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接踵而来的是大模规的毕业生走向劳动力市场。根据教育部统计信息，2003年，首批扩招后毕业的本科生以及第二批扩招后毕业的专科生同时进入就业市场，当年的初次就业率便降至50%。2006年起当年毕业生离校时点未就业人数（工作未落实者）逾百万之众。此后，大学毕业生规模屡破历史最高峰。2013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99万，2014年更高达727万，均被媒体渲染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受到中央高层、各级政府、广大民众和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一、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现有视角及检视
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密集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
第一，供求分析视角。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T . Parsons）考察了学校在实施社会化功能和选择功能中的作用。所谓社会化功能，包含了将成人社会中胜任工作的能力内化于学生；而选择功能则在于依据成人社会的角色框架对人力资源进行分配。［1］功能主义理论和各种经济理论都假定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响应。甚至冲突论社会学家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也提倡功能主义，认为学校就是要为雇主服务，美国每一重要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生活结构变化的反应。［２］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研究主要以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一直居于主流，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角度来展开［3］，较好地解释了大学生整体就业和收入状况的长期变化。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从总量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三方面来解释我国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紧张现象。［4］学者们认为，供给总量上的压力在转型时期相对存在［5］，是高校扩招行为短期造成的［6］，甚至由于统计指标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7］，摩擦性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完善就业中介、强化就业指导可得到有效缓解［8］，只有结构性失业才是核心原因［9］，毕业生较大的就业能力缺口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共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10］。
第二，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
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扮演着社会分层过程的“分类机”角色。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职业地位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11］。郝大海通过CGSS2003数据发现：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进入党政机关时，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时，教育影响十分明显；改革后，就业中父亲单位影响的逐渐衰退，教育程度对于获得管理和技术职位影响的增强，反映出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正逐渐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配置模式。［12］这印证了倪志伟（V.Nee）的论点：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13］还有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14］。目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频繁涉及到大学生群体，主要探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
网络理论认为，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反应不是自动作出的，就业市场需要社会关系对必要的信息给予传达。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作为两个独立社会边界的桥梁，可能获得异质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可能得到工作机会。［15］林南证实了这一“弱关系假设”。 ［16］边燕杰等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在华人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是人情网不再是信息桥，而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越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彰显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独有的特点，社会关系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也可以与其他正式求职渠道结合使用。［17］还有一些研究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对比，考察何者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更为重要，或者考察二者的联合作用机制［18］。康小明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底线要求后,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在职业发展成就中的作用。［19］马莉萍、丁小浩以2003、2005、2007和2009 年即将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量他们在工作找寻中所感受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现,毕业生将工作能力视为影响求职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和专业的传统地位则有所动摇。［20］求职竞争越激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凸显，且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毕业生，将社会关系视为对较低人力资本的补充。另外的一些研究，分别探讨了专业区隔［21］、性别差异［22］、大学分层与学历层次［23］等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现有主要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于当前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高校毕业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认识。然而，检视现有研究视角，也有以下问题值得反思。
戚务念：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当前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新视角第一，大多关注现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不存在毕业生“待业”或“失业”问题，尚“无”专门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文革后，相关讨论文章零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就业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大学生就业已经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就业模式［24］。在教育学传统中，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而对教育“出口”不甚关注，如今出现了许多探讨就业的文献。2002年度以来，“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研究”一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这样一本高等教育研究界“系统、全面、实用的工具书” ［25］的梳理主题。也许正是缘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大多数文献偏向思辨性、对策性探讨，基础性研究并不多。在学校与工作的沟通、社会资本、社会分层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大多侧重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探讨，而对于大学生就业何以成为今天的形态则缺乏历史纵深的研究。虽然常诟病高等教育的滞后并呼吁构建“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却对导致高等教育滞后的机制缺乏追问，这也往往导致所提对策建议流于口号而不能付诸实
践。
第二，结合中国制度变迁背景的考察不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及供求匹配分析框架（从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框架同样暗含着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他们从学校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要这一横向联系维度考察大学生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分析范式有其社会背景，它们有着较为长久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国家和市场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中国不一样。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种种巨变，不可否认，在正式制度上，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但在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了。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是随着市场转型和教育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等相伴而生的。就业所关乎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所能处理的私事，一国的就业状况更是关乎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稳定与政权巩固等公共问题。
第三，对市场转型的根源、机制的探讨不足。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到，目前多将大学生就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市场转型的后果来考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中，大多从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文化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考察市场化改革后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这些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也有从大学分层、专业区隔、教学因素等视角来研究大学生就业，探讨就业中的不公平问题。其实，市场转型研究（不同于市场转型论）主要包括资本回报、产权改革与市场渗透（转型的最终结局）等主题，其共同点是这些主题都是探讨市场转型的后果［26］，更多地考虑市场力量的作用。其实，“市场转型”转变的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资源配置、新兴的市场特性［27］和相应的政治过程［28］，市场转型是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制度变迁。缺少了国家角色及制度变迁因素的考察，很难理解当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是如何生成的。
当然，也有研究考虑到了制度变迁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基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林南和边燕杰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单位地位模型［29］。以工作搜寻模型为分析框架，赖德胜等认为“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30］骆思典（S.Rosen）认为，教育市场化以及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不利于贫困子弟的社会流动，教育的不公平体现在教育机会和职业机会的获得等方面。［31］闵维方认识到产业与人力资源结构双调整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32］也有些学者，如杨伟国［33］、赖德胜［34］等探讨了建国以来的就业政策转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业政策与就业制度不是同一个概念。政府为了解决具体的就业问题而出台的法令法规称为就业政策，是在特定时期出台的，具有明确目的性，一旦问题获得解决，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就业制度则是有关就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的一套思路、方法和模式。就业制度具有稳定性，在短时期内很难发生改变。在特定的就业制度框架内，就业政策可能会经常发生调整。当然，这些不多的研究也可以启发人们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考察大学生就业的历次制度变革的逻辑。
二、把“国家”带回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来：现实与理论的需要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大学生、高校或用人单位，国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在中国，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脉络［35］。斯考切波(T .Skocpol)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强调“国家回归”，倡导关注国家的自主性［36］，甚至在另一本著作中把书名就定为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 the State Back In）”［ 37］。 “国家回归”迅速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基于如下考虑，笔者套用这一说法，呼吁在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
（一）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社会科学的极佳实验场。我国大学生就业经历了“去市场化”到“市场化”的漫长历程。从宏观层面看，我们可以把大学生就业问题置于社会变迁主题中来讨论。由谁“主导”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反应的是对秩序组成及来源的分歧性假定：对于人类生活秩序的组成和变动方面，究竟是国家，还是社会因素的解释度更高？如何理解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形成［38］？涉及到中国研究，魏昂德（A.Walder）持新传统主义论，认为本质上仍是国家自上而下的管制。［39］许惠文（V.Shue）则持“地方主义”论，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只存在这个结构的表面层次。［40］但持前一观点者占多数，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41］。中国的市场改革是由国家发动的，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国家的政策变量。
制度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和良好运转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国家与社会必将出现紊乱、动荡与冲突不断的局面。在按照常规运作、制度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相反，稳定的制度、结构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是处于革命、改革或实验之中。就大学生就业而言，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较大的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阶段。综观新中国历史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以及改革开放，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试图把政治和市场对立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政治和市场不再是对立的，国家在制定市场赖以运作的制度规则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即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生过程，国家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具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如果要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就业市场现状何以生成，就要更清晰地认识国家（制度变革）在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的中心作用，考察国家在主导就业制度变迁中的实
施路径及其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更能更好地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国家—市场”作为就业理论的经典视角
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国家与市场”这一分析框架便体现到就业理论中来。经典的就业研究文献中，从不缺少国家和市场的论述。概括地说，就国家/政府在就业市场体系中的角色这一论争，可以划分为如下三大流派。
古典就业理论：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古典的就业理论起于斯密（A.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信仰，萨伊定律是西方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石。这一派学者主张自由的市场竞争，认为“供给总能产生需求”，推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能够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这派学者提出政府干预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政府和工会不应干预经济秩序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即使要干预经济，也仅限于“鼓励生产”。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只要有完全自由竞争, ……就会有一股强烈的倾向将工资率与需求相联, 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就业”［42］，一个均衡的市场, 资源没有被闲置或被浪费，同时也是“充分就业”的市场。
马克思(K.Marx)的就业思想：计划分配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失业即相对过剩人口。从制度层面分析，马克思认为，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3］。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生产者在创造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却让自己成了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无序配置，导致大量显性或隐性失业。因此，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排除商品、货币和价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不存在任何劳动者失业，劳动者享有天然的就业权，劳动力资源有计划的调配［44］。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国家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分配劳动力［45］。正如后人所见，马克思的就业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实践。如苏联的革命胜利后，就急不可待地去构建“普遍就业”的社会主义大厦。斯大林甚至在1934年联共(布)代表大会上宣布“在我们这里却再也没有找不到工作和领不着工资的工人了”［46］。新中国成立后，“全部就业”也长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指导思想。1958年，经过十年战后恢复，新中国政府宣布“旧社会的失业现象已经消失了”。
凯恩斯(J. Keynes)的充分就业理论：政府实施需求管理。凯恩斯提出积极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强化了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斯基德尔斯基（R.Skidelsky）认为“凯恩斯本人留下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 ［47］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有效需求。经济发展要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本受业于古典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遭遇长期的经济失调以及相伴随的严重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20年代如此严重的失业让他反省：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未必就能够带动经济复兴，于是开始偏离传统学派路线，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也是最广泛的经济危机，带来空前规模的失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失业人数达 4000 万，失业率高达1/4强，生产力普遍倒退了 20 年。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 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财政政策以及福利措施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48］。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凯恩斯主义多方面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不仅与其经济增长（发展）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可以说，就业理论的创立与演变也体现了国家角色与就业市场的关系变革。在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有必要重新找回这一分析框架。这在理论发展上，也有利于寻找与前人理论对话的线索。
三、新视角下的任务与策略
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也就是在大学生就业研究中重拾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策略，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并试图对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未来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一）“国家回归”视角下的任务
就业制度的变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其研究任务可作如是尝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之间的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转型理念、话语体系、组织体制、行动策略等），揭示各阶段大学生就业制度建立/改革、运行的动力与机制，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各行动主体（国家、用人单位、高校、大学生）的地位设定及其相应的参与行为。透过大学生就业制度/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观察与理解国家政策改革的导向对于社会变迁的意义，并对未来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中国大学就业制度的转型逻辑。历史分期主要按重大政治事件和政策文件为依据，先分别考察各历史时期制度建立与转型逻辑，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从改革的不同阶段看，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80年代中期的“统包统配、包当干部”阶段/精英教育阶段，
此时实行计划型就业制度。主要考察经历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就业制度后，新中国政权构建统一分配体制的动力来源、组织机制、国家行动策略以及在劳动力市场消失之后高校、用人单位与学生的地位与行为，以此揭示国家全能角色中，国家在大学毕业生分配中的至上地位及其制度后果。
第二阶段，1980年代中期-2000年的改革过渡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过渡时期。主要考察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后，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动因、国家松绑的渐进策略与组织机制、毕业生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初兴等内容。通过这一探索，揭示国家在就业体制上的松绑与角色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逐渐复苏。
第三阶段，2000年左右至今的大众化教育阶段，已经过渡到了官方宣称的“自主择业”的市场型就业制度。进入新世纪，国家不再负责学生就业，大学生缴费上学，自谋职业，就业市场又呈现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主要可考察“自主择业”背景下，就业市场中的各主体是如何参与和回应这一改革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治理战略下，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国家、用人单位、高校、大学生各自的角色定位及其参与机制、策略与效果。
在梳理与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消解、市场容纳到市场重生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探讨国家在这三个阶段中的角色转换与制度变革路径，发现国家通过话语、组织体制与行动策略等维度得以实现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并借以透视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在结合基础研究的积累上，继续循着“国家—市场关系”的视角，为未来改革的理念、方向、内容与路径提供政策建议。内容可包括：“自主择业”的今天，国家如何调整自身角色与责任定位，如何建构与调适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或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学生的择业价值观引导等问题。
（二）分析策略
历史分析。波兰著名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P.Sztompka）认为，为了理解任何当代现象，我们必须回溯它所发生的根源及其过程［49］。经典大师们通过历史研究，围绕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或者是围绕大转型而产生出了不同的流派。孔德（A. Comte）、托克维尔(A.Tocqueville)、马克思、韦伯(M.Webber)等主要奠基者们都从历史视野或发展进程的角度提出各自问题和命题。然而，与19世纪的进步主义一样，埃利亚斯(N.Elias)发现 “十九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却一下子转向状态研究了”，它原有的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也逐渐沦丧，从而导致“社会学思维退化和与之相应的研究范围缩小”。［50］
如今，我们是否应该完全集中于最近或最时尚的趋势，而忘掉过去的一切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要真正领悟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行为和思想模式，必须走入历史的田野［51］。诚如布尔迪厄( P.Bourdieu)指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52］米尔斯(C.W.Mills)也强调要回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每种社会科学——或者确切地说，每个考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具有历史视域的概念，以及对历史材料的充分运用。”［53］因此，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当下的社会状态，也应当回答：社会是如何发展为目前这种状态的？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谓重拾历史分析，一是引入历史思维，揭示制度变迁中的前后因陈过程及其前后相反又相成的辩证关系。二是引入历史方法，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重叙事而不太关心理论建构的特点，在考辨之外，“历史分析”的理论兴趣更浓厚，更注重寻绎史实背后的社会规律。当然，重拾历史分析是为分析当下的社会状态，并非不关注现实而躲到历史中去。因此，对大学生就业市场/制度变迁的历史规律做一个整体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借此追问，中国大学生就业为何如此吸引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各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一步一步地生成的。
制度分析。制度变迁，曾经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古典大师的根本使命则在于从社会生活中发现稳定的社会制度。然而遗憾的是，在主流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制度研究逐渐地趋于衰落。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经验主义和量化分析等实证社会科学的原则导致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把制度研究放到应有地位［54］。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是一部深刻的制度变迁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也是制度变化。面对西方社会科学制度研究的兴衰，制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意义更为重要。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形成与变革一直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因此，我们不能不关注国家在大学生就业制度变革与市场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因为制度变革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而且在历次制度变革中，国家角色也在调整。国家正是通过制度变革与自身角色的调整而使大学生就业市场转型得以发生与进行，从而导致市场中各主体的地位与行为发生变化。因此，在研究中，国家既被理解为国家政策改革（如大学生制度与政策的变革），也指制度变革中国家角色的转换。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制度选择总是能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国家不管多么强势，其制度选择也不可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以及毫无保留地执行下去［55］。但总体而言，新中国政权属于强势国家。我们一方面肯定国家意志对制度演进的强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注意考察国家的制度选择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以及国家为此而做出的制度调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的层面和历史的维度，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变迁为核心，将相关的主要行动主体一并纳入考察，更有利于认识今天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总之，当前研究大多关注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且视角多集中于市场转型的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长时段的历史进展而不是从片断的经验事实去理解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处境和走向。有必要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视
角，把制度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主体的地位变化及其参与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心，为大学生就业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亦可以为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后续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是根据作者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从“去市场化”到“市场化”：国家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变革》第一章改写而成。）本文由第一 论文网选自《现代大学教育》2014年第3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仅供买不起杂志的老师参考阅读。如有异议请联系，本站将及时删除。（lunwen. dylw.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