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哈尔滨市190名大学生的问卷分析，探讨90后大学生品德结构发展现状，结果表明：名利观在性别维度上差异显著;罪恶感方面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显著;内疚心方面性别和出生的主效应显著;其他差异均不显著。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风雨莫测的变化，作为教师作为长辈常常担心下一代的品德问题。网络上经常会有一些信息传出引来大量年轻人的评论，浏览这些评论发现或许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的年轻人依然有着自己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现如今90后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道德情况也开始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唐跃旺认为“90 后”大学生具有价值取向多元、自我意识增强等基本特征[1]。车丹认为90后大学生存在抗挫折能力差、价值取向趋于务实、过度关注个人利益和知行不一等个人品德失范问题[2]。
卢晓霞认为90后大学生道德信仰出现困惑和信仰多元化、道德滑坡[3]。王潇猇认为90后大学生品德存在着感性多于理性、功利化严重倾向、抵抗挫折能力差、心理学教育承受能力差等不良状况[4]。但是各论文仅进行从文献到文献的分析，为了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我们编制了问卷，并选取大学生作为被试进行测量，期望在表面事实的基础上用数字说话去了解他们的内心，同时提出更好的教育对策。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哈尔滨学院4所学校的学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0份。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品德结构问卷，该问卷包含22道题目，采用4级评分，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其中4，18，19为反向计分题。该问卷共分为5个维度：内疚心(8，9，10，11，12，13)、罪恶感(14，15，16，17，20，21)、同情心(1，2，5，6，7)、名利观(18，19)和人生观(10，12，54)。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44。
(三)数据统计
所回收问卷数据采用SPSS22.0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学变量统计
(二)品德心理各相关变量的对比
首先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其中人生观维度伴随概率为0.002，同情心维度伴随概率为0.022，名利观维度伴随概率为0.04，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认为各组总体方差不等，不满足方差检验的前提条件，不能进行方差分析，进行非参数检验。罪恶感维度伴随概率为0.175，内疚心维度伴随概率为0.178，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满足方差检验的前提条件，进行方差分析。
1.人生观维度上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异。人生观维度因为不满足方差齐性标准，因此不能进行多因素方差，改进行非参数检验，采用的是多独立样本的K-W检验。其中人生观在生源地之间的结果见表2，相伴概率为0.546，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生源地上人生观不存在显著差异。人生观在家庭结构之间的结果见表2，相伴概率为0.068，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家庭结构上人生观不存在显著差异。人生观在出生年份之间的结果见表2，相伴概率为0.751，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出生年份上人生观不存在显著差异。
2.同情心维度上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异。同情心维度因为不满足方差齐性标准，因此也不能进行多因素方差，改进行非参数检验，采用的是多独立样本的K-W检验。其中同情心在生源地之间的结果见表3，相伴概率为0.602，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生源地上同情心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情心在家庭结构之间的结果见表3，相伴概率为0.485，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家庭结构上同情心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情心在出生年份之间的结果见表3，相伴概率为0.969，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出生年份上同情心不存在显著差异。
3.名利观维度上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异。名利观维度因为不满足方差齐性标准，因此也不能进行多因素方差，改进行非参数检验，采用的是多独立样本的K-W检验。其中名利观在生源地之间的结果见表4，相伴概率为0.599，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生源地上名利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名利观在家庭结构之间的结果见表4，相伴概率为0.106，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家庭结构上名利观不存在显著差异。名利观在出生年份之间的结果见表4，相伴概率为0.154，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出生年份上名利观不存在显著差异。
4.人生观、同情心和名利观维度在性别方面的差
异。因为性别只有男女两个水平，因此可以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名利观上性别差异显著，女性分数高于男性，其他差异均不显著。
5.罪恶感维度上性别、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异。罪恶感维度上各组满足方差齐性标准，因此进行多维度方差检验。结果发现除了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显著(p=0.044)外，性别、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的主效应和其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6.内疚心维度上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结构和出生年份之间的差异。表6整理了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从中可以看出性别、年级、出生年份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显著，其他未列入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则不显著。
7.事后检验结果报告。由于性别和出生年份在内疚心维度上主效应显著，因此应该做事后检验。由于性别只有两组，主效应显著即是相应两组差异显著，因此不必进行检验。对出生年份进行事后检验，其结果见表7，从表中可以看出1991年出生与1995年出生的在内疚心维度上差异显著，1992年出生与1995年出生的在内疚心维度上差异显著，其他均不显著。
8.简单效应分析。当实验设计中有两个或多个因
素，并且方差分析中发现了统计显著的两次交互作用时，可以做简单效应检验，以便进一步解释两次交互作用的实质[5]。根据表6，两次交互作用中只有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是显著的，因此只看性别年级的简单效应，呈显著性的结果见表8，可见性别在一年级上差异显著。三次交互作用显著，因此要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著的见表8。性别因素的效应在一年级的1991、1992、1994和1995年出生的都显著，二年级只有在1992年出生上显著。
因为罪恶感方面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显著，因此需要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分析结果见表9，从表中可以看出性别在年级1、2上均显著，而年级在性别1、2上则不显著。
四、结论
同情心、人生观、名利观、内疚心和罪恶感五个维度上得分高低不说明个人品质的好与坏，其中同情心维度得分越高则更倾向于同情怜悯他人，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如当我看见别人哭我也经常会哭);人生观和名利观维度得分高者更倾向于按照法律或普遍的规范要求去行事，得分低者可以看作是伦理利己主义，即主张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最大的利益而行动(如做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内疚心和罪恶感方面得分高则代表对自我要求比较严格，超我比较强大(如捡到万元钱包没有还给失主我感觉很内疚)。
由SPSS算出总体平均分为3.0682，说明学生总体偏向于第三个答案，也就是对主流文化观点的认同。同时在罪恶感方面，得分更高些(3.2197)，说明学生群体大多数人的超我规范较为严格。
总体上看，大多数的比较差异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无论是年级、出生年份、家庭状况、生源地等在品德的各个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相似的。其中个别条目差异显著，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名利观在性别方面的结果
男女的名利观上差异显著(表5)，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究其原因，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探查，当然所有原因也仅是理论假设还未做实验验证：第一，并不讳言，本问卷的编制者为女性，所以难以避免从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说不经意间编制出的问卷更符合女性思维和感受;第二，女性较男性更关注细节，本问卷关注一些细微之处来反映道德行为，男性可能认为其无所谓;第三，问卷属于判断语句，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需要去想象问题情境，男性可能更不愿意仔细去想象，所以如果是真实问题情境中看男女被试的表现，结果可能并非如此;第四，问卷发放男女比例差距较大也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二)内疚心在性别、出生年份方面的结果
内疚心方面差异显著的比较多，性别和出生的主效应显著，其中女生得分高于男生，事后检验表明1990年、1991年和1992年出生和1995年出生的学生差异显著。这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内疚，她们认为，无论事情好与坏，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她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命运和神这些令她们无能为力的东西。她们善于自我反省，希望不断地改正缺点，完善自己”[6]。每做完一件事，她们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想着如果我能……就好了。出生年份方面内疚心差异显著，如图1，可以看出内疚心的平均数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越是年龄小的学生内疚心越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内疚心在逐渐减弱。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的内心在变得坚硬，懂的道理越来越多，我们也越发能为自己解释和说明，也越发不内疚了。
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显著，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性别在一年级上显著，这表明一年级学生男女差异显著，而其他年级不显著，如图2，一年级比二年级在性别方面差异较大。由图可以看出女生的得分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都高于男生，令人惊讶的是女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分数降低，而男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分数在上升。这或许体现的是趋均数回归，趋均数回归有很多类似的名字，且应用在金融学、医学等不同领域，其实这最初是个统计学的概念，由高尔顿提出。它的含义指绝大多数情况下，高的成绩、身高等不会越来越高，而是逐渐变低，同样低的成绩、身高也不会越来越低，而是逐渐升高。因此，这里可以看出大一时男女生差异非常显著，但是大二的时候开始出现向平均数回归(3分)现象。同时性别、年级和出生年份交互效应显著，性别在一年级出生为1991年、1992年、1994年和1995年的显著，性别在二年级只有1992年出生的显著。这部分结果中的交互作用部分原因是1990年出生在一年级的没有女生，只有男生，而且人数较少。1995年出生的人没有人在二年级，均是大一学生。
(三)罪恶感在居住地方面的结果
罪恶感方面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性别在一年级、二年级中都显著，但年级在男女性别上不显著。这一结果多少令人意外，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数字的确揭示出了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去思考原因。罪恶感其实是一个西方的词，它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说，中国人大多不信奉基督教，即使信奉，多半也属于半路出家，且没有西方那种普适性的氛围。所以罪恶感对于中国人来说毋宁说是一种认为自己做错事情时的愧疚。同时本部分问卷回答依赖想象，因此从检验结果可看出本部分的离散程度比较大，说明个体差异很大。
作者：马春玲 耿晓颖 梁栋 来源：黑龙江教育·高校研究与评估 201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