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根据随迁与否，我们一般将农民工子女分为两大类：随父母进城就读的称为流动儿童，未随父母进城而是留在农村户籍地就读的称为留守儿童。但另有一类介于二者之间的农民工子女——曾在城市成长、生活和随读，后因各种原因返回家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群体，却很少进入教育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视野，至少迄今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最近几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沿海产业转型和产业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农民工返乡就业者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回迁和返乡就学的现象也呈逐步增加趋势。由城到乡的迁移，意味着生活环境、教育环境的改变。其中，课程、教材等的不衔接是一个突出问题。这些返乡农民工子女对新的学习环境的适应状况如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课题组选取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南、河南三省8个县的14所农村中小学校(包括各5所乡镇中学、中心小学和4所村小)为观测点，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深入考察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现象，关注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业适应状况。 一、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的背景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共向270位返乡农民工子女发放了问卷，回收264份，回收率为97.8%。在问卷中，笔者就返乡就学的背景因素设计了六个可供选择的答案和一项可供补充的其他项，允许多选，但最多不能超过三个选择。264份有效问卷作答情况如下。 根据调查，在返乡就学的各种背景因素中，45.5%的同学在第一位的选择中选择了“城里学校收费太贵”这一因素，12.1%的同学在第二位选择中选择了“城里学校收费太贵”这一因素，第一位、第二位选择的合计比例达57.6%，在所有因素中比例最高。可见，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难问题是返乡就学现象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近年来，伴随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的颁布，随迁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难的问题得到较大改善，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难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虽然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不再收取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但在广东、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区，真正受惠者只是农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群体。原因在于：一是各地均不同程度地设置了种种门槛、资格作为享受政策优惠的前提或条件，正常入读公办学校需要满足各种条件，且手续繁杂。[1]二是不少地方的公办学校虽然取消了借读费，但并未取消赞助费，或者变换名目收费，这类收费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对学生家长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的困难仍然存在，他们或者缴付一笔沉重的费用入读公办学校或条件较好的民办学校，或者进入学费虽便宜但师资和教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不少农民工家长难以承受这种经济压力，又不愿意子女接受劣质的教育，只有将子女带回家乡就读。 调查还显示，有27.3%的学生在第一位的选择中选择了“考虑到要回本地参加高考或中考”这一因素，6.1%的学生在第二位的选择中选择了这一因素，另有6.1%同学在第三位的选择中选择了该因素，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选择的合计比例达39.5%，比重仅次于“城里学校学费太贵”这一因素。这说明，现行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学籍管理政策也是促使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后的高中阶段的学籍管理办法，仍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高中阶段招生考试政策中对非户籍人口的规定在原则上大体一致，除了政策性照顾群体(知青子女、专业技能人才子女、部队随军子女和港澳台胞子女等)以外，普遍限制或不鼓励非户籍人口在本地就读，不允许异地学籍学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学生必须回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近年来，一些城市，如广州市，对中考和高中招生有所放宽，开始允许流动人口子女以借读生的形式就读公办普通高中择校生和民办高中学校，但必须回原籍地参加高考。然而，由于各省高中正逐步实施新课程改革，独立高考或自主命题的省份日益增加，各省考生学习的课程、教材和考试方式皆不统一，跨省高考的难度更进一步加大。考虑到在流入地就读高中将不利于今后回原籍地参加相关升学考试，一些农民工家长于是选择了让子女返回家乡就学。 根据调查，还有部分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是因为“父母没有工作了，只有返回家乡”“自己学习不好，想换个环境”“原城里学校老师管理不严”“父母想回乡创业”等因素。其中，因为“父母没有工作了，只有返回家乡”的比例合计为15.1%，仅次于“城里学校学费太贵”“考虑到要回本地参加高考或中考”两大因素。导致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因素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就宏观层面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在逐步减弱，另一个更深刻的因素是国内尤其是沿海正加速推进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广东省在金融危机前酝酿的“双转移”战略在金融危机后大力推进，这必然导致一部分缺乏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工在东部城市就业更为困难。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加快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农民工本地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在这一大趋势下，农民工返乡就业者将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返乡就读的现象也必然越来越普遍。 二、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的学业适应状况 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育标准等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存在许多不衔接的地方。这些差异对回乡就学的学生是否造成了学习的障碍或不适应感是本课题组十分关注的问题。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不适应确实存在，但程度视不同情况有所差异。 根据调查，264位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中，在回答“对新的学习环境是否有不适应的地方？”这一问题时选择了“有”的比例为51.5%，选择了“没有”的比例为48.5%，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子女对新的学习环境并没有不适应感。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存在不适应感的农民工子女中，以初中学生居多，占61.8%，其次是小学生，占35.3%，高中生只占2.9%。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初中生的课程与教学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小学生次之，而高中生适应能力强，且这些学生中绝大部分并不是在高中期间才由城市返回家乡就读，而是在初中甚至小学时期已回到家乡就读，因此已经适应了本地的学业环境。但也有少数 高中生例外，比如，河南驻马店的G同学在城市有10年的学习经历，初中毕业才回到家乡就读，因此对本地的教学还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感。 关于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业适应问题的具体表现，笔者设计了四个可供选择的答案和一项可供补充的其他项，允许多选，但最多不能超过三个选择。回收的264份有效问卷中该问题作答情况如下。 综合所有的选择看，返乡农民工子女最大的不适应问题是“对老师教学方法的不适应”，选择该项回答的比例合计达到22.8%；其次是“跟以前在城市学的课程不一样”，合计比例为21.2%；再次是“好朋友或者玩得好的同学少了”，合计比例为16.6%；接下来是“对现在的教材不适应”，合计比例为13.7%；还有3.0%的学生在“其他”中补充了“学校饮食不习惯”。这一位序与课题组原有的预测不尽相同。一般认为，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课程和教材不统一的问题，但从问卷调查及笔者对部分同学的跟进访谈的结果看，课程设置和教材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我们忽视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差异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在访谈中，江西省遂川县的P同学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曾在浙江就读，2008年回到遂川YT中学读初中，他认为，“浙江金华与江西的教材有一些内容不一样，更难一些，但重点差不多”。关于课程，P同学认为，“本地的课程都是主科，课外活动太少，太单调，学习乏味”，江西抚州PJL小学五年级的L同学曾在江苏就读，他说，“在江苏时，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还有其他课程如音乐、美术等，而这里的学校只重视语文、数学两门课程，其他课程基本没有”。教师的教法，是学生掌握好一门知识的钥匙或桥梁，良好的教学方法也是引导学生克服各种学习不适应问题的有效方式。但调查发现，一些从发达地区回来的学生对本地尤其是农村学校教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应。江西省万载县SX中学的X同学反映，“以前学校的老师上课很活泼，经常放多媒体、动画，与书本内容有关的课外辅导活动也很多，学起来比较轻松，但现在的学校老师上课以讲为主，比较单调、乏味，也不好理解，觉得很难学”。这说明，我们一些乡村学校的教师在教法上缺乏更新升级，不善于运用现代的教学技术和辅助手段教学，也不注重开展课堂内外的互动，教学理念较为落后。 关于“好朋友或者玩得好的同学少了”以及“不习惯学校饮食”的问题，这实际涉及学生的社会适应问题，这主要发生在那些在沿海城市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间的学生中间。这种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会加强学生在学业上的不适应感和沮丧感。我们对部分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或有关校领导进行了访谈，了解到部分学校和班级中的返乡农民工子女的社会交往情况(如表4)。 根据调查，有46.0%的返乡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活跃，与同学关系融洽，且能主动与教师沟通，其中有几位还担任了班干部甚至班长；36.0%的返乡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一般，稍微有点不融洽，与教师交往不够主动；18.0%的返乡农民工子女性格较内向，与同学很少交往，也不善于与教师沟通。这说明，返乡农民工子女的社会交往也呈现了分化的特征。首先，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子女，尤其是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对新集体可能缺乏认同，不愿意与新的同辈群体交往，导致自我封闭，游离于集体之外。江西抚州PJL小学的校长在访谈时承认，“在外习惯了城市学校的学生返乡后觉得乐趣不多，不适应，甚至想回到城里上学”，这显然不利于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进步和发展。另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子女，他们参与集体的意识反而可能增强。因为，在城里时，由于他们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可能受到排斥或歧视，[2]回到家乡，他们可能感到更亲切；同时，城里学习的经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视野、阅历和知识面，这让他们在乡下同学面前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主体意识因此增强，能积极、主动地融入集体。因此一些教师评价这些学生，“较活跃，思维敏捷，有时很调皮，胆子较大”。不仅如此，本地教师对他们学业的重视态度也与城里教师不同，一些“问题”学生的标签效应不存在了，教师对他们的学业管理一视同仁，这些学生感觉到自己更受重视，对自己的学习“抓得更严、更紧”，这将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一些返乡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对返乡就学的利弊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 三、思考与建议 1.要区分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的不同特点。在一些地方，无论是教师还是教育管理部门，均存在着将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视同留守儿童的做法，这将忽视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诚然，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均属于农民工子女群体，是一体多面的关系。比如，在返乡前，他们就是流动儿童，返乡后，如果父母还在外务工，他们又具有了留守儿童的特征，如隔代抚养等。但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又具有其独特之处。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或是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长大，或是曾有过城市随读的经历，他们是打上了“城市烙印”后返回家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这种独特的由城返乡的经历是留守儿童所不具备的。他们中不少人缺乏农村生活经验，甚至不会讲家乡话，同时，由于区域间、城乡间教育教学制度、模式和标准等的差异，他们将面临特殊的学业适应和社会适应问题，学校和教育部门需要对此予以重视，要针对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开展差别化的帮扶工作。 2.要正视返乡就学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双重效应，发挥积极面，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前面的分析部分已经指出，对返乡就学的利弊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学业适应和社会适应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很好地克服，将对他们的学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由城返乡这种逆向迁移的经历还将给这部分农民工子女，尤其是其中的“问题”儿童，带来社会心理、社会认同的独特变化。在城市时，他们是边缘群体，不受教师重视，甚至受歧视和排斥。但返乡后，城市经历又会赋予他们一种心理优势或优越感，同时，环境的改变也使得他们不再被标签化，教师对他们的学业更为重视，这将使他们对家乡学校有一种亲切感，主体意识增强，将更积极、主动地融入新集体，并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对学业成绩的改善又是有利的。从调查分析的结果看 ，返乡就学的这种兼具利弊的双重效应得到了验证。针对返乡就学的利弊，学校和社区要携起手来，发挥返乡农民工子女社会心理特征中的积极面，因势利导，广泛开展群体互动和沟通，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及时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课程衔接、寄宿生生活等问题，开展差别化的学业辅导、心理辅导等帮扶、支持工作，帮助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摆脱对新的教育、文化、社区环境的不适应，促进社会融入，消除学习环境改变带来的不利影响。 3.面对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在学业生活上面临的困惑与不适应，长期看，应加快城乡间、区域间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近期内，则应正视农民工家庭需求，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子女进入县城或镇的学校就读。一方面，应尽快推进区域间、城乡间义务教育办学标准一体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缩小教育的城乡鸿沟、区域鸿沟，促进城乡教育体系的衔接与融合。另一方面，考虑到区域间、城乡间教育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是短期内难以消除的一个问题，因此在近期内，应正视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正当的教育需求和教育选择，大力支持返乡农民工子女进入县城或镇的学校就读。农民工的教育价值观在变迁和发展，新一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尤为重视，他们有较强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受教育学校，甚至形成了“农民工子女县城集聚现象”。[3]尤其是不少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为子女选择城镇学校而不是农村学校就读，以缓和城乡迁移对子女学业造成的震荡。为此，要加快对城乡学校的布局调整和对城镇学校进行增容扩建，免除县域范围内义务教育借读费、赞助费，尽快推进城镇教育资源向农民工子女全面开放和公平共享。 4.要深刻认识到产业转移背景下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现象的持续性、长期性，并加强预警、监测、接收、安置和帮扶等工作。随着沿海产业转型的深入推进和产业向内陆的梯度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过度转移的现象将得到扭转，农民工返乡就业趋势将日益增长，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现象今后将持续出现，甚至是与流动就学并行存在的一个长期趋势。为此，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女返乡就学问题的预警、监测、摸底等工作，及时制定接收安置方案，确保返乡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范围，及时安排返乡的适龄儿童、少年顺利就学，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活动，更好地保障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益，促进返乡就学农民工子女学业进步和身心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