏执的追逐，泉边那飘扬的一片缟素，是为你而起的飘渺之歌。
我眼中的老子。从古至今，老子的德育思想一直贯穿着我们对孩子乃至对自身的教育，老子先生通过他毕生的经历和学识总结出的一套老子教育思想浓缩成了精华，得以传承这么多年，同时充分的体现在教师的教学方法中。在高中政治教学当中，老子德育思想在其中充当着一定的启示性作用。即使我国教育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创新，但是很多传统的优秀教育思想依然渗透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当中。老子的德育思想对现如今的高中政治教学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同时为高中政治教学的顺利开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古代文化悠久历史的不断传承，我国文化底蕴和道德思想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传承。古代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这些道德文化底蕴深厚的伟大人物的影响，且我国对于国民的文化道德和综合素质培养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同时对于学生高中政治教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提高进行了高度的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道德思想做到了文化的传承。同时还要做到不能够将我国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思想遗弃，因为那都是老一辈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经过毕生的经验总结留下来的珍贵的宝物，为我们今后的道德思想上的政治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来源：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