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1－0075－06
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文化公民身份》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进程日益促成世界主义的文化。”但他同时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并没有终结。“真正世界主义的文化只可能借由民族文化的革新而产生，这些民族文化依然是比许多人似乎意识到的更强势的璀璨群星。”[1]一方面，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发展的关联问题始终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西方教育史学史也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史研究者不仅要研究过去的教育，也要对自己的过去即对教育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与民族主义相关的研究综述入手，关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起及其当代转型，以及民族主义对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反思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
“民族主义”及其引申概念“民族”之类被证明是出了名的难于界定的概念。中西方学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令人莫衷一是。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本文不准备给予民族主义概念以确切的定义，只是通过对中西方学者的相关主要研究做一些简要介绍，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支点。
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在《民族与民族主义》(1989, 1992)一书中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他认为：“最能掌握民族与民族运动及其在历史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著作，当推自1968年至1988年这二十年间所发表的相关文献，这二十年的表现较之之前的任何四十年都来得辉煌。”[2](P3)他认为，“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认为民族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与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息息相关。因此，若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他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如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后者著有《民族和民族主义》(1983)一书。霍布斯鲍姆和盖尔纳的同名书在中西方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总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他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他及时而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辩护。米勒指出：“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将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使用什么语言，认可什么宗教，提倡什么。”[3]他强调民族性的开放性，即民族认同可以为不同政治纲领服务，民族性观念是一群人有意识的创造。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表述的观点为许多中西方学者所认同。他认为，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典型的正常国家形式”。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打败异族竞争，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和内容的民族运动，不仅出现在最早由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欧，也在随后几个世纪先后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欧美地区及亚洲的日本等具有普遍性。列宁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认为，列宁的民族主义论曾主导了19世纪末以迄今日的相关论辩。
中国学者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也有丰富的著述。李宏图在《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中系统介绍了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西欧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研究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出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的世界主义思潮、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9世纪初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主导观念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极大地压抑和阻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4]。到16世纪、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但这种君主国家还不是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而王权在那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并更进一步探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批判王朝国家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在以人民主权取代王权，并使人民主权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心和基石，用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总的趋势是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
余建华在《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中对百年民族主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了民族的释义与民族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要素，近代民族主义的渊源、形成与要素，以及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5]。
徐迅在《民族主义》一书中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他在该书的引言中指出，民族主义也许是当今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了，民族主义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课题。他注意到，近现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巨匠如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等无不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的存在，
无不注意到民族和民族主义与历史的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并留下了经典性的论述。徐迅认为，民族主义是多义的和复杂的概念，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更没有以学术传统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学流派。要理解“民族主义现象”就要回到历史，而不能把它处理成价值和道德问题。他的研究引进国家问题，给予民族主义以历史的参照，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指出民族主义现象是在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出现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而生，并力图在提供历史起源的背景和条件下，勾勒出民族主义与国家问题的主要线索，描述它的主要的社会功能和发展趋势。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思潮和运动有其历史的起因，它们不是从人性或文化神秘地发生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独特阶段。把“民族”神话和把“民族主义”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都有其政治上的动机和文化的功能。第二，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反映了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格局。即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共同体进行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交换的有效方式。这特别反映在国家关系领域。第三，民族主义问题紧密地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合法性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大功能之一[6]。
二、民族主义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影响
民族国家教育在早期履行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多半人认为民族认同是天生自然的情感，根深蒂固，比人类历史还要久远。但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民族”最重要的含义是其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这是大多数文献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在近代许多西方国家，“民族”往往是国民的总称，国家成为民族政治的精神的展现。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穆勒(J. S. Mill)在他那本有关代议政府或民主制度的论著(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919)里探讨了民族认同问题，他不仅从民族情感来界定民族定义，还特别强调隶属于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使大众能参与选举一直是教育史学者解释普及教育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霍布斯鲍姆注意到，“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问题’便受到愈来愈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因为民族主义口号往往能打动一般大众，特别可以借此动员广大选民，并把他们吸纳为政党的支持者，这种趋势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实况。”[2](P45)这个问题就与教育有密切关联。霍布斯鲍姆强调指出，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通过教育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显然值得关注，教育在培养人们的民族认同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英国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在《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中，从后现代主义和比较教育的视角探讨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和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教育和战后民族主义等问题。他指出：“历史上，教育既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本源，又是其产儿。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是一种普及的、公共的制度，它首先产生于欧洲革命后期，它是国家形成的一种工具，它提供了建造和统一新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段，并成为其重要的制度支撑之一。从此以后，很少有国家在没有依赖于其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时就开始国家独立的进程。”[7](P1)格林认为，民族性国家体系最早是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创建的。学校不仅为新兴的科层制、崛起的工业和民用计划方案培养管理者和工程师，在小学水平上，学校也培养可靠的军队招募新兵和忠诚的庶民。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民族性国家学校教育规划开始付诸实施，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人民—民族被明确地引入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综合体系中。在格林看来，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创造公民和民族。最重要的是，国家教育公民。通过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国家培养了遵守纪律的工人和忠诚的士兵，创造和颂扬民族语言文学，普及了国家历史和起源神话，传播国家法律、习俗和社会公民道德，并对管理人民的方式和人民对国家义务做了一般解释。
民族语言教育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安迪·格林看到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欧洲，它强调语言、传统文化，并且在极端的形式下强调种族。“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费希特和赫尔德的浪漫主义，两者都是日耳曼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长期倾向于强调语言和种族性的确定原则，它反映了日耳曼民族因领地纷争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历史。”[7](P149)霍布斯鲍姆注意到，有关族群差异、共同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等，都是当时民族主义者宣扬建国运动时喜欢谈论的观点。在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因此，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性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在费希特对德意志人的讲演中以及在乌申斯基关于教育的民族性原则的论述中都能看到这个特点。霍布斯鲍姆认为，强调语言与文化群体正是19世纪的发明。他把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视为构成民族的要件之一。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这正是意大利与德国宣称他们是民族国家的依据，虽然他们的民族并无一个固定的国家可资认同。对意大利与德国来说，他们主要便是借共同语言来凝聚其民族认同，虽然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语言，其实并非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2](P34)于是，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最容易受到官方书写语言影响的是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显然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色。“国语”问题很少只被当作实用问题看待，它通常会引发强烈情绪。很多人至今仍无法接受国语乃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事实
，是人们借着附会历史或发明传统所创造出来的。霍布斯鲍姆指出，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到国家整合的目的。
三、反思近现代西方教育史学
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王晴佳教授认为，新文化史的兴起代表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新趋势，挑战了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史学主持史坛的局面。“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当今学界仍然有点热火朝天，但似乎以批判的眼光为主。以此为结果，民族主义史学目前正在经受一场挑战，正在慢慢转型。”[8](P67)他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9]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创建可以说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历史核心，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伟大事业，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民族原则曾纵横于1830年后的欧洲政坛，促成一连串新兴国家的建立。这种始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意识，原来被安置在由人民—国家—民族—政府(people－state－nation－government)所构成的四角地带之内，但民意调查已证明，这种理所当然的组合对今天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型民族国家来说已不再是天经地义。不少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动摇危机。但在他看来，“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虽然“民族国家”在今天显然失去了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但对集体认同的渴望使民族认同一直十分重要。“以上所言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政坛上已不再受人关注，或其受关注的程度已稍减。我想强调的毋宁是，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2](P223)决定今天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关系不大。因为近半世纪以来，19世纪那种欧洲模式的国家体系早已不复存在。
在王晴佳看来，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史学。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的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和国别史的写作为主。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干。而民族史的写作，往往追随某个民族最初的历史，具有“发明”的成分。但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史学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其发生和发达，在西方有其一定的背景。兰克史学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学界反省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许多明显弊端：第一，民族国家在欧洲形成，因而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有牵强的地方，其形成是由于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发展所至。第二，民族国家史学所提倡的历史观念，其根本就是一种目的论，即用现在的目光考察过去，并进而塑造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第三，民族国家史学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即是强势文化的优势或文化的霸权。而当代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一种扬弃，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则往往直接挑战了其思维模式。民族革命兴起之时，妇女的形象常常被利用来激励民族精神，而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妇女地位并没有显著改变[8](P80－83)。王晴佳强调，在注意民族国家史学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历史功用和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界和比较教育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如帕夫拉·米勒(Pavla Miller)、布鲁斯安·柯蒂斯(Bruce Curtis)、J. V. H. 梅尔顿(J. Van Horn Melton)、J. 博利(J. Boli)、I. 戴维(I. Davey)等人对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0]。安迪·格林在《教育和国家形成的重新思考》一文中探讨了研究教育与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的各种视角和方法论问题。他批评了相关研究的旧有的范式如辉格理论、工业化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都市化理论，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解释不同国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同关系[11]。朱旭东在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的译者序言中，从西方教育史学史的视角对西方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注意到，“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生学(origins)”一直是西方教育史学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西方学者还运用另一种表述即“大众学校教育(mass schooling或education)的发生学”。从教育史学流派上看，“国家形成”范式是在历史修正主义学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的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它继承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修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米歇尔·凯茨(Michael Katz)的思想。而一直困扰西方教育史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史学问题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发展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7](P1－13)。
上述学者的研究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深刻反思，无疑对我们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富有启发意义。首先，我们应从民族主义视角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教育史家的教育史著述中的有关论述，研究民族主义思潮或思想如何影响了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其次，我们还应从比较教育史学的视角研究西方各国民族主义对教育史研究的民族风格。再次，我们还应关注民族国家史学的转型对于西方教育史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