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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长调艺术风格特点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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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长调艺术风格特点研究论文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过蒙古族的音乐了,对蒙古族的音乐也不是特别的陌生。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就是地广人稀的,加上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因此,会让他们对于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的一种艺术文化。那么现在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吧。 长调的艺术特色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 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长调的传承与发展 在长调艺术史上,长调艺术大师可谓代代辈出。一代歌王哈扎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声于国内外,其《小黄马》高音区的演唱令人拍案叫绝。1955年,“长调歌王”宝音德力格尔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金牌,倾倒世界级音乐大师与各国青年。评委之一、着名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称其是“罕见稀有的民音女高音”。 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尔多斯长调民间歌手扎木苏震惊了北京舞台,在音乐理论界、声乐界、教育界引起轰动和惊叹。许多专家高兴地称赞为“草原美声唱法”,他被请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着名声乐大师沈湘亲临现场聆听他的演唱。20世纪90年代初,80多岁的扎木苏歌喉依旧,充分显示出坚实而科学的歌唱功底。这充分说明,长调演唱艺术不仅有它独特美学本质及其风格,而且具有独特而科学的歌唱技术。 同时,蒙古族长调民歌也是一种跨境分布的民族文化,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是蒙古族长调民歌最主要的文化分布区。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荣列榜中。中蒙两国联合申遗的成功,足以显现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不可估量的艺术性及世界性的价值。

蒙古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并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蒙古族长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 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歌唱生活,赞美自然,抒发胸怀,祈祝未来。这个古老而又有时代特征的音乐形式经过广大的蒙古族民众和卓越的歌手一代又一代传唱至今。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那优美舒缓的旋律和雄浑壮阔的格调构成深邃的意境,无愧为蒙古族音乐之魂。 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长调也要有新的发展。所以研究、提高和推广长调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蒙古族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我们只有勇于探索、开拓长调演唱的新方法,才能使这一民族音乐瑰宝绽放出奇光异彩,使之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欣赏,才能使长调这一辉煌的传统艺术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永久流传下去。 现在,虽然演唱长调的人日益增多,但大多数人在演唱方法上囿于传统之中,也就是说长调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科学的演唱方法和教学理论体系。一些演唱家也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求在长调的演唱方法上进行改革。但是,其进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长调演唱实践和理论教学之需要。探索蒙古族长调的科学演唱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规律可循,我们只有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谈其发展变化。歌唱家的风采不仅仅表现在舞台上、广播电视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演唱风格和音乐特点。本文通过分析他们演唱风格和演唱方法中的异同,以期探索出他们的演唱规律,寻求发展长调的新途径。 A.第一代歌唱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时代。 他们是上个世纪老一代蒙古族歌唱家,是活跃于蒙古族民间的演唱长调的巅峰人物。他们分别演唱过《轻快的走马》、《辽阔的草原》等长调曲目。他们从小生活在草原,心中自有一种能与草原沟通的语言,那便是长调。他们的演唱方法是自然形成的,运用丹田呼吸法,利用头腔和鼻腔产生共鸣,使声音听起来位置*前。 这种演唱方法,是他们长期演唱实践中逐步探索、反复琢磨和积累而形成的,其中有着丰富的蕴含。但在许多方面对之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以致未能形成系统的传授方法,他们往往依*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授他们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调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应该对老一辈歌唱家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研究,以解决掌握长调演唱技巧难的问题。 B.第二代歌唱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金花、拉苏荣、德德玛。 他们的演唱歌曲有所不同,有的演唱民歌,有的演唱长调。在演唱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并各有其特点,有的属于纯民歌演唱方法,有的是纯民歌演唱法糅进科学发声演唱方法,还有学院派介入长调演唱方法的。现分别简述如下。 金花:她以演唱民歌而著名。将伊克昭盟民歌的演唱风格融进了歌曲演唱中,演唱了许多创作歌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像我们所熟知的歌曲《乳香飘》、《金杯》等就是以伊克昭盟民歌韵味的演唱手法来演唱的。使人听了耳目一新,为蒙古族音乐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拉苏荣:他是继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长调演唱家,已故乌兰夫副主席曾经称他为“内蒙的小哈扎布”。在学习和实践中,他在掌握了传统的长调演唱技能的基础上借鉴了科学的发声方法,这是长调与科学发声方法结合的新探索,给长调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圣主成吉思汗》、《金色的边疆———我的家乡》等优美动听的长调和创作歌曲。另外他还为蒙古族著名艺术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撰写传记,记录两位艺术家的生活、人生经历和他们卓越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了解认识蒙古族音乐文化及其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德德玛:她在专业学院系统学习科学发声方法和音乐技能之后,进入蒙古族长调和民歌演唱领域,《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她的代表作。她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她的演唱铺平了道路,为长调音乐增添了更多更新的魅力,成为我们研究、改进长调音乐演唱方法的典范。 C.第三代歌唱家阿拉泰、那顺、朝鲁是第三代歌唱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在高等音乐学院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毕业后接触并演唱民歌和长调。 阿拉泰、那顺:他们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专门学习民族唱法。后来接触到蒙古族民歌和长调歌曲,分别演唱《小黄马》、《雕花的马鞍》等歌曲,获得成功。 朝鲁: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演唱了大量的西洋歌剧和歌剧片断,例如歌剧《图兰多》、《艺术家生涯》,咏叹调《今晚不能入睡》、《你这冰凉小手》等。毕业后演唱了许多长调歌曲,如《辽阔的草原》、《山峰》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把长调与美声唱法科学地结合起来,摸索出自己的演唱风格,既保持了长调的民族特色,创新了演唱技巧,又提高了长调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类歌唱家的特点是他们通过在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学习、深造,掌握了科学的发声方法,在演唱长调时将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巧妙地与长调演唱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蒙古族长调学院派演唱方法及风格的基础。他们促使民族声乐艺术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从而赋予这一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这三代歌唱家代表了近代以来蒙古族民族声乐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传统演唱法时代,多种演唱形式并存的时代,还是后来的学院派演唱法时代,歌唱家们对蒙古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A、C时代的演唱方法有他们的倾向性,A是自然形成的传统演唱法,C是学院派演唱法,而B时期的演唱法却形式多样,具有交替和过渡性质。由此可见,长调演唱风格的必然走向应该是学院派演唱法。 长调演唱艺术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就这一点来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对蒙古族长调演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西方音乐艺术源于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和唱诗班,其内容是赞美上帝的伟大和博爱,上帝创造世界的鬼斧神工和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庄严、救生的圣乐传统。到17世纪中叶,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在西方圣乐的传统中融进了大量人文主义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并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民间智慧的营养,产生和发展出意大利崭新的音乐形式。作为真正意大利美声唱法,从佛罗伦萨社的歌剧诞生开始,到那波里学派,已把意大利美声唱法推向高峰,是经意大利几代人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充分地展示和发挥出歌唱技巧的功夫。如果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意大利人的努力,美声唱法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创出称雄世界的鼎盛局面。 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发展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们期待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蒙古族声乐艺术,从自然音乐艺术开始进入理论化、科学化和具有实践过程的改革之路。我们主张在学习长调时首先经过一个学习科学发声方法的训练阶段,然后再进入长调演唱,将科学的发声法与传统的民族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崭新的声乐演唱与普及的道路,创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长调演唱培养方法。 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继承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都是在吸收、借鉴、融合中得到发展的。作为蒙古民族艺术瑰宝的长调,要使它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使之跻身于世界艺术的巅峰行列,就有必要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确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先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使其在传承、提高与普及上有一个新的飞跃。蒙古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并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蒙古族长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 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歌唱生活,赞美自然,抒发胸怀,祈祝未来。这个古老而又有时代特征的音乐形式经过广大的蒙古族民众和卓越的歌手一代又一代传唱至今。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那优美舒缓的旋律和雄浑壮阔的格调构成深邃的意境,无愧为蒙古族音乐之魂。 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长调也要有新的发展。所以研究、提高和推广长调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蒙古族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我们只有勇于探索、开拓长调演唱的新方法,才能使这一民族音乐瑰宝绽放出奇光异彩,使之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欣赏,才能使长调这一辉煌的传统艺术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永久流传下去。 现在,虽然演唱长调的人日益增多,但大多数人在演唱方法上囿于传统之中,也就是说长调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科学的演唱方法和教学理论体系。一些演唱家也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求在长调的演唱方法上进行改革。但是,其进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长调演唱实践和理论教学之需要。探索蒙古族长调的科学演唱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规律可循,我们只有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谈其发展变化。歌唱家的风采不仅仅表现在舞台上、广播电视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演唱风格和音乐特点。本文通过分析他们演唱风格和演唱方法中的异同,以期探索出他们的演唱规律,寻求发展长调的新途径。 A.第一代歌唱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时代。 他们是上个世纪老一代蒙古族歌唱家,是活跃于蒙古族民间的演唱长调的巅峰人物。他们分别演唱过《轻快的走马》、《辽阔的草原》等长调曲目。他们从小生活在草原,心中自有一种能与草原沟通的语言,那便是长调。他们的演唱方法是自然形成的,运用丹田呼吸法,利用头腔和鼻腔产生共鸣,使声音听起来位置*前。 这种演唱方法,是他们长期演唱实践中逐步探索、反复琢磨和积累而形成的,其杏凶欧岣坏脑毯�5�谛矶喾矫娑灾�茨芙�猩钊氲睦砺厶教?以致未能形成系统的传授方法,他们往往依*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授他们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调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应该对老一辈歌唱家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研究,以解决掌握长调演唱技巧难的问题。 B.第二代歌唱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金花、拉苏荣、德德玛。 他们的演唱歌曲有所不同,有的演唱民歌,有的演唱长调。在演唱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并各有其特点,有的属于纯民歌演唱方法,有的是纯民歌演唱法糅进科学发声演唱方法,还有学院派介入长调演唱方法的。现分别简述如下。 金花:她以演唱民歌而著名。将伊克昭盟民歌的演唱风格融进了歌曲演唱中,演唱了许多创作歌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像我们所熟知的歌曲《乳香飘》、《金杯》等就是以伊克昭盟民歌韵味的演唱手法来演唱的。使人听了耳目一新,为蒙古族音乐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拉苏荣:他是继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长调演唱家,已故乌兰夫副主席曾经称他为“内蒙的小哈扎布”。在学习和实践中,他在掌握了传统的长调演唱技能的基础上借鉴了科学的发声方法,这是长调与科学发声方法结合的新探索,给长调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圣主成吉思汗》、《金色的边疆———我的家乡》等优美动听的长调和创作歌曲。另外他还为蒙古族著名艺术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撰写传记,记录两位艺术家的生活、人生经历和他们卓越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了解认识蒙古族音乐文化及其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德德玛:她在专业学院系统学习科学发声方法和音乐技能之后,进入蒙古族长调和民歌演唱领域,《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她的代表作。她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她的演唱铺平了道路,为长调音乐增添了更多更新的魅力,成为我们研究、改进长调音乐演唱方法的典范。 C.第三代歌唱家阿拉泰、那顺、朝鲁是第三代歌唱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在高等音乐学院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毕业后接触并演唱民歌和长调。 阿拉泰、那顺:他们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专门学习民族唱法。后来接触到蒙古族民歌和长调歌曲,分别演唱《小黄马》、《雕花的马鞍》等歌曲,获得成功。 朝鲁: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演唱了大量的西洋歌剧和歌剧片断,例如歌剧《图兰多》、《艺术家生涯》,咏叹调《今晚不能入睡》、《你这冰凉小手》等。毕业后演唱了许多长调歌曲,如《辽阔的草原》、《山峰》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把长调与美声唱法科学地结合起来,摸索出自己的演唱风格,既保持了长调的民族特色,创新了演唱技巧,又提高了长调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类歌唱家的特点是他们通过在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学习、深造,掌握了科学的发声方法,在演唱长调时将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巧妙地与长调演唱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蒙古族长调学院派演唱方法及风格的基础。他们促使民族声乐艺术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从而赋予这一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这三代歌唱家代表了近代以来蒙古族民族声乐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传统演唱法时代,多种演唱形式并存的时代,还是后来的学院派演唱法时代,歌唱家们对蒙古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A、C时代的演唱方法有他们的倾向性,A是自然形成的传统演唱法,C是学院派演唱法,而B时期的演唱法却形式多样,具有交替和过渡性质。由此可见,长调演唱风格的必然走向应该是学院派演唱法。 长调演唱艺术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就这一点来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对蒙古族长调演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西方音乐艺术源于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和唱诗班,其内容是赞美上帝的伟大和博爱,上帝创造世界的鬼斧神工和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庄严、救生的圣乐传统。到17世纪中叶,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在西方圣乐的传统中融进了大量人文主义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并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民间智慧的营养,产生和发展出意大利崭新的音乐形式。作为真正意大利美声唱法,从佛罗伦萨社的歌剧诞生开始,到那波里学派,已把意大利美声唱法推向高峰,是经意大利几代人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充分地展示和发挥出歌唱技巧的功夫。如果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意大利人的努力,美声唱法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创出称雄世界的鼎盛局面。 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发展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们期待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蒙古族声乐艺术,从自然音乐艺术开始进入理论化、科学化和具有实践过程的改革之路。我们主张在学习长调时首先经过一个学习科学发声方法的训练阶段,然后再进入长调演唱,将科学的发声法与传统的民族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崭新的声乐演唱与普及的道路,创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长调演唱培养方法。 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继承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都是在吸收、借鉴、融合中得到发展的。作为蒙古民族艺术瑰宝的长调,要使它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使之跻身于世界艺术的巅峰行列,就有必要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确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先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使其在传承、提高与普及上有一个新的飞跃。 !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蒙古长调的表演者穿蒙古长袍,配以马头琴音乐,讴歌母爱、赞美生命、诉说爱情,以真声唱法为主,是最接近自然的声音.在蒙古长调里,除了旋律本身所具有的华彩装饰(如前依音、后依音、滑音、回音等)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形成的旋律装饰,蒙古语称为“诺古拉”,可译为“波折音”,即发声时,配合口与咽腔的复杂动作,发出类似颤音的抖动效果,一般抖动两三次,诺古拉对形成蒙古长调的独特风格具有重要作用。“蒙古长调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可以即兴发挥,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它以思念、赞赏的歌曲为主,大多数都是描写草原、牛羊、白云等,尤以唱马的歌曲最多。”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草原音乐“活化石”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 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 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 感悟。 蒙古族长调艺术大师拉苏荣介绍,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是相 对短歌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久远之意。据考证,在蒙古 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蒙古族长调的产生与蒙古族游牧生活有关,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 、骏马、骆驼 、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拉苏荣说,长调在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他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蒙古人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长调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是民族识别的标志。你可以不懂蒙语,却无法不为蒙古族长调所动容,因为那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直接倾诉。 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认为,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长调产生于蒙古民族生产方式由以猎为主转到以牧为主的过程,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以夺为主转到以养为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 拉苏荣说,作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长调是一种历史遗存下来的口传文化,堪称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千年绝唱几近灭绝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哈扎布是唯一掌握所有长调技术的歌手,是草原传统声乐流派的杰出代表。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蒙古族长调歌曲的演唱方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草原声乐学派,被乌兰夫称赞为“人民的歌唱家”。哈扎布曾培养了拉苏荣、胡松华、德德玛等著名歌唱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演员,并于1995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的“歌王”称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蒙古族长调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没有留下一张完整唱片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27日病逝。而他生前编写整理的有半人多高的380首长调唱片,均在文革期间被销毁。即便是他所擅长的潮尔道(长调的一种)现今也几近灭绝。长调是一种靠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因地域的不同和演唱者的差异,形成了众多的风格。所以,长调常“附着”在传承人的身上。 可近十几年来,随着一些著名长调演唱艺人相继离世和“马背民族”走下马背,长调诞生的原生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马背上的千年绝唱及一些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方法濒临失传。内蒙古民间演唱长调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度繁荣的东土默特部、科尔沁部、蒙郭勒斤部长调已基本消失,只有极少数老人、专门研究人员略知一二。而能够唱阿拉擅长调民歌的艺人不足百人,而且都上了年纪,也没有系统地盘点过长调流派的“底数”。此外,缺乏全面深入的长调民歌理论、演唱技巧和课堂教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从事长调艺术研究的理论人才凤毛麟角,研究的领域及水平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相比差距极大。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蒙古族长调保护工作机构,并设立专门的长调院校,加紧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研究和保护,改变长调口头传承的历史。 蒙古歌曲分为两个主要品种,其一是乌日汀道或称“长调”,其二是“短调”(boginoduu)。作为与盛大庆典、节日仪式有关的表达方式,长调在蒙古社会享有独特和受人推崇的地位。婚礼、乔迁新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交活动和宗教节庆仪式上,都能听到长调的演唱。包含摔跤、射箭和马术比赛的狂欢运动会“那达慕”大会上,更能听到长调。长调是抒情歌曲,由32种采用大量装饰音的旋律构成,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的爱情、亲密的友谊,表达人们对命运的思索。它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式。上行旋律节奏缓慢稳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泼的三音重复句式,这来自对草原生活步调的模仿。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长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3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已有记载。直至今日,长调仍保留着丰富的不同地域的风格。蒙古国和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表演和当代音乐创作中,长调都扮演着主要角。

13世纪,蒙古人改变了世界格局; 21世纪,蒙古人依然能够改变世界格局!

蒙古族舞蹈风格特点的研究论文

蒙古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都能够以舞蹈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它传播着民族文化的符号。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中国藏族民间舞蹈的动作特征,欢迎阅读!

一、蒙古族民间舞蹈的起源

任何一种舞蹈的产生都不是历史偶然的选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需要载体,而舞蹈作为一种灵动、活泼的表现载体,在文化传承上有着深刻的体现。蒙古文化是几千年的草原文化,同时还具有西方文化的元素,还融合了汉文化元素,同时草原骑兵的出现,就更有利于蒙古族舞蹈深入群众,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民间舞蹈的发展。

二、蒙古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色

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一般说来,凡属在草原上流传的娱乐性舞蹈,队形都以圆圈型、横排等为主,舞蹈动作简单易学,有的舞蹈仅仅由一两个动作构成,即使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的客人也能够随学随跳,很快融入到舞蹈中去。这种舞蹈都是草原儿女真情的流露,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但是每一种舞蹈都有其风格特色,这种特色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的,都生动的体现出草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对美丽祖国的深深热爱。

1、欢快明朗的风格

在忙碌的生活中,蒙古人民总是拥有一颗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所以他们的舞蹈总是体现他们的快乐,而很少会去表现他们的忧伤。这一特色通过“筷子舞”生动的展现出来,,一般在喜庆的节日里,男性演员一般都会做单人表演。舞者采用半蹲的姿势,右手拿一把筷子,然后一边唱歌一边用筷子敲击手掌、腰部等部位,从而将这种欢快明朗之美展现出来。有时侧边旋转边敲击地面,时而双膝脆下,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因而这种舞蹈更显得欢快明朗,从而将蒙古人民的热情、豪迈及开朗的民族特性全部展现出来。

2、纯朴豪放的风格

纯朴是对蒙古人民美好品质的写照,而豪放是蒙古族人民性格的体现。蒙古人民将自身的这种特性通过“安代舞”完全表现出来。此舞在旧时常常被迷信色彩所渲染。这是一种由几个人一起表演的舞蹈,在表演中队形呈圆形,表演者中没人手执一巾,一人领唱,然后其它表演者和唱,这种舞蹈没有固定的`歌词,只是根据当时表演的兴致编出歌词。新中国成立后,此舞用来表现蒙古族人民欢欣雀跃的高涨情绪。这种舞蹈融合了温、敏、柔、韵等为一体的动作形成欢快盛大的场面,把草原儿女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推向了极致。

3、典雅含蓄的风格

蒙古人民不仅是一个豪放的民族,他们也有相对温柔的一面,仍然会以礼待人。这种特色主要通过“盅碗舞”表现出来,该舞以“盅”、“碗”为道具得名,是蒙古族在宴聚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舞蹈之一,牧民们只要一高兴就拿起酒盅、碗盘之物,就跟随着歌曲和乐普的节奏,就开始跳起此类的舞蹈了,从以后开始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情调别致、风韵独特的舞蹈现象。“盅碗舞”的动作没有固定的只要、把握好最基本动作和击盅归律之后,舞者们就开始现场发挥自己的舞姿了,情绪越到高潮,动作和舞姿的变化也就越来越丰富多彩,充分展现出舞者的技艺、智慧和民间舞蹈丰富、灵活、多变的特性,并采用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舞蹈的曲调,表现出蒙古人民典雅、含蓄的风格。

4、机智果敢的风格

机智果敢也是对蒙古人民思想性格的写照,他们将这种思想性格融入舞蹈,从而形成了具有很强思想意思的“牛头虎舞”,这种舞蹈于“翁牛特旗乌兰板”及“巴嘎塔拉”地区,距今已达200多年历史,此舞动作猛烈,形象逼真,整套舞蹈将牛之倔、虎之猛、樵之智表现的入木三分、栩栩如生。群众喜闻乐见。这套舞蹈将樵夫的机智果敢、老虎的勇猛以及牛的倔强全面展现出来。

5、粗犷豪放的风格

粗犷豪放是对蒙古牧民生活的一种表现,他们终日都过着游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很多困难,因而他们总是喜欢不断的挑战,不断的超越自己,以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摔跤舞”,这种舞蹈是北方民族中的面具舞。表演者伴随鼓乐的节奏,做不同的摔跤动作。表演主要以“地空旋转”、“前后跳跃”等为主,动作非常生动逼真。这种灵活的舞蹈艺术表现形式,将生活的气息生动的呈现给观众。其舞蹈的伴奏音乐也具有结构完整、曲调简洁等特点。相辅相成,互相协作,就像辽阔的大草原上的一匹骏马飞舞着、腾跃着。

从前面对蒙古族民族舞蹈的来源、发生、形成等一系列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从整体大的方面总结来说,蒙古族以头、躯干、下肢来展现舞蹈的艺术形态,它传递民族的本来特性,以形体的展现来呈现本民族文化的优势,同时提升民族自豪感与增强民族凝聚力,将民族文化世世代代传递下去,散播着本民族的文化内容。

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因而形成了蒙古族舞蹈浑厚、含蓄、舒展、豪迈的特点。

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有了高兴事就要跳舞。蒙古族舞蹈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舞步轻捷,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之间洋溢着蒙古人的纯朴、热情、勇敢、粗犷和剽悍,表现了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蒙古族舞蹈与美酒有不解之缘。在民间,几乎有酒必有歌舞相伴,有歌舞也必有美酒助兴。说蒙古族是以歌舞为伴的民族一点都不为过。

扩展资料:

蒙古族舞蹈的种类

1、安代

蒙古族传统民间歌舞。是古代"踏歌顿足"、"连臂而舞"、"绕树而舞"等集体舞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安代的表演形式,在场院里几十、上百人不等,围成大圆圈,圈里由两名歌舞能手对歌对舞,众人呼应踩脚、甩动衣襟伴舞伴唱,形成热烈,欢腾的场面。

2、顶碗舞

鄂尔多斯蒙古族从元代承传下来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新颖,动作优美,气质高雅,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在整个蒙古族民间舞蹈发展史上占居重要的位置。

能歌善舞的鄂尔多斯蒙古人在婚宴和喜庆佳节的聚会上1人或2人头顶茶杯或碗状小油灯或碗,碗里盛满清水或奶酒;双手各拿两个酒盅或一束竹筷在歌声和乐声中翩翩起舞。

3、角斗

流传在自治区以摔跤之乡著称的锡林郭勒草原的一种模拟性舞蹈。由一个人表演两个人摔跤的生龙活虎般的拼搏动态,而且表现得比生活中的摔跤还要生动、灵巧、幽默、滑稽,所以深受群众的喜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蒙古舞

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舞蹈的特点是节奏明快,热情奔放,语汇新颖,风格独特。动作多以抖肩、翻腕来表现蒙古族姑娘欢快优美,热情开朗的性格。男子的舞姿造型挺拔豪迈,步伐轻捷洒脱,表现出蒙古族男性剽悍英武,刚劲有力之美。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传统的马刀舞、鄂尔多斯、筷子、安代、布利亚特婚祀、驯马手、小青马、盅碗舞等,节奏欢快、舞步轻捷,都表现出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纯朴、热情、精壮的健康气质。保留节目有"筷子舞"、"马刀舞"、"驯马舞"、"盅碗舞"、"挤奶员舞"、"鹰舞"、"牧民的喜悦"、"祝福""鼓舞"等。

蒙古长调毕业论文

一、区别

1、流行地区不同

长调流传于牧区,短调民歌流行很广;

短调则流行于半农半牧区。

2、特点不同

长调音调高亢,音域宽广,曲调优美流畅,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而悠长,多采用复合式节拍;

短调曲调简洁,装饰音较少,旋律起伏不大,带有鲜明的宣叙性特征,节奏规范,多采用单一节拍。

3、表达情感不同

长调歌词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而对这些草原特有的景色,只有悠远的长调才能绝妙地加以表现,它感叹自然、讴歌母爱、赞美生命、诉说爱情;

短调表现题材十分广泛,几乎涉及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情歌、酒歌、婚礼歌、祝寿歌、叙事歌、摇篮曲等歌种。

二、区分

可根据长调和短调的不通电,从唱法、歌曲歌词、旋律起伏、节奏、题材等来区分。

三、代表作

长调民歌有流行于阿拉善的《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轮番酒之歌》、《查干套海》、《辞行》、《牡丹梁》等,流行于呼伦贝尔的《辽阔的草原》等,流行于锡林郭勒的《小黄马》、《走马》等,流行于科尔沁草原的《威风矫健的马》、《思乡曲》等。

比较著名的短调民歌是《白色的远山》、《黄骠马》、《锡巴喇嘛》、《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嘎达梅林》、《森吉德玛》、《诺文吉娜》、《乌云珊丹》、《龙梅》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短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长调

悠扬、欢快、原生态。腾格尔、格桑多吉、卓玛最为突出。

我就是内蒙的,感觉内蒙长调就是瞎嚎

但愿如下对你能有所帮助: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是相对短歌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久远之意。据考证,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长调是蒙古语“乌日汀哆”的意译。“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也将其直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等。“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一种形式,蒙古族民歌分为长调和短调。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字少腔长是其一大特点。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作为与盛大庆典、节日仪式有关的表达方式,长调在蒙古社会享有独特和受人推崇的地位。婚礼、乔迁新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交活动和宗教节庆仪式上,都能听到长调的演唱。包含摔跤、射箭和马术比赛的狂欢运动会“那达慕”大会上,更能听到长调。长调是抒情歌曲,由32种采用大量装饰音的旋律构成,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的爱情、亲密的友谊,表达人们对命运的思索。它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式。上行旋律节奏缓慢稳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泼的三音重复句式,这来自对草原生活步调的模仿。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及2007年10月24日,我国的首颗绕月卫星“嫦娥一号”搭载了三十余首歌曲奔赴太空,其中有一首是蒙古族长调民歌《富饶辽阔的阿拉善》。.短调民歌。与长调民歌明显不同的是,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式或四句式,节拍比较固定。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点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短调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往往是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流行的有《锡巴喇嘛》、《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等。 短调民歌流行在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及自治区其他农业和半农半牧区的民歌,都是短调民歌。短调民歌也叫爬山调,山曲儿,多用汉语演唱。所以,不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喜欢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喜欢唱这种山曲儿。� 在蒙古族民歌中,有很多长篇叙事的歌,如著名的《嘎达梅林》,它叙述了英雄嘎达为了蒙古人民的牧场,为了牧人的生存,同达尔罕王和反动军阀张作霖斗争的故事。短调还有:敖包相会等。

蒙古族文化研究论文

蒙古族饮食文化 蒙古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多分布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等省区。自古以畜牧和狩猎为主,被称为“马背民族”。蒙古族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得”,意为“红食”。奶制品一向被视为上品。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最具特色的是剥皮烤全羊、炉烤带皮整羊,最常见的是手扒羊肉。蒙古族吃羊肉讲究清煮,煮熟后即食用,以保持羊肉的鲜嫩。喜食炒米、烙饼、面条、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食品。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 多数蒙古族人能饮酒,多为白酒、啤酒、奶酒、马奶酒。蒙古族民间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是“年节”,也称“白节”或“白月”。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全家团聚吃团圆饭、喝团圆酒;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五过春节,称为“大年”,三十晚上要守岁,除夕户户都要吃手扒肉,也要包饺子、制烙饼。初一的早晨.晚辈要向长辈敬“辞岁酒”。一些地区,夏天要过“马奶节”。节前家家宰羊做手扒羊肉或全羊宴,还要挤马奶酿酒,节日里,牧民要用最好的奶制品招待客人。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劳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游牧民族特有的饮食文化.其中传统的食品主要以白食即奶食制品;红食即肉制食品为主.而白食和红食在制作过程中,多采用一些非常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传统工艺.每种食品在品尝时,再配以蒙古族待客的传统礼仪,使蒙古族的饮食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蒙古族的饮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部分。蒙古早期曾从事狩猎,主要以猎获物为食品。从事畜牧业后,既吃猎获物,也吃家畜的肉和奶o《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鞑靼人完全以肉食和乳品作食物,一切饮食来源都是他们狩猎的产物o”长期以来,特别是牧区蒙古族的传统食品主要为肉食品、奶食品及饮料。蒙古族的饮食: 大致分为奶食、肉食、粮食三种。奶食中又分为食品和饮料。食品有白酥油、黄酥油、奶皮子、奶豆腐、奶酪、奶果子等;饮料有奶茶、酸奶、奶酒等。牧区蒙古族以肉食和奶食类为主,以粮食为辅。一日三餐,重视早餐和晚餐。早上通常奶茶泡炒米,再加少许奶皮、奶豆腐等;晚上多吃羊肉混汤面、鲜奶面饼或手扒羊肉。喝奶茶不分饭前饭后,只要想喝或客人来,一天都不断。肉食以羊肉、牛肉为主。羊肉的吃法有“手扒肉”、羊背子、烤全羊等,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佳肴。其中蒙古族“手扒肉”,选用肥嫩的小口羯羊肉制成,用清水煮成七八分熟即可食用。可用手拿着吃,或用蒙古刀剔着吃。肉质鲜嫩,味美可口,易于消化,是蒙古族牧民常用的待客佳品。而蒙古族肉食招牌菜烤全羊是从元代宫廷燕飨继承下来的一种整羊宴。在清代颇受清廷青睐并称“诈马宴”,常招待蒙古王公。清乾隆帝曾大发诗兴,作诗赞美此宴。“诈马”即蒙古语“珠马”或“招木”的异译,指的是用蒙古族传统的屠宰法杀之后,热水煺毛,去掉内脏,收拾干净的白条绵羊烤制的一道名菜。其色、香、味、形俱佳,是蒙古肉食中最讲究烹调技艺的上乘大菜。 据《元史》记载,十二世纪时蒙古人“掘地为坎以燎肉”。到了元朝时期,蒙古人的肉食方法和饮膳都有了很大改进。《朴通事·柳蒸羊》对烤羊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元代有柳蒸羊,于地作炉三尺,周围以火烧,令全通赤,用铁芭盛羊,上用柳枝盖覆土封,以熟为度。”这说明不但制作复杂讲究,而且用专门的烤炉。在清代各地蒙古王公府第几乎都用烤全羊招待贵宾,是高规格的礼遇。 清代初康乾年间,北京“罗王府”(即阿拉善王府)的烤全羊,名气就很大,其蒙古族厨师嘎如迪名满京城。从清末明初到新中国成立初,各地蒙古王府中虽有烤全羊,唯有阿拉善王府的烤全羊最有名,因为该王府有一批以胡六十三烤全羊师为首的名厨掌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民政府对蒙古族传统名菜的重视,不但恢复了这道名菜,而且有了许多改进。现在我区财经学院已将烤全羊列为蒙餐课烹调技术中的重要一章。 烤全羊的制作法简单说来,即把“珠马”白条绵羊带头蹄用特备的装置吊好,再将各种调味品放入预先切好的切口和腹腔内,然后在表皮上涂一层食用油,再装入特制烤炉中烤制。大约烘烤三个多小时,便是一只外皮酥香,味美肉嫩的烤全羊了。按照一般规矩,宴席上五道菜后,才把烤全羊置于大盘端来,请宾客观赏之后,再把它端回去,按皮和肉分别切成片或块重新上桌供食用。吃时可随意用合叶饼,夹着肉和大葱、甜面酱等佐料吃,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奶食色白,象征纯洁,蒙古人以白为尊,视乳为高贵吉祥之物,称奶食品为白食。蒙古语作“查干伊德”o其种类主要为黄油、奶皮子、奶酪、奶豆腐、奶油等。在清代,察哈尔八旗是清皇室加工奶食品的基地,其奶豆腐是指定向清宫廷进贡的奶食品。以奶制作的传统饮料主要为奶茶、酸奶、和奶酒。蒙古民族喜欢喝茶,特别喜喝奶茶,奶茶是砖茶与牛奶交融的产物,奶茶又叫蒙古茶。 白(奶食)、黄(茶)、红(肉食)三色描绘的生存空间,构筑了蒙古民族叹为观止的饮食文化,三维一体色彩世界又折射出其附载着丰厚文化内涵的蒙古族独特的饮食器具。蒙古族饮食具极为丰富,它首先要适应奶制品与肉制品为主的饮食结构,而且还要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游牧迁徙并在马背上驰骋颠簸,所以其饮食具需经久耐用,因此,蒙古牧人常用铜制品、木制品及皮制品。这件“鲨鱼皮鞘多用蒙古餐具”极具游牧特点,将筷、勺、刀、叉、镊、签、盅等十六件餐具集于一身o“龙纹银碗”木胎包银,其工艺精湛、图案优美堪称饮食具之上品o‘‘莲瓣箍铜东布壶”其形源于藏族的多穆壶,盛奶或茶。东布壶的种类很多,有银制、铜制和木制,一般铜制居多,结实耐用o“奶豆腐模”为木质,其上雕刻出很多美丽的图案.用它制作出的奶豆腐不仅色香味美,而且其造型也让人赏心悦目,称得上奶食工艺品。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独特的审美天赋与智慧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又追逐着历史赋予其多元文化的深厚内涵。龙纹、八宝纹、祥云纹、莲瓣纹等等,这些印在器物上的符号文化无不蕴涵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经济历史等这个民族所积淀起来的全部群体性质的文化。当精致美观的银碗、多用蒙古餐具与较原始粗糙的奶豆腐模、岩羊角勺并存于同一民族的文化系列时,我们似乎从中透视其在饮食器具上既追求艺术性又讲究实用性的民族特色。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包括其饮食特点与习惯,这些特点与习惯又从不同角度反映着这个民族的血统、经济历史、生存环境,成为民族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蓝白相映的陶瓷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唐朝,学术界称其为“唐青花”和“宋青花”,但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都上都未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元代,青花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成熟的面貌引导陶瓷制造,将中国陶瓷从素瓷带入了彩瓷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甚至对世界陶瓷的烧造也产生过一定影响。追究其现象背后原因,陶瓷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可忽略之外,蒙元统治者蒙古民族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根本动力。 蒙元时代虽历经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其统治者是长期居住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在审美内涵、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蕴含着一种动态性特征的,具有理性、崇高、悲剧、粗犷、雄壮等情致的审美观念,深深地主导了青花瓷器的创烧和发展,对传统审美心理带来冲击、变异和革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的主要特征。 再者,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外交流最活跃的一段时期,这与蒙古民族善于经营、善于吸收、鼓励交流实行一系列开放政策有密切关系,蒙古、伊斯兰、汉、高丽等多民族融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交流互融,是丰富多彩的继唐朝以后又一开放型朝代。这也必然为元青花广纳多民族文化,成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素的艺术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本文欲通过运用历史、考古、艺术、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以元代青花瓷器为研究对象,试从蒙古族审美观念为切入点,结合考古实物、古典文献,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着重从艺术角度来探究元代青花瓷在蒙古族审美观念影响下创烧和发展的原因,同时把元青花瓷艺术的探讨,置于特定的游牧文化背景之上,对元青花瓷器艺术当中蒙古民族的审美体现进行综合性分析。 论文第一部分是对蒙古族审美观念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元青花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宗教因素三个方面探究蒙古族审美观及形成发展。 第二部分梳理分析蒙古族的审美观念在元青花造型、纹饰、色彩等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部分元代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青花瓷的烧造和发展的作用。

蒙古住蒙古包喝的是牛奶或奶茶穿的是用羊毛纺织的衣服,非常保温蒙古包内的家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魏这首千百年来吟颂的民歌,不知令多少人对广阔无垠的草原产生无尽的暇思与向往。自古以来马背上的民族在这块神奇的上地上生息、繁衍,这里是他们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他们不但谱写出咤叱风云震撼世界的传奇历史,也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蒙古民族便是这—文化的集大成者。奶豆腐模具蒙古民族世代生活在草原上,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狩猎,饲养牛、马、羊、骆驼。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使人与草原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牲畜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他们衣、食、住、行的来源,由此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传统饮食以红食、白食为主,红食指肉食,有羊、牛、马肉及其它肉类。羊肉是蒙古族最喜欢吃的食品,羊肉的烹制方法有很多种,最有特色的是手把肉,在食用时,用蒙古刀割、刮、卡、挖、剔。肉香味美,鲜嫩异常,是蒙古族牧民餐中佳品。牛活在寒冷地带的游牧民族为抵御寒冷使身体保持足够的热量,需要摄入含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而畜肉及其它动物肉食正好提供这种需要。白食则指奶食品,大体包括饮料、食品两种。用奶制作的传统食品主要有:白油、黄油、奶皮子、奶豆腐、奶饽饽等。传统饮料有奶茶、酸奶子和奶酒。奶茶是蒙古族牧民最喜爱的不可缺少的饮料,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酸奶子则由于其富有营养和滋补作用成为牧民喜爱的饮料。蒙古族牧人为了抵御风寒,自古就有饮酒的习俗,而奶酒最受牧民的喜爱。在奶酒中,最负盛名的是马奶酒,据史书记载,蒙古族从部落联盟开始就酿造马奶酒。马奶酒醇香浓烈,营养丰富,在牧民心中是一种圣洁的饮料。奶食品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是上等的食品。在款待客人及逢年过节的喜庆宴会上,先端上各种奶食品请大家品尝;在婚丧嫁娶各类仪式上,都要请老人端着鲜奶祝贺;在家人出门远行时,要向其所走的方向抛洒圣洁的奶汁,祝福他一路平安。蒙古民族多从事畜牧经济,过着“人随畜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每年要迁徙两次,夏择水草畅旺之地,冬择背风向日之区。为了便于游牧,蒙古人多居住传统的毡幕——蒙占包。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独创的适合游牧生活的建筑杰作。蒙古包由“哈纳”(墙部)、“陶脑”(天窗)、“乌尼”(顶部竿)、门、柱、外包毡子、牛毛绳等构成。由于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蒙古民族在利用蒙古包包内空间和方位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制。包中央为神圣的火位,不可侵犯。西面是男子坐位,东面为妇女坐位,东南放水、奶及餐具;弓箭、猎枪等狩猎式具则放在西北方向。蒙古包冬暖夏凉,搭拆迅速,搬迁轻便。它随着四季的变换,随着蒙古牧民的迁移,在茫茫草原戈壁上移动,这里曾孕育出无数美妙的传说和史诗。它是蒙古高原的命脉,它给这片辽阔的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蒙古民族多从事畜牧经济,过着“人随畜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每年要迁徙两次,夏择水草畅旺之地,冬择背风向日之区。为了便于游牧,蒙古人多居住传统的毡幕——蒙占包。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独创的适合游牧生活的建筑杰作。蒙古包由“哈纳”(墙部)、“陶脑”(天窗)、“乌尼”(顶部竿)、门、柱、外包毡子、牛毛绳等构成。由于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蒙古民族在利用蒙古包包内空间和方位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制。包中央为神圣的火位,不可侵犯。西面是男子坐位,东面为妇女坐位,东南放水、奶及餐具;弓箭、猎枪等狩猎式具则放在西北方向。蒙古包冬暖夏凉,搭拆迅速,搬迁轻便。它随着四季的变换,随着蒙古牧民的迁移,在茫茫草原戈壁上移动,这里曾孕育出无数美妙的传说和史诗。它是蒙古高原的命脉,它给这片辽阔的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勒勒车是蒙古族的主要运输工具,它是适应草原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而创造出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勒勒车主要用来拉水、运送燃料,搬运蒙古包。每当牧民迁居或聚会时常常是几十辆勒勒车首尾相连,仿佛一条游动的长龙,游弋于茫茫绿海中。在内蒙古西部沙漠地区,骆驼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浩瀚的沙海漫无边际,水草缺乏,沙底松软,骆驼与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访亲问邻、搬迁以及水、粮食、畜产品、日用品的运输都要依靠它,因此骆驼也被牧民誉为“沙漠之舟”、“旱地之龙”。蒙古民族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在生活方式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游牧经济使人们与植物和牲畜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牲畜即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衣、食、住、行的来源。这种游牧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崇拜大自然、顺应大自然、依赖大自然。因而,蒙占民族世代居住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

1、先白后红“白”指白食,即各类乳制品;“红”指红食,即各类肉制品。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意为“红食”。 除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2、以饮为主以饮为主是蒙古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这种习俗的形成与蒙古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形式和饮食特点有关。即奶食、肉食品的营养丰富,喝奶茶时泡上奶食、手把肉等,既解渴又耐饿。

戏曲艺术特点研究论文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魅力。其中旦角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表演艺术会对整体戏曲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加强旦角表演艺术研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戏曲旦角为研究对象,对其表演艺术的特征进行了重点探析。

【关键词】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艺术特征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一、旦角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戏曲旦角表演艺术中的基本特征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

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身段技巧的艺术特征

针对戏曲表演者而言,无论是旦角还是其他行当角色,身段也是戏曲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演技法,具体主要是指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舞蹈动作、技巧以及所包含的架势等,如每个表演动作姿势以及前后衔接的动作形式。在演绎戏曲角色期间,要注意对台步移动、眼神运用以及水袖抛与收等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台步、眼神、动作都可以与身段之间进行紧密配合。比如,针对琼剧这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而言,旦角表演中要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形以及优美的身段,尤其是要注意利用身段的表演来充分展现出海南地区一些特有的地域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元素。基于此,对戏曲旦角而言,平时在接受戏曲美术艺术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从肢体语言等身段技巧的训练入手,力求将动态的戏曲表演美感融入到旦角的个人形象中,从性格、情绪以及气质几个方面出发来增强旦角表演的艺术特性。

(三)念白技巧的艺术特征

“念白”也是戏曲表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台词展现手法,也就是所谓的道白或说白。通俗来讲,戏曲中的“念白”实际上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说话,是一种基本的戏曲台词展示形式,也是构成戏曲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与美化处理,最终可以以戏曲艺术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比如,琼剧当中的旦角唱腔就具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琼剧戏曲演员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海南地方的一些独有特征,如要注意灵活地运用念白来对角色的性格特征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展现。所以戏曲旦角必须要注意在提升自身表演能力的同时,从念白方面出发,做好相关念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力求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准确地演绎念白,确保语气与咬文嚼字的准确性,同时确保语气保持隽永的韵味,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增强戏曲旦角的表演效果。总之,旦角是戏曲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角色,其表演效果会对整体的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戏曲旦角而言,必须要注意在平时的艺术训练中做好台步技巧、身段技巧与念白技巧几个关键方面的技巧训练,尤其是要结合旦角表演实践训练活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旦角表演的整体效果。

三、参考文献

[1]阮丹青.戏曲旦角表演艺术特点分析[J].戏剧之家,2018,(12):36-37.

[2]黄霞.如何提升戏曲旦角演员表演能力[J].人文之友,2019,(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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