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所得税是世界各国应用最多、最广泛的税种之_，对于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综观世界各国，存在两种基本模式：统一模式与分离模式。统一模式下会计规定与税法规定保持完全一致，不存在会计一税收差异（以下简称“会税差异”问题；分离模式充分考虑了会计与税法的目标不同，在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方面均有自身的一套理念和标准，从而使得企业据此计算出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往往存在不一致，由此形成“会税差异”，现实的情况是，在分离模式下应税收益和会计收益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又不会完全一致。
对“会税差异”的形成，除了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国内外学者分别从避税的角度和盈余管理的角度展开研究，少数学者还对“会税差异”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Desai等通过构建一个非会计应计造成的“会税差异”作为公司避税的度量指标，巧妙将“会税差异”中利用会计政策的自由度进行盈余管理的成分剔除，证明了“会税差异”是企业管理层规避税收的结果。叶康涛通过考察“会税差异”、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发现高税率的上市公司会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但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王跃堂等对税率变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市场做出的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经济后果，投资者能够有效识别基于避税动因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意识到这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价值，对税率变化后税率降低、成功避税的公司给出了正面的反应。吕敏和曾富全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以调节“会税差异”进行纳税筹划以降低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行为。Hanlon对拥有大的“会税差异”的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会税差异”大的公司的盈余持续性不如“会税差异”小的公司，投资者将大且为正的“会税差异”认作是一个“警报”，从而会降低他们对这样的公司未来盈余持续性的期望。伍利娜、李蕙伶与周中胜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此外，钱春杰和周中胜还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与“会税差异”的关系，得出“会税差异”可以提供应计会计程序中管理当局操控的信息，并且审计师能够识别这些信息，从而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车菲以我国2008年的所得税改革为背景，对“会税差异”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正“会税差异”与会计稳健性呈负相关，负“会税差异”与会计稳健性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且所得税改革后“会税差异”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大于改革前的结论。
从已有关于“会税差异”的研究来看，基本局限于对“会税差异”是如何形成，到底是避税的结果还是利用会计政策的自由度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是对“会税差异”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即从盈余持续性的角度来间接检验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会税差异”中蕴含的操控信息并做出反应。已有的研究未将“会税差异”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相联系，研究其对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影响。此外，已有的研究也未能将“会税差异”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但事实上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不同的，向上盈余管理由于夸大了业绩，往往对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区分。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将“会税差异”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一个影响因素，将其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分别考察这两种“会税差异”对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影响，从投资者对“会税差异”定价的角度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证券监管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真正实现对中小投资者的有效保护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同时对准则制定者完善会计准则，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同样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
二、“会税差异”的形成及度量
(―)“会税差异”的形成
“会税差异”按形成原因可分为两部分部分由制度性因素造成；另一部分由非制度性因素造成。前者指的是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收入、费用的核算口径不同以及确认时间的不同，从而导致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存在不一致；后者主要指的是由于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不一致。
(二）“会税差异”的度量
对于所得税的处理，我国采用的是“会税分离”的模式，并规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会税差异”对所得税会计的影响。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包含两部分部分是当期应交所得税形成的所得税费用；另_部分是所得税跨期影响形成的所得税费用，即由暂时性差异引致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其中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会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增加，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则会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减少。
基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核算的特点和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将“会税差异”进行了细分，具体分为总的“会税差异”、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根据对现行准则下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分析，我们进行了逻辑推导，得到如下计算公式（公式中所涉及的项目金额均指当期金额）：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委托人和代理人是博弈的双方，一方参与人不会仅仅因为某行动是另一方参与人所希望的就选择该行动，相反，每个参与人都选择能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行动。现代企业两权高度分离，外部投资者作为委托人要想了解企业，最便捷最稳定的信息来源无疑是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然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却取决于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管理层。企业管理层对自身的实际经营业绩拥有完全的信息，但由于企业管理层在财务会计政策选择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并且公认会计原则并未对企业会计政策和程序做出全面的限制，因而存在机会主义的可能。然而，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拥有较为成熟的分析技术和专业的分析人员，他们会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甄别。就所得税“会税差异”而言，尽管投资者不能完全弄清楚“会税差异”中有多少是盈余管理造成，有多少是制度性差异造成，但投资者会根据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背离的程度和方向进行理性分析，推断内部信息是什么，并根据自己的推断做出投资决策，决策的结果最终会体现到证券资产的定价上。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由于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蕴含了企业夸大利润的信息，基于投资者理性和市场有效的假定，投资者会在进行证券定价时降低对其的估值，对越是虚增了的每股收益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低，市盈率也就越低，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越大的公司，其市盈率越低。
同理，由于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蕴含了企业利润低估的信息，每股收益也相应地比真实值更低，当市场有效和投资者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发现该类股票更具投资价值，从而会愿意为低报了的每股收益支付更高的价格，反映在市盈率上就是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越大的公司，其市盈率会越高，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越大的公司，其市盈率越高。
以上两个假设的提出只是我们基于自己的理解做出符合常理的推断，当然也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盈余管理，都是盈余管理，最终都造成了提供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后果，投资者应该都会给予负面的评价，这种质疑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提出的假设能否成立最终还需要实证结果的检验。
四、研究设计
(―)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选取的变量有市盈率，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资产负债率，流动性指标和机构持股比例。其中被解释变量是证券资产市场估价指标市盈率，将市盈率作为证券资产市场估价指标是因为已有研究发现每股收益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最为关注的指标，而市盈率代表的是投资者愿意为每股收益支付的价格，因而将该指标作为公司证券估价指标[12]。解释变量为“会税差异”，共有2个，分别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之所以将“会税差异”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是由于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对投资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本文希望通过实证检验来验证投资者是否会对不同方向的“会税差异”做出不同的反应。除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以外，本文还将有可能影响公司证券估值的其他可识别因素进行了控制，具体包括代表资本结构的指标：资产负债率；代表流动性的指标：股价日均振幅/股票日均换手率①；代表收益质量的指标：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活动净收益/利润总额。此外，本文还将机构持股作为影响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重要指标进行控制，同时，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2.模型构建。为了对前述假设进行检验，本文根据研究的问题及选取的变量构建的模型有2个: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财务数据和股票交易数据（包括与股价、股票换手率相关的所有指标）来源于巨灵金融数据库与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样本公司包括2008〜2010年除农林牧渔业和金融保险业外所有在中国沪深两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但不包括以下公司：（1)被ST、PT的公司；（2)主要数据缺失的公司。
将研究期间定为2008〜2010年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的会计影响是在2007年，但在2008年开始执行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故将税率不同的2007年剔除。
所有行业中剔除了金融保险业和农林牧渔业，剔除金融保险业是由于金融保险业较为特殊，其会计处理方法和证券估值与其他行业有较大不同，而农林牧渔业由于涉及所得税税收优惠，即存在减免税，导致“会税差异”无法准确计算，因此，将其剔除。这两个行业剔除后仍然有足够大的样本量，对研究结论不会有大的影响。
2. 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了了解“会税差异”的原始情况，本处“会税差异”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选用的是标准化前的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BTD—sem)和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BTD—xem)数据。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的计算公式如下：
从表2中可以发现：不同公司的市盈率相差很大，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样本公司出现的频数远远高于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样本公司。
表3是样本公司“会税差异”在各年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公司数目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公司数目则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并且研究期间每一年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公司数目均远远高于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公司数目，且有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
表4是模型中涉及变量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是表明显著性水平的P值，括号上方的数值是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发现：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BTD—sem)、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经营活动净收益/利润总额（OPTP)、机构持股比例（JGCG)、流动性（LIQ-UID)与证券估值指标（PE)显著负相关，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BTD—xem)、资产负债率（LEV)与证券估值指标（PE)呈微弱正相关关系。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不同方向盈余管理“会税差异”与证券市场估值的多元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1)检验的是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与证券市场估值指标的关系，模型（2)检验的是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与证券市场估值指标的关系。
表5是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目的是将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与证券估值指标（市盈率）进行回归，以便得到当企业利用会计一税收的差异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调高利润时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证券的估值，从回归结果来看，该指标会显著影响投资者对企业证券的估值，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越大，投资者对其定价越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将“会税差异”作为盈余管理的一个表征，并将该指标作为其投资估价的一个决策因素。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投资者对企业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给予了正面的反应，尽管从统计结果来看并不显著，但也说明市场具有价值发现和自动纠正偏差的功能。从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综合来看，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企业“会税差异”是否蕴含了调高会计利润的信息，而对于“会税差异”传递的企业调低会计利润的信息则更不关注。总体来看，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六、研究结论及展望
1. 研究结论。本文构建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会税差异”的计算公式，对“会税差异”与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将“会税差异”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分别考察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会税差异”对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影响，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自动纠正偏差的功能，能够有效识别“会税差异”中蕴含的盈余管理信息，并做出理性的反应，但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做出反应的强度有差别，对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较为敏感，并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即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越大的公司，市场将其视为蕴含了虚假的业绩，因此，对其估值越低；相反，对于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越大的公司，市场将其视为业绩被低估，从而调高了对其的估值。但从实证结果来看，投资者对向上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负向反应强度要显著高于向下盈余管理“会税差异”的正向反应强度。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以往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无效或不够有效的观点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这与资本市场理性投资者的增多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根据本文表2显示，研究期间样本公司的机构持股比例均值为48.02%)这些机构投资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技术分析人员和强大的信息来源，完全有能力甄别企业提供信息的真伪和有效解读财务报告中蕴含的内部信息，并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在证券资产定价中得到体现，使得证券市场表现出了集体理性的特征。
2. 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虽然表明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有效识别企业“会税差异”中所蕴含的信息，并做出理性的反应，然而集体理性并不能说明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我国资本市场存在众多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水平是不一样的。存在突出利益矛盾的是机构投资者与广大散户，在机构投资者与广大散户的博弈中，散户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会出现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掠夺散户利益的行为，如何保护广大散户的利益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我们认为散户利益保护的关键在于消除两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就本文所研究的“会税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而言，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和证券监管者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加大“会税差异”相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减轻不同类型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机构投资者对广大散户的利益掠夺。
鉴于目前会计准则对所得税“会税差异”列报和披露的规定，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应要求企业增加列报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以及要求上市公司在附注中披露当期“会税差异”产生的原因及组成内容，包括永久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这样广大散户无需经过复杂的报表项目间的交互关系进行推算，就可以得到“会税差异”的情况，从而做出企业有无进行盈余管理的判断和决策，而机构投资者利用这一方面的信息优势对不知情的散户进行掠夺的可能性将会丧失。此外，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研究机构投资者掠夺散户的途径和方式，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真正达到保护散户的目的。
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尽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会税差异”的研究与证券资产的市场估值研究相结合，并将“会税差异”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分别检验了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会税差异”对证券资产市场估值的影响，但未来还可以就“会税差异”的行业特征进行分行业研究，对企业管理层构建了哪些交易或事项以及利用了哪些会计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盈余管理，从而形成了“会税差异”等问题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