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爬坡过坎，面临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选择；教育也处于历史的转型期：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4%，基础教育迈向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体系构建，高等教育转向内涵式发展，迫切需要深化综合改革；高等教育还处于矛盾的高发期，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0%。而此阶段正是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学潮频发期，要求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强化特色，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因此，转型期、矛盾期、机遇期在此语境下有相近的语意，如果我们完成了转型，解决了矛盾，就抓住了机遇，否则会丧失机遇。这使笔者想起在世纪之交，当时社会也面临着金融危机、内需不振、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等发展问题，高等教育通过改革与发展，适应了社会，实现了跨越。本文回顾这段历史，以期对当今有所借鉴。
一、跨世纪改革为新世纪发展奠定了哪些基础
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航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基本形成符合国情和世情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而在改革之前，系由中央政府各业务部门和省级政府分别管理一批高等学校，被称之为“条块分割”。1998年，借着国务院机构调整的机会，下放了一批高等学校，形成了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该体制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或以地方管理为主，或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反映改革与发展变化的有关数据见表1，可看出1990年以后中央直属高校及其在校生数在整体中的比例迅速下降。两级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95%以上的普通高等学校为地方性高校。
(二)初步奠定了高等学校多样化办学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遵循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模式，直接促成了后来存在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心，由内到外依次环绕着“985工程”建设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中央部门直属高校、博士授予权高校、硕士授予权高校、普通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的分层办学格局；二是高等学校门类方向的发展，如普通高校按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言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和艺术院校划定，基本上与高等教育大学科门类相对应。
世纪之交的改革和一流大学建设，加速了高等学校的综合化进程。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办学特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批高校还开展了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创业型大学、服务型高校、应用型高校、技术本科院校等的探索。
在两级管理体制的架构下，事实上已形成了三级的办学体制。目前已有百所以上的本科院校、400所左右的职业技术学院由地级市主办并进行财政支持。
基本形成公办和民办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1993年8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开始实现零的突破，据统计1997年全国有民办普通校20所，2002年有131所，截至2011年已达698所，发展速度惊人。
(三)基本形成享有国际声誉的本科教学模式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至世纪之交，我国的本科教学还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特色。实行小班教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段论教学安排，理论教学与实践实习交替进行，把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当作重要的教学环节等，都是我国很经典的、行之有效的本科教学模式。
此外，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和教学法研究，形成的老教师授课、新教师助教制度以及以教研室为核心的基层学术制度安排等，都是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法宝。
略有遗憾的是这些年我国的本科教学质量不高、不严谨、不规范现象增多。
(四)奠定了人力资源大国的基础
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纪之交，国家在不断扩大投入的前提下实施了持续的高校扩招政策，迅速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学历构成，奠定了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础。
1998年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量从108万人增长到320万人，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由643万人提高到1 600万人以上，毛入学率从9.8%上升到15%，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到“大众化”阶段的跨越，并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
高等学校的连年扩招，是世纪之交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使我国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跨上了新的发展平台，大大缩短了迈入大众化门槛的距离，也大大促进了教育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和观念的变革。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681.5万人，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 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9%，2012年毛入学率上升至30%。
(五)开始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模式和制度
以跨世纪为界，我国在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热点话题，之前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后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术创新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差异点是前者重在放权、激发办学活力，后者重在规范、调整权力结构，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转向学校自我建设的过程。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高等学校的办学趋向综合化发展，重视合作办学和基层学术组织建设；教学转向厚基础，重视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明确管理高校的法人地位，重视政府与学校调整，并开始重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二、跨世纪改革所留下的教育思想财富
世纪之交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论是改革的“突破性进展”，还是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都过渡平稳。尽管也有过棘手问题，但没有产生大的动荡，这与改革的思想理论准备充分直接相关。当时，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所提出的“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思想观念是先导”，应该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思想最具概括力的总结。
(一)思想观念转变为先导
正如周远清同志后来所进一步提出的那样：思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灵魂[1]。跨世纪改革的突破得益于思想观念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先导性作用的确立，教育主管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上期就开始思考“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的问题。
当时，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国家进一步开放，需要总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国际经验加中国特色，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总体设计、理论研究和思想观念的引导。
例如，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于1994、1995、1996、1998年在上海、南昌、北戴河、扬州召开了多次改革座谈会，1995年国家教委还在北京召开“一省一市一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最后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工作方针。体制改革的实施，还贯彻了把管理体制改革与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把普通高校的体制改革同成人高校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条条与块块结合起来，把宏观体制改革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的思路。这些方针和思路、改革实验与理论总结均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教学改革是核心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周远清同志概括出的重要论断，至今仍然在用。
关于教学工作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当时有很多殊途同归的提法，如“教学改革是核心”，“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学校重视教学是绝对真理”，“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不重视教育质量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教务处是天下第一大处”，“培养人是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是经常性的中心工作”等，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教学工作在高等教育中永恒的中心地位。对此，周远清同志曾经明确地提出：“高等教育在任何时期都要把质量放在中心的位置，没有质量标准或不以质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会误入歧途”[1]。
教学改革的重要性还与国际竞争和素质教育实施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各国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主题，世界高等教育已进入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实施素质教育成为国家的重要教育方针。这与当今人力资源强国的思想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体制改革是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地学习和摸索，一个基本适应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以确立，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逐步确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体制改革成为激发和释放制度活力的重要因素。
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起“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和“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具体推动的目标有：改善和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加强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统筹权和决策权，增强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2]。围绕改革目标开展的特别重大的综合性工作有：(1)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2)扩大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调整中央业务部门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3)提高高等学校的综合发展能力，推动院校合并工作。
现在看来，这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的目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主要差异点是前者起源于计划经济，重在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问题，因此放权、激励是主旋律，政府完全主导；后者起源于市场经济，重在权力结构的规范、调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是关键，是政府、社会约束下的学校自我建设过程。
(四)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思想，是20世纪高等教育留下的最重要的有关发展思想的遗产，是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也符合当今科学发展观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
最初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主要就是规模扩张，后来发现单纯的规模发展会导致很多问题，结构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社会需要的是有质量保证的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要注重效益。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背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思想而导致的惨痛教训。我们当今所遵循的提高质量是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公平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增强高等教育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撑能力等，均明显是对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这不是一句套话，表明我们要建设的高等教育首先要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
综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实是有一定之规的，逐渐演变出教学、科研、服务等社会职能。究其本质是满足公共利益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是社会的公共事业。所以高等学校是现代社会中独立存在着的一类社会组织，如同政府、企业一样，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竞争的趋势以及国际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积极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3]19。
高等教育发展还需有中国特色，必须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相适应。我们国家的地域差异非常大，文化传统、经济形态、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有一个水土相服的问题。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国情特色必须兼顾。
三、跨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酝酿过程
跨世纪改革的酝酿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既有社会的需求、中央的重视，也有理论的准备、改革的试点，最后以稳步的改革筑就了实现跨越发展的根基。
(一)举国重视的社会大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的推进，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社会初显端倪，我国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实现我国现代
化的根本大计”；199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中央明确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决定“从自1998起的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的1%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从中可看出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道路。1994年6月14-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任务就是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部署和动员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于会后的7月3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这些，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充分的理论准备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社会很多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同年11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有关精神，解决高等教育面对的现实问题，推动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有关省市教委的领导和一些大学校长，开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研究。该研究从1993年启动，1997年结题，历时5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周远清同志亲任课题组组长。研究期间，课题组分别于1993年8月在长春市、1994年10月在无锡市、1995年11月在江门市召开了3次全国性大型研讨会，参加人员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数百所高校的行政官员、校领导和学者。课题组的其他专题活动，特别是课题综合组对“理论要点”的深入探讨更是经常开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研究，既是一次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探讨活动，又是一次广泛的高等教育工作实践总结，全国高教界数千人直接参与进来，是一次探索、凝聚高等教育思想和智慧的过程。这场有组织的系统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重要探索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之后，高等教育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3]3
(三)试点和经验总结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随着中央业务部门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继续由中央部门办、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联合办、地方政府办、企业集团参与和管理等不同办法。目前先进行改革试点，逐步到位”。当时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是通过试点工作和改革经验总结出来的，包括“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提出。
试点先行其实是一种改革实验，有助于减少动荡和稳步推行。如政府出面组织了“一省一市一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了多次工作座谈会。通过总结交流经验，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认识，使这项改革从局部到全局逐步推开，为在全国进一步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验总结还表明要尊重基层的智慧和创造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没有经验，很多观念和做法都需要转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教育法制建设、后勤制度改革、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学科建设、学科专业调整、民办教育发展、独立学院发展等，都注重吸收改革的成果，有些甚至完全尊重了基层的创新。
(四)抓住机遇取得突破
1998年，借国务院机构调整之际，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对机械工业部等9个撤并部门的91所普通高校、72所成人高校进行了隶属关系调整；1999年上半年，实施了对原兵器、航空、航天、船舶、核工业等五大军工总公司所属的25所普通高校、34所成人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2000年上半年，又进一步实施了对铁道部等49个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的161所普通高校、97所成人高校的管理体制调整。三次集中调整，使得原来由62个国务院部门(单位)管理的367所普通高校，变为现在只由10余个部门(单位)管理120所左右。其中，由教育部直接管理71所，其他少数部门管理50所左右，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校达896所。至此，新的两级管理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适时将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政策由“稳步发展”提升为“加快发展”，从而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从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的序幕。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1999年为160万人(原计划131万人)，2000年为220万人，2001年为260万人①，大大提高了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例如，仅1999年的扩招，就使考生录取率较之1998年提高了约十三个百分点[4]。直接结果是：原“九五”计划确定的在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的目标，到2000年就已完成；当时还被看作是遥不可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远景设想，在2002年就得以实现。高校扩招的实践，不仅使我国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跨上了新的发展平台，也大大促使了教育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和观念的变革。
1998年和1999年，高等教育抓住了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实现了飞跃，但机会是给有准备者提供的。高等教育之前的理论、思想、经验探讨及试点、制度、模式安排，可以说是做好了接受这种飞跃的准备。改革、发展新台阶的过渡，非常平稳，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贡献。
四、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借鉴意义
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均GDP达到5 000多美元，正处于国际社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也同时处于供给与需求适应性矛盾的爆发期。如同党的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那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
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也指出了改革的方向。综合改革和内涵发展正在成为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途径。
(一)思想是改革发展的灵魂
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方面的内容。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内涵式发展是道路路径，高等教育强国是目标方向，人民满意是施政纲领。
这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先进的思想观念为先导，用科学的发展理论回答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的现实问题，并要有主导性思想。接下来还要有体制、制度、机制的总体设计，通过制度性因素把愿景、目标、理想转化为现实。
(二)抓住关键问题重点突破
抓主要矛盾是解决现实问题重要方式。过去我们以改革促发展，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释放了体制的活力，奠定了发展的根基。
当今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我们仍然需要抓住重点难点问题重点取得突破。建设满足社会需要的育人体系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制度是突破的关键，综合改革是基本方式。
(三)坚持育人是第一要务
“培养人”是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而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是经常性的中心工作，高等教育在任何时期都要把质量放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心的位置。
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个性特征是多元化的，因此高等学校需要以人为本、特色发展。我们既需要加强教学模式改革，也需要加强其上位的办学模式改革，建设和完善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高等学校体系。每所学校以自己的特色满足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需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兴趣和志向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符合自己事业发展的学校。
需要建立广大学术人员醉心学术工作的机制，教师干教师的活，行政干行政的活，让一流人才在学术框架内成长、走学术发展的道路；推动学术评价方式改革，干什么工作评什么内容，不以行政好恶、便利而评价，规避学术投机现象，使评价与学校使命及教师职责相一致。
(四)支持基层的改革创新
将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单一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和模式，用极短的时间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造业大国、新兴经济体、多元文化相适应的新体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工作，也需要加强试点工作，鼓励基层的探索，稳步推进改革工作。
智慧蕴藏于基层，基层活跃才有发展的后劲，活跃于基层的改革是最真实的，风险也最小。多实验、多试点、多探索，及时总结经验和推广，稳中求进、稳中求改，应该是和平时期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式。
(五)重视教育规律
教育发展必须研究规律、遵循规律。要有国际视野和开放意识，通过世界变迁总结教育的一般规律，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还要脚踏实地，看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结合自己实际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回顾过去，不遵循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吃过的苦头不是没有。“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的特点，尊重和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坚持高等教育普遍性原则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有可能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5]
坚持规律还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依法治教，把好的理念、规律性的东西用制度性、法律性的框架规范下来，不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