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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应用价值毕业论文(共6篇)

2023-12-11 08:23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第1篇:对外汉语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探讨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汉语热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乐于学习汉语,对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日益增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汉语教师收入都很丰厚,汉语教师成为热门工作。作为专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对外汉语专业,也随之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专业,国内各大高校纷纷设立这门本科专业。对外汉语教师不仅传授学生语言知识,他们还是中外文化连接的桥梁,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树立中国形象、增强文化交流的责任,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作为文化教学的基础课,对学生文化培养、陶冶道德情操尤为重要,因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可以有利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完善文化教学课程,对学生日后汉语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立足文本,重视文化教学


  外国学生由于刚刚接触汉语,对于他们来讲文言作品桀骜难懂,他们更易于接受那些耳熟能详、俗白易懂的文学作品,而同时外国学生受其自在的文化限制,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与母语文化密不可分,更愿意更容易接受认知风格、审美意识与母语作品相似的语言作品,而这些生动的、有趣味、有着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只能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寻觅。


  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同,“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注重的是让学生学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为核心的相关文化知识”[1],他们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文学观念,而受学时限制,对外汉语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学时少,教师无法做到作家、作品、社会之间的起承转合细细讲解,这时需要教师主要以经典文本为主,淡化“史”的线索,而教学中的经典文本则需选取那些体现中国文化、具有较强审美价值的文本,达到学习文学知识的目的。


  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他的《呐喊》《彷徨》表现的是“病态社会”里人们的“精神的病苦”,如《药》中粘着启蒙者夏瑜血的馒头被华老栓买去给儿子治痨病,夏瑜则成了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被被启蒙者“吃”,心中的家国只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而已,“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教师在教授鲁迅时侧重对鲁迅对本民族发展以及对社会的思考的把握,还原鲁迅作为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身上承载的历史使命的紧张、沉重和战斗的绝望之情。沈从文的作品与鲁迅作品审美观照完全不同,他浓墨重彩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是自然的、健康的、优美的、和谐的、有生命形态的的世界,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蕴含着“美和爱”,教师通过教授沈从文的《边城》《三三》《柏子》等文本,要让学生充分感受湘西古老的质朴的的牧歌生活,虽鲁迅也表现宗法乡村的凋敝如《祝福》,但鲁迅更注重从启蒙角度看乡村的溃败,沈从文则是在“湘西世界”梦与美的编织中对逝去的宁静和谐的牧歌世界的无限惋惜,两位作家都是进行的生命文化的体验,一个是战斗的,一个是宁静的。教师在教学时,不孤立地讲授这些作家、作品,而是对比之间的异同,展现不同的作家文化视角的异同。对于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教师要要求学生进行文本细读,真正走入作品,对于作品情节后的文化呈现,及铺垫作用的文化描写,采用引导式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多参阅资料,扩大知识面,同时为学生发表观点提供平台,让学生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展现出来,既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把知识内化到自身,为日后教授汉语学习者做好准备。


  二、立足教材,增加新时期后教学比重


  纵觀对外汉语教材,可以看到,中级阶段的课文选篇就已开始注重选取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课文,到高级阶段课文篇目几乎全是当代文化,全方位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从教学角度,对外汉语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时分配上相差不多,在教材上选取的都是教育部或者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从教材的具体编写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到1949年,时间跨度为三十年,由于据今已一百年,教材的编写上已经很成熟,而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今,时间跨度大,又因当代学者写当代,需要有时间的沉淀,虽然当代教材一再再版但这些教材都大体都截止到新时期(80年代)末,这就造成教材编写上有很多欠缺,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并没有纳入到权威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老师在课堂上也只是概略地讲解下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发展脉络,没有涉猎90年代以及新世纪后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纵所周知,当代文学在拨乱反正之后才恢复到文学自身的轨道上,对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要重点掌握文学作品,因而教师应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新文学中审美性较高、文化更丰富的作家作品教授给学生,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审美性较低,这时应减少学时分配,集中有限的学时讲授人文情怀更浓、与社会更贴近的作品。90年代后的作家不断地进行探索性的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有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有进纯粹进行写作技巧探索的作品,有对历史重新解读的新历史小说、有底层写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思潮、单一的主题或单一的叙事方式,而是与今天日新月异、多状态的生活相相适应,更与世界文学相靠近,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却没有出现在当代文学的课堂上,当老师讲完漫长的十七年、文革文学,期末已经临近,甚至造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很多作品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也都没有出现在当代文学的课堂上,当代华裔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其实最为大众熟知,她的《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铁梨花》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被张艺谋改成了电影,但遗憾的是,中文系学生虽然在荧屏上看着这些影视作品,却不完全知道这些作品来自于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莫言的作品,还是严歌苓或是其他作家的优秀作品,它们缺失于当代文学的课堂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当代文学的教学已出现严重的短板,90年代后到今天的文学作品不应只是学生的课后读物,它们更应该出现在当代文学的在课堂上,当代文学的教学不能脱离于当代,更不能脱离于文坛。因而,当代文学的教师应调整教学安排,以讲授教科书为指导,同时加大对当今文坛作品的备课准备,用充足的时间讲解这些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引导学生关注审美性、人文精神较强的作品的重视;教师还要自觉跟得上文坛发展的前沿问题,关注文学发展动态、掌握文学热点,把当代文学教学置于一个发展的状态,而非封闭的状态下教学,这样才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


  三、立足文本,回归生活


  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四个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完成整个文学活动。现当代文学始于1917年,是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形成的新文学,它的作品与中国时代生活密不可分,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理念,用白话文写作,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产生了一批以中国文化为土壤以西方写作方式为依托,贴近现实、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作品。


  今天的雾霾、江河污染、珍稀物种灭绝引起了中国百姓的普遍关注,人们不断面对随时爆发的自然灾难给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创,这些灾难的发生与自然环境的被破坏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生活的呈现,如梁鸿的纪实性文学《中国在粱庄》中,以写实的笔展现了家乡生态环境颓败的情况,教师在讲授作品时,在立足文本,丰富学生已有的审美体验时,还可以通过作品认识生活,乡村生态被破坏是于目共睹的,梁庄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梁庄,中国的广大农村都面临着梁庄的问题,江河湖泊被污染,土地面积减少,废水废物被随意地排放,乡村环境恶化的问题亟待解决。环境问题已经与中国人息息相关,作家直面现实,姜戎的《狼图腾》展示了人们对草原的伤害,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重经济、轻生态”的理念在肆虐,“包产到户”,牧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不顾草原的承受力肆意增加放牧两,造成草原严重沙化。无论是《中国在粱庄》、《狼图腾》或者是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等,这些立足于生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学生更易于感同身受,而文学高于生活,作家的视点不同于常规的保护而已,作品涉猎了文学、人文、生态、经济之间的关系,教师在教学时引导学生进行现实思考,这些现实不是构建空中楼阁,有着较强的实际意义。


  如果說生活是文学的源泉,那么我们现当代文学流向的又是生活。从新文学产生时所承担的“开启民智”到今天,现当代文学一直与民众的息息相关,而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课堂上,脱离现实的教学是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既不适于现代的大学教育,更不适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现当代文学课教学的内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文学长河中闪烁者的即有审美价值又有时代特点、现实价值的作品,作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日后面对的是外国学生,他们生活在现代,更易于更愿意多了解中国,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产生的,与世界更接近,而同时又反映的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情况,对汉语学习者更有实际价值和更容易去学习,因而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掌握反映新文学的作品有着实际的意义,对外汉语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对于提高汉语教师的文化素养、接触现实、提高分析能力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丽妍

  第2篇: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促进了现当代文学传播发展,我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现当代文学传播方式有多种,其中有四种在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译介、国外引进、影视改编和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依旧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的对外交流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对外贸易、和平外交等重大经济政治决策,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也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其发展与政策、环境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促使我国文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也使我国大量优秀的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赢得了广泛关注,这也为后期的“世界汉语热”和“海外汉学繁荣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本文旨在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四种传播方式,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国家机构对外翻译出版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中国文学》杂志从1951年英文版正式创刊至2001年停刊,期间版本多次变化。1981年起《中国文学》衍生出“熊猫丛书”。据统计,至2007年底,“熊猫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法文版图书66种,日文版图书2种,德文版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文对照版1种,共计200余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6年、2009年分别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作协从2006年2月起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9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启动。集国家政策的鼓励,翻译家、文学家的不懈努力,出版社、发行公司的配合与支持为一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际上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国家层面的译介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突出的问题是对外翻译较为零散化,没有强有力的类似于《中国文学》杂志平台支撑。这需要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集体化的翻译,与国外知名出版社或杂志社进行相关合作,为译介提供相关平台。


  二、三国翻译家以及出版机构的译介传播


  改革開放后,世界各国震惊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急于想通过中国文化作品来了解中国,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实现了一次“井喷”。随着邦交的建立或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文化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热潮”。


  苏联用俄文所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世界汉学界贡献突出,其不仅翻译作品,而且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在创作方法上注重现实主义;其二是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明确的社会历史评论,注重其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三是突出革命家,尤其是有革命家身份的作家。


  在法国,最早传递中国现当代文学信息的是创刊于1853年的《欧罗巴》文学月刊,它推出了中国新文学专号。1970-1979年,由鲁阿夫人、弗朗索瓦、于如伯等汉学家通力合作,将鲁迅先生的绝大多数小说、诗歌、杂文翻译为法文。巴金的很多作品也先后被于如伯、白月桂等汉学家译为法文发行。其他被译为法文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还有《骆驼祥子》《艾青诗集》《雷雨》《围城》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被翻译成日文开始于1949年前后,当时中国文学的传播主要在日本民间进行。郭沫若、老舍、丁玲、赵树理、茅盾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家颇受日本文学界关注,其作品逐渐被翻译成日文。此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铜墙铁壁》等中国优秀现当代文学作品也逐步被森茂、鲍秀兰等汉学家译为日文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民间传播”向“官方传播”转变。


  综上可知,外国翻译家看重中国文学作品的时代性特征。这启示人们文学创作要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可以将我国当代优秀的文化积淀于文学作品中,向世界传播时代中国理念。


  三、影视改编文学作品传播


  比起文字传播,影视传播显得更直白、更有吸引力。现如今,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影视作品正以全新的方式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影视输出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样的潮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了国门。


  目前,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主题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近现代中国的苦难历史与抗争以及中国当下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传播渠道主要有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中国政府主办的国内外电影活动和国际电影节等。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内容相对单一,题材雷同,辨识度不高。当前,古装和搞笑喜剧泛滥成灾,西方观众难以理解和欣赏。部分影片内容空洞、老套荒诞,主题含混复杂,传统历史文化元素过多,常常给海外观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中国文学作品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也应化繁为简,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放眼全球,要以更包容的姿态传播中国的价值观。


  四、对外汉语中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随着我国世界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学教学重要性日益凸显。现当代文学教学不仅能够帮助留学生感悟中文的语言文字表达之美,而且对留学生的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方面的学习都有重要作用。


  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选取的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汉语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其语感和交际能力。此外,文学作品的趣味性使得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文学作品还能传播中国文化,因为其中承载着中国社会、历史、地理、人文风俗以及思想价值等要素。留学生从文学作品中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特征,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但是,现阶段对外汉语中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文学作品教材中存在“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所以,应当加强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权重,留学生既要学习文言文,更应多学习当下中国通用的现代汉语。大多数教师以“考级”为目的,仅对文学作品中语言知识点进行讲解,却忽略了其作品的深层价值。文学教学与语言教学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在汉语高级学习阶段,二者还能够相互促进。正确对待对外汉语的文学教学,对世界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五、结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文化体制和文化事业领域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文化外交事业正在逐步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广度深度处于逐步扩大的状态。现阶段,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事业虽然存在着一系列困难,但更要直面这些困难,形成现当代文学独有的传播体系,推动我国文化事业走出国门,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相应地位。


  作者:夏禹圣等

  第2篇: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一、引言


  2005年1月7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其指出高校教学应“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切实改变课堂讲授所占学时过多的状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这一指导意见为高校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笔者秉承这一方向,在所教授的现当代文学课程中探索了教学改革的具体途径,结合时代需求,通过教学内容、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革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增强其自主学习的能力,以真正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贯彻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大学生的改革目标。


  二、更新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现当代文学课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授课内容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大板块,在各板块的教学中以史为纵線,以作家作品为横面,梳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并选取重要发展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大板块中,现代文学占据的比重很大,不少教师讲解现代文学作品具体而微,对当代文学则简单带过。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的确远大于当代文学,但是当代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贴近于学生的生活,更易唤起他们的共鸣,因此,笔者在教学时适当加大了当代文学的授课比重。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笔者让学生参与确定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必须讲授的文学史知识和重要作家作品,还有近三分之一的教学内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商讨确立,先由学生提交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名字,再于第一次课上就此展开讨论,在其中选择学生有浓厚兴趣且教师认为颇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作为课堂重点分析对象。教学实践表明,体现了学生自主选择权的教学内容对于学生有强大吸引力,与之相关的课堂研讨和课外自主学习都易于展开。


  此外,现当代文学课教学一般将教学内容限制在文学范畴内,而笔者尝试将现当代文学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讲解,以文学史知识为核心,在跨学科平台上整合历史哲学、绘画建筑、音乐歌剧以及科学考古等知识。这样一来,既打破了现当代文学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多学科的结合,如文学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又能更深入地解析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拓展学生的视野,提升其综合素质。比如,在讲授现代作家沈从文时,笔者重点分析了其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背景下所作出的文化选择以及这一选择的意义。对沈从文代表作《边城》进行分析时,不仅重点分析了小说创作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也介绍分析了小说描写的各种湘西民俗,如端午节赛龙舟的节日习俗、“走车路”或“走马路”的婚姻习俗、“绕棺下葬”的丧葬习俗以及傍河而建的吊脚楼的建筑特色、湘西民歌的特点,等等,探析了其所展示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也结合影像资料探讨了为商业化浪潮侵蚀的湘西文化现状。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优秀的作家都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传世的作品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解析现当代文学作品时从文化视角切入,并将作品反映的文化背景与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作比较,可以引领学生建构更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更开阔的文化视野。


  一套教案用数十年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高校教育改革的精神,因此,笔者总是在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积极吸纳学科前沿信息,并以科研促教学,将自己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笔者认为,文学经典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教学中也应联系现实来分析文学作品,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内容,加深学生对现实的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


  如今,中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给高等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大学教学中有效地把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也特别强调“要切实改变课堂讲授所占学时过多的状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等。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运用,高校多数教师都采用了多媒体课件授课,在课堂教学中也增加了互动环节,运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但其教学格局仍是封闭式的,教学空间局限于课堂,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偏重于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凭借“课上听”和“课后背”,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学习主体意识不强,教学评价强调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评价内容注重成绩,忽视综合素质的评价。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为此,笔者于教学实践中进行探索,采取开放式教学模式,以知识教学为载体,把关注学生的发展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开放教学环节、教学空间、教学方法等途径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促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


  首先,让学生参与各环节的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开展前先了解学生的兴趣和需求,让学生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网站的建设,肯定学生在教学评价中的作用,从而激发其主体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现在高校都把学生评教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教师不仅要重视学校组织的学生评教,也要通过多渠道了解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评价,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自己的教学。


  其次,教师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应拘囿于单一视角和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给学生认知事物的方法和眼光,比单纯地灌输知识更重要。教师与其急于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教授知识性内容,不如精选代表性的作品,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分析作品,引领学生进行多向思维。


  例如,笔者分析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时,就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传记批评四种研究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剖析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思想内涵,使学生对作品的丰富意蕴有更深入的理解。教师授课时有意识地多角度解析作品,介绍新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带动学生多向思维、创新思考,同时也传授了论文选题和写作的技巧,为其后的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最后,应选择互动性强,有利于学生参与的教学方法,如体验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和研究式教学法等。仍以《边城》一作的教学为例,在课堂上,笔者先让学生观赏自己在湘西凤凰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小说中描写的边城景色和边城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历历在目,其将学生带入美丽动人的情境之中,之后笔者又播放了电影《边城》中的相关片段,向学生提出了几个开放式问题,例如,“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求婚方式的象征意义,你欣赏哪种方式?老船夫不明确表态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否认同边城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说明原因……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再由代表阐述小组的主要观点。体验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和小组讨论法的综合运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学生们各抒己见,甚至展开了激烈辩论,教师则由学生各自表达的观点而对他们的婚姻观和人生观有所了解,为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基础。


  这种开放式的教学真正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由教师提供标准答案,而由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库存去探寻问题解答的思路和方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活力,也让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了自我的局限,焕发出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开放式教学法也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如体验式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问题式教学法和小组讨论法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等,研究式教学法能培养学生的阅读、思辨、写作等能力。


  教学空间的开放主要依托于网络。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资源共享十分便捷。通过设立教学网站,将许多教学资源如现当代文学名著的电子书稿、学术专著的电子书稿、学术水准高的期刊论文、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的经典电影等传输到网络上,供学生共享,可以节省学生四处搜集资料的時间,教师还可制作专门的网络教学课件供学生浏览,从而将那些纯知识性的内容利用网络传授给学生,将宝贵的课堂时间更多地用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目前,笔者正有步骤地开展学生基于网络教学资源的研究性学习,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的结合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大大延伸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进入学习状态,吸收感兴趣的知识,与老师、同学进行问题探讨,这种具有很强自主性的学习方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结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作为教师的我们,身负培育下一代接班人、重塑人类灵魂的重任,没有理由不去面对时代的挑战。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致力教学质量的提升。而教学质量的提升,不仅指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深化,也包括教学模式的创新,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探索新型的教学体系内容和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点。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笔者对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变革或可为同类课程的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作者:彭江虹

  第3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何及如何


  在技术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存在受到质疑。柏拉图式的对纯粹思辨的兴趣,在技术和群体的包围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的自我实存、人的高贵性,渐渐被遗忘。工具理性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人的完整性遭到分割。大学的学科划分和研究也走向破碎。中国现当代文学,狭义上属于文学范畴,广义上属于人文学科。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不同在于它指向人的实存,表达人在面对世界时的情感与反应。它记录了人在面对存在时的喜悦与兴奋,恐惧与颤粟。在技术统治世界时,文学更需要为机器统治下的时代提供温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现代大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分支。在技术理性的时代,各行各业被划分得细致。个体的存在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位置,处于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环。个体的自我实存不断受到挤压,或者消失。技术的统治只需要各就其位的螺丝。任何企图僭越秩序的个体都会受到警告。可是,人文学科的存在,即使人文学科自身受到技术的渗透,依然为个体找回自我实存提供精神资源。人的高贵仅仅表现于存在力图实现自身的上升运动之中。这也许就是人文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存在意义。我们需要它提供爱、情感、道德等非理性因素,来对抗工具理性的冰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个体,时刻不能忘记其肩负的使命。不能在技术统治下物化、群体化,失却个体实存的独立声音。虽然,这很理想化。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价值、理性价值受到质疑。高高在天的那个人的存在也遭到怀疑。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如此普世性的价值与信仰危机。虽然早在19世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率先就对天国的那个人的存在发出挑战。东方也不例外。不过,与西方遭受的信仰危机不同,东方是在遭到技术理性的冲击后开始反省。日本在1868年后进入“明治维新”时代,清王朝则在一次又一次与西方工具理性的交锋下在1911年走向灭亡。按照目前学科体制的划分,以进化论时间观为指导,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满清王朝逐渐灭亡的时候产生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源头,存在强烈的技术理性思维,渴求以技术理性对抗西方武力的侵略。“五四”时期,“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潮。反倒是鲁迅,在当时清醒地看到更深层面的人的实存,揭示出传统中国思维中的“劣根性”。只是,“救亡”很快压倒“启蒙”。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席勒化”的倾向。知识分子逐渐依附于群体、政治。1949年,当中国大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个体实存被逐渐取消。文学的存在意义在于与政治合作,巩固意识形态的地位。层级分明的作家协会、报刊、审查等组织的建立,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或者,不合作的个体则遭到放逐。这一僵化的文学制度到后来愈发可怖。当今天我们回过头去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依旧令人类深思。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东方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斯大林式的文学制度对取消个体实存的企图,在中国大陆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这一现象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当学科也被纳入体制,成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一环,个体在此时面临着选择。一方面,各类协会的建立,有效地将个体存在进行收编和改造。群体不需要异质的声音。整齐、统一是其特性。国家机器的运转,个体各就其位形成合力,是群体最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人是高贵性的生物,在面对集体无意识时,个体渴望突围实现自我实存。可是,在技术的时代,个体选择突围存在巨大风险。人被限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人类必须通过在庞大机器下的劳作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而且,鲜明的层级的存在使得个体渴望在国家机器中到达金字塔尖。虽然几乎没有个体能够最终完成这一夙愿。不过这却符合国家机器设定者的初衷。所以,个体的反抗意味着将失去生活资料的来源。这是现代个体丧失自我实存的很大原因。除却层级森严的体制秩序,国家机器中的审查、暴力机构的存在,也无时不刻地对个体进行监督。而这些机构营造的恐怖气氛,让个体在实现自我实存时蒙上了阴影。在过去发生的灾难中,国家机器不仅取消个体的独立性,还通过暴力取消个体身体的合法性。卡夫卡在《城堡》中营造的现代人在面对冰冷的、无所不在的,却又不可见的国家机器,让每一个个体不禁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当K面临审判的时候,却没有具体的原因。


  那么,在面对无所不在的秩序时,个体要放弃自我实存,与群体合流吗?“秩序井然的机器严格地界定了被原子化的人的功能、义务和权利,所有的人都被视作完全可以互换的东西,这样它就压制了创造性,压制了个人的冒险,因为这些因素威胁了秩序。”①维护秩序成为了国家机器存在的因由。可是,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俄国也有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个体保存其存在的尊严,在十年浩劫中,遇罗克、张志新、顾准也没有丧失个体实存,虽然他们的身体的合法性最终被取消。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虽然那个肩住黑暗闸门的人可能最终会被黑暗所吞噬,但是一丝光明渗入了铁屋子,会刺痛更多个体的双眼。放弃自我实存,个体将被群体收编。而保存个体实存,将为日渐僵化的技术时代带来活力。时代的进步需要创新与变革,需要有个体对国家机器的秩序提出质疑。这是美好的愿望,也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一直呼唤的精神界战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先锋性,它的发展将一直处于未完成性中,反映时代的精神状况及个体在面对复杂时代时的困惑。


  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原子化个体,必然面临技术理性和国家机器的限制。在技术时代,工具理性成为时代主潮,个体的价值被机器物化和量化。于是,作为一门更强调“务虚”的学科,它不能直接创造物质价值,自然受到冷落。而庞大的国家机器更无孔不入,为维持其秩序,对持异端声音的个体进行收编和整合。各类文学团体、组织、评奖机制、期刊审查,共同构成机器的运行秩序。个体要实现实存价值,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面对挑战,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更是人文领域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是,在强大的秩序下,当前的状况不容乐观。知识成为部分人手中的膏腴之具,成为走向机器金字塔尖的工具。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生活资料,如果将其视为目的,以知识作为手段,与国家机器合谋,这是时代面临的困境。时代呼唤有良知的声音。我们经历了太多历史的灾难。在文革结束后,很多个体在面对指责时,没有反思,将灾难指向国家机器。可是,正是那些丧失个体实存的人与国家机器的合谋,才导致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但最终,没有个体承担责任,所有的指责指向一个大写的群体:国家机器。


  拒绝遗忘,保持精神性与先锋性,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需承担的责任,也是时代对她的期盼。个体的实存不仅在于要实现其生活资料,更应有更高意义上的追求。面对复杂的时代精神状况,我们不需要精神的赝品。面对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们需要有合理的价值判断。个体的独立声音很刺耳,也会给个体自身带来痛苦。面对日渐秩序井然的国家机器,若没有呐喊,没有狂人,铁屋子将愈加牢固,将压制更多的个人主体性。而如果学科的研究者们放弃个体实存性,人文精神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作为一名刚入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曾满怀高韬的理想主义,可是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也曾产生过怀疑与虚无。生活中存在一种无形的秩序,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教育也成为其中的一环。可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代的美好正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与不可预见性。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揭示人的灵魂的深与复杂,呈现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即使荒诞如一些历史事实,也有地下文学发出异质的声音。国家机器所希望达到的绝对的秩序井然是不存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需要在这个时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作者:吴秦松

  第4篇: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与经典重释


  当今社会,文学名著越来越多的被改编成为戏剧、电影、电视剧,这些经典作品被重新诠释与理解。2008年田沁鑫版《红玫瑰与白玫瑰》作为国家话剧院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活动的收官之作,集结了田沁鑫导演,李东、刘科栋等优秀工作人员,秦海璐、高虎、辛博青等优秀话剧演员,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田沁鑫导演对张爱玲的原小说进行了再创作,焕发出自己的生命活力。


  一、穿越时空的设置


  观看这部话剧让人不得不说的是对时空的打破与自由演绎。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是以佟振保的生活经历,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记述的。写作的大致顺序是:佟振保出国留学,和巴黎一个妓女的第一次,和初恋玫瑰的暧昧与柳下惠的名号;然后回国借宿王士洪家与娇蕊相爱,分手;接着是与孟烟鹂相识结婚,乏味的婚姻生活;后来孟烟鹂出轨小裁缝,振保公开玩女人,两人闹得不像话;最后振保又变成了一个好人。田沁鑫的话剧则打破了叙述顺序,戏剧从佟振保婚后一个雨天偶然发现自己的妻子与小裁缝发生婚外情开始演起,然后回忆起自己和娇蕊那种惊天动地的爱情,然后是被迫分手与开始乏味的婚姻,最后回归生活洪流之中与现在时间对接。这种时间的调整明显使整个戏剧脱离了小说的束缚,从某个节点展开回忆,追溯主人公的情感,使戏剧更有张力。


  与此同时,话剧的舞台非常简单,中间一道十米长的玻璃通道将舞台隔成了两个空间。面对观众左边的是白玫瑰和乏味琐碎的婚姻,右边则是红玫瑰和浪漫心动的爱情。将红白两朵玫瑰,两种情感同时展现在舞台上。如同田沁鑫自己所说,舞台被玻璃走廊一劈两断,宛如男人的心房:左心房,右心房。一个里面是妻子,另一个里面是情人;一边怀揣着社会责任,一边向往着内心渴求。通透的玻璃材质,则是希望让两个空间既互相独立又不完全隔离,让振保可以清楚地看见另一个自己。


  将过去的王娇蕊和现在的孟烟鹂同时呈现在舞台上,佟振保则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两个场景之间还有一些小互动,就好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这样的设计使社会外部的纷乱复杂就被忽视,种种情节就被淡化,人们内心的种种喜悦,纠结,迷茫,痛苦,尴尬,爱恋就像在玻璃通道之内被赤裸裸的暴露出来。这种对时空的超越通过一种对比和直观的冲突,直观展示戏剧人物的情感,引起人物的共鸣。


  二、两人饰演一个角色


  看这部话剧觉得很有特色的是由两个人饰演白玫瑰,红玫瑰和佟振保。我猜测每一个角色的两个演员分别代表不同的内心。红玫瑰,一个是只为爱情的纯真,另一个则是诱惑成熟的肉体;白玫瑰,一个是懦弱胆小的家庭主妇,另一个则是“勇敢的”和裁缝偷情、控诉振保的追求者;佟振保,一个是追求自己内心爱情的,另一个则是深陷于世俗的。这部话剧的演员只有八个人,除了这三个角色,就只剩王士洪和小裁缝。而道具也非常简单,玻璃通道,两边的桌椅和不同的旗袍。社会上的妓女,指指点点的人等相关人员都通过旗袍之类的道具变化而来。从这种演出资源分配上的详略我们就可以看出导演希望弱化外部社会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聚焦人们内在的精神状态。而两人分饰一角,通过同一人物不同内心状态的对话和行动将人物的复杂内心和情感变化直观的表达出来,让人们真实而强烈的体味剧中人物的悲喜。


  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两个佟振保。以下面一段两个佟振保的對话为例。


  “振保乙:她的手面上一小块皮肤握到我的手有一种紧缩的感觉。


  佟振保:千万别爱上王娇蕊,她是有夫之妇


  振保乙:面容姣好,油光水滑。


  佟振保:她的丈夫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


  振保乙: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佟振保:我是佟振保,我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振保甲是世俗中的被制约的,振保乙则是顺从自己欲望与爱情的。佟振保的内心非常的纠结挣扎,面对一个自己非常有欲望有感觉得女人,却因为她是有夫之妇,丈夫还是自己朋友,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种种原因而被限制。这非常地直观和有感染力,让人们和演员们一道陷入剧情。


  但也有不足之处,孟烟鹂和王娇蕊的每个人的两个角色我觉得并没有达到和振保一样的效果。饰演白玫瑰的两人我根本就没有分清;而饰演红玫瑰的两个人秦海璐的出现时间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并没有从这样的分饰中体悟到什么,这样做并没有将红白玫瑰的性格中分裂与挣扎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分出来,有一种形式大于实际之感。不过一个白玫瑰和小裁缝与一个红玫瑰与王士洪分别为两边的背景感觉还不错。


  三、部分情节的变动


  在这部戏剧中,佟振保第一次见王娇蕊是她坐在王士洪的大腿上,手上点着烟;然后振保进门是撞倒娇蕊扶起她并有一段对话,由此他爱上了她。这一段在戏剧中反复的被回想被提及,并且还有撞倒白玫瑰无趣的表现的对比。可能导演需要大幅度的动作表现出人物情感和烘托氛围,或者是以撞倒暗示娇蕊陷入爱河的情节需要,或者是戏剧舞台的限制不能表现出来太细微太朦胧的东西,这个情节和原小说中的第一次相见完全不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佟振保第一次见娇蕊时,娇蕊在内室洗头发,“堆着一头的肥皂沫子,高高砌出云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鬈”,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振保觉得“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初见的场景才是最贴切的,洗头发就给人一种干净纯真之感,但与此同时穿着纹布浴衣的女人又尽显性感本色,这样的娇蕊不只是振保,也让我为之折服。从看娇蕊洗头到开着不热的水洗手再到振保去洗澡捡地上的头发,到处都是她,牵牵绊绊。这个爱上的过程迅速而又美好,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最喜欢的一部分,可惜在话剧中被改变。


  这部话剧是从孟烟鹂和小裁缝的婚外情开始演起的。在小说中这个情节所占篇幅并不大,作用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我很认同在戏剧的舞台上将它放大后演绎,这个情节放大后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孟烟鹂的转变,一个平淡的女人也从别的男人身上找寻安慰,孟烟鹂对小裁缝略带恭维和敷衍的聪明,美丽之类的夸奖也会欣审计软件进行审计对象数据的采集、筛选和分析;建立健全审计法律法规和相关准则数据库,畅通内部各部门数据共享渠道,通过数据共享,实现财务会计数据与各类教学科研业务数据的相互关联,为查核问题、评价判断、综合分析提供基础。


  其二,拓宽内部审计范围,建立风险评估审计,对高校存在的各种潜在因素进行分析,根据高校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内部审计工作应该从财务领域拓宽带其他领域,包括高校资金管理、人员管理、风险管理以日常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说,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应该建立教学质量管理评估体系加强对教学质量风险监控;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模型和风险监控体系,对高校筹资、投资和日常资金运营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保障高校资金正常运营,为高校的相关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其三,完善审计制度,规范审计流程。高校要根据业务情况和经济责任审计要求,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力争做到所有的审计业务都有章可依、有据可循,实现内部审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具体来说是要统一审计通知书(经济责任审计通知书)、审计工作方案、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等审计文书标准格式,严格按工作流程开展审计,实现内部审计职业化。


  3.3强化审计结果应用


  一是开展后续审计,强化审计整改责任追究。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要求责任人限期整改;对审计提出的意见,要求责任人逐一落实采纳;对查实的违纪、违规问题应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严格追究问责。同时审计项目结束后应当安排对上一年度重点审计项目的整改情况的后续审计,通过实地观察、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查证要求责任人按整改方案限期整改是否真实到位,并出具后续审计报告,从而确保审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二是公示审计结果,扩大审计监督的影响面。高校应按校务公开要求,在校内推进公开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等审计结果;通报其他审计和审计调查结果;逐步探索向社会公开所有审计结果。同时将审计结果应用于高校考核、评优、评奖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提高审计权威性和威慑力。


  4结语


  深化高校教育体制改革,转变观念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必须不断强化内部审计的改革与创新,持续推动高校内部审计的转型。内部审计全覆盖是新时代赋予高校审计工作的新要求,也是高校审计工作的必然趋势。高校应该发挥内部审计核心地位,完善机构设置,创新审计技术,采用多样化审计方法,拓宽内审范围,实施“全过程”“全覆盖”,为实现高校事业目标而努力。


  作者:程璐

  第5篇: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文化学探寻


  文学作品对于影视作品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部分影视作品在国内甚至国外都引起巨大反响,当前来说,国内影视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改编自小说或者是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而在国内电影市场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影视作品,大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小说作为体裁的文学作品,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电影市场上获得很大成就,与中国影视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


  一、影视作品推动非经典文学作品的快速发展


  我国文学作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而国内电影制片人在创作电影过程中通常会结合已有的文学作品或者是以文学作品作为素材展开创作,这是影视作品创作的一种全新形式。当前来说,国内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都是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同时,国外许多经典电影也多是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源泉。[1]对国内影视作品市场和影视作品创作模式进行分析得知,国内许多制片人在创作影视作品时通常会在文学作品中选取创作主题和素材,尤其是当代小说更是引发狂热的影视改编热潮,相对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来说,电影制片人更加热衷于当代文学作品。此外,在电影市场中,大部分经典的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自当代影响力甚小的以小说为体裁的文学作品,这种现象在国内影视作品中也非常普遍。譬如国内知名导演陈凯歌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该部影片在语言应用和人物塑造以及时代背景刻画等方面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大师之作,上映多年后仍然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在创作过程中亦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该部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李碧华,实际上该部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前并没有受到大量读者的热爱,而在电影上映后该部小说便受到了大陆读者的热切追捧。[2]此外国内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都是改编自较为普通的文学作品,甚至部分原著作品并没有广为人知,而少部分文学作品更是依托于影视作品才受到观众的重视。也就是说许多较为普通的文学作品都是借助于影视作品不断拓宽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许多观众还没有观看电影之前对于原著作品的作者和小说内容并不是特别了解,在观看影视作品后才会有兴趣去阅读原著作品,部分小说作品是在影视作品的推动下才不断拓宽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


  就我国电影创作来说,大部分是改编自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还促进了文学作品的迅速发展,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应注重保留原著艺术价值


  (一)影视作品可以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创作题材


  相对于非经典文学作品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更能促进影视作品和影视市场的发展,能够给予影视作品创作更多的创作素材。我国获得成功的影视作品大多数是以非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但是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极大促进着影视作品和影视市场甚至是经典文学的发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典文学的影响势必会长久永存,而影视创作在改编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不但能够传扬经典文学作品,而且经典文学作品还能够推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并能招徕更多的观众。在电影发展中经典文学作品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不仅要对非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造,还可以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以促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双赢。


  (二)应充分遵循原著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


  我国影视作品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相对较少,并且改编的经典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质量都相对较低,这不仅是因为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没有给予“经典”足够的重视,导致改编游离于原著的“经典”之外,从而导致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普遍质量较低。[3]部分改编者认为只有以原著作品作家的视觉上来看待作品,完全照搬着原著作品的内容才是尊重原著和原著作者,其实不然,尊重原著作品和原著作者指的是在改编过程中保留着原著的精神内涵以及艺术价值,始终保留着原著作品中的精华内容,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内容,从而对原著作品进行视觉化改造。文学作品体裁和影视作品体裁有着较大差异,如果完全照搬着原著作品的内容和模式,不仅会损害原著作品,而且还会使得影视作品丧失独特的艺术特色。正如语言翻译,直译是无法表现出原著的价值和精髓,而意译则更能表现出原著思想内涵。


  三、分析文学改编成电影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各种影响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创作的母体,而文学精神与品格则是衡量影视作品的主要标准。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髓部分和思想内涵,影视作品则能够大力传播原著作品中的文学精神。


  现阶段,国内影视领域中的影视作品多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而改造的,结合我国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热潮的发展历程可以得知,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结合我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所著作的同名小说《祝福》进行改编的,此后影視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素材和创作源泉,并推进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美国著名理论家普洛斯东论证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大多数都能够获得很大成就,在获得金像奖十部影片中便已经有五部是直接改编自文学作品。同时那些影响力深远的经典文学巨作也相继被影视创作者加以改造。知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广泛被影视作品用作改编素材,改编次数高达13次,而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等所创作的作品更是被不少影视制作者搬上荧幕。现阶段来说国内稍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都相继被改编成为电影,制片人也充分结合文学作品的精髓展开全新创作。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应当要发挥出影视作品的舞台艺术特色对文学作品进行改造。


  四、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意义


  伴随着消费语境逐渐形成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影视作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影视市场发展需求和社会大众的娱乐需求。在创作电影时可以采用娱乐化叙事方式来展开创作并满足快节奏时代的基本需求,娱乐主要是指对于现实生活中不会产生影响并且能够释放自身情感的方式。当今忙碌而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渴望通过娱乐来释放出自身的压力和情感,并能够在这种娱乐消遣中获得享受的快感。[4]消费语境的形成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促使着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更倾向于娱乐性,而电影创作也逐渐由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叙事转变为娱乐性叙事。


  (一)娱乐化


  在消费语境逐渐形成和消费时代里,我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娱乐性的特色。而部分叙事文艺的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情感基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这两部本来是属于戏曲作品,但是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变换了作品中的基调,并将其主题换为爱情主题,而原著中原本儒雅的人物形象也被改编成为武林高手,影视作品改编得荒诞。影视作品《三毛从军记》是改编自漫画电影《三毛流浪记》,并充分体现出“三毛”的人物形象特征。影视作品是站在孩子角度上来对战争进行刻画,而电影中冲锋杀敌与战场阵亡等都是由三毛演化而形成的,从娱乐中获得战争的另外一种感受。


  (二)流行化和感性化


  在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应当要充分结合消费时代大众市场的普遍需求,应要使得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充满着娱乐化的特点,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者故事内容创作得更加诙谐和娱乐,从而创作出创新且符合大众要求的影视作品。当前社会正处于消费社会,其中消费社会具有娱乐化、流行化以及感性化等特征,能够促使影视作品生产出更多符合现代发展要求的作品。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来阐述历史,从而满足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周晓文所创作的《秦颂》,向世人呈现了娱乐化的历史,极大满足着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该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是以我国经典文学巨作《史记》作为题材,而实际上该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重新构造了历史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并增添了许多情欲描写,比如高渐离和栋阳公主在影视作品中奇妙的生死关系并不是原著作品中所有的。影视作品营造着离奇事件和古朴氛围都是对历史进行娱乐化与传奇化的处理。同时还有陈凯歌所创作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都改编自文学巨作《史记》,对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进行了娱乐化处理,使得影视作品更具备观赏性。陈凯歌和张艺谋两人在制作影视作品过程中都是以电影导演视觉来看待文学作品,并在不违背原著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来进行虚构性的创作,并想通过虚构的影视作品来表达自身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不仅让影视作品保留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还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新创新,这不得不说在电影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当前来说以历史主题为创作思路而展开的虚构故事不仅为社会观众提供了娱乐看点,戏说历史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是时代社会人们的娱乐品。


  (三)平民化


  国内知名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贺岁大片非常贴近社会民众生活,具有平民化的特点,成为当前社会普通大众所热衷的消遣娱乐产品。而他所制作的影视作品中也大部分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譬如《夜宴》则是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改编。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贺岁大片都是使用喜剧方式和策略展开电影创作,并始终将电影类型定位于喜剧作品。在1997冯小刚制作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该部作品是其在大陆地区所创作的第一部贺岁电影,该部贺岁电影在上映后票房便一直高居影院榜首,在1999年他所创作的《不见不散》和2000年所创作的《没完没了》都受到观众的喜爱。其中,导演冯小刚在创造贺岁电影的过程中受到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影响相对较大。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语言和行为在王朔的描述下显得尤其生动和和迷人。王朔在细致观察生活上对冯小刚的影响较为深远,因此也促使着他所创作的贺岁片都具有平民化的特点。冯小刚在创作作品过程中通常在夸张故事中添加包袱,这使得电影故事情节更具有游戏性和娱乐性。在其创作的贺岁影片中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也能获得成就,这满足着当前社会普通民众的心理,普通民众也渴望获得成功,导演冯小刚所制作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普通民众找到了情感寄托,因此其所制作的电影受到了广泛民众的大力支持。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题材和创作思路,但是因為电影和文学两者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想要使影视作品更富有感染力,就需要改变文学作品创作形式,并以影视作品舞台艺术特点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样才能够保持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各自的艺术魅力。同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应当要充分保留着文学作品内在思想精髓和艺术价值,并对其故事内容进行全新创作,从而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不仅能推动着影视行业的迅速发展,还能够大力宣传文学作品,两者相辅相成,实现双赢。


  作者:唐忠江

  第6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其现代性的变化而与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从而也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不管是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伊始,还是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为起点,或以清末民初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于现代性的确认,对于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文学呈现。而对于当代文学有着较为一致的论断,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如今的文学,由此将中国20世纪文学切断成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1949年作为一个中国巨大变化的转折点,对于文学创作风格变化有着巨大影响是无须争辩的事实,但是更为复杂的事实是文学依然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审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如果仅仅以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年份作为文学边界划分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1978年以来的文学,至今仍然是以“新时期文学”这种即时性的名称命名,而缺乏更为实质性、指认性的内容,在今后必然又会有比新文学更“新”的文学的出现,那么“新时期文学”这一名称就会失去它的命名含义。近年来,学界对于这种完全以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作为文学分界线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对将短短百年文学史割裂的做法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出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等整体建构的命名方式。在对文学格局分界思考和审视的表层之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影响文学史构成的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文学经典化的努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文学史重新建构的实践是始终被关注的。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和重写文学史的价值何在?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而经典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与人类生活、生存以及世界之间的联系。经典文学在有形无形之中呈现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与此同时提出了各种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试图给出潜在的答案。此外,经典文学给读者提供一种共同经验,这种经验包括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这就是说文学研究与建构文学史是为了遴选出具有认知、情感、劝说、交际和协作、审美功能成规的文学经典,这里的成规具有普遍认同的确定性,从而也就构成了文学交往的稳定性基础。这些经典从大的方面而言,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是社会成规和社会交往基础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共识形成的方式之一;从小的方面而言则是培养个人审美能力、获得智识和陶冶情感的过程。其次,从重写文学史的原因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发展到一个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回顾文学史时,许多共性或者被遮蔽的东西又呈现出来了,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即时情况下,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挤压而偏离,现在需要重新进行确认。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中很多作家作品被边缘化甚至忽略,到现在才重新被挖掘、定位、评价的原因。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学语境中,文学作品呈现的领域更是即时性的,而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眼光和态度同样也是即时性的,是身处其中的。如何对这些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无法被超越性审视的文学作品进行更有效的定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一套稳定而客观的价值立场和批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当下文学语境中,恰恰是缺少这样的批判性立场,标准是含混而游离的,从而也出现了各种吹捧性的评论文章。而我们对于获得某个奖项的某些作家的作品,并没有以自身的阅读体验或者价值原则来进行客观性的评价,反而是随波逐流地吹捧,这就使得无法客观进行文学史的建构,甚至还会出现继续重写文学史,继续重新定位作家作品的怪圈。


  二


  文学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到底是如何的,是作品阅读过程、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始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经典,而另一部分又被边缘化;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被人们所喜爱,而有的作品因为晦涩不被理解;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什么又是有价值的作品?这就要首先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对于文学的定义实际上充斥着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和矛盾。有人可能会说文学是区别于我们日常的事实和“普通”语言本身而带给我们审美体验的作品。这种立场,评价标准便是含混的。比如一首诗歌,在有些人读来,它有诗性和可读性,它打破了惯常的语法规则和思维定式,呈现出了生疏化的美感;但同样是一首诗,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成了日常化语言,诗歌“语言暴力”是相对而言的,其他文体亦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感受、阅读经验以及个人经历都不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和评价自是不同。这样说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就是将读者联系于作品的一种方式,充斥了主观性和体验性,对文学作品完全客观的评论是不存在的。再回到文学本体来谈,文学作品是语言、叙述次序、语态、视角上的建构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回到文学本体意味着对文学作品中本身的形式和文学要素进行封闭性的关注,但是回到文学本体并非一直被视为检验一部作品的唯一要素。被载入文学史的作品有很多是匮乏这种审美体验的,但是仍然在文学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20世纪初白话新诗的出现,新诗的出现是革命化的实践,而现在读起来诗的美感荡然无存,但它的文学史价值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1}。因此,将文学看作是主观价值判断的分类是有偏见的,而将其看作是一种形式的、纯文学本体的也是有偏见的,这是割裂了与历史、现实、社会外在的联系,这样就有了远离人类历史的种种具体差异的普遍性层面的嫌疑。反之,如果将文学的外部因素看成重中之重,受到更多非审美性因素影响,甚至带有意识形态化印记,从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取的。文学应该联系它本体的形式以及历史变动中的价值判断来进行整体评价。


  那么文学作品应该经过怎样的筛选进入中国文学史之中?陈思和在编写文学史时说过,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每一种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每一个新产生的文学流派,以及每一部新发表的优秀作品,把它们看作新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分析它们从哪些传统中发展而来,研究它们为新文学整体提供了哪些独创的因素,使对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与批评逐步成熟”{2}。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史意识,用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看待当前的文学作品,从而筛选经典。而丁帆也在编写新文学史时表明:“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3}这一点正体现了对于文学作品思想和审美的态度,尤其是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庞杂多元的创作现象,这样的文学史意识越来越体现出重要性。陈思和曾经提出了现当代文学中“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这两个概念,在这里是很好的例证。启蒙的文学偏重的是启蒙,在于其思想性;文学的启蒙在于文学,强调的是艺术性。而真正的经典恰恰是两者的结合。为人生的文学如果没有审美、艺术上的追求不能算作好的文学,同样,为艺术的文学如果放弃了对思想的审视和思考也算不得好作品。真正的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思索,同样也是思索的审美。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就是这种“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审美的高度结合。同样,《野草》也是两者的结合。两者之间总有偏重的一方,这是作家风格的驱使、追求的导向,但不变的是对这两者执着的追求。


  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者和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不能丧失标准和遮住眼睛。一名真正的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同时应该是一名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一名应该肩负起时代责任和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而现在,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文学价值立场的消隐和退却是显而易见的。当下文学评论家、研究者对知识分子责任感弃之不顾,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史评价和文学研究的混乱和价值多元化,从而使得中国20世纪以来确立的“历史的艺术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受到破坏,因此,重新确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是有现实意义和现实紧迫感的。


  作者:李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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