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ewis(1954)用来描述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用来作为政策调整的时点选择。转折点前后，劳动力供求、农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速等重要经济变量都会出现巨大差异，成功实现转型的经济体一般在转折点到来之后都会对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1]因此，转折点的判断是否准确，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决策影响重大。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并且部分文献采用的研判标准还有待商榷。因此，这里首先对近年来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观点和证据进行评估，然后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再次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进行研判，然后就转折点到来之后的发展挑战和战略选择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2004年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及其检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且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以下针对现有研究在论据和方法的一些缺陷进行讨论。
在现有文献中，黎煦、Zhang et al.、Li et al.等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2005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或者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2][3][4]，主要依据有：
第一，从2004年开始，沿海城市部分企业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民工荒”。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117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从2001年的0.65上升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1.08，学者也以此判断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消耗完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第二，从2004年左右开始，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例如，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2003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28元，2004年则上升到802元，2005年达到852元，2007年进一步上升至1060元。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有所改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在2004年出现下降，由前一年的3.23降为3.21。2004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04～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3.21降至3.13。
实际上，根据以上几点来判断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04～2005年已经到来或者我国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的说服力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或者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的上升，有可能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总量性短缺。一种可能性是，企业招聘不到的是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而非低教育水平、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技工荒”。另外，不少大中城市最近几年出现的月嫂、保姆短缺等，也体现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稀缺。
第二，“民工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有关。近年来，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市对进城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居住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歧视性政策，部分农村劳动力或为了子女教育或因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抬升等原因，不得不滞留在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富余与城市劳动力稀缺并存的局面。例如，Knight et al.也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民工荒”与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并存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5]
第三，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工资上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一定是由农村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所推动，也可能归因于各种政策因素的作用。例如，21世纪以来，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并逐步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各类补贴，同时还构建了覆盖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措施都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另外，我国从2004年开始明显加大最低工资执法力度，2008年颁布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实施更加严格和全面的保护，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也会推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上涨。
实际上，很多关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已经到来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观察，但实际上，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的含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更科学方法是从农村或农业中寻找证据。在现有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后一方法，例如Zhang et al.利用甘肃贫困地区的调研信息，发现2003年后该地区的实际雇工工在农忙和农闲时都已开始大幅度上涨，他们据此推测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 [6]Minami and Ma通过估计中国1990～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三个时间段的农业生产函数来计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并将其与日本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即使是2001～2005年，中国依然蕴藏着大量富余劳动力。[7]当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拐点，并且东、中、西部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差别很大，因而不同地区蕴涵的农业富余劳动力数量不同。类似地，许庆等基于省级、县市和农户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2005年左右东部地区的粮食和一产GDP的生产函数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到达。[8]
虽然上述研究提供了来自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证据，但是存在两个问题，Zhang et al.的研究只基于局部地区的小样本，后两个研究使用数据的时点只截至2005年。[9]利用局部地区的小样本数据来判断全国的总体情况，其代表性不足，而截至2005年数据的研究无法反映最近几年的情况，因此，容易造成对全局判断的失误。这里基于2003～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7万多个农户调查数据重新研判我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
二、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与结果
这里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度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及其区域差异。
(一)测度“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
按照刘易斯的原意，转折点可以将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到来前的第一阶段，农村蕴藏着无限多的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一个长期稳定的低水平生存工资。转折点到来之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开始大于零。在这一阶段，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降低农业总产出。城市部门要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则需要提高工资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说，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理论判断标准是：在保持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当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由零变为大于零时，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长期不变转为上升时，则表明该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
但是，发展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理论对转折点进行测度时，碰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一方面，在转折点到来之前，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可能大于零。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作物良种的使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等，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在转折点到来之前也会逐步提高。因此，现实中无法以“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以及是否存在一个长期不变的农业生存工资来判断。例如，日本经济学家测算了1915～1963年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在其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边际生产率不仅大于0，而且还保持着上升趋势(见表1)。
日本经济学家Minami认为，转折点到来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上升而不是缓慢地上升;另外，转折点到来时，投入结构、工资水平与农业生产方式也都会发生相应变化。[10]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判断转折点的准确性，除观察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发生急剧的上升以外，还需要通过综合观察农业生产其他特征的变化(比如农业工资水平是否出现急剧上升、农业劳动力总量是否出现急剧下降、农业投入方式是否出现明显转变，等等)，作为转折点判断的补充依据。
基于上述方法，Minami(1968)测算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发现它从1915年到1950年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到了1960年，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上升，因此，他判断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左右到达。[13]同时，日本的实际农业工资水平在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到了1960年的转折点时，实际农业工资水平也同样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上升，与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在1960年才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上述判断。另外，Minami还发现，从1960年开始，日本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也急剧减少，而机械设备和化肥的使用则明显上升。[12]些因素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1960年到来。
(二)主要发现与结论
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2003～2012年全国约7万抽样农户的调查数据②，寻找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变动中的急剧上升点，作为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
从表2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学术界流行的2004～2005年我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表2的数据表明：第一，2003～2005年，全国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确实在提高，3年内共上升了46%。 2005～2007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继续上升，3年内又提高了33%。但是，2007～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明显下降，3 年内仅提高了8%。也就是说，2004年左右，农户的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开始提高，但并没有出现非常急剧的上升。第二，2003～2009年，全国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增幅为109%，年均增幅为13.07%;而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72.8%，年均增幅为20%。与 2009年前相比，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而且这个上升比2004年左右出现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因此，从全国总体来看，依据边际劳动生产率这个关键指标的变动状态，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10年前后已经基本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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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达到转折点的时间很有可能是不同步的，表3中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一判断。在东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35%，年均增幅为15.3%;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78.22%，年均增幅为21.24%。据此判断，东部地区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在中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的增幅为101%，年均增幅为12.34%;2009～2012年，仅3年间的增幅就高达 64.83%，年均增幅为18.12%。对于西部地区，2003～2009年，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增幅为97.53%，年均增幅为 10.24%;2009～2012年的增幅高达63.17%，年均增幅为17.73%。上述数据意味着，2009～2012年，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投入边际生产率没有出现东部地区那么明显的急剧上升，因此，中西部地区可能还有一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存量，但期间其边际生产率的较快上升，表明中西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逼近。上述结论与许庆等(2013)和Minami and Ma(2010)的研究结论类似，即东部地区首先到达转折点，并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
另外，转折点的到来还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里将进一步考察2010年左右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趋势。表4提供的数据表明，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样本农户年均购买的机械设备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但是，2003～2009年的增速并不明显，2009～2012年，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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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进一步反映了不同地区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加。从增速看，2006～2012年，东中西部农户拥有的固定生产价值分别增长了80%、114%和160%。从绝对量看，2006～2012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始终高于中部地区的农户。这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倾向，而中部地区由于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富余劳动力，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尽管也在进行，但其速度慢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农业生存工资的度量，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可以找到农村雇工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21世纪初开始，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会同时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非来自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不能根据该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来进一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
