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空间有了很大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海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2005年为272.84万余人,2010年则增加到了357.28万余人。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随着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长,我国目前已经成 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1.85万人,2013年增加到41.39万人。在2012/13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数达到23.56万人，占美国高校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8.7%,位居世界第一，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更高出16.9个百分点。
近年来，虽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仍然占有较大比例。这些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在将留学目的地的学术、文化和经济利益带回国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也是留学目的地与我国沟通的重要形象大使。然而，虽然他们具有重要价值,但关于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却比较少。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了解我国大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状况；二是分析他们选择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框架
在国内外现有的有关学校选择的研究文献中，对高等教育选择的讨论多，对研究生教育选择的讨论少；在讨论研究生教育选择时,对一般意义上的学生选择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多,对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讨论得少。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有关个体学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综合的模型，以便解释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曾提出过解释学生学校选择的多种模型。例如，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models)强调，学生是根据他们感知的进入有关学校的成本和收益来选择特定的教育机构的。而社会学模型Sociologicalmodels)则认为，学生进入大学的需求或大学志向受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术能力、中学教育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结合Hossler&Gallagher提出的学生选择大学的“三阶段”模型、Mazzarol&Soutar提出的“推-拉”模型》]和Park提出的“2-D”模型,提出了一个综合选择模型来解释大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图1列出了综合选择模型的基本内容。
该模型认为，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作出出国留学的决定；选择留学目的国；选择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愿意在大学毕业后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首先要决定是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还是留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在作出留学的决定后，会选择留学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然后会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学校。当然,他们也可能在决定出国留学后，就直接选择某个学校接受研究生教育。本研究主要对学生第一阶段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学校选择的每个阶段,学生的选择都是自我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学生的选择要受其个人特征方面的因素（如学生出国留学的动机与意愿、学术能力等影响；另一方面，学生的选择也会受到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亲戚朋友等其他重要因素，以及外部推-拉因素（如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研究生教育系统及机构的声誉、质量、水平等）的影响。在选择过程中，学生会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但又不是受环境影响的被动的实体,而是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的个体。环境的影响会经由学生内化之后，再反映到他们的选择之中。例如，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可能成为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推动力之而学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印象和期望则可能成为其出国或出境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拉动力。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说明，学生对学校的印象与其最终选择学校的决策之间存在关联。例如,Park发现,学生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的印象将对其选择留学目的地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Tucciarone的研究表明，学生对社区学院的印象和感知是影响他们最终的入学选择决定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这种影响是通过学生这个代理者内化之后再外化,从而反映在他们的选择之中的。
三、研究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是2012年通过问卷调査获得的。问卷调査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四地进行,包括北京、广州、武汉和西安；在每个地区，选择不同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和理工类高校3所，四个地区共选择12所高校。其中,“985”高校5所，“211”高校3所，普通高校4所；师范类高校3所,理工类高校4所，综合类高校5所。样本高校较好地反映了中国高校多样化的特征。在这些高校中,选择分别属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外国语言等专业的4903名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査。调査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看，男生2239名，占45.7%汝生2648名，占54.0%(缺失16人，占0.3%)。从学科分布看，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1359人，占27.7%；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764人，占15.6%;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学生931人，占19.0%；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1400人，占28.6%;外国语言类专业学生390人,占8.0%缺失59人，占1.2%)。从高校层次看““985”高校学生2020人，占41.2%“‘211”高校学生1119人，占22.8%普通高校学生1764人，占36%。从高校类型看,师范类高校的学生1197人，占24.4%；理工类高校的学生1658人,占33.8%;综合类高校的学生2048人,占41.8%。从地区分布看，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1243人，占25.4%；广州地区高校的学生1161人，占23.7%武汉地区高校的学生1122人，占22.9%；西安地区高校的学生1377人，占28.1%。调査覆盖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中不同学科的学生，因而对中国大学生群体有较好的代表性。
参与调査的学生需要完成一份名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期望的留学学习经历调査”的自陈问卷。
该问卷共包括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选择出国或出境留学的影响因素、对本国和期望留学目的国的研究生教育的印象、期望获得的研究生学习经历等内容。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査,是因为这些学生面临着升学还是工作的实际选择,选择继续升学的又面临着是出国或出境留学还是在国内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因此,较之非毕业班的学生，毕业班学生对调査所涉及的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等内容会有更加清晰、明确和深入的感知。
四、研究结果
(一）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
表2分析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在4685名作出了明确选择的学生中，有44.3%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这说明大学生在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留学的意愿是很高的。
表2大学生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
(二学生出国或出境留学期望选择的目的地表3列出了学生选择的希望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地。从中可见,在选择留学目的地的数据完整的4438名学生中，选择美国的学生占42.5%,选择英国的学生占17.3%,选择澳大利亚的学生占12.9%,选择香港的学生占12.6%。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希望出国或出境去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比较理想的留学目的地。除新加坡达到6.6%,曰本达到5.7%之外,学生选择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比例都低于5%。此外，大约有11.2%的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不止一个。
学生期望的选择格局与学生实际的选择格局是比较接近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0年中国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曰本、英国和韩国H。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学生选择意愿的客观性。
(三）学生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个人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表4分析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等部分个人因素对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的影响。PearsonChhSquare检验的结果表明，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越好,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越高，学生出国或出境留学的意愿越强烈。
2.家庭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在进行问卷调査时,我们向学生询问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家庭提供的信息以及家庭的期望等因素对其选择是否到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及其留学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大学与专业等方面的影响。学生的回答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共分为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分。表5比较了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本科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两组学生选择是否到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以及留学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大学与专业等方面的影响情况。检验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学生的留学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较之本科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
更认同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其留学选择的影响。
3.大学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对其留学意愿的影响
如前所述，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可能是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为了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调查了大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有关方面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的联系。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的不满意程度,如“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少”，在本研究中用学生对该陈述的同意程度表示。学生的同意程度分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分。因此,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陈述的评分越低,说明学生越不满意该方面。表6列出了分析的结果。
从表6可见，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要显著高于大学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也就是说,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越不满意,他们越可能倾向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因此,大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是促使他们本科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在表6第2栏,我们列出了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并按不满意程度由高到低进行了排序。从中可以看到，缺乏创新性和国际化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没有机会接触良好的研究设施和条件,找
不到高水平的导师,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后就业前景不明确,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少,长期的经济收益低，
国内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奖学金等资助数量少,这些因素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不满的重要原因。
4.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32项有关学生对留学目的地社会文化偏好、学习成本效益、留学信息获取渠道、留学目的地教育水平与入学要求等因素对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表7列出了因素分析的结果。在进行因素分析时，本研究以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1作为提取因素的原则，以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components)并应用最大方差(varinax)方法进行旋转提取因素。如果一个项目在两个因素上负荷都大于0.55,因其在因子归属上存在的冲突,在因素分析中将删除这个项目。基于此,“专业/学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认可度”、“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声誉”、“师资水平”这三个项目在因素分析中被删除。从表7可知，29项影响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项目可以概括为5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可以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信息来源”、“文化生活”、“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和“入学机会”这5个因子累计可以解释的方差达到68.98%。
5.学生留学意愿的逻辑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我们以学生留学意愿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1,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0)为因变量，以学生的性别、学习成绩和英语能力等个体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也显著高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父亲职业为经营管理人员、一般办事人员的学生，其留学意愿显著低于父亲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和其他职业的学生，其留学意愿也显著低于母亲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
从学校教育因素看，学生就读的专业对其留学意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则没有显著影响。愿具有显著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留学意愿要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显著低于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学校类型及层次因学校因素和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素时,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影响因素中的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入学要求等因素仍然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学生越认为这些因素重要，其留学意愿越强；而信息来源、文化生活因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不再具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应用对中国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四地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大学毕业生的调査数据，分析了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留学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大学毕业生有很强的出国或出境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有44.3%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学生的留学意愿受学生自我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成绩等学术成就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就读专业等因素对留学意愿都有重要影响。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也存在着显著联系：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越不满意,他们越可能倾向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该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入学要求等因素对其留学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了解中国大学毕业生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国外或境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更好地设计招收中国学生的策略，以及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好、更优质的研究生教育提供重要参考,也对改进和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对其留学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如何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创新性和国际化水平，为学生接触良好的研究设施和条件提供机会,培养高水平的导师，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效益等，是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竞争力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陆根书，田美，黎万红
(1.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710049；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新界沙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