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L.瓦茨（RossL.Watts)与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L.Zimmerman)的《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市场解释》（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ies:theMarketforExcuses，以下简称“解释”）一文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在于解释与预测广义上的会计实务，并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经济商品运用经济学的供需理论解释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需求。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ofNewcastle)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1978年与1979年的9月，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1986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1996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1979年4月《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一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1。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剌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Zeff和Horngren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Zeff和Horngren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代理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代理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代理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代理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代理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代理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代理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代理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
(1)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Moonitz(1974a，1974b)和Horngren(1973，1977)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Stigler(1976)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
(四）政府对现存会计理论干涉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会计实务和理论如何受到铁路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三种主要法律的影响。
(1) 铁路立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人员认为铁路的发展在会计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将之作为1800年至1930年间影响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特尔顿也描述了折旧会计的发展和19世纪有关折旧文献与铁路发展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发展影响了关于折旧本质文献的发展，包括将折旧作为费用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之前，折旧一般并不作为一项费用，而是被视为利润的分配。随着政府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广泛管制，这些标准又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铁路宪章包含了铁路部门有权根据利润调整其收费标准的条款。英国国会早期有关铁路问题的私法也明确限定了铁路的最高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管制，企业确定净利润时就不必每年系统计算折旧费用。由于管制是为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或消除“破坏性”竞争，这也迫使企业解释折旧为何当作利润扣除的一项年度费用。
(2) 所得税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直到19世纪80年代将折旧作为费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铁路会计文献中。作者观察到在一二十年间英国大量涌现出讨论折旧问题的期刊论文和教材。但没有观察到同一时期的美国有同样的现象。作者认为折旧问题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国的税收法并没有折旧免税额。“1878年修改税收法允许扣减合理数量的产生于损耗的机器设备价值的减少。法案中没有提及折旧。”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他们找到了对年折旧概念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即税收。第一个有效的美国所得税法是1909年的国产税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驱动折旧争论的联邦法案。美国1880年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润”。所得税法不但影响折旧争论的时间，而且还影响了各种折旧和会计盈利概念。在核算”来自利润的股利”的过程中，折旧被视为估价程序。如果期间价值以历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话，执行税收法的成本较低。早期的文献确认了这一成本节约，而这也很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折旧所得税免税额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寻找这一程序和其他应计制的理论基础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基于配比原则和实现原则的收入概念。
(3) 证券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19334934年的美国证券法案对会计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促使会计研究的目标转向“信息观”；推动了对会计原则的研究。两者均由于证券法案的颁布而开始。证券法案颁布之前，理论学家倾向于基于会计的多重目标进行描述和设定，并列示了多个使用者。人们通常强调管控和经管责任。Dames将传统和主要的会计目标描述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润”。Sweeney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应是试图区分资本与收益的不同”。证券法案后，为有助于投资者和贷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作者称之为信息观。最早解释强调投资者决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发布的“会计原则的暂行公告”。讨论了许多“不令人满意”的会计程序，包括资产的重估增值。作者认为信息观的主导地位源于与证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众利益观的提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保护公众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场崩溃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企业的不充分披露，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信息观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设不仅从现代学者引用公众利益观作为伴随信息观的一个目标的趋势中得到了支持，而且从认为满足信息目标对于“公众利益”是必要的这一趋势中也得到了印证。后者的例证来自FASB:财务会计和报告是作出投资、借贷和相关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务信息不仅在确保资本公平分配的个人决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确保对自由市场体制持续的公众支持中很重要。近来在文献中出现的关于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观点例证了信息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公众利益”可能要求颁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资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讨论表明很多会计理论是追随政府干预的。作者指出证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即很多会计理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且会计理论满足了对解释的需求。证据与他们所谓的“公众利益”假设并不相符。毫无疑问应存在有另外的备选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文献出现时间的不同。对于那些支持备选理论的理论学家而言，其挑战在于应明确这些理论，并显示这些理论与作者所提出的相比与证据更加相符。
(五）研究结论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决定财务报表内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没有被理论学家所看到。会计理论不是为发布“恰当的”的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从方法上支撑一个人预先设想的观点'会计理论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学角色以外，还一直扮演着辩护的角色，政府干预拓展了会计理论的这种辩护功能。会计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满足需求的解释，这种需求由政治进程引起;结果会计理论不断变得规范起来。论文指出作者讨论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组织，政治家、经理、投资者等开始参与会计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况下，提供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之规定的唯一的会计理论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现有会计文献中不存在其他理论或规范理论能够解释或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会计标准，因为：一是运用受益于会计标准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论证明会计标准是正当的；二是既得利益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问题；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获胜。即使自利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标准，此理论也不会被用于证明会计标准的正当性，因为自利理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适宜的。因此，能够证实会计标准的公认会计理论不存在。
四、《解释》的学术贡献及评价
《解释》一文是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齐默尔曼运用经济学的市场供给理论，对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主要的是两人通过对政府干预和会计理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会计理论都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试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来概括会计的理论概念，并试图导致“良好的”会计实务，这种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会计理论回答的则是“实际是什么”。该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瓦茨和齐默尔曼分别研究了英美两国的铁路立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对会计的影响，通过对两国出现的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来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科的运用和发展。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EMH和CAPM为基础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查会计数据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未对会计实务做出解释和预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某一会计政策而没有选择其他会计政策:试图解释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选择某一会计处理，以减少代理成本。《解释》一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正是美国实证研究两个阶段的转承之时。此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英美两国会计问题（折旧）争论出现时间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虽然没有对其他会计实务作出预测）。由此可见，该文标志着美国实证研究第二阶段的出现，对其后会计学科的实证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意义。
五、《解释》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会计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把握会计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法的总称，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会计”。方法是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我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实证研究相较规范研究而言，具有如下优点：一是拓宽了会计理论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二是实证研究的结论有助于解释和预测未来;三是实证研究以实际资料为依据，其结论尽量用严密、科学的“模型”进行定量描述，更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会计研究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已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是在80年代末开始引入的。伴随着国际会计交流领域的日益广泛和我国会计学者对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实证会计理论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且日益受到学术界和职业界的重视。而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也为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由于广大学者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一致推崇，导致了部分学者提出应以实证研究方法取代规范研究方法，以此与国际理论研究接轨，促进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观点。尽管实证会计研究有诸多优越性，但如果将两者简单的对立起来，一味的支持一方，否定一方，对会计研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对一种研究方法不能片面地理解，应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实证理论是以规范理论为基础和前提的，前者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排斥后者，只有二者并重，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会计研究水平。因此，当前要做的就是从中国的会计环境出发，积极地汲取20世纪中后期西方会计科学发展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和已有成果，但是不能全面照搬，盲目地追求用实证性的数量分析方法来全面取代规范化的定性理论分析方法。尤其是我国当前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极大影响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如果这些数据本身就不是真实的，那么运用这些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指导相关利益者作出正确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也就失去了实践的指导意义和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会计学作为一门管理类的应用型学科，理论研究运用什么具体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因此在进行探索性科学研究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也没有一种预示成功的现时规定可以照搬，而必须在继承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运用适合的研究方法，才能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