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现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与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一致，并综合考虑环境外部性及环境政策等因素。Huang & Cai(1994)，Ligthart & van der Ploeg(1994)，Schou(2002)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以刻画清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Gradus & Smulders(1993)，Smulders & Gradus(1996)，Mankiw, N. G., (2000)分别比较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秉持同一个观点：只要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适宜的环境政策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这些观点，Bovenberg & Smulders(1995)和Bovenberg & de Mooij(1997)进一步提出，环境政策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双重红利，只要环境的生产外部性足够大。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政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孙刚(2004)将环境保护引入Stokey-Aghion可持续发展模型讨论可持续增长条件，结论表明，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构建含自然资源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讨论了稳态增长率与各经济变量以及环境政策参数的关系，并据此给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彭水军、包群(2006)纳入环境质量构建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建议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投资、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彭水军(2007)以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从FBA和CDE的模型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的关系，讨论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均衡解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揭示环境政策规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Gupta. M. R.等(2009)假定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两者的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刘凤良等(2009)通过建立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存在最优环境税率及其配套政策，使得环境与经济能够达成双赢；袁富华(2010)则认为，低碳约束与人口转型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政策造成的冲击，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代理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7)式还可以看出，以
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6)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生产的清洁技术程度。借鉴Gradus & Smulders(1993)，本文清洁技术程度取决于环境清洁技术投资和污染投入要素的强弱对比-
，即环境质量随P的上升或A的下降而下降；二是末端治理的政策力度，本文以末端环境治理支出I的环境贡献R(I)代表环境政策力度，R(I)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参照Jhy-hwa Chen(2008)，假定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为η，即在环境的自我调节系统没被破坏的情况下，以η为速度污染存量逐年递减、环境质量逐年上升。类似于Aghion & Howitt(1998)，我们定义环境质量E为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而上限值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时才能达到，从而E恒为负值。因此，环境质量运动方程为：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 & Tournemai
ne, 200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分散竞争均衡达成时，要求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生产部门最大化自己利润，即满足(1)′、(3a)～(3d)；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终身效用，即满足(11a)～(11e)，(12)；政府实现预算约束平衡，即满足(7)和(7)′；环境质量遵循运动方程，即满足(8)。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数字模拟进行比较，以直观显示CDE模型与FBA模型的区别。参数设定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为增加可比性，CDE模型与FBA模型下相同参数赋值相同。已有实证文献表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取值在0.2(Kortum, 1993)～0.70(Mankiw, 2000)之间，本文设定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分为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 R. P.(20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实行“动态累进”的污染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数理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税率稳态增长。“动态累进”指随着经济稳态增长，环境税率也以某一固定常数稳态增长。BGP上，产出按固定常数稳态增长，必然要以资源投入增长为条件，以污染排放增加为代价，仅仅实施固定的污染税率，不足以阻止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步伐。“动态累进”的污染税率激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清洁投资等“清洁型”要素以大于经济的速率加速增长，以抵消自然资源、“污染型”投入要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发挥“动态累进”税在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激励作用。
(2)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使之落到实处。居民环保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努力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级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加大企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且，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积极性，增强大众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3)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永恒而又关键的主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大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和，超额部分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向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以激发更深层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等“污染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经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线。
(4)贯彻落实“市场＋行政”与“源头＋末端”混合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配套的组合功效。由前面分析知，源头型清洁技术投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其投资额直接影响污染税基，投资越大税基越小，属市场型环境政策，关注生产前的投资激励，降低污染总量规模，减轻末端减排支出的压力。与此相对，末端减排支出借助行政职能部门的权威，关注生产后的污染减排问题，在排放之前进行污染处理，以弥补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的不足。最终发挥环境政策配套在经济与环境双赢中的组合功效。
注释：
①污染性投入要素指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量，两者的加大都不利于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