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可谓是两个超级国际化大都市，而这两个城市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则不尽相同。如果说，北京作为首都所担当的是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之角色的话，那么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所担当的就是另外两个角色：经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这一点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尽管如此，上海也并非“文化沙漠”，它在文化上依然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色，蜚声世界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就是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因此，上海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中，也至少充当了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的角色。上述诸方面的因素，再加之上海本身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更是使得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得以可能。本文拟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探讨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
作者：王宁
世界主义与文化上的多元共存
笔者认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座国家化大都市，这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其开放性和国际性，它可以容纳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生活，而且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很容易产生对上海的认同；其二，这里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世界主要风格的建筑物，从殖民地时期的租界建筑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一座座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新式建筑物，同时也可以结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人们。当然，更为主要的一点就是这里是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的一座城市，在这其中上海的本土文化无疑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能在中国的众多大城市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同时也在世界上有很高的知名度的原因所在。这无疑为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发展空间。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世界主义究其本质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所建构的世界主义与历史上曾经为人们谈论过的旧的世界主义有何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上海的地域优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异军突起，将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现于世界。
提到世界主义，我们都知道，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其基本意思为：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而且这种单一的社群应该得到培育和发展。按照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Calhoun）的归纳，世界主义并非指单一的社群，它专门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而非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群，也即它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依然感到十分自在，如同在家中一样，总之，它主要是指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种取向或承受力。［1］它虽然与另一些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概念诸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等相对，但却更接近“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样一些更加包容的概念。就这一点来看，用世界主义来描绘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征应该是十分恰当的。
世界主义的哲学因子早在古希腊的先哲那里就可以觅见。一般认为，西方第一位对世界主义给出较为详尽描述和界定的哲学家，是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派哲人狄奥格尼斯（Diogenes），他受到苏格拉底的启迪，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城邦。当被别人问到他从哪里来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amacitizenoftheworld［kosmopolitês］）。从此，世界公民就成了持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崇尚世界主义信念的人认为，对人类的忠诚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他们所要追求的并非是某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是更注重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利益。这种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某个民族—国家所特有，而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都共有的东西。
世界主义直到启蒙时期一直都被其他话语压抑着，但启蒙时期却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高涨期，在这方面康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795年，康德在一篇题为《论永久的和平》的论著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权利，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用以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侵害，他主张在普遍友好的原则基础上遵守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和权益准则。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按照“共和的”原则从内部组织起来时，也即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的和平而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时，同时只有在它们不仅尊重自己国家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①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当今持世界主义信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德里达、哈贝马斯、贝克等人也受其启发。此外，康德还介绍了一种“世界法律”（cosmopolitanlaw）的概念，这种所谓的“世界法律”是除了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第三种公共法的领域，在这之中，国家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权利，作为个人，他们具有的是作为“地球公民”（citizensoftheearth）所享有的权利，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显然，这里的“地球公民”就是从早先的“世界公民”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应该说，康德的这些思想为当代的世界主义者的不少主张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实际上也孕育着诸多世界主义的因子。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思想家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并且大大扩展自己势力的行为，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生产和消费已经不仅仅限于本国，而且还来自遥远的外国甚至海外的大陆。在他们眼里，世界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映。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同时还在于，他们也发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运作规律，他们的论述成了20世纪的政治哲学学者们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因此，不加分析简单地将世界主义归为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和实践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本文来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