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有时代性的，其理论内含在他探索救亡的道路上经历了几次发展演变，由最初具有种族性质的排满民族主义到五族共和的统一民族主义，再到以反帝反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一过程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不断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境遇下发展的不同诉求。如今当我们再次审视孙中山及其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也同样会看到当今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现代化需求。当民族主义遭遇所谓的全球普世价值，或是还没有完成的民族主义遭遇成熟的民族，我们面对着一系列急需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该怎样对待自我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怎样解决我国特有的民族与民主间的矛盾，怎样在多元的价值思潮下保有和维系民族共识，甚至是该不该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保留这种看似狭隘的共识形态。这些问题皆由民族问题所引发，自然也要在对民族主义的探讨中寻求出路。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民族主义的基本问题，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现有的民族主义的实质又是什么。前一个问题很难回答，事实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应该说，世界上有多少种国家和文化，就应该有多少种民族主义。我们能做的至多就是为民族主义进行大概区分。根据王绍光在《民族与民主主义》一文中所概括的二分法，民族被多数学者分为好的与坏的民族主义，或是延伸为东方的与西方的，种族的与文明的，自由与非自由的等等的对立划分。还有一种区分就是将民族主义分为种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种种类型。前者的划分根据民族主义的性质或是某种价值判断，后者则是基于用以凝聚民族主义的核心或手段。而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实质的论断就蕴含在关于其产生基础，形式，性质和价值的讨论之中。在我看来，我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就是“对外”，而其在产生时期的实质也是对外的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因受到外来压力而被动产生的，当我们强调民族主义的时候，其实就暗含有一个针对的敌对存在。即便是孙中山最初的排满，也是有针对清政府或满人统治的意思，只不过是把满人当做“外”，把汉人当做“内”而已。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既符合了当时民众的对于列强的心理，也容易唤起民众统一对外的民族意识，如果说西方的民族主义是由自发的对民主的诉求而产生的，那么东方的这种民族主义则是被压迫的排异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这种被动产生的民族主义在当时无所谓好坏，自由与否，甚至连划界都不十分明确，但在当时救亡任务压倒一切的历史境遇下，它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确立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当救亡的任务完成，民族主义也失去了最初的动力和指向性，于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基础的不牢固导致了今天的一些民族问题。首先是提出民族主义的概念有失偏颇。在这篇1924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孙中山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的理由是汉人在中国所占的比重使其具有主体性地位，这种民族主义所依托的是同一血统，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和习惯。由此看来，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看似是一种以汉族为主导的种族主义，虽然他强调的是救亡图存的目的，但其中的不合理性还是显而易见，他在承认了汉族的统一血统，文字，宗教和习惯的同时忽视了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虽然“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相对于四万万人来说确实微乎其微，但却绝不可以因此而忽略不计，如同我们今天不能忽略边境即使再微弱的骚动一样。但这个问题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和维系民族主义的方式。我们可以依靠救亡的口号实习短期的民族主义，但到底应该依照什么标准将民族统一并长期维系在一起？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那么之前的种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现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民族主义形态的关系。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依靠儒家文化来维系的，各代王朝也只是儒家文化的实施者，因此我们原有的民族认同是属于一种文化认同。这也应和了孙中山先生解释我们为何能接受满人和蒙古人的入侵的原因。但这种认同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豪感之上，针对文化而非独立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当文化优越感不复存在的时候，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效力。而现在，我们是应该就此抛开原有的维系方式而不顾呢，还是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沿用这一纽带？我们都知道尼迪克·安德森的著名论断，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但我却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理论的另一位论述者史密斯对安德森反对，即现代的民族主义不能凭空而来，只能在原有族群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族群的过去限制了“发明”的挥洒空间，过去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共有的历史记忆，我们绝对不可能任意取用另外一个共同体的过去以建构一个现代国族，否则就会使其成为一个嫁接的民族从而失去根基。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来看，与其说是一种发明或想象，不如说也是一种“重新建构”，更接近拥有丰富而多元的历史传统的中国现实。即使在今天，我们在说明当今民族或国家的合理性时也常常诉诸于“历史上的归属”。尽管它有强词夺理的嫌疑，但事实上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种民族“情绪”，它是对自身归属的非理性认同和依赖，正如有学者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理论简单、力量强大的情绪化的意识形态一样。文化是维系民族的内在力量，尽管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断变动的版图往往使民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一个民族对于其曾有的文化归属感却无法抹杀。
然而将民族问题诉诸于文化只是第一步。文化给民族主义赋予了一个载体，但却也存在问题，在历史上，只有当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才会吸收儒家文化，借以统一民众，而这只是在中原文化足够强大的时候才有的情况。而依据现在的情况，文化的维系力量是悬空而且发散的，它只是维系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在因素，难以成为划定民族的严格标准。这就要依靠强制性的政治手段。郑永年先生认为，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依照庞金友的看法，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尽管有着不同的
政治理想，但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于是他们都选择将民族主义诉诸于国家主义。这种对民族问题的强制性解决在非常时期是快刀斩乱麻式的最好方式。但是这种国家主义在形成初期的时候针对性太过强烈，这导致后来的反作用力也随之强大。在面对列强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呼声使中国民众对西方民族羡憎交加，直到今天，我们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种情感的残余。面对西方国家，我们同时怀有着崇敬和敌意，以致我们难以理智地对待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民众有时成了一点就着的炮灰，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容易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但这种激情有时只是一种低级的情绪失控而已。有时候我不禁反思，也许正是我们自己有着所谓的假想敌心理，利益摩擦和经济竞争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分强调“妖魔化”一类的词语则未免太过自卫。我们所处的民族状态是一种防御的姿态，这说明我们失去了自信，这种自信的缺失正是文化的缺失，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自由民主的缺失。
近年来总有一些“反动”的学者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说我们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与自由民主对抗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不幸的是这些书都被禁掉了，这好像也确实说明某种自由的缺乏。为中国的国家主义辩护的学者辩驳说，这是一种民族与民主问题的复杂性，我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在建立民族主义的时候确实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可是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用国家主义压倒一切吗？所惯用的用政治维系民族的力量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呢？民族主义不必然会成为一种对民主化的抵制力量，更不会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抵制力量，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自信且骄傲地面对其他民族的心理，良好的民族状态不应该是防御的，而应该是积极外向的，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这种良好的民族状态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们确实在强调着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但是我们做的显然还不够，因为在现阶段，政治的力量远远大于了文化的力量。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突显文化的力量，这也是我们需要变革的东西。
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的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我们既需要恰当地维持政治制度，又要在世界化浪潮下坚守本民族历史文化，重新思考人权问题，并调整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借用庞金友的评价，“根植于地区性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的自卫型反应，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绝不是一种最好的回应。而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在我们文化传统的范围内重新诠释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这正是我试图说明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