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魅力。其中旦角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表演艺术会对整体戏曲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加强旦角表演艺术研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戏曲旦角为研究对象，对其表演艺术的特征进行了重点探析。
【关键词】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艺术特征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一、旦角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戏曲旦角表演艺术中的基本特征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
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身段技巧的艺术特征
针对戏曲表演者而言，无论是旦角还是其他行当角色，身段也是戏曲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演技法，具体主要是指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舞蹈动作、技巧以及所包含的架势等，如每个表演动作姿势以及前后衔接的动作形式。在演绎戏曲角色期间，要注意对台步移动、眼神运用以及水袖抛与收等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台步、眼神、动作都可以与身段之间进行紧密配合。比如，针对琼剧这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而言，旦角表演中要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形以及优美的身段，尤其是要注意利用身段的表演来充分展现出海南地区一些特有的地域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元素。基于此，对戏曲旦角而言，平时在接受戏曲美术艺术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从肢体语言等身段技巧的训练入手，力求将动态的戏曲表演美感融入到旦角的个人形象中，从性格、情绪以及气质几个方面出发来增强旦角表演的艺术特性。
（三）念白技巧的艺术特征
“念白”也是戏曲表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台词展现手法，也就是所谓的道白或说白。通俗来讲，戏曲中的“念白”实际上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说话，是一种基本的戏曲台词展示形式，也是构成戏曲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与美化处理，最终可以以戏曲艺术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比如，琼剧当中的旦角唱腔就具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琼剧戏曲演员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海南地方的一些独有特征，如要注意灵活地运用念白来对角色的性格特征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展现。所以戏曲旦角必须要注意在提升自身表演能力的同时，从念白方面出发，做好相关念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力求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准确地演绎念白，确保语气与咬文嚼字的准确性，同时确保语气保持隽永的韵味，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增强戏曲旦角的表演效果。总之，旦角是戏曲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角色，其表演效果会对整体的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戏曲旦角而言，必须要注意在平时的艺术训练中做好台步技巧、身段技巧与念白技巧几个关键方面的技巧训练，尤其是要结合旦角表演实践训练活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旦角表演的整体效果。
三、参考文献
[1]阮丹青.戏曲旦角表演艺术特点分析[J].戏剧之家,2018,(12):36-37.
[2]黄霞.如何提升戏曲旦角演员表演能力[J].人文之友,2019,(11):43.
有着五千年漫长岁月的中华,积淀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这一块孕育悠久历史文化的沃土上,孕育了袖舞这一朵奇葩。作为服饰道具的“袖”,作为表演形式的“袖舞”源远流长。袖舞是中国舞蹈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观的体现,经过历史各时代的艺术加以选择、创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赋予它们新的气韵、新的品格。袖舞成为了独立的舞蹈肢体语言,体现中国古典舞的精神与风貌。 一、水袖、袖舞 (一)水袖、袖舞的概念1.水袖的概念水袖是演员用来进行舞蹈表演的一种服饰文化的舞蹈道具,它既有服饰功能,又兼有道具的属性。水袖通过舞者身体的舞动来带动,就像道具一样具有可操纵性的特点。袖包括袖身和袖体两部分。袖身是指穿在身上的服饰部分,袖体是指接在衣服袖口处向外延长的长袖部分。2.袖舞的概念袖舞是以独具特色的袖作为道具的舞蹈,是一种能够代表中华传统审美特征的典型舞蹈样式之一。袖舞综合了观赏性、技艺性、表现性,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气质精练地反映出中国舞蹈独具韵味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从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艺术价值。 (二)水袖、袖舞的来源“袖”在舞中可以用简约的“长袖善舞”四个字说明。华夏民族的宽衣大袖是袖的源头,经过历史的沉淀,在追求美的同时加以延长与夸张,独具特色的“水袖”就形成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舞中的袖是提炼中国戏曲的“水袖”而成的。那么,“水袖”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水袖的最早的叫法是“水衣”,水衣的袖子随着发展逐渐变长变宽,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袖。因为袖舞动的形态像水波荡漾,所以叫“水袖”。袖舞在这块历史文化的沃土上,不断吸收和继承精华部分再加以创新,才得以发展成熟与完善。 二、水袖的历史发展及当代表演形式的演变 树有根才能生长繁茂,袖舞也有生长和流传的根,它深深地屹立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袖舞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袖的形态和舞的风格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文化的演变发生着变化。它或虔诚与迷狂,或妩媚与婀娜,或纯熟与精美,或逍遥与飘逸,或华贵与端庄,或精练 (一)原始时期水袖的发展在舞蹈艺术起源的远古时期,原始宗教和舞蹈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艺术是宗教仪式的一种手段和活动。中国远古时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巫舞,在中国古文中,“巫”和“舞”两者是相通的,“褎”字是古代“袖”字的写法,从这可以看出,“袖”最初是献祭的仪式舞蹈中一种手执的舞具。从“褎”字看出了以“手”摘“禾”的形象,体现了“禾熟拔其穗”的动态。原始“袖舞”中所执的稻穗是宗教活动中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器物,舞蹈的形态受到了影响,道具和服饰成为中国舞蹈的一大特色。 (二)汉代时期水袖的发展袖舞在汉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史料里记载着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在汉代,长袖的形状分为细长的舞袖和喇叭形状的宽大长袖这两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袖舞”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长袖的纵向延伸,在袖口端接一长飘带;另一个是袖式稍短,是“水袖”演化的由来,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戏曲不可缺少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也有手执巾而舞的形态,它的舞名被称为“巾舞”。从“罗衣从风,长袖交横”“表飞毅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君似飞鸾,袖如回雪”这些漂亮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袖舞的动人之处。它一脉相承于细腰长袖的“楚舞”,经过进行加工创作,使它更纯熟更精美。在汉代的袖舞中就有了精湛的技艺,例如加长的巾袖舞在挥洒间自然会增加难度,巾越长,要求舞者的臂力、技巧越高;例如大幅度横向折腰的动态对身体的柔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注重的是腰功与袖式的变化;例如追求赵飞燕“掌上舞”那样“机迅体轻”等等。 (三)隋唐时期水袖的发展隋唐时期,封建社会上升至一个鼎盛时期,乐舞艺术尤其是宫廷乐舞也随之进入一个繁盛的阶段。袖舞成为了一种中原乐舞文化的传统,滋养着舞蹈的发展。袖舞在唐代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长袖的发展,“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说明了唐代对前代传统长袖舞的继承。另一个方向是广袖的发展,“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说明了“广袖”的形态。从广袖中,我们看到了唐代袖舞的华贵与大气。运用舞巾、风带、长袖以及腰肢的软功,柔曼婉畅、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时而长袖拂垂翻飞,时而慢舞双袖,时而扬袖、转袖,时而飞舞长袖,时而急翻双袖,各种舞袖的姿态和技法,是“细腰长袖”的舞风在唐代乐舞中的延续和发展变化,即使袖的形态有所改变,但是袖舞身体动作的韵律已经根深蒂固地流传下来。 (四)明清时期水袖的发展从宋元市民文化的潮流可以看到舞蹈发展重要的现象,戏曲艺术脱颖而出,创立了独立地位。明清时期,戏曲舞蹈已逐步发展成熟和流行起来。在这一进程中,袖舞不断适应戏曲的表演程式与要求,袖舞融入到了唱、念、做、打的戏曲艺术当中,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表现手段,“水袖”也成为了一门独特的技巧。在前代袖舞的基础上,戏曲的水袖着重发展和丰富了袖技,将袖作为一种专门的技巧来发展,并服务于戏曲中人物和情节的表现。戏曲的水袖不仅在袖舞的传统审美上发生了改变,而且复杂和丰富了表现技巧和手段。也可以说,因为戏曲水袖技巧的集中发展,袖舞有了较强的“语言性”。 (五)当代水袖表演形式的演变在当代,袖舞的追求与发展需要超越历史传统,成为一种语言机制,一种能够营造中国古典文化意象、能够表现中国人感情、能够向现代审美趣味延伸的语言机制。这对于中国传统袖舞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古典舞”正式确立后,在中国古典舞创新的同时,袖舞技术也得到了突破,尤其是古典舞身韵的产生,水袖发展为独立的道具身韵,借助舞蹈表演,才让我们体会到今天袖舞的魅力所在。盛培琪教授为袖舞注入了新元素,给予袖舞新的气息和温度。她还提出袖与腰、重心、步伐之间的“三节六合”的关系要贯穿于身法的要求中,让舞者身体和袖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合体。袖舞的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典舞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伸的体现,也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结束语 浅析中国古典舞水袖的历史发展是在宏观上分析和概括水袖的发展,历史发展演变,水袖的技术技巧表现以及美的体现。丰富而绚丽的袖舞经过漫长的艺术长河的沉淀,吸取了许多优美的动态和静态舞姿,在圆转、回荡与流动的曼妙风韵中,展示奇崛雄肆、清婉柔丽的无穷魅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东方艺术。袖舞就像一股清泉,清新,淡雅,婉丽。凝聚着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追求,丰富的舞蹈语汇,折射出变化、演化、幻化的无穷意境。希望对你有帮助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戏曲旦角表演艺术分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魅力。其中旦角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表演艺术会对整体戏曲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加强旦角表演艺术研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戏曲旦角为研究对象，对其表演艺术的特征进行了重点探析。
【关键词】 戏曲；旦角；表演艺术；艺术特征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一、旦角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戏曲旦角表演艺术中的基本特征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
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二）身段技巧的艺术特征
针对戏曲表演者而言，无论是旦角还是其他行当角色，身段也是戏曲艺术中的一种重要表演技法，具体主要是指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舞蹈动作、技巧以及所包含的架势等，如每个表演动作姿势以及前后衔接的动作形式。在演绎戏曲角色期间，要注意对台步移动、眼神运用以及水袖抛与收等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台步、眼神、动作都可以与身段之间进行紧密配合。比如，针对琼剧这种戏曲的舞台表演而言，旦角表演中要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形以及优美的身段，尤其是要注意利用身段的表演来充分展现出海南地区一些特有的地域特色与风格，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元素。基于此，对戏曲旦角而言，平时在接受戏曲美术艺术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从肢体语言等身段技巧的训练入手，力求将动态的戏曲表演美感融入到旦角的个人形象中，从性格、情绪以及气质几个方面出发来增强旦角表演的艺术特性。
（三）念白技巧的艺术特征
“念白”也是戏曲表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台词展现手法，也就是所谓的道白或说白。通俗来讲，戏曲中的“念白”实际上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说话，是一种基本的戏曲台词展示形式，也是构成戏曲这种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不同于一般的说话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与美化处理，最终可以以戏曲艺术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比如，琼剧当中的旦角唱腔就具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琼剧戏曲演员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海南地方的一些独有特征，如要注意灵活地运用念白来对角色的性格特征以及地方特色进行展现。所以戏曲旦角必须要注意在提升自身表演能力的同时，从念白方面出发，做好相关念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力求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准确地演绎念白，确保语气与咬文嚼字的准确性，同时确保语气保持隽永的韵味，从而可以从整体上增强戏曲旦角的表演效果。总之，旦角是戏曲表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角色，其表演效果会对整体的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戏曲旦角而言，必须要注意在平时的艺术训练中做好台步技巧、身段技巧与念白技巧几个关键方面的技巧训练，尤其是要结合旦角表演实践训练活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旦角表演的整体效果。
三、参考文献
[1]阮丹青.戏曲旦角表演艺术特点分析[J].戏剧之家,2018,(12):36-37.
[2]黄霞.如何提升戏曲旦角演员表演能力[J].人文之友,2019,(11):43.
1.《西厢记》的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呈现出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在《西厢记》中，两种冲突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一是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同以老夫人为另一方的冲突，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冲突，这构成了作品的辅线。两条线索有主有次，并行交织，使得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展开，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得人物性格更为丰满生动。作者还善于利用悬念编织情节，巧妙地设置了“赖婚”、“酬简”、“哭宴”等一系列悬念，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2.《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首先，作者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其次，作者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惟妙惟肖，纤毫毕现，这样就大大开掘了人物隐秘奥妙的内心世界。最后，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3.《西厢记》的语言自然而华美，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作者善于把质朴活泼的民间口语和精炼隽永的诗词语言熔铸在一起，雅俗并行，本色而又有文采，生动活泼而又雅致清新；《西厢记》中的不少曲词善于渲染气氛，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西厢记》的人物语言也都是高度个性化和充分戏剧化的，完全切合戏剧角色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性格，如莺莺的语言妩媚蕴藉，张生的语言文雅热烈，红娘的语言鲜活泼辣，惠明的语言粗犷豪爽，都表现得恰如其分。王世贞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之作，王实甫也确实堪称文采派的典型范式。
总结了 7条要是简答 举例部分就可以不要了1、“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艺术化语言，使《西厢记》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举例（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第二本第一折)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第四本第三折)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第三本第二折)以上这些绝妙好词，在《西厢记》里面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收。）2、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更富于文采性举例（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第二本第一折营茸的唱词：“[混江龙]……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则是化用宋女词人朱淑真词《生查子》句：“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又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词：“[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化用宋苏东坡词《蝶恋花》中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3、《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举例（全剧运用的修辞手法达34种之多。这里只举出一种修辞格——“复迭格”中迭字词的运用，如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看剧中第一本第三折，作者是如何传神地运用迭字词来表现张生的动作与心情的：[越调] [斗鹌鹑]……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其其，潜潜等等。[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悄悄冥冥”等迭字词，形象生动，恰到好处地写出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及主人公初恋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剧中类似这种精妙的迭字词还有许多，这类迭字词的巧妙运用使作品写影写情述事皆臻妙境。其他的还有三十余种的修辞技巧就不一一例举了。）4、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5、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举例（比如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唱：“[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颠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所唱： “……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六字中三押韵，极不易制作，剧作者填写得既合韵律，又拟声写情，精美绝妙，确非大手笔不可。明朝何良俊所写的《四友斋丛说》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之雄”，然哉斯言。）6、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另外，《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举例（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第一本第一折)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7、《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举例（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小结一下：简单点回答就是《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西厢记》文辞之优美为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冠，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
《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一本是“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是“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是“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是“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是“张君瑞庆团圆”。 在《西厢记》里，崔莺莺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因此必然受到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教管束女儿是一回事。但莺莺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因此一开始她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妙龄女子与外界隔绝，又恰值残春时节，逝水流花，怎不引起她“韵华虚度，青春难留”的感伤之情。莺莺已经许婚郑恒，但并不为未婚夫郑恒即将到来而喜悦，反而“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这门亲事是如何不满了。正是由于对自己韵华虚度的感伤和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使她在佛殿上初次遇见张生，便敢于一见钟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去，她却回顾张生，迟迟不愿离去：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看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几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 她是这样犹豫、流连，对爱情的追求，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主动、大胆。《联吟》一折，当红娘告诉她张生在打听小姐消息时，她只嘱红娘“休对夫人说”。花园烧香，莺莺明知墙角吟诗的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却不避嫌疑，要依韵和一首：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诗意的显豁使得张生这个傻角也听出了“一字字，诉衷情，堪听”，以致大胆地“拽起罗衫欲行”，而莺莺也居然“陪着笑脸相迎”，红娘却不做美，及时提醒莺莺回家。以后虽然在“闹斋”时互相眉目传情，却不能亲近。张生固然为此懊恼，莺莺也是“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谁知兵退之后，老夫人竟失信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这时剧本一连用了好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这种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她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是“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这时莺莺的反抗力增加了，她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具体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种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半截来。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道呵，甚么模样。 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写得很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的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 （未跳墙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薄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 莺莺如此变化无常，是与封建舆论的强大压力，与自身所受封建教养的束缚，与封建社会里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的追求，但在需要自己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步履维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自结合了，这是莺莺性格发展上的一次飞跃。《酬简》这后，老夫人识破了莺、张私情，要找红娘来拷问，红娘问莺莺怎么办？莺莺求红娘遮盖，红娘则主张实说。当老夫人欲加罪于红娘时，红娘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指出老夫人说“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岂不失策？然后又针对老夫人的心理弱点动之以利害：若不息其事，致至官司，既辱没相国家谱，又先得治家不严之罪，到底是自己吃亏？何况张生与小姐十分相配，不如成就了他们为上上策。一番话说得气势汹汹的老夫人不能不折服，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则是我孽障，待怨谁的是！” 到最后叫出莺莺和张生，又是骂，又是怨，又不能不在口头上答应把女儿嫁给张生。老夫人口头上虽同意将莺莺许与张生为妻，却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条件，逼张生立即上朝应考，“驳落呵，休来见我”。“通试”的受害者是张生、莺莺，而最苦的还是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她对老夫人“逼试”很是不满：“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弟”，可是她无法抗争。送别时的莺莺心里充满着离愁别恨：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日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却只字不提中第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远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 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这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反抗和叛离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明代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卓吾和汤显祖等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卓吾把它和秦汉文、六朝诗、唐近体诗并列为“古今至文”，称赞它是“化工”之作。金圣叹则把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称为“才子书”，并详加评点为《第六才子》。 《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封建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与之相配合，各种翻案续貂之作也纷纷出笼。妄图抹掉《西厢记》的反封建色彩。 《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厢故事的内容本来不复杂，但作家却把它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变化。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紧张与缓和而时开时合，忽纵忽收。《西厢记》的语言曲辞华美，诗意浓郁，尤善于继承古代诗词溶情入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从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喜剧 我最喜欢的是变脸！！
川剧的艺术特点有哪些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四川东中部、重庆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川剧脸谱，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下面，我为大家讲讲川剧的艺术特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川剧的艺术特点
胡琴
胡琴是二黄与西皮腔的统称。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小胡琴"，故统称胡琴。《燕兰小谱》卷五记载："蜀伶新出琴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应之，工尺咿唔如话"，可以说是四川胡琴腔的注脚。胡琴腔约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二黄包括正调(二黄)、阴调(反二黄)、老调三类基本腔。正调善于表现深沉、严肃、委婉和轻快的情绪;反二黄宜表现苍凉、凄苦、悲愤的情绪;老调则大多用于高亢、激昂的情绪。西皮腔与二黄腔的音乐性格相反，具有明朗、潇洒、激越、简练、流畅的品格。西皮、二黄多为单独使用，但也有不少剧目同时包纳二种声腔。
弹戏
川剧弹戏是用盖板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的一种戏曲声腔。它源自陕西的秦腔，属梆子系统，因此又有"川梆子"之称。弹戏虽源于秦腔，但它同四川地方语言结合，并受四川锣鼓和民间音乐的影响，经过长期的衍变，无论曲调、唱法还是唱腔结构都与秦腔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色彩。尽管二者的关系不是相当接近，但从从曲调结构，调式特点，以及整个唱腔的韵味等方面分析，均可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弹戏包括情绪完全不同的两类曲调：一类是长于表现喜的感情的叫"甜平"(又称"甜品"、"甜皮"、"甜腔")，一类叫"苦平"(又称"苦品"、"苦皮")，则善于表现悲的感情。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的调式、板别、结构都是相同的，甚至在同一板别的唱腔中，曲调的骨架都一样。
灯调
灯戏在川剧中颇有特色，它源于四川民间的迎神赛社时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说是古代川蜀传统灯会的产物。所演为生活小戏，所唱为民歌小调，村坊小曲，体现了当地浓烈的生活气息。
灯戏声腔的特点是：乐曲短小，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旋律明快，具有浓厚的四川地方风味。
灯调声腔主要由"胖筒筒"、发间小曲和"神歌腔"组成。灯戏伴奏的"胖筒筒"，是一种比二胡杆粗、筒身大、声音略带"嗡"声的琴。
行当
川剧分文生、旦角、生角、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文生、小丑、旦角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文生行一般指俊扮剧中青年男性者，表演中均不挂“须”;旦角行不再统称小旦，而且绝大多数皆为女性演员应工;花脸行习分大花脸、二花脸，不再称大面、二面或净、副净;须生行指除小生、花脸、丑角以外俊扮的中、老年男性，不再包括小生而统称“生角”(清末民初，小生与老生的区别已趋明显)，所谓“末”，则专指扮演剧中下层人物的配角或次角，表演时皆要挂“须”;丑角行也不再称三面、三花脸或小花脸了。
唱腔
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其中，除灯调系源于本土外，其余均由外地传入。这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川剧音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她囊括吸收了全国戏曲各大声腔体系的营养，与四川的地方语言、声韵、音乐融汇结合，衍变形成为形式多样、曲牌丰富、结构严谨、风格迥异的地方戏曲音乐。
川剧，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清代乾隆时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汇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其中川剧高腔曲牌丰富，唱腔美妙动人，最具地方特色，是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川剧帮腔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意味隽永，引人入胜。川剧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常见于舞台的剧目就有数百，唱、做、念、打齐全，妙语幽默连篇，器乐帮腔烘托, “变脸”、“喷火”、“水袖”独树一帜，再加上写意的程式化动作含蓄着不尽的妙味。
高、昆、胡、弹、灯在融汇成统一的川剧过程中，各有其自身的情况。昆腔，源自江苏，流入四川，演变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川昆”。高腔，在川剧中居主要地位。源于江西弋阳腔，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楚、蜀之间称为“清戏”。在保持“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的传统基础上，又大量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四川高腔。胡琴腔，又称“丝弦子”，源于徽调和汉调，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先后通过“做唱胡琴”和舞台演出与四川方言和川剧锣鼓相结合，在腔调与音乐过门上起了不少变化，形成具有四川风味的胡琴腔。弹戏，即乱弹，又称“盖板子”、“川梆子”，因用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和以梆子击节而得名，其源出于陕西的秦腔同州梆子。秦腔流入四川后，与川北的灯戏、高腔长期共处，互相融汇，又采用四川方言，便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四川梆子--弹戏。
上述五种外地声腔艺术在四川流行的过程中，相继与四川方言及群众欣赏习惯相结合，逐渐演变成后来川剧的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川剧与其他剧种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别高的高腔。
高腔
高腔是川剧中最重要的一种声腔，是明末清初从外地传入四川。高腔传入四川以后，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发问说唱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
川剧高腔是曲牌体音乐，川剧高腔曲牌数量众多，形式复杂。它的结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起腔、立柱、唱腔、扫尾。高腔剧目多、题材广、适应多种文词格式。高腔最主要的特点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干唱即所谓"一唱众和"的徒歌形式，它以帮打唱为一体。锣鼓的曲牌都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有的曲牌帮腔多于唱腔，有的基本全部都是帮腔，有的曲牌只在首尾两句有帮腔，其具体形式是由戏决定的。
川剧高腔保留了南曲和北曲的优秀传统，它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
昆腔
昆腔多文人之作，词白典雅，格律规严，演唱时特别讲究字正腔圆，加之曲牌曲折，节奏缓慢，如今已渐衰微。川昆源于苏昆，川剧艺人利用了昆曲长于歌唱和利于舞蹈的特点，往往只选取昆曲中某些曲牌或唱句，插入其它声腔中演唱，形成了川昆独具姿色的艺术风格。
川剧昆腔的曲牌结构与它的母体"苏昆"基本相同。应用时有"单支"和"成堂"两种形式。当前，以昆腔单一的声腔形式演出的剧目已经不多了，更多的是溶于高腔、胡琴、弹戏诸声腔之中，或者是与其它声腔共和。
昆腔的主奏乐器是笛子。伴奏锣鼓及方式与其余高、胡、弹、灯诸声腔相同，以大锣敲边和苏钹二件乐器的特殊单色构成锣鼓的"苏味"来区别于其它声腔的锣鼓伴奏。
服饰
川剧戏装有很多种，蟒袍、靠子、官衣、褶子等，都对应有相对固定角色，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有严格讲究。剧团历来对戏装都有严格而细致的分类，有所谓的“大衣”柜和“二衣”柜。大衣，就是剧中帝王将相、娘娘嫔妃、内阁大臣等所穿的服装，有蟒袍、官衣、蓝衫等;二衣，就是剧中元帅大将、马步兵丁等所穿的服装，有铠甲、靠子、袍子等。演员舞台上一亮相，身上的戏装就先透露了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等。
服装样式有讲究，川剧服装色调上的选用也有不成文的规定：黄色多用于皇生，绿色多用于红生，白色多用于武生，黑色和蓝色多用于正生，黑色多用于净，红色常用于丑。了解了川剧穿衣诀窍，以后再看戏，人物一出场，他的身份你也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得到了。
妆容
川剧演员在演出前，要在面部用不同色彩绘成各种图案，以展示人物的身份、形貌、性格特征。历史上川剧没有专职的脸谱画师，演员都是自己绘制脸谱。在保持剧中人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演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绘制脸谱，以取得吸引观众注意的效果。故川剧脸谱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是各类地方剧种中少见的。
川剧脸谱并不是死谱，而是活谱。"诗谱"、"词谱"、"曲谱"等谱中常常有所谓"又一体"云云，也表示"谱"的变化，说明有灵活性。而川剧的脸谱也同样如此。运用脸谱要根据具体人物作适当的增减或改动。如关圣人和赵匡胤，虽然都是开的红脸，但赵匡胤的眼皮上多了一根白色的线条以示区别：关羽为人忠厚，很讲信义，赵匡胤玩弄权术，杀伐功臣。前者是圣人，后者是歪人。更为典型的则是孙悟空的脸谱为猴，猪八戒的脸谱为猪，牛魔王的脸谱为牛。诸如此类脸谱，简直就是川剧舞台人物形象的标志。
颜色是最基本的角色标记。川剧脸谱以颜色表现人物的基本特征，其用色定调原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为根据的。
例如，在川剧脸谱中，多以红色来表示忠肝义胆的.人物，如关羽、姜维;黑色多用来表现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人物，如包公。白色多用来表现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的人物，如曹操。绿色和蓝色多用来表现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或好勇斗狠而又凶残的人物，如单雄信。而金、银和灰色具有虚幻神秘的感觉，多用来表现佛、神、仙、妖、鬼怪等角色。
象征图案
在用色定调的前提下，在人物脸膛上勾画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的图案，以显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人们对剧中人物或歌颂赞扬、或揭露讽刺、或批判鞭挞，其贬其褒都能从图案中反映出来。
例如，包拯的黑脸膛上绘有山字形笔架、朱笔、寿字、月牙、太阳等图案，象征他官高极品、执法如山、一生廉洁。关羽的红脸膛上绘有卧蚕眉、三柱香、品字图案，表现他英武忠诚、信义必守。赵匡胤也是红脸膛，龙纹双眉表示他是一代帝王，印堂或眼皮上勾画的那一笔白，则表现了他为人猜忌阴险的特征。项羽黑白分明的脸膛上勾绘有七星北斗、寿字形龙纹、宝剑、虎豹眼等图案，表现了他得天威曾为一代强霸和兵败乌江拔剑自刎的结局。
动物图案
用动物图案表现人物特征，是川剧脸谱的一大特色。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于是就在马俊脸上勾画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绿鸭道人的脸上勾画有展翅的鸭子;蛇精的脸上勾画有盘曲的蓝绿色长蛇等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蛇的头嘴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水漫金山》中的蟹将，一只大蟹螯勾画在演员的嘴部，嘴肌运动表现的刚好是蟹螯的张合运动。
设计勾画带有动物图案的脸谱，绝不是把动物图形生搬硬套于脸上，而是需要经过变形、夸张、巧妙安排的艺术处理，不论是用动物的全貌或取其一部分，都需要以角色所需、表演所需，塑造刻画人物特征为前提。动物脸谱的绘制，要力求色彩明快，具有装饰美，还要充分考虑剧中角色各个行当的规范，这也就是说，勾画动物图案脸谱也要有大花脸、二花脸、小花脸及霸儿脸的区别。
霸儿脸
霸儿脸又叫霸儿花脸，是剧中人物青少年的造型，反映人物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特点。霸儿脸延续角色中老年脸谱的特征，不带口条，一般以鼻为界，只勾画脸的上半部分。霸儿脸还有隐含表现人物后代形貌特征的作用。
例如：红脸关羽在《步月杀熊》中还是个青年，其脸谱是半头红的红霸儿脸。黑脸包公在《判双钉》中初次为官，还是个性急耿直的青年人，便给他开黑霸儿脸。《波罗花》里的青年英雄石应龙，开鸳鸯霸儿脸。张飞的儿子张苞开黑霸儿脸、牛皋的儿子牛通开白霸儿脸，他们都秉承父豪，又年少气盛。
文字脸谱
川剧脸谱中还有以文字作为造型来表现人物特征的手段。将书法汉字勾画在角色面部的显著位置，再配以其他装饰图案。文字脸谱多出如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舞台上。本书中的文字脸谱是根据资深川剧艺人的口述反复勾画而得到的，大约可以分为简捷的文字造型和抽象的文字造型两种，并有篆、隶、楷、行、草等书法形式。
例如，牛皋脑门上写隶书“牛”字;李逵脑门上写隶书“李”字;阎王脑门上写楷书“阎”字;魁星脑门上写楷书“斗”字;据说杨七郎为黑虎星下凡，他的黑霸儿脸上就草书了一个“虎”字。人们常说“脸就是招牌”，文字脸谱起到了介绍剧中人物的招牌作用。
乐器
川戏锣鼓，是川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乐器共有二十多种，常用的可简为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五方”，加上弦乐、唢呐为六方，由小鼓指挥。这是去农村演出的轻便乐队。锣鼓曲牌有三百支左右。“装龙象龙，装虎象虎”，这一句形容和要求川剧表演的话，在川剧演员中代代相传。川剧表演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运用大量的艺术夸张手法，表演真实、细腻、优美动人。
变脸
川剧演出中，随着剧情的转折，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脸谱也需相应发生变化。如何在一出戏里让脸谱发生变化，川剧艺人创造发明了变脸、扯脸和擦暴眼的特技。这些特技都是在舞台演出现场，在不能被观众察觉的前提下使用的，以达到人物脸谱瞬间变化的强烈演出效果。
变脸以吹粉的方式最常用。扯脸是把脸谱绘制在薄绸上，演出中迅速巧妙地将事前贴在脸上的薄绸一层一层地揭去。擦暴眼是让脸谱局部发生变化的方法，演出中演员将事前涂抹在手指上的黑色松烟迅速将眼睛周围涂黑。
例如，《治中山》中的乐羊子，当他得知眼前的肉羹是亲生儿子时，演员使用嘴吹金粉的方法，让乐羊子粉底本色脸突然变成了金色的脸，口条也由黑变白。这一变脸，刻画了乐羊子心灵受到的强烈刺激，“面为心变”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断桥》中的青儿要报复薄情寡意的许仙;《飞云剑》中的陈仓魔要追食书生宁采臣，演出中，他们的脸都一变再变，强烈展现了青儿的法力和陈仓女魔的凶恶残忍，渲染了演出气氛。《水漫金山》中的紫金饶钵要降妖收伏白蛇，双方交战斗法可谓惊心动魄。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演员使用“扯脸”术，让紫金饶钵的脸在瞬间出现红(喜)、蓝(怒)、白(哀)、绿(乐)等各种颜色，刻画了紫金饶钵能够瞬息万变的神威和法力，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他的复杂个性。《情探》中的新科状元王魁，新婚洞房之夜被前妻焦桂英的鬼魂前来索命，此时演员使用了“擦暴眼”的手法，以表现王魁丧魂落魄的丑态。《坐楼杀惜》中，为表现宋江瞬间突然升起的杀人之念，演员也使用了“擦暴眼”手法。
川剧中最有名的技巧为变脸，它有拭、揉、抹、吹、画、戴、憋、扯这几种方法。在四川号称川剧变脸之王的是王道正先生。
何谓变脸
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即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象——脸谱。成为了当今赏川剧的一大特点之一。
脸谱演变
最初的脸谱是纸壳面具，后经改良，发展为草纸绘制的脸谱，表演时以烟火或折扇掩护，层层揭去脸谱，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变脸绝技的飞速发展，制作脸谱的材料也发展成为如今使用的绸缎面料，极大的方便了演员的表演。
脸谱造型
变脸脸谱会选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侠士、鬼怪之类的造型，而人们所熟知的脸谱，如关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脸谱一般不用于变脸。绘制变脸脸谱笔锋要锐利、粗犷，颜色对比要强烈，这样才能形成炫目的礼堂效果，在设色寓意的设计上，要以剧中人物的道德品质和角色种类为依据，或歌颂赞扬、或揭露讽刺、或鞭挞批判，或贬或褒，全都可以从脸谱色彩中反映出来。
手法
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抹脸”、“吹脸”、“扯脸”。此外，还有一种“运气”变脸。
抹脸：将化妆油彩涂在脸的某一特定部位上，表演时用手往脸上一抹，即可变成另外一种脸色。如果需要变整张脸，就把油彩涂在额上或眉毛上，如果只变下半部脸，则将油彩涂在脸上或鼻子上。《白蛇传》中的许仙用的就是“抹脸”。
吹脸：用粉末状的化妆品，如金粉、银粉、墨粉等，装进特定的容器里，表演时，演员只需将脸贴近容器一吹，粉末就会扑在脸上，吹时必须闭眼、闭口、闭气。《活捉子都》中的吹脸，化妆粉末是放在酒杯内的，更多的时候是在舞台的地面上摆一个已经装好粉末的小盒子，演员只需做一个伏地的舞蹈动作，就可以趁机将脸贴近盒子。
扯脸：“扯脸”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变脸方法。它是事前将脸谱画在一张一张的绸子上，剪好，每张脸谱上都系一把丝线，再一张一张地贴在脸上。丝线则系在衣服的某一个顺手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如腰带上之类)。随着剧情的进展，在舞蹈动作的掩护下，一张一张地将它扯下来。如《白蛇传》中的钵童(紫金铙钵)，可以变绿、红、白、黑等七、八张不同的脸。再如《旧正楼》中的贼、《望娘滩》的聂龙等也使用扯脸。 “扯脸”有一定的难度。一是粘脸谱的粘合剂不宜太多，以免到时扯不下来，或者一次把所有的脸谱都扯下来。二是动作要干净利落，假动作要巧妙，能够掩观众眼目。
运气：顾名思义，运用气功变脸。传说已故川剧名演员彭泗洪，在扮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时，当琴童报告司马懿大兵退去以后，他能够运用气功而使脸由红变白，再由白转青，意在表现诸葛亮如释重负后的后怕。
川剧的形成
川剧，是中国西南地区戏曲曲艺之一
川剧形成于清朝中期乾隆年间，流行于四川省、重庆市，以及云南省、贵州省、湖北省的部分地区。川剧有高腔、昆腔、胡琴、弹腔、灯调等五种声腔。川剧中最有名的技巧是变脸，为人们所熟知。
川剧，是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
成都，是戏剧之乡。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清代乾隆时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汇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
其中川剧高腔曲牌丰富，唱腔美妙动人，最具地方特色，是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川剧帮腔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意味隽永，引人入胜。川剧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常见于舞台的剧目就有数百，唱、做、念、打齐全，妙语幽默连篇，器乐帮腔烘托，“变脸”、“喷火”、“水袖”独树一帜，再加上写意的程式化动作含蓄着不尽的妙味……川剧为世人所喜爱并远涉重洋传遍世界。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更是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川剧的表演艺术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川剧是一套完美的表演程式，剧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表演真实细腻，幽默机趣，生活气息浓郁，为群众喜爱。有的演员还创造了不少绝技，如托举、开慧眼、变脸、钻火圈、藏刀等，善于利用绝技创造人物，叹为观止。
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观众非常感兴趣，看过之后，无不惊叹，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
刘成基说：“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此外，还有一种“运气”变脸。“变脸”的特技，现在已被其它兄弟剧种所采用，目前则存在用得太泛的不良倾向。而且，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川剧的特点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1、唱腔：
川剧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囊括吸收了全国戏曲各大声腔体系的营养，与四川的地方语言、声韵、音乐融汇结合，衍变形成为形式多样、曲牌丰富、结构严谨、风格迥异的地方戏曲音乐。
川剧高腔曲牌丰富，唱腔美妙动人，最具地方特色，是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川剧帮腔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意味隽永，引人入胜
2、行当：
川剧分文生、旦角、生角、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文生、小丑、旦角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3、服饰：
川剧戏装有很多种，蟒袍、靠子、官衣、褶子等，都对应有相对固定角色，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有严格讲究。演员舞台上一亮相，身上的戏装就先透露了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等。
服装样式有讲究，川剧服装色调上的选用也有不成文的规定：黄色多用于皇生，绿色多用于红生，白色多用于武生，黑色和蓝色多用于正生，黑色多用于净，红色常用于丑。
4、妆容：
川剧演员在演出前，要在面部用不同色彩绘成各种图案，以展示人物的身份、形貌、性格特征。历史上川剧没有专职的脸谱画师，演员都是自己绘制脸谱。在保持剧中人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演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绘制脸谱，以取得吸引观众注意的效果。故川剧脸谱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是各类地方剧种中少见的。
5、乐器：
川戏锣鼓，是川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乐器共有二十多种，常用的可简为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五方”，加上弦乐、唢呐为六方，由小鼓指挥。这是去农村演出的轻便乐队。锣鼓曲牌有三百支左右。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四川东中部、重庆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川剧脸谱，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
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川剧分小生，须生，旦，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小生丑角、旦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古老的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中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许多优秀的传统剧目经久不衰，例如震撼人心的变脸以及久负盛名的吐火。截至2017年，“振兴川剧”的口号已提出了整整35年。30多年来，经过政府、川剧文化传承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川剧已有了很大的丰富和进步，川剧产业正在复苏。
成都市文广新局公布2017年成都市促进川剧发展第一批13项立项扶持项目，涉及川剧剧本创作，新创川剧剧目或提升、复排剧目，川剧演出活动等六大门类，累计投入扶持资金300万元。其中，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共获得200余万元资助，新创川剧《四川往事》、复排优秀川剧剧目和川剧折子戏、川剧文集出版等项目获扶持。
获得资金扶持的还有梅花川剧演艺中心、群生川剧团、简阳市文化艺术中心、大邑县群英川剧演艺中心、郫都区石牛川剧团等基层、民营院团，主要用于川剧驻场以及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演出活动。
秦腔入川对川剧形成的影响分析论文
一、 戏曲传播流变与新剧种的生成
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势必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传播到其他地域。比如昆腔，流行于昆山一带，离开昆山，则生了许多变化。有论者认为山陕梆子前身为昆腔的变种。 而西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产生之后，迅速扩张到周边地区，促使了西路梆子和东路同州梆子的产生，以及在汉水流域促使二黄的诞生，之后又与东路梆子结合产生西皮，西皮、二黄在汉水一带结合成为皮黄。西路梆子则向南入川，促使川剧弹戏的产生;皮黄入川促使了川剧胡琴的产生，接着一路向南产生滇剧等;西秦腔甚至远播海丰，形成西秦戏正线;东路梆子向东边发展形成蒲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形成晋剧、中路梆子、河北梆子，一路向东形成豫剧、山东梆子等。
梆子腔、皮黄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过程中，有诸多的遗存，如绍剧中的梆子，徽剧、汉剧属于皮黄系统自不待言。这个传播流变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有反哺现象的出现。整个传播、流变，以至于新剧种的产生，其中的机理对于研究而言大有可为。研究戏曲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剧种对于今天戏曲声腔的归根认祖、再一次融合演变有着莫大之意义。如今戏曲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创新的不足，而传统的剧目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老戏迷，更无法吸引新戏迷。
回顾魏长生第二次入京带来的地方戏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创新在于多声腔、剧种的频繁交流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今天地方戏的定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官方行为，定名没有错，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使得每个地方只发展自己的地方剧种，非本地剧种基本无法在当地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从戏曲演变历史来看，这是人为的作茧自缚。戏曲是一个常变常新的艺术，必须不断的创新，最好的办法在于不同剧种的'交流和竞争，乾隆时期，花部都可以和雅部一争高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戏为什么不可以竞争?本地人一定喜欢本地地方戏?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回顾历史，梳理戏曲的传播流变，以及新剧种产生的地理、人文、语言、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推动今天的地方戏曲各剧种再一次融合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多声腔的川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多声腔其实是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声腔，杂糅在一起的戏曲剧种。秦腔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极为丰富的名词，并不仅仅是指今天的西安秦腔，在历史上指的是陕甘一带的流行地方戏曲，各个时期含义均有一定的差异。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有着莫大之关联，以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管窥见豹，希望能从一个小角度揭示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新剧种与老剧种的关系。当然，这个课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一个小问题抛砖引玉。
二、川剧弹戏与秦腔之关系
四川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甚至一度在全国排前列，故有“扬一益二”、 “益州出，天下足”的说法，但也造就了蜀中古来多乱的局面，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由于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极不稳定，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之后，康熙帝为了恢复四川一带的经济及农业生产，以政令形式推动“湖广填四川”，多次的移民迁徙，使得四川变成一个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各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习俗、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进行融合发展，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川剧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川剧的声腔是在昆曲、弋阳、皮黄、梆子四个声腔系统的影响下，与当地民歌、风俗结合，使用当地方言，形成的多声腔系统的剧种。
川剧四大支流派中，弹戏主要分布在川北河，川北河以嘉陵江的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一带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篷溪、阆中等地。这些地区与秦地毗邻，陕西移民较多。
弹戏的前身是秦腔。秦腔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产生于山陕一带的山陕梆子，而另一个源头则是由陇东调演变成西秦腔之后演变成的秦腔，关于秦腔产生地，仍无定论。
山陕商人在明清两代是著名商帮，足迹遍布全国，至今全国仍遗留下大量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俗语有云“商路即戏路”可谓不虚，刘文峰的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详细考证了商人对戏曲的推动作用，此处不赘述。秦腔在明清时期借助商人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而接壤的四川则更甚，自贡的西秦会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明末清初就有班社在川北城乡演出，且演出的次数极多，所谓“千余台戏一年看” ( 《成都竹枝词》)。吴珍奇在《昭化县志》中载，顺康年间，在昭佬、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其生旦净丑，刀戟剑棒，无所不齐。当地人说此乃秦腔，也实为可能。因昭化古名“葭萌关”，是秦地入川要冲，此时，陕班来川演出秦腔，实为常事。
可见当时秦腔在四川演出已是极为普遍的事。秦腔在川北长期演出过程中，与川北语言结合，并受地方民间社戏、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发生衍变，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四川色彩的弹戏。
将弹戏与秦腔比较，相近的特点有：唱词以十、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板腔体，有〔慢板〕〔流水板〕〔散板〕〔垛板〕等，板路有甜平(皮)和苦平(皮)之分，与秦腔之欢音、苦音异曲同工。伴奏乐器以梆子、盖板胡琴为主，故弹戏又名川梆子、盖板子。弹戏老艺人在传艺中常告诫学徒： “唱弹戏要带‘陕味’才好听。”尤其是《八件衣》一戏，仍沿袭秦腔旧例，而《断桥》一戏的演法分胡琴和《陕断桥》。
既然二者存在着这么多的相同之处，那么秦腔是如何进入四川并在当地异化，促使弹戏的生成的?从各方资料及田野考察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三、农民起义军将秦腔带入川内
明末，天灾人祸不断，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终于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覆灭。明末，起义军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的两位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且都来自陕北。清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 (作者：西调，即西腔，有论者认为是西秦腔之简称)，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末，起义军中欣赏西调，演出西调为稀松平常之事。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起义军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山西一带的农民，而这四个地方在清初产生了我国地方戏的几大声腔系统。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三次入川， 将秦腔带入四川，对于弹戏的形成功不可没。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盛行。据清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十六年，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今乐山)相聚时， “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
四、移民入川将秦腔带入川内
陕西作为移民入川的大省之一，很早以前就有陕西籍移民通过古蜀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通过陆路或水路入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从陕西入川的移民数量大增。
乾隆时《绵州志》卷五“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者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可见移民以湖南、湖北、陕西为多，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河南，山西，云南、贵州又次之。 严如耀在嘉庆年问编成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流民之人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中以西府、陕南人居多。而西府则是西秦腔的发源地，是秦腔的一个源头，孕育了陇东调、吹腔、西秦腔，传播到各地，对戏曲发展影响极大。陕南一带孕育了二黄声腔，当这两个地方的移民进入四川，势必将自己日常的娱乐形式—— — 秦腔带入川内，逐渐在川内安家、演变，成为弹戏的原型。
五、山陕商人的贸易将秦腔带入四川
商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商帮，这些商帮通过各地往来积累财富，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明清十大商帮”，十大商帮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商帮、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在其中，陕西商帮具有突出的地位。陕西商帮在明政府“食盐开中” “茶马交易”等特殊经济政策招引下，通过古蜀道入川，在川经商，成为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两京(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随着进入四川地区的陕西移民和商人逐渐增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络乡党，他们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建筑为陕西移民和商人提供了款叙乡情、祭祀神灵，处理行业纠纷的场所。由于这些会馆均为陕西人建造，所以在建筑形式、构造以及空间上都呈现出陕西地区建筑的特点，而会馆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秦腔在四川的传播流变，也促使了弹戏的生成。
在盐业发达的自贡，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建的西秦会馆、桓侯宫、王爷庙、南华宫等会馆都是演戏的重要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在成都，由 33 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更是说明了商人对于秦腔传播的巨大作用。
六、秦腔艺人入川将秦腔带入四川
在秦腔、弹戏的流变史上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魏长生，虽然对于魏长生所唱的剧种众说纷纭，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曾到过两地学艺，且新出“琴腔”，这种腔调源自西秦腔，也就是陇东调，又融合了梆子腔的某些特色，他能唱多种曲调如梆子、二黄、吹腔、小调等，他所演之剧种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单一剧种，而应该是一种较原始的多声腔混合形态。数次入京，以新出的琴腔征服京城的观众。红极一时，并掀起花雅之争，大力推动了地方戏的兴起和繁荣吗。
魏长生回川的经历值得我们注意，他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带回了许多腔调，其中的主体就是秦腔(不一定是板腔体的秦腔)，收徒传艺，建造老郎庙，后成为三庆社地址。
另外，乾隆年问，又有戏班在川边藏区演出，后多逃散，此戏班后来不见返回陕西记载。幸而不死的伶人，流散四川城乡，搭班谋生。四川梨园中流传的行话“老陕唱高腔，只因饿得慌”，怕由此而来。
之后，秦腔、二黄在四川并没有绝迹，而是不断的交流融合。1957 年，四川温江专区将流落在汉中的“汉调二黄” “汉调桄桄”老艺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四川温江汉剧团”，几经周折，之后划为广汉市剧团，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有南路秦腔的四川戏曲剧团。二黄、秦腔在四川的落脚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欣赏汉调桄桄、二黄的历史由来已久。
七、结语
川陕两地接壤，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川陕交接的地方，曾经产生过川陕梆子，和山陕梆子相对独立发展，虽然论点尚无太多文献依据，但是西路戏的历史却是相当长的，西路戏产生之后，向周边流变，一路向南到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原有的声腔和当地语言风俗结合不断形成新的声腔，对我国地方戏的壮大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今天地方戏有数百个，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会发现，均可以归到几个声腔体系里，那么对原有的几大声腔体系的研究就可以为整个戏曲研究打开思路。从一个声腔的演变入手，继而研究几大声腔系统，进而理清整个戏曲传播流变的过程。对于长期以来依靠文献资料，依靠声腔音乐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打破研究中的行政区域划分，以戏曲规律来重新划分戏曲地图，对于戏曲数百年的演变有着启示的作用。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过蒙古族的音乐了，对蒙古族的音乐也不是特别的陌生。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就是地广人稀的，加上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因此，会让他们对于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的一种艺术文化。那么现在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吧。 长调的艺术特色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 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长调的传承与发展 在长调艺术史上，长调艺术大师可谓代代辈出。一代歌王哈扎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声于国内外，其《小黄马》高音区的演唱令人拍案叫绝。1955年，“长调歌王”宝音德力格尔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金牌，倾倒世界级音乐大师与各国青年。评委之一、着名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称其是“罕见稀有的民音女高音”。 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尔多斯长调民间歌手扎木苏震惊了北京舞台，在音乐理论界、声乐界、教育界引起轰动和惊叹。许多专家高兴地称赞为“草原美声唱法”，他被请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着名声乐大师沈湘亲临现场聆听他的演唱。20世纪90年代初，80多岁的扎木苏歌喉依旧，充分显示出坚实而科学的歌唱功底。这充分说明，长调演唱艺术不仅有它独特美学本质及其风格，而且具有独特而科学的歌唱技术。 同时，蒙古族长调民歌也是一种跨境分布的民族文化，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是蒙古族长调民歌最主要的文化分布区。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荣列榜中。中蒙两国联合申遗的成功，足以显现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不可估量的艺术性及世界性的价值。
蒙古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并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蒙古族长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 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歌唱生活,赞美自然,抒发胸怀,祈祝未来。这个古老而又有时代特征的音乐形式经过广大的蒙古族民众和卓越的歌手一代又一代传唱至今。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那优美舒缓的旋律和雄浑壮阔的格调构成深邃的意境,无愧为蒙古族音乐之魂。 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长调也要有新的发展。所以研究、提高和推广长调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蒙古族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我们只有勇于探索、开拓长调演唱的新方法,才能使这一民族音乐瑰宝绽放出奇光异彩,使之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欣赏,才能使长调这一辉煌的传统艺术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永久流传下去。 现在,虽然演唱长调的人日益增多,但大多数人在演唱方法上囿于传统之中,也就是说长调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科学的演唱方法和教学理论体系。一些演唱家也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求在长调的演唱方法上进行改革。但是,其进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长调演唱实践和理论教学之需要。探索蒙古族长调的科学演唱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规律可循,我们只有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谈其发展变化。歌唱家的风采不仅仅表现在舞台上、广播电视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演唱风格和音乐特点。本文通过分析他们演唱风格和演唱方法中的异同,以期探索出他们的演唱规律,寻求发展长调的新途径。 A.第一代歌唱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时代。 他们是上个世纪老一代蒙古族歌唱家,是活跃于蒙古族民间的演唱长调的巅峰人物。他们分别演唱过《轻快的走马》、《辽阔的草原》等长调曲目。他们从小生活在草原,心中自有一种能与草原沟通的语言,那便是长调。他们的演唱方法是自然形成的,运用丹田呼吸法,利用头腔和鼻腔产生共鸣,使声音听起来位置*前。 这种演唱方法,是他们长期演唱实践中逐步探索、反复琢磨和积累而形成的,其中有着丰富的蕴含。但在许多方面对之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以致未能形成系统的传授方法,他们往往依*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授他们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调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应该对老一辈歌唱家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研究,以解决掌握长调演唱技巧难的问题。 B.第二代歌唱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金花、拉苏荣、德德玛。 他们的演唱歌曲有所不同,有的演唱民歌,有的演唱长调。在演唱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并各有其特点,有的属于纯民歌演唱方法,有的是纯民歌演唱法糅进科学发声演唱方法,还有学院派介入长调演唱方法的。现分别简述如下。 金花:她以演唱民歌而著名。将伊克昭盟民歌的演唱风格融进了歌曲演唱中,演唱了许多创作歌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像我们所熟知的歌曲《乳香飘》、《金杯》等就是以伊克昭盟民歌韵味的演唱手法来演唱的。使人听了耳目一新,为蒙古族音乐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拉苏荣:他是继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长调演唱家,已故乌兰夫副主席曾经称他为“内蒙的小哈扎布”。在学习和实践中,他在掌握了传统的长调演唱技能的基础上借鉴了科学的发声方法,这是长调与科学发声方法结合的新探索,给长调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圣主成吉思汗》、《金色的边疆———我的家乡》等优美动听的长调和创作歌曲。另外他还为蒙古族著名艺术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撰写传记,记录两位艺术家的生活、人生经历和他们卓越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了解认识蒙古族音乐文化及其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德德玛:她在专业学院系统学习科学发声方法和音乐技能之后,进入蒙古族长调和民歌演唱领域,《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她的代表作。她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她的演唱铺平了道路,为长调音乐增添了更多更新的魅力,成为我们研究、改进长调音乐演唱方法的典范。 C.第三代歌唱家阿拉泰、那顺、朝鲁是第三代歌唱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在高等音乐学院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毕业后接触并演唱民歌和长调。 阿拉泰、那顺:他们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专门学习民族唱法。后来接触到蒙古族民歌和长调歌曲,分别演唱《小黄马》、《雕花的马鞍》等歌曲,获得成功。 朝鲁: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演唱了大量的西洋歌剧和歌剧片断,例如歌剧《图兰多》、《艺术家生涯》,咏叹调《今晚不能入睡》、《你这冰凉小手》等。毕业后演唱了许多长调歌曲,如《辽阔的草原》、《山峰》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把长调与美声唱法科学地结合起来,摸索出自己的演唱风格,既保持了长调的民族特色,创新了演唱技巧,又提高了长调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类歌唱家的特点是他们通过在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学习、深造,掌握了科学的发声方法,在演唱长调时将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巧妙地与长调演唱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蒙古族长调学院派演唱方法及风格的基础。他们促使民族声乐艺术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从而赋予这一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这三代歌唱家代表了近代以来蒙古族民族声乐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传统演唱法时代,多种演唱形式并存的时代,还是后来的学院派演唱法时代,歌唱家们对蒙古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A、C时代的演唱方法有他们的倾向性,A是自然形成的传统演唱法,C是学院派演唱法,而B时期的演唱法却形式多样,具有交替和过渡性质。由此可见,长调演唱风格的必然走向应该是学院派演唱法。 长调演唱艺术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就这一点来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对蒙古族长调演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西方音乐艺术源于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和唱诗班,其内容是赞美上帝的伟大和博爱,上帝创造世界的鬼斧神工和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庄严、救生的圣乐传统。到17世纪中叶,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在西方圣乐的传统中融进了大量人文主义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并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民间智慧的营养,产生和发展出意大利崭新的音乐形式。作为真正意大利美声唱法,从佛罗伦萨社的歌剧诞生开始,到那波里学派,已把意大利美声唱法推向高峰,是经意大利几代人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充分地展示和发挥出歌唱技巧的功夫。如果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意大利人的努力,美声唱法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创出称雄世界的鼎盛局面。 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发展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们期待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蒙古族声乐艺术,从自然音乐艺术开始进入理论化、科学化和具有实践过程的改革之路。我们主张在学习长调时首先经过一个学习科学发声方法的训练阶段,然后再进入长调演唱,将科学的发声法与传统的民族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崭新的声乐演唱与普及的道路,创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长调演唱培养方法。 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继承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都是在吸收、借鉴、融合中得到发展的。作为蒙古民族艺术瑰宝的长调,要使它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使之跻身于世界艺术的巅峰行列,就有必要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确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先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使其在传承、提高与普及上有一个新的飞跃。蒙古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并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蒙古族长调这一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它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绎着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足迹。 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用长调歌唱生活,赞美自然,抒发胸怀,祈祝未来。这个古老而又有时代特征的音乐形式经过广大的蒙古族民众和卓越的歌手一代又一代传唱至今。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那优美舒缓的旋律和雄浑壮阔的格调构成深邃的意境,无愧为蒙古族音乐之魂。 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长调也要有新的发展。所以研究、提高和推广长调就成为我们这一代蒙古族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我们只有勇于探索、开拓长调演唱的新方法,才能使这一民族音乐瑰宝绽放出奇光异彩,使之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欣赏,才能使长调这一辉煌的传统艺术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永久流传下去。 现在,虽然演唱长调的人日益增多,但大多数人在演唱方法上囿于传统之中,也就是说长调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科学的演唱方法和教学理论体系。一些演唱家也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求在长调的演唱方法上进行改革。但是,其进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长调演唱实践和理论教学之需要。探索蒙古族长调的科学演唱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规律可循,我们只有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谈其发展变化。歌唱家的风采不仅仅表现在舞台上、广播电视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演唱风格和音乐特点。本文通过分析他们演唱风格和演唱方法中的异同,以期探索出他们的演唱规律,寻求发展长调的新途径。 A.第一代歌唱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时代。 他们是上个世纪老一代蒙古族歌唱家,是活跃于蒙古族民间的演唱长调的巅峰人物。他们分别演唱过《轻快的走马》、《辽阔的草原》等长调曲目。他们从小生活在草原,心中自有一种能与草原沟通的语言,那便是长调。他们的演唱方法是自然形成的,运用丹田呼吸法,利用头腔和鼻腔产生共鸣,使声音听起来位置*前。 这种演唱方法,是他们长期演唱实践中逐步探索、反复琢磨和积累而形成的,其杏凶欧岣坏脑毯�5�谛矶喾矫娑灾�茨芙�猩钊氲睦砺厶教?以致未能形成系统的传授方法,他们往往依*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授他们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调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应该对老一辈歌唱家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研究,以解决掌握长调演唱技巧难的问题。 B.第二代歌唱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金花、拉苏荣、德德玛。 他们的演唱歌曲有所不同,有的演唱民歌,有的演唱长调。在演唱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并各有其特点,有的属于纯民歌演唱方法,有的是纯民歌演唱法糅进科学发声演唱方法,还有学院派介入长调演唱方法的。现分别简述如下。 金花:她以演唱民歌而著名。将伊克昭盟民歌的演唱风格融进了歌曲演唱中,演唱了许多创作歌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像我们所熟知的歌曲《乳香飘》、《金杯》等就是以伊克昭盟民歌韵味的演唱手法来演唱的。使人听了耳目一新,为蒙古族音乐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拉苏荣:他是继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长调演唱家,已故乌兰夫副主席曾经称他为“内蒙的小哈扎布”。在学习和实践中,他在掌握了传统的长调演唱技能的基础上借鉴了科学的发声方法,这是长调与科学发声方法结合的新探索,给长调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圣主成吉思汗》、《金色的边疆———我的家乡》等优美动听的长调和创作歌曲。另外他还为蒙古族著名艺术家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撰写传记,记录两位艺术家的生活、人生经历和他们卓越的艺术造诣,为我们了解认识蒙古族音乐文化及其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德德玛:她在专业学院系统学习科学发声方法和音乐技能之后,进入蒙古族长调和民歌演唱领域,《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她的代表作。她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她的演唱铺平了道路,为长调音乐增添了更多更新的魅力,成为我们研究、改进长调音乐演唱方法的典范。 C.第三代歌唱家阿拉泰、那顺、朝鲁是第三代歌唱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在高等音乐学院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毕业后接触并演唱民歌和长调。 阿拉泰、那顺:他们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专门学习民族唱法。后来接触到蒙古族民歌和长调歌曲,分别演唱《小黄马》、《雕花的马鞍》等歌曲,获得成功。 朝鲁: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演唱了大量的西洋歌剧和歌剧片断,例如歌剧《图兰多》、《艺术家生涯》,咏叹调《今晚不能入睡》、《你这冰凉小手》等。毕业后演唱了许多长调歌曲,如《辽阔的草原》、《山峰》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把长调与美声唱法科学地结合起来,摸索出自己的演唱风格,既保持了长调的民族特色,创新了演唱技巧,又提高了长调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类歌唱家的特点是他们通过在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学习、深造,掌握了科学的发声方法,在演唱长调时将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巧妙地与长调演唱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蒙古族长调学院派演唱方法及风格的基础。他们促使民族声乐艺术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从而赋予这一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这三代歌唱家代表了近代以来蒙古族民族声乐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传统演唱法时代,多种演唱形式并存的时代,还是后来的学院派演唱法时代,歌唱家们对蒙古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A、C时代的演唱方法有他们的倾向性,A是自然形成的传统演唱法,C是学院派演唱法,而B时期的演唱法却形式多样,具有交替和过渡性质。由此可见,长调演唱风格的必然走向应该是学院派演唱法。 长调演唱艺术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就这一点来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对蒙古族长调演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西方音乐艺术源于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和唱诗班,其内容是赞美上帝的伟大和博爱,上帝创造世界的鬼斧神工和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庄严、救生的圣乐传统。到17世纪中叶,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在西方圣乐的传统中融进了大量人文主义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并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民间智慧的营养,产生和发展出意大利崭新的音乐形式。作为真正意大利美声唱法,从佛罗伦萨社的歌剧诞生开始,到那波里学派,已把意大利美声唱法推向高峰,是经意大利几代人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充分地展示和发挥出歌唱技巧的功夫。如果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意大利人的努力,美声唱法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创出称雄世界的鼎盛局面。 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发展道路,为蒙古族长调艺术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们期待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蒙古族声乐艺术,从自然音乐艺术开始进入理论化、科学化和具有实践过程的改革之路。我们主张在学习长调时首先经过一个学习科学发声方法的训练阶段,然后再进入长调演唱,将科学的发声法与传统的民族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崭新的声乐演唱与普及的道路,创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长调演唱培养方法。 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继承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都是在吸收、借鉴、融合中得到发展的。作为蒙古民族艺术瑰宝的长调,要使它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使之跻身于世界艺术的巅峰行列,就有必要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确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先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使其在传承、提高与普及上有一个新的飞跃。 !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蒙古长调的表演者穿蒙古长袍，配以马头琴音乐，讴歌母爱、赞美生命、诉说爱情，以真声唱法为主，是最接近自然的声音.在蒙古长调里，除了旋律本身所具有的华彩装饰（如前依音、后依音、滑音、回音等）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形成的旋律装饰，蒙古语称为“诺古拉”，可译为“波折音”，即发声时，配合口与咽腔的复杂动作，发出类似颤音的抖动效果，一般抖动两三次，诺古拉对形成蒙古长调的独特风格具有重要作用。“蒙古长调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可以即兴发挥，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它以思念、赞赏的歌曲为主，大多数都是描写草原、牛羊、白云等，尤以唱马的歌曲最多。”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草原音乐“活化石”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 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 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 感悟。 蒙古族长调艺术大师拉苏荣介绍，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是相 对短歌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久远之意。据考证，在蒙古 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蒙古族长调的产生与蒙古族游牧生活有关，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 、骏马、骆驼 、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拉苏荣说，长调在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他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蒙古人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长调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是民族识别的标志。你可以不懂蒙语，却无法不为蒙古族长调所动容，因为那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直接倾诉。 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认为，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长调产生于蒙古民族生产方式由以猎为主转到以牧为主的过程，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以夺为主转到以养为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 拉苏荣说，作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长调是一种历史遗存下来的口传文化，堪称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千年绝唱几近灭绝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哈扎布是唯一掌握所有长调技术的歌手，是草原传统声乐流派的杰出代表。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蒙古族长调歌曲的演唱方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草原声乐学派，被乌兰夫称赞为“人民的歌唱家”。哈扎布曾培养了拉苏荣、胡松华、德德玛等著名歌唱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演员，并于1995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的“歌王”称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蒙古族长调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没有留下一张完整唱片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27日病逝。而他生前编写整理的有半人多高的380首长调唱片，均在文革期间被销毁。即便是他所擅长的潮尔道（长调的一种）现今也几近灭绝。长调是一种靠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因地域的不同和演唱者的差异，形成了众多的风格。所以，长调常“附着”在传承人的身上。 可近十几年来，随着一些著名长调演唱艺人相继离世和“马背民族”走下马背，长调诞生的原生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马背上的千年绝唱及一些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方法濒临失传。内蒙古民间演唱长调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度繁荣的东土默特部、科尔沁部、蒙郭勒斤部长调已基本消失，只有极少数老人、专门研究人员略知一二。而能够唱阿拉擅长调民歌的艺人不足百人，而且都上了年纪，也没有系统地盘点过长调流派的“底数”。此外，缺乏全面深入的长调民歌理论、演唱技巧和课堂教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从事长调艺术研究的理论人才凤毛麟角，研究的领域及水平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相比差距极大。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蒙古族长调保护工作机构，并设立专门的长调院校，加紧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研究和保护，改变长调口头传承的历史。 蒙古歌曲分为两个主要品种，其一是乌日汀道或称“长调”，其二是“短调”(boginoduu)。作为与盛大庆典、节日仪式有关的表达方式，长调在蒙古社会享有独特和受人推崇的地位。婚礼、乔迁新居、婴儿降生、马驹标记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交活动和宗教节庆仪式上，都能听到长调的演唱。包含摔跤、射箭和马术比赛的狂欢运动会“那达慕”大会上，更能听到长调。长调是抒情歌曲，由32种采用大量装饰音的旋律构成，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的爱情、亲密的友谊，表达人们对命运的思索。它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式。上行旋律节奏缓慢稳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泼的三音重复句式，这来自对草原生活步调的模仿。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长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3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已有记载。直至今日，长调仍保留着丰富的不同地域的风格。蒙古国和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表演和当代音乐创作中，长调都扮演着主要角。
13世纪，蒙古人改变了世界格局; 21世纪，蒙古人依然能够改变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