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研究。
《简·爱》（Jane Eyre）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它一直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备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睐。1927年，武光建先生开始从事《简·爱》的翻译工作，将其节译成中文，取名《孤女飘零记》。然而，第一部完整版的《简·爱》出自李霁野之手，书名《简爱自传》，之后更名为《简·爱》，1933年7月完成，1936年9月由生活书店印行。1992年，黄源深受邀翻译《简·爱》，199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黄译本也颇具影响，深受读者推崇。本文从生态视角出发，以李霁野译本和黄源深译本为研究对象，还原两译本产生的翻译生态环境，以期对译者在生态环境中做出的选择与适应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生态翻译学在全球生态化的大背景下产生，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相互渗透的产物。该理论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基于生物进化论提出的一门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强调整体主义的翻译观，它以译者为中心，以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指导，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等做出了全新的诠释，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为理论基石，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立体和动态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研究和解读《简·爱》的译介，也能为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提供有力的佐证。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1]翻译就是译者受翻译生态环境中各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断的进行适应与选择。因此，不同译文产生的过程就是“译者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2]的过程，译文的产生也是一个“汰弱留强”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同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译文的选择，是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
二、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的选择与适应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翻译的过程中，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选择中有适应。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3]；选择，即“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4]。翻译就是译者不断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同时，翻译批评的标准也可以从“适应/选择”的视角进行表述：最佳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佳的选择是适应性选择；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由于《简·爱》的李霁野译本和黄源深译本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在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与选择，因此，评价两译本优劣，必须立足于两译本各自产生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对译者的劳动做出公允的评价。
李霁野译本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值“五四”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领导力量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成仿吾等，他们既是一流的文学翻译家，又是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李霁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加入了这支翻译大军，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学翻译生涯。李霁野希望通过翻译外国文学，唤起沉睡中的国人，以求挽国运于垂危目的。由此，《简·爱》文本的选择，以及小说中主人公简形象的传译，无一不受当时特定时代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译本中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归化成中国革命女性的“简”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环境的需要。此外，李霁野的翻译思想受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译大师的积极影响，一贯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是一位典型的直译派。他既采用字对字直译，又实行句法直译，追求译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
黄源深译本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最繁荣的历史时期。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长期的文化封闭与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充满了好奇与渴望，翻译文学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思想的解放，政治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干预逐渐减少，翻译文学在文本选择上更加开放，各种思潮、流派，各类风格、题材作品的翻译都得到了重视。黄源深受邀翻译《简·爱》时，《简·爱》已有几个译本问世。接受这一翻译任务，一方面出于对它的喜爱，另一方面他认为，译者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以及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因人而异，并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黄源深认为，作为译者，要表达出和原文相同的激情，需将自己置身于小说人物同样的处境，在此基础上，设计合适的语言，寻找恰当的词汇。因此，黄源深译本着重再现原作的激情与艺术风格，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意译手法。
综上， 翻译生态环境中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共同制约并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适应。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确定， 以及译文语言、风格的形成都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语
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信、达、雅”标准、“忠实”标准以及“化境”说、“神似”说等都属于一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它忽略了原文本和译者所处的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然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是在更广阔和立体化的社会环境中开展翻译活动的，译者必将面临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理论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只有给予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更多的关注，才能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更为广阔、动态、全面和立体化的视阈，从而形成对译本更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3][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