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画报之十四・醒世画报》中，我提及：“不像上海画报多有大报作为依托，信息来源比较丰富，不少北京画报就是草台班子，无法独立采编，只能依靠街谈巷议。这也是晚清北京画报数量很多，但旋起旋落、屡战屡败的缘故。”这里所描述的京海画报之差异，不仅关于存世时间长短，更牵涉观察角度与论述立场。不妨就以同样创办于1909年的《神州画报》和《燕都时事画报》为例。
《燕都时事画报》馆设北京前门外琉璃厂土地祠庙内，发行兼编辑广仁山，编辑来寿臣，经理兼督印刘雁如，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九日创办，日刊，每期8页。未知此画报何时终刊，收入《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2003年）第19册的，不足三个月。1909年1月至1911年7月，《神州日报》曾出版多种画报，可惜名目各异，互相重叠，一时难以厘清。其中，1909年6月11日创办的《神州画报》，据说总共发表了一千四百多幅图像。若此说属实，则收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5册的，仅占四分之一。而且，这些印有“《神州日报》附送”字样的画报散页，乃事后装订成册，日期排列颠三倒四。
不谈细节，就说整体风貌：《燕都时事画报》的视野局限于京城，且注重的是教育与风俗；而《神州画报》则放眼全国，兼及现实政治，对官场多有严厉抨击。如此差异，在晚清京海两地画报中，其实很有代表性。
《燕都时事画报》第4号上有一“讽画”，那官员眼看着天平明显向“元宝”一端倾斜，而“名誉”则显得无足轻重，于是笑逐颜开：“吾既爱元宝，可就不故（顾）名誉了。”如此强调“名誉”与“元宝”的对立，显然是在呼应创刊号上的《本报发刊词》：“报纸系以开通风俗为重，并不是专以营利为目的。”此说立意甚佳，可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纯粹从个人修养角度立论，显得苍白无力。
就像海硕鹏《燕都时事画报祝词》所说的，既然朝廷宣布预备立宪，而人民水平明显不够，报章真的是任重道远：“若要开通这班没程度的人们，固然非画报不可，也非极有魄力的画报不可，非极有学理的画报不可。”（第14号）但实际上，《燕都时事画报》依旧沉湎于北京城内街头巷尾的各种奇闻轶事，更适合于茶余饭后作为谈资，很难说“极有学理”。举个例子，画报中多次出现某街某巷某恶婆婆虐待儿媳妇的报道――如第5号上胡竹溪所作《虐待儿媳》，虽则有理，绘制也精，可此类图文在同时期北京各画报中经常出现，因而缺乏新闻性。
相对而言，《神州画报》的眼界要高出许多。比如，即便同样喜欢讲妓女故事，这里既有北京胭脂胡同妓女从良的轶闻（《特别礼物》），也有广州陈塘妓女议政的宏论（《陈塘群妓论军情》），趣味明显胜出一筹。更何况，与京城文人小心翼翼回避政治不同，上海画家更倾向于揭露、嘲讽各式贪官污吏。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提及《神州画报》：“在《官场之活剧》大标题下，从六月初到八月初，陆续刊出二十一画”（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6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虽然我只见到其中的一半，还是能感觉到马星驰绘制的此系列讽刺画的力度与喜感。如第二幅《二簧癖》和第七幅《革党之风声鹤唳泪》，如此放肆的笔墨，便不是京城画家所能效仿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朝廷控制能力的问题――天子脚下，哪容得你随意撒野？
可在我看来，这种“拘谨”，不完全是政治控制所致，更缘于京城画报作者们的道德及文化立场。比如，喜欢说说唱唱，这本是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趣味，因不符合女子“文静”“娴雅”的传统想象，就被这些立志“改良群治”的画家们极力嘲讽。这幅《这也是家庭教育吗》，放在今天，不仅不是“没教养”的标志，反而可能以“风雅”著称：
日前访友，行至崇文门外头条，忽闻女子弹唱之声。细一调查，是该住户有六个姑娘，平日到（倒）很规矩，可是每天晚上，在门洞内必要大弹大唱足乐（没有教育）。招的附近的住户，竟有无知之徒，为听唱品评好歹打架的（醋）。哈哈，望该家长您约束约束吧。要是只为好这个乐儿，毁了名誉，您说够多们（么）冤呀！该区也应调查调查，闹出事来，也得跟至（着）麻烦哪。（《燕都时事画报》第56号）
与此图立场相近的，还有第11号上的《有伤风化》。宣武门外南斜街某家姑娘喜欢弹唱时调，招得邻居围观，作者于是感叹：“唉，这就是没教育的家呕！”就因为妓女能弹会唱，招人喜欢，良家女子就不能借此自娱自乐？京城里的志士们，未免过于拘泥了。
说到开启民智，晚清志士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办学堂。当《燕都时事画报》还在欢呼蚕桑女学堂的创办（《蚕桑女学成立》），《神州画报》已经在表彰美国女教士如何在山东烟台创立启喑学馆了。这则刊于宣统二年四月初九日的《喑童学馆》，介绍过这所聋哑学校的教学方法及效果，结语是：“女教士宣言身为提倡，甚盼中国各省逐渐开立启喑学堂，庶几无废民云。”至于北京发起国民捐运动，皖学堂学生三十余人上街散发公启，适逢大雪，“有人询其冷否，皆曰不冷。盖该学生等国债之热沸腾，寒气不能乘隙而入。闻该学生等对于功课仍未间断云”。这则《学生热心》，出自上海的《神州画报》，而不是北京的《燕都时事画报》，可见各自的趣味与立场。
总体而言，晚清的“文明开化”，北京远远落后于上海。但必须承认，被庚子事变深深刺痛的京城百姓与士大夫，正急起直追。这些“觉悟者”，包含下层民众，可也有若干宗室子弟。到了这最后关头，就连朝廷大员或满族士绅中，也有不少明白人，希望借改革力挽狂澜。就拿《燕都时事画报》的发行兼编辑广仁山来说吧，似乎就颇有些来头。
《燕都时事画报》创办初期，刊登不少贺文与祝辞，借此可勾勒这位广仁山的大致背景。爱新觉罗・勋锐感叹北京这地方“风气不如南省开通”，庚子事变后方才梦醒，“要说入手的法子，自然非从办报开通民智不可”。文中特别强调“我们是同宗同行”，于是谨祝画报“多印，多销，多同志”（《三祝报界》，第6号）。凤竹安的《燕都时事画报出版祝词》（第9号）则称：“余友广君仁山，世家子弟，性敏好学，少从事于笔墨，有名士风，然而数场不第。若以广君学问而论，他的朋友，都替他抱遗珠之憾。……如今约集同志，凑齐股本，设立这种《燕都时事画报》，敷陈时事警劝同胞，足徵广君仁山对于社会上的热心。”至于东方病夫更是亮明招牌：“宗室广君仁山，平日热心社会，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己任，现与同志来君寿臣二三君子，组织一燕都时事画报社，每日发行画报，已于昨日出版了。”（《燕都时事画报出版祝词》，第3号）
与热心报业的广仁山好有一比的，是那位在京城创办宣讲所的贺岩，他也是“宗室”。《燕都时事画报》第54号上有一《热心社会》，乃编辑来寿臣所作：
西城小市路东大院有位热心志士宗室祺君贺岩，新近在该处创办一处宣讲所。每日下午六点钟起至十点钟止，有热心诸君在该处宣讲《圣谕广训》以及各种报纸，并有妇女听讲，均都分座，很有次序。如有热心宣讲的诸君，不时的前去尽尽义务吧。
此图画面上有一牌子，写着“祺君贺岩演说”。这里的“宗室”，不见得真的是登记在案的“皇族”，更不一定“大富大贵”，但应该是“根正苗红”。
下面这位有志于广开女学的人物，可就不同了。宣统元年七月初五日《神州画报》上，有一《拟创通国女学教育总会》的图画：“近闻摄政王福晋拟捐资创一通国女学教育总会，一切办法均仿日本，并愿亲任该会会长。振贝子之夫人亦颇赞成此举。大约中秋左右定可实行矣。”我没有读到任何摄政王载沣的夫人支持新学的资料，也未见识所谓的“通国女学教育总会”，这很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倒是肃亲王的姐姐葆淑舫在晚清很活跃，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捐资办学。不管是捕风捉影，还是移花接木，晚清权贵中确有支持女子教育者。可以想象，新学人士乐于传诵此类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就连对清廷各项政策多有批判的《神州画报》，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可惜的是，清廷自我改革的力度太小、时间太晚，加上立场摇摆、态度犹豫，以至于错失良机，最终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本文来自《内蒙古画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