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ewis（1954）用来描述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用来作为政策调整的时点选择。转折点前后，劳动力供求、农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速等重要经济变量都会出现巨大差异，成功实现转型的经济体一般在转折点到来之后都会对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1]因此，转折点的判断是否准确，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决策影响重大。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并且部分文献采用的研判标准还有待商榷。因此，这里首先对近年来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观点和证据进行评估，然后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再次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进行研判，然后就转折点到来之后的发展挑战和战略选择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2004年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及其检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且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以下针对现有研究在论据和方法的一些缺陷进行讨论。
在现有文献中，黎煦、Zhang et al.、Li et al.等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2005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或者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2][3][4]，主要依据有：
第一，从2004年开始，沿海城市部分企业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民工荒”。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117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从2001年的0.65上升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1.08，学者也以此判断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消耗完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第二，从2004年左右开始，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例如，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2003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28元，2004年则上升到802元，2005年达到852元，2007年进一步上升至1060元。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有所改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在2004年出现下降，由前一年的3.23降为3.21。2004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04～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3.21降至3.13。
实际上，根据以上几点来判断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04～2005年已经到来或者我国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的说服力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或者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的上升，有可能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总量性短缺。一种可能性是，企业招聘不到的是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而非低教育水平、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技工荒”。另外，不少大中城市最近几年出现的月嫂、保姆短缺等，也体现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稀缺。
第二，“民工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有关。近年来，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市对进城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居住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歧视性政策，部分农村劳动力或为了子女教育或因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抬升等原因，不得不滞留在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富余与城市劳动力稀缺并存的局面。例如，Knight et al.也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民工荒”与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并存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5]
第三，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工资上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一定是由农村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所推动，也可能归因于各种政策因素的作用。例如，21世纪以来，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并逐步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各类补贴，同时还构建了覆盖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措施都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另外，我国从2004年开始明显加大最低工资执法力度，2008年颁布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实施更加严格和全面的保护，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也会推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上涨。
实际上，很多关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已经到来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观察，但实际上，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的含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更科学方法是从农村或农业中寻找证据。在现有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后一方法，例如Zhang et al.利用甘肃贫困地区的调研信息，发现2003年后该地区的实际雇工工在农忙和农闲时都已开始大幅度上涨，他们据此推测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
虽然上述研究提供了来自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证据，但是存在两个问题，Zhang et al.的研究只基于局部地区的小样本，后两个研究使用数据的时点只截至2005年。[9]利用局部地区的小样本数据来判断全国的总体情况，其代表性不足，而截至2005年数据的研究无法反映最近几年的情况，因此，容易造成对全局判断的失误。这里基于2003～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7万多个农户调查数据重新研判我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
二、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与结果
这里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度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及其区域差异。
（一）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
按照刘易斯的原意，转折点可以将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到来前的第一阶段，农村蕴藏着无限多的富余
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一个长期稳定的低水平生存工资。转折点到来之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开始大于零。在这一阶段，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降低农业总产出。城市部门要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则需要提高工资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说，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理论判断标准是：在保持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当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由零变为大于零时，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长期不变转为上升时，则表明该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
但是，发展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理论对转折点进行测度时，碰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一方面，在转折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可能大于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作物良种的使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等，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在转折点到来之前也会逐步提高。因此，现实中无法以“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以及是否存在一个长期不变的农业生存工资来判断。例如，日本经济学家测算了1915～1963年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在其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边际生产率不仅大于0，而且还保持着上升趋势（见表1）。
日本经济学家Minami认为，转折点到来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上升而不是缓慢地上升；另外，转折点到来时，投入结构、工资水平与农业生产方式也都会发生相应变化。[10]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判断转折点的准确性，除观察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发生急剧的上升以外，还需要通过综合观察农业生产其他特征的变化（比如农业工资水平是否出现急剧上升、农业劳动力总量是否出现急剧下降、农业投入方式是否出现明显转变，等等），作为转折点判断的补充依据。
基于上述方法，Minami（1968）测算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发现它从1915年到1950年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到了1960年，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上升，因此，他判断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左右到达。些因素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到来。
（二）主要发现与结论
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2003～2012年全国约7万抽样农户的调查数据②，寻找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变动中的急剧上升点，作为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
从表2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学术界流行的2004～2005年我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表2的数据表明：第一，2003～2005年，全国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确实在提高，3年内共上升了46%。2005～2007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继续上升，3年内又提高了33%。但是，2007～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明显下降，3年内仅提高了8%。也就是说，2004年左右，农户的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开始提高，但并没有出现非常急剧的上升。第二，2003～2009年，全国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增幅为109%，年均增幅为13.07%；而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72.8%，年均增幅为20%。与2009年前相比，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而且这个上升比2004年左右出现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因此，从全国总体来看，依据边际劳动生产率这个关键指标的变动状态，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10年前后已经基本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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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达到转折点的时间很有可能是不同步的，表3中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一判断。在东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35%，年均增幅为15.3%；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78.22%，年均增幅为21.24%。据此判断，东部地区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在中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01%，年均增幅为12.34%；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64.83%，年均增幅为18.12%。对于西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为97.53%，年均增幅为10.24%；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63.17%，年均增幅为17.73%。上述数据意味着，2009～2012年，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没有出现东部地区那么明显的急剧上升，因此，中西部地区可能还有一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存量，但期间其边际生产率的较快上升，表明中西部地区正在向“刘易斯转折点”逼近。上述结论与许庆等（2013）和Minami and Ma（2010）的研究结论类似，即东部地区首先到达转折点，并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
另外，转折点的到来还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里将进一步考察2010年左右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表4提供的数据表明，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样本农户年均购买的机械设备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但是，2003～2009年的增速并不明显，2009～2012年，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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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进一步反映了不同地区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加。从增速看，2006～2012年，东中西部农户拥有的固定生产价值分别增长了80%、114%和160%。从绝对量看，2006～2012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始终高于中部地区的农户。这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倾向，而中部地区由于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富余劳动力，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尽管也在进行，但其速度慢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农业生存工资的度量，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可以找到农
村雇工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21世纪初开始，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会同时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非来自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不能根据该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来进一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
三、转折点到来之后的发展挑战和战略选择
随着2004～2005年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的传播，学术界因此对未来我国经济产生了一些悲观的预期。这里认为，转折点的到来仅仅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劳动力会变成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事实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几十年前就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它们目前所面临的，恰恰不是劳动力短缺的困扰，而是高失业率的困扰。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劳动力资源大国，即便农村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是短缺的，只是劳动力的稀缺性会增加，实现充分就业仍将是我国要面对的主要政策目标。
当然，自2005年以来，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但是由于转折点未到，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仍然可以支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动力不足。随着2009年以后“刘易斯转折点”由东至西的逐次到来，支撑传统增长方式的富余劳动力条件开始不具备了。因此，转折点到达之后，我国在新型人力资本培养、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必须具备相当紧迫性。这里认为，转折点的到来将使得我国面临如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挑战：
第一，我国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难以适应这一战略转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村地区高中阶段适龄学生辍学严重，难以成为人力资本存量。据调查，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潜力大的贫困地区，只有20%～30%的学生上普通高中，40%的学生高中辍学甚至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教育绩效不佳，学生不仅没有学到技能，而且丧失学习能力。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并没有让学生学到有用技能，而是大量辍学或“混文凭”，过早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三是成人再教育体系缺乏。随着产业转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些群体未来的就业转型将面临困境，但现阶段的继续教育体系难以承担这一重任。四是大学教育知识与产业发展不适应，造成高学历、低能力，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教育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
第二，工业化、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基础性条件。我国上一轮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以农业现代化滞后为代价的。阻碍农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项制度，影响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竞争劣势。在后刘易斯发展阶段，无论是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内地工业化加速，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将更加迫切，因为不存在一个区域为另一个区域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和低价粮食供给的条件，地区之间争夺劳动力和发展机会的局面还会加剧。
第三，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不容乐观，供求紧平衡格局没有改变。2013年12月10～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提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预计粮食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加，粮食自给率有可能跌破90%，未来可能还会有所下降。但是，粮食安全对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的产业转型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创新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由于由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主导的新增长模式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同时粮食安全对保障城镇化推进和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尽快制定适应“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的发展战略。
（一）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为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提供支撑
为应对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到来，我国必须制定人力资本培育国家战略和实施纲要。具体来讲，一是将目前的9年义务教育延长为涵盖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质量提升。二是制定在职劳动者再教育计划，对未来有可能因产业升级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者进行再培训，不仅包括城市就业者，也应包括农民工等在职就业者。三是改革高等教育培养结构，在保留一定比例研究型院校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一批专业性高校，培养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四是制定专业技术评价、晋升和薪酬体系，建立技术立国政策和制度保障。五是放开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机构，形成以企业为主的按需职业培养体系。
（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一是客观把握农业要素投入变化的新特点，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包括：提高农业要素利用效率，促进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改变以增加土地生产率为主的投入结构，促进化肥、农药等产业的改造、升级与转移；制定和实施与农地经营规模和核心产业相适应的农业机械发展战略。二是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行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强化对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利保护；在坚持家庭经营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多种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规模化、专业化水平。
（三）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适应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的经济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落实新的粮食安全观，必须对粮食安全保障区域和农户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分。一是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中部地区不仅在我国主粮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目前第一产业和粮食生产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不仅不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粮食总产出，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未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的空间还非常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提高中部地区主粮安全保障能力，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应当更加向这些地区聚焦，整合各类资金，加大中部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二是提高纯农户继续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粮食安全保障，必须正视农户分化的现实，制定目的性更强的政策，使纯农户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从粮食生产中获益。包括提高纯农户经营规模，提高规模经营收益；增加纯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补贴，提高农业补贴与粮食提供的关联度；强化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为纯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提供专门化服务。
注释：
①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刘易斯转折点”的真正到来与发展战略选择——基于国家统计局7万户数据的分析》。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乡统筹重点基础领域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办公室的合作成果。邵挺参与了写作，王萍萍对课题调研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