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报姗姗来迟？就因为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无论朝廷还是民间，至此方知非发愤图强不可了。于是，各种新政措施纷纷出台，其中就包括鼓励民间办学与办报。
晚清中国，积极引进西学的，是朝气蓬勃的开埠城市上海，而不是暮气沉沉的帝都北京。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在《点石斋画报》创办近二十年后，1902年6月，北京才有了第一份画报——《启蒙画报》（图1）。此前传教士办的《中西闻见录》（1872年创刊），每期都有若干插图，但那属于科学知识图解，与画报之以图像叙事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画报姗姗来迟？就因为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无论朝廷还是民间，至此方知非发愤图强不可了。于是，各种新政措施纷纷出台，其中就包括鼓励民间办学与办报。
晚清画报虽说以识字不多的“妇孺”为拟想读者，可真正关注妇女儿童命运的并不多。不仅标榜“为儿童”，而且认真地“写儿童”、“画儿童”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读《启蒙画报缘起》（《启蒙画报》第一期，1902年6月23日），明白这是一份“于蒙学为起点”的杂志，其编辑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育课程，约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胥关蒙养，兹择浅明易晓者，各因其类，分绘为图”。
若想描述《启蒙画报》的整体形象，不妨以创刊号上《小英雄歌》的插图为例（图2）：墙上挂着火枪，象征着保家卫国；桌上放着地球仪，那是开眼看世界；中间站立着一位“风姿豪迈天骨冲”的“小英雄”，正踌躇满志、意气飞扬，时刻准备建功立业。
先日刊，后月刊，再改半月刊，栏目设计叠经变迁，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追求“博物多闻”，而不是“新闻事件”或“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办刊人希望读者将其视为“教材”或“准教材”。而将“修身”放在第一位，既符合蒙学堂教学的需要，也因此科最好配合图像。《启蒙画报》第一年1-4册的“伦理”专栏，连载的是“养正小史”——总共103则，大都采自传统蒙书而略加修订，主要是添加若干时代色彩。
传统蒙书本就喜欢讲述故事，且兼及图文，无论是版本繁多的《二十四孝图说》，还是明代的《养正图解》（焦竑）、《蒙养图说》（陶赞廷）和《养蒙图说》（涂时相），都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可能是考虑到画面的因素，《启蒙画报》主要追摹的是《养蒙图说》。比较《启蒙画报》第一册上的《尼山俎豆》（图3）与《养蒙图说》（图4）第一则《陈设俎豆》，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文字，二者也颇多沿袭。当然，传统蒙书本就是这个样子，只讲宣传效果，不太考虑著作权的。
讲故事而配插图，这无疑最能吸引儿童阅读；只是《启蒙画报》既然隐含教科书意趣，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让儿童将“学习”作为“游玩”，而不是苦差事，这才是成败的关键。设立地舆、格致、算术、动植物等栏目，用语言夹杂图像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各种专门知识。以《加减除合》为例（图5），描画小孩正月去灯会的热闹场面，文字却是在传授算术知识，读者很可能由图而文，潜移默化中受教育。
据《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因《京话日报》大受欢迎，彭又接手了“文言体裁，专为开通官智而设”的《中华报》；同时办三份报刊，精力确实不济，于是在1904年底关闭了《启蒙画报》。除了画报制作麻烦且成本较高外（《启蒙画报》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在晚清属于特例），更重要的是，编者更愿意跟“大人”而不是“小孩”对话。开启童蒙，不是不重要，而是“开花结果”十分遥远；而关注当下，直接介入社会改革，当然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更有力了。
可是，努力耕耘者，必有好收获。著名学者陆宗达（1905—1988）及著名报人萨空了（1907-1988）都曾撰文追忆小时候读《启蒙画报》的情境。陆宗达1905年出生于北京，萨空1907年生于四川成都，五岁时随父亲举家迁回北京。若这两位先生的回忆属实，则其阅读《启蒙画报》的时间，大约是在1909至1913年间。一份停办多年的旧杂志，居然依旧是京城儿童接受新知的“课外读物”，这可是个大喜讯。《启蒙画报》的发行数字无法统计，但当年的读者，不是看完就丢，而是将其保存下来，作为反复使用的“启蒙”读物。这与当初编者标榜“参考中西教育课程”，可谓若合符节。作者： 陈平原，本文来自《人物画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