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心理美学角度入手对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中形形色色的“畸人”形象背后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对隐藏在表象下的真实景况进行挖掘，对小说作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层思考进行揭示。
【关键词】《小镇畸人》；心理美学；畸人
美国著名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anderson,1876—1941）的代表作《小镇畸人》（winesburgohio）于1919年一经发表便被称为描写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小镇生活的又一经典著作。作为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引路人，安德森塑造了一群在工业文明的腐蚀、男权统治的桎梏以及传统礼教的束缚下，渴盼爱与自由却又疏于交流、为自我所隔离的“畸人”形象。“艺术家的心灵在于能直觉超越理性，以这样一种超越物欲的感觉透过言表，在言语表达的那些喜怒哀乐的情感中，捕捉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这就是比人的最为深沉的情感更为深邃的生命的节奏。”[1]（46）安德森正是把握住了这一规律，将生命定格在那个田园风光温情脉脉的西部小镇，定格在那个新旧之交、工农相替的时代环境，定格在爱恨交织、悲喜齐鸣的心理层面，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又一个孤独的魂魅和异化的心灵。WwW.133229.cOM
一、物化了的灵魂
《小镇畸人》中所描绘的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正出于“城市化”进程的鼎盛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开始转向中西部，正如斯宾格对工业文明的描述“城市的兴起代表了一种文化的结束和另一种文化的来临。脱离了土地后，城市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钱取代了土地，理性取代了宗教，一个日益世俗化的文化出现了。”[2]（32）《虔诚》四部曲中的杰西?本特利的发家史无疑是最好的证明。当杰西·本特利还是个少年时，他“总是非常活跃”，“希望由学者成为长老会的牧师”[3](39)。他追求天性中的平衡与宁静，“他愿以大牺牲获取安宁，而他心中又生怕是他所无法获得的东西”[3]（40）。杰西·本特利本性中的平衡感和宁静感来自于对物质的占有，对自己及他人的苛求换来了一时的宁静，随着物质的无限增长，为了维系这种平衡，他不得不卷入更疯狂的物质追求之中。二十二岁的杰西?本特利在内战后开始接管父亲的农场时，他“不知道自己所需要为何物”[3]（39），但看到六百英亩大的农场，他变得贪婪躁急起来，认为“他一路经过的全部乡村土地都应该归他所有”[3](43)。在增加产量，扩大田产之后，他又跟那个时候的人一样，燃起了对机器的渴望，“他开始购买机器，用这些机器他可以雇佣较少的人做好农场工作，有时他也想到，假使他年轻一点，他会全部放弃农场，在温士堡创立制造机器的工厂”。[3](50)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圈砌在物质的高墙之内。在不断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他逐渐丧失掉了人性的光彩，当他年迈的父亲也将农场所有权交给他，自己心甘情愿地爬到角落里去等死时，“他耸耸肩膀，随即把老人丢在脑后了”[3]（115），对于一个不能将来帮他积攒财富的亲生女儿，他也漠不关心。他唯一的外界交流对象就是上帝。只有对上帝他才会自言自语，才会奔跑呼号，然而讽刺的是，他心中这唯一的平衡寄托点，孤独的化解方式却将他的外孙从他身边吓跑，发誓终身不再见他。
为了得到物欲的满足将亲友隔于千里，这就注定他要在周围群体中饱受孤独。他“终日坐在窗边思索”，一刻又一刻，一天复一天，变得“越来越缄默”[3]（40）。
在安德森那个时代，对物质的追求形成了新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同政治、宗教、社会也紧密相连。美国清教文化中的禁欲主义思想、艰苦的现实自然条件，以“西进运动”为代表的大时代背景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同时对物质的占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牺牲人性为代价。杰西·本特利应时而动，但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机械文明的牺牲品。安德森早年告别小镇克莱德赴芝加哥谋生而至起家，但中年却弃商从文，不就是“一种因为无法摆脱自身的异化而感到的无奈”[4](139)？生机无限的灵魂在物质文明的涤洗染浆中，机器工业扭曲倾轧之中，湮灭了人性的光彩，结果只能在孤独寂寞中蹉跎一生。
二、男权下的阴影
《屈服》中的路易丝?本特利，本特利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可谓是这群“畸人”中奇特的一位，一个近似于“神经病”的女人。文章的开始就描述她经常大醉，不省人事，以至于邻居都怀疑她吸了毒，而且她经常“亲手扬起鞭子，以最快的速度驶过街道，……抽打马匹，横重直撞地拐弯”。[3]（46）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是不理不睬。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疯狂的几乎失去理智的女人背后也隐藏着心酸的历史。就在杰西·本特利在黑暗中奔跑呼号“给我一个儿子吧！”的晚上，路易丝·本特利，一个女孩儿，降生了。母亲因劳累过度，产下她后就死去了。父亲对她则不以为然。十五岁那年，露易丝离开家中那块偏僻、孤寂的农场来到温斯堡镇与阿尔伯特·哈代一家同住。她并努力地表现自己，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优秀的她却处处受人排挤。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露易丝感到迷惑不解。她原来以为只要自己积极努力地追求，就会实现理想。为此，露易丝转而向男子寻求理解。她给哈代家的男孩约翰·哈写作了张字条，因为她仍然坚信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她所想要的“爱”——理解。但不幸的是，约翰没能理解她，因为男人们总是想当然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层“爱”。长期得不到一个真正能阐述自我思想的机会，露易丝感到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情感都被压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迫使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驾着四轮马车在温斯堡大街上狂奔，以此来发泄自我。以至于后来杰西希望她的儿子大卫到农场生活时，她从小就积淤在心中的不平之情爆发了，“这是一个适合男孩子待的地方，虽然永远不是我待的地方。”[3]（48）寥寥数语，路易丝将自己对这个性别歧视的世界的仇恨表现的淋漓尽致。路易丝的一生是于时代抗争的悲剧，原本信念坚定、能力超群的她在这个男权社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壁之后，变得恶毒，忿恨起来。
“艺术家体验到内心深处的骚动，玩味着这种骚动所带来的苦涩之感，并按照艺术规律将它外化为有形的艺术品”。[5](279)安德森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内心的思考却如此细微贴切，不能不说与其早年与女性交往的生活经历有关。他的母亲，爱玛·史密斯·安德森就是传统典范的牺牲品。因为从丈夫那得不到足以维持家庭的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爱玛不得不为养活六个孩子而四处奔走操劳。在长期过度劳累状态下，四十几岁便去世了，而她的姐姐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提前参加了工作，如母亲一样，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饱偿亲人离去的痛苦，安德森对男权社会才会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女性在求生的过程中，毫无选择地穿行其中：一方面，力图摆脱男权文化束缚，凸现自我;另一方面，又在外在和内在的精神禁锢中难以自拔。女性试图在两性世界中求得平等，如同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6]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男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财富，而女人的价值则是生育和男人服务。就算她们再不甘示弱，积极进取，反抗传统，但她们永远也迈不出父亲——丈夫——儿子这个三角形的桎梏，永远不可能逃出男权高塔投下的阴影，永远也不可能在男人的天空下创建自己的王国。
三、礼教的祭奠
《上帝的力量》中的柯蒂斯?哈特门深刻地反映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毁灭。四十岁的柯蒂斯?哈特门在温士堡已担任十年的长老会牧师了，其为人谦恭保守，生活富足，但一个偶然却将他平静的生活打破了。他正在准备星期天早上的祷告词，“眼睛刚从《圣经》上抬起来，竟看见一个女人赤裸裸的肩膀和雪白的颈子。”[3]（110）自此开始了他本性中欲望与礼教之间的战争。人性中的激情却引诱着他一次又一次地窥视那个女人的身体，为此甚至将窗户玻璃砸烂了一角。在万般挣扎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灵魂，讨厌起这种伪君子式的工作，仇恨他那个以情欲为耻，冷若冰霜的妻子。“男子有权力希望女人具有活泼的情欲和美丽，男子没有权力忘记自己是个动物，……我要为肉欲而活。”[3]（115）他决定顺从自己的意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正月夜晚，在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之后，他看到了这个女人赤裸着身体在灯光下祷告。这位牧师欣喜若狂，夺门而出，将整个玻璃打破，“我以前认为这是对我的灵魂的一种考验，原来这不是精神上崭新而更加美丽的热烈虔信的一种准备。”[3]（116）身为一个牧师，柯蒂斯?哈特门的职责就是传上帝之道，拯救众生，而这位上帝的仆人自己却深陷情欲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这看似荒唐可笑的原因就在于：在情欲与礼教的激烈斗争之中，他看清了自我，认识到人性中情欲的一面，而当他决定抛弃一切，顺从情欲的召唤时，却发现上帝无处不在，人永远不可能脱逃上帝的掌心。
“基督教的爱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法则，人之本存的本体结构依循的是纯粹身肉的法则。精神法则与肉身法则之间的冲突，是基督教挚爱观中一个不可规避其解决的冲突”[7]（305）。艾丽斯?欣德曼和柯蒂斯?哈特门正是这场无形冲突中的牺牲品。一种是标记着“感官的适意，丰满和享受”的“欲爱”（eros），一种是期许着“辛勤，沉重和美好”的“挚爱”（agape），深陷在这不见流血的斗争中，他们这一类人开始就注定了悲剧和失败。而“在安德森的眼里，人们在原本至真至善的两性关系的迷茫与困惑正是这种失落与隔离的突出表现”。[9]无怪乎，字里行间作者那欲盖弥彰的悲悯之情无处不在。
结语：何处是故乡？
“由于创伤的经历动摇了整个生命结构，人有可能处于生活的停顿状态，对现在和未来兴趣全无，但这些不幸的人并不一定是精神病患者”。[9](285)这些“畸人”貌似不正常，但造成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停顿状态，在安德森看来，正是那些创伤的经历：工业文明物化了人的灵魂；男权统治束缚了女性的发展；清教的“挚爱”观又为礼教奉上了一批祭祀。这群看似行为古怪，不合时代发展潮流。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满怀美好希望，追求生活价值的纯真善良的人。描述他们的内心痛苦，使人们认识、理解、同情这些生活在寂寞孤独的怪人，真是安德森对于人们去寻求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一种激励。“安德森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坚定探索者，文笔所及总是直指人物的灵魂，经常展示人物内心的，而不只是肉体的痛苦”[9]。成长于怡静祥和的乡村小镇，历经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安德森更能清晰敏锐地察觉到工业时代的来临给人性带来的冲击和毁灭。也就无怪乎在这样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西部小镇上居然生活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畸人”。这既是对一去不返的旧时代的缅怀追念，也是对时代变革产生的焦心与疑虑，还是人性在泯灭之前的丧钟警示。人类的希望在哪里？人类将走向何方？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安排乔治·威拉德离开温士堡镇，前途未卜，生死难知，这无疑给读者带来了一个虚无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既可以使人获得精神自救，也可以使整个美国从文明的废墟中得到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